德意志的统一进程_从平庸到卓越:德意志大学崛起进程研究
时间：2019-05-17 03:25:51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大学危机和名族危机孕育了德国大学的改革，使德国大学实现了从平庸到卓越的跨越。在考察德国大学改革和崛起的历史进程基础上揭示了德国大学崛起的主要原因。德国大学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学制度的创新使德国大学的性质从根本上发生了转向——从教学机构向学术机构的制度转型，由此实现了知识生产力的解放。
关键词：制度创新；德国大学；知识生产力
作者简介：毛金德（1988-），男，广西桂林人，汕头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徐霄扬（1988-），男，江苏连云港人，汕头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广东汕头515063）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2）17-0013-02
大学发展历史渊源流长。自1088年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建立开始，大学已经走过了近一千年的历史。1810年，随着柏林大学的创办，德国大学开始崛起，最终在19世纪使世界学术中心从英国转向了德国。德国大学成了当时的世界一流大学，然而，就在德国大学达到顶峰时却遭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中断了现代化的进程。走过了漫长岁月象牙之塔轰然坍塌。20世纪上半叶，世界学术中心从德国转向了美国。大学兴衰的历史令人回味。
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各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度重视大学，尤其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本文将通过对德国大学改革和发展的历程考察，进一步揭示德国大学崛起轨迹及深层原因，以期对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所启示。
一、大学危机：德国大学改革的缘起
17、18世纪，德国大学和欧洲其他大学一样，处在持续衰退之中。大学甚至面临被废除的危险。从整体上看，大学的表现十分平庸，当时划时代的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仍然被排斥在大学之外。“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牛顿这些著名科学家的成就都是在大学之外取得的。”[1]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的历史潮流中，大学甚至逆潮流而动，被认为是反动势力的堡垒。“大多数德国大学被描绘成由卖弄学问的人所占据的机械辩论的场所”。[2]
到17世纪末，德国启蒙运动的知识界发动了对大学的全面抨击。其多人要求彻底废除大学。“1700年，除奥地利外，德意志各邦共有28所大学，其中许多大学生源不足，难以运转。如海德堡大学1701～1705年每年平均仅招收80名学生，其他20所大学不足300名学生。而在30年战争前，20所大学招收了差不多8000名学生。每所大学当时平均有400名学生，但到1700年每所大学不足290人。这种情况到18世纪中期以后更加恶化，一些大学甚至被迫关闭。”[3]“在18、19世纪之交的二十余年中，德国大学有一半关门停办。”[4]由此可见，无论政治、社会中，还是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上，大学表现均十分平庸，处在社会的边缘，没有重要的贡献。大学存在的合法性收到严重的挑战。
危机之中往往孕育着新的生机。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在启蒙运动的背景下脱颖而出，为德国大学改革拉开了序幕。哈勒大学的建立源于一位遭遇迫害的法学家托马修斯。因在宗教问题上与丹麦皇家牧师发生争执，托马修斯遭到迫害，被迫于1690年离开莱比锡大学，逃到柏林，受到当时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的欢迎。1692年，国王准许他到哈勒骑士学院给普鲁士的青年贵族讲学。在国王的支持下，托马修斯将骑士学院升格为大学，并与1694获得正式特许状。[5]在大学的两位精神领袖法学家托马修斯和神学家弗兰克的努力下，哈勒大学成为主张学术自由的阵地。1711年，哈勒大学被著名法学家贡德令（N.Gundling）誉为“自由的殿堂”。[6]
继哈勒大学之后，另一所享誉全球的大学——哥廷根大学于1737年正式建立。大学的实际创办者明希豪生把思想宽容和研究自由看做是大学的根本原则，致力于创造一种自由的学术氛围。学术自由大大激发了教授们对学术研究的激情。在哥廷根大学，学术探索活动在自由的气氛中盛极一时。从此，学术研究开始进入教授的角色规范。
但是，这两所大学毕竟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带有强烈时代特征。首先，他们注重知识的实用性和工具性，不强调知识本身的价值；最受重视的学科是能够经世致用的学科，尽管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地位已大大提高。其次，他们首先是教育机构，基本目标是传授有用知识，培养政府官吏，科学研究尚未成为大学的正式职能。[7]即便如此，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的改革依然为柏林大学的诞生奏响了序曲。
二、民族危机：柏林大学横空出世
