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青松:羽翼末丰时,你不能飞翔] 羽翼渐丰
时间：2019-05-06 03:24:3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音乐稀松地奏着，平白为这万盏灯的夜晚增添一抹旧色，小店老板的咖啡煮熟了等着，在不远的地方送着香气。我们倚靠着的窗边，种着一丛细碎火红的花，一个面目清秀的店员提着一只红桶过来，用手舀出水来泼洒在花上，层层水色里的红花如火烧云烧得翻飞，坐在我对面的程青松在告诉我他最喜欢的电影是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烈日灼人》，“我喜欢看东欧国家的电影，在狂热的政治状态下人的命运，人的异化。”
这是一个奇异的夜晚。两个小时之后，他将出现在某位圈内人的同志趴，14个小时之后，他将坐在某知名歌手的婚礼席座上。他用天性中的敏感追溯过往，对美好事物的感触细腻得如同一件穿过好几年的棉布衣衫，熨贴柔软，是一位同性爱者不可自抑的对镜观己临波照影。
一场长谈，对为之献身12年的电影节体制猛烈抨击，对同志爱情大声告白，对每一个细节地探索和反复纠正。从捡拾这段来自1968年的记忆开始，我就与围绕在这个男人身边的种种非议达成了和解，藏在骨子里的自傲与自矜，或许正是活在他命中的原罪和大美。
生于盆地的少年
程青松出生在离巫山不远的云阳县，敏锐的盆地少年，大山深处的小城长江水流年年，“每次看到船从长江上开过，就想这条河流什么时候把我带向远方。”巧合的是，程青松平生第一次进组，去的就是章明的《巫山云雨》剧组，命运又把两个拼命向外挣扎的年轻人带回了同一条最初的河流。
“你羽翼未丰便注定不能飞翔，因为你没有自己的天空。”程青松在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的开始，写下了这句话。
“我在文革中经历了8年，小时候还用毛笔字写过批判的大字报。”他出生的1968年是一个狂热而盲目的年代的开端，作为孩子，缺少成年人历经时代悲剧的切肤之痛，但他的意识却过早地清醒了，“小时候班里有一个男生，打篮球的，下雨天在教室里面玩，球飞过去砸在班主任的身上。后来班上开会，同意是那个男孩干的就举手，我当时在教室里面，别人举手我也举手，虽然是事实，但因此这个男孩后来被开除了。之后有一天我在街上遇见他和父亲一起在大街上卖爆米花，我看着那口黑炮，砰地一声，一锅爆米花熟了。”
“我觉得我的童年，在那一刻，消失了。”
从电影院出走的人
一个巨大的喇叭，放着喧闹的港台电影原声，一面涂得五颜六色的海报墙，一间黑洞洞的味道可疑的屋子——无论是贾樟柯还是章明，第六代的电影人似乎都是从县城的录像厅里历练出身，而程青松所经历的，早于录像厅文化之前的，是9年的电影放映员生涯。
只有8部样板戏的年代，每一部都要看很多遍，“那时候爸爸还在中学教语文，就问全班同学，昨天看了什么电影，谁要起来唱一段电影里的歌曲，我3岁，坐在最后一排，自己跳起来，大声说我要唱！”
小小年纪就开始了对电影的痴迷。“高中的时候经常晚自习逃课去看电影，毕业之后没考大学，县城4个单位招工，粮食局、税务局、新华书店和电影院，我考了第二名，第一名先选了去粮食局，我立刻就选了电影院。”
1986年，程青松去了故陵，云阳县城下边的一个小镇。“放电影的时候，每一部电影要放6遍。那时候我就是特别认真。真是特别认真，电影院里的其他同事，在放电影的时候打毛衣，或者带着饭菜边放电影边热着吃，我每一遍都只是坐在那里，一遍一遍看，他们弄不懂我，都看了这么多遍还有什么好看。”
那时候的电影院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人们习惯买了票把第一场的结局看了再看第二场，才觉得赚到了，所以都拼命往里挤，第一场还没放完，第二场的人就要把门挤爆，程青松的工作是要去抵住大门。他极其满足的是，“看着每一场这样乌泱泱的人，所有人都沉醉在我放的电影里面。”
到1993年的时候，他赌一口气要考上北京电影学院。文科出身的父母在经历过特殊的年代之后，反对儿子继续走上文艺道路，请了一拨拨的亲戚来劝，“我就关门躲着房间里面，谁叫也不开门。”93年、94年，程青松就这样窝在家里写小说，两年时间里发表了3篇小说，“那时候我写了第一篇初稿，父亲就拿去找他的学生帮忙抄，我又改第二稿，他又找学生抄。”
等他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大学，已经是1995年了。师长们最看重的恰是他9年电影放映员的经历，“没有谁像程青松一样，对电影的认识这么全面和深入。”27岁的程青松赶上了最末班的车，因为再翻过一个年头，他就会因为年龄问题失去报考资格。
“这些年高中同学聚会，老师总说我是他们的骄傲。那时有很多同学都喜欢文学，但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我一人，毕业9年了，还坚持写小说，最后因为对文学的坚持找到了电影。”
故陵里死去的爱情
古代一个国王的宠妃死去了，在运回家乡下葬的路上，经过一块地方，尸骨无法运送，就在这里埋骨，这就是故陵——有着悲伤传奇的地方注定要有故事：
在那9年的困在山中的时间里，每一次发电影收的票款都是程青松负责去存。他只去一间银行，银行里的柜台永远有同一个男生坐着数钱，“他长得像年轻时候的梁朝伟。数钱的时候眼睛垂下去，有长长的睫毛。”
两个人都是从县城到小镇去工作，都没有什么朋友，“开始的时候他问我今天放了什么电影，我就告诉他片名，又演了些什么。”后来俩人常在一起聊，聊诗歌聊文学，每天都迫切地想要见对方。那时男生20岁，程青松19岁。“他一下班就跑到我这里来玩，我那时候每天晚上都要做第二天的海报，用红色的油印印戳，印票根，一整张一整张地推，他就来帮我。”
1987年，程青松去成都培训，男孩把他从故陵送到万县，他又把男孩从万县送回故陵，然后再送一次，在万县码头的渡船上，俩人终于拥吻。走了27天，他给男孩写了31封信，“我第一天写了一封寄过去，就想他收到的第二天就没有信了，我就第二天又写，等他来信时，我已经写好了当天的信，就又多写了回复的信寄过去。就这样，一天有时候写两封。”
那一年费翔发行磁带《费翔：跨越四海的歌声》，里面有一首歌叫《牵引》，全成都所有的音像店都在放着，“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离别的滋味那么凄凉，我不知道该回头还是继续等候。”这词就像是程青松的心情写照，他就在成都姑姑的家里，一句一句地唱，用老式录音机录成磁带寄给他，边唱边哭。
回去的时候，程青松想给男孩一个惊喜，就突然某天在银行柜台的外面叫他。那么文静的一个人，当众开始大叫，也不上班了，拉着程青松飞奔上3楼，抱住他，怪他不该去那么久，把自己一个人丢下。男孩的母亲是银行行长，却在检查工作时发现他没有在柜台，“他妈妈来敲门的时候，我没有地方躲，躲到床底下，她肯定感觉到房间有其他人的气息，突然蹲下来，和床下面的我四目相对。”这件事情在那个小镇里，传得沸沸扬扬。
男孩的母亲要把他调到别处，程青松和他相约私奔，去广州打工。两个人在河边登船，船还没到，拦截他们的人就回来。两个年