1806年10月，耶拿战败，普鲁士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堤尔西特和约》。一贫如洗的普鲁士还得向法国缴纳沉重的战争赔款。德意志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在国家财力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具有“哲学家头脑”的国王威廉三世说出一段令德意志知识界振奋人心的话：“这个国家必须通过她精神的力量来弥补物质上的损失！”[8]
1807年8月，一个来自哈勒的前大学教师代表团请求在柏林重建他们的大学，国王威廉三世欣然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并讲了一段具有经典性深刻意义的话，他说：“正是由于贫困，所以要办教育，我还未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而办穷了的、办亡国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国家必须用脑力来补偿物质方面的损失。振兴教育，与振兴国家在这里紧密结合，而教育正好处于国家兴盛的战略中心地位。”[9]
正是在这个民族危亡的时刻，与德意志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新型大学柏林大学横空出世。由于国王的支持，规定原来拨给哈勒大学的经费，全部转发给即将兴办的柏林大学，并选址在华丽的王子宫殿，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不吝资财和不惜血本的。柏林大学一开办就体现了与传统大学的不同新貌。“尊重自由的学术研究成为柏林大学的精神宗旨”，大学成了“科学研究的共同体”。[10]
虽然柏林大学仍然沿用传统大学的四学院模式，但吸收了此前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的改革成果，加以创新，从而发展一种新的“近代大学模式”。柏林大学的建立不仅仅是增加了一所大学而已，而是创造了一种现代大学教育的新概念。“柏林大学的创办像一个燃烧点发出耀眼的光芒，一切光线全都从这里发出。”[11]
柏林大学的成就刺激了古典大学的神经，其他大学纷纷效仿柏林大学模式。此后，德国模式成为其他一些国家大学改革与发展的样板。“德国也由分裂逐渐走向统一，并成为欧洲强国。”[12]
1870年普法战争以法国在色当的惨败告终，人们分析了法国失败的各种原因，其中一种观点将战败的原因归于高等教育。勒南更直截了当地说：赢得战争的正是德国大学。当时一句流行的警句是：“柏林大学报了耶拿失利的一箭之仇。”[13]
三、大学崛起：世界学术中心迁移
经过一段时间改革发展之后，古老的德国大学开始起死回生，古老的大学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19世纪中后期，德国大学开始在世界学术界展露拳脚。随着德国大学的崛起，世界学术中心开始向德国转移。著名学者麦克莱兰对德国大学崛起给予高度评价：“近代西方社会所有的大学中，德国的大学可能是最有意义的。它们是大量近代学术和科学的源泉。”[14]
事实上，在19世纪的科学王国中德国确硕果累累，地位显赫。根据对西方国家的统计，在1820～1919年中，40%的医学发明是由德国人完成的；德国人在1821～1900年中，在物理学（光、热、电子和磁）方面的发明超过了英法两国的总和。社会学家本·戴维（Joseph Ben-David）认为，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德国在世界科学界和科学人才培养中占有绝对优势，堪称世界科学的中心。[15]
到19世纪末，德国已成为世界学术中心。自1901年诺贝尔奖开始颁发以来，直到1933年德国一直是全世界该奖得主最多的国家，其中仅自热科学方面的奖项就多达32人之多，是排在第二、第三位的英法两国自然科学奖项的总和。[16]
四、崛起之缘：知识生产力的解放
德国大学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实现了从危机到卓越的跨越式发展，其成就令世人瞩目。德国开启了世界大学史上的新纪元。处于危机中的古典大学在德国实现了大学制度的根本创新，实现了大学性质的根本转变——从单纯的教学机构变成学术机构。自此，古老的大学在德意志完成了大学史上第一次华丽转身，其倩影令世人望尘莫及。德国大学曾经留下的辉煌的成就令世人“望大学兴叹”。至今，人们依然在孜孜探寻：是什么成就了德国大学？
笔者认为，德国大学崛起的根源在于知识生产力的解放。大学从其本质而言，就是保存知识、传播知识和增进知识的机构。
保存知识和传播知识是大学自诞生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但是，如果大学不产生知识，那么其传播的知识从何而来？仅仅靠保存的已有知识，大学如何能够与时俱进？当然，在黑暗的中世纪，处于知识荒漠中的绿洲的中世纪大学有其骄傲的资本。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等各种社会浪潮风起云涌，不断激荡着日益保守、僵化的大学。但是，纵使象牙塔再坚固，很多还是倒塌了。17、18世纪的大学危机愈演愈烈。
1810年柏林大学的建立给古老的大学注入新鲜的血液。大学制度的根本创新赋予了大学造血的功能。换言之，就是由柏林大学领衔的大学改革使增进知识的职能以现代大学制度的形式在大学正式确立，成为继教学之后的第二个正式职能。对此，麦克莱兰有过精辟的论述：“作为学术和发现中心的德国大学的荣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大学古老的躯干里所包括的这些有生气的结构。”[17]正是这些“有生气的结构”赋予了大学第二次生命。
德国大学的成功在于创造了一种有助于知识生产的模式，并且，当时的德国具有维持这种模式的土壤。
1.外部环境：国家作为强大的后盾
就外部环境而言，德国现代大学产生与民族危机时刻，在成立之初就己承担了振兴民族精神、恢复国家元气的重任。大学的这种与民族共存亡的使命赢得了国家和民众的强大支持。尽管当时普鲁士国库极度枯竭，但是，国家依然不惜血本支持大学的建设。国家的巨大财力保障使大学有稳定的办学经费，提高教授的待遇。如，柏林大学一经创办便吸引了众多知名学者加盟，这其中包括著名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哲学家费希特、黑格尔、古典语言学家沃尔夫等等。毫无疑问，这些学者都是欧洲最杰出的。“从此再没有一位德国的教育大臣或部长可以出示一张更值得自豪的聘任表！”[18]
更难能可贵的是，具有“哲学家头脑”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在给予大学巨大的经费时并没有对大学的具体事务进行干涉，而交给精通大学之道的学者去治理。威廉三世这一明智之举保障了大学进行学术研究所必要的自由环境。但同时，也要注意，德国大学所谓的学术自由其实质是“国家保障下的学术自由”。[19]
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德国大学这种财务上和自由度的国家依赖也为后来纳粹政权摧毁大学提供了便利，埋下了衰落的种子。
2.内部环境：知识生产的组织形式创新
从内部条件来看，知识生产的组织形式的创新从根本上解放了知识生产力。例如，柏林大学将知识生产，尤其是纯学术知识的生产作为大学的核心使命，并从理念到制度两个层面上保证了这一核心任务的实现。具体而言，知识生产的组织模式创新包括两个层面。
第一，深层次来讲，德国古典大学观对德国大学崛起具有重大影响。大学的理念是外在的可见的组大学织形式的灵魂。从事任何一种活动都应该有正确的理念引导，对于从事知识生产活动而言，显得尤为重要。以“科学、修养、自由、寂寞”为核心的德国古典大学观与现代科学研究活动有着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并且，这种独特的大学理念具有卡里斯玛（Charisma）性质——它能够在其信从者的内心唤起一种特殊的感召力量和使命感，使其在制度条件相对不利的情况下坚持并实践其信念。[20]
第二，从制度层面而言，主要有编外讲师制、人才流动机制以及研究所、实验室制度的建立。这些制度或组织结构的建立都围绕着一个核心目标，那就是实现知识生产力的提高。例如，被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誉为“纯粹的学术赌博”的编外讲师制度就是完全居于保障知识生产效率建立起来的。在德国，教授是国家公务员，并且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声誉。正因为如此，尽管冒着很多的风险，依然有很年轻人跃跃欲试。编外讲师的工作没有薪水，他们只有通过授课而取得微博收入，在成为教授之前必须默默奋斗数年，并且能否评上教授很大程度上是个未知数。所以，只有那些有志于学术事业的人才敢于面对如此严酷的挑战。该制度的设计者通过这样一种残酷的学术晋升制度把那些真正始于学术的人才鉴别出来，从而将那些借学术之名攫取利益的人从学术队伍中淘汰出去。事实证明，这一制度为德国学术力量提供了大量的后备军。
以上的论述表明：德国大学的崛起的根源在于，由德国大学改革所形成的现代大学制度无论从理念还是形式上均解放了知识生产力。这种以知识生产为核心的大学制度从根本上适应了正在兴起的科技革命，使德国大学获得了巨大成功。
五、崛起之思：世界一流大学的理想与现实
弗莱克斯纳曾说：“大学是人类智慧最伟大的创造。”从大学诞生至今，大学遭遇过许多次危机，但奇怪的是人类这一“最伟大的创造”却能够屡次起死回生、东山再起。纵观世界大学崛起的历史进程，每一次大学的崛起似乎都孕育在危机之中。德意志民族危机孕育了全新的现代大学，美利坚的危机（冷战、美苏争霸）孕育了多元巨型大学。这说明，大学的崛起似乎总是与危机并存。
另外，每一次全新的大学崛起总和一定根本性的制度创新有关。德国大学的崛起在于实现了大学从单纯的教学机构到学术机构的转变；美国多元巨型大学的崛起在于使大学从单纯的学术机构到“社会服务站”的转型。然而，即使是曾经辉煌的德国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开始衰落了。因为，20世纪下半叶，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众化阶段。此时，古板的德国大学依然固守着单一纯学术研究，阻碍了大学功能和类型的分化，在新一轮的大学改革浪潮中没落了。而这一次，实现大学转型的是美国。随着大众化和知识经济的到来，美国大学敏锐地嗅到了时代的变化，并迅速做出反应，于是，多元巨型大学便应运而生。然而，多元巨型大学具有旺盛生命活力的同时也具有致命的缺陷：容易忽视对价值的坚守。正如弗莱克斯纳所说的那样，“大学是民族的灵魂”，“大学不是社会风向表，不能社会流行就流行什么”，“大学应不断满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其欲望”。[21]
美国大学的制度创新从而实现了世界大学史上第二次学术中心的迁移：从德国迁移到美国。那么，下一个学术中心会迁移到哪里？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将会成为下一个世界级的学术中心？“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目前，我国政府和大学正在积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世界著名大学崛起的历程能否给我们一定的启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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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祝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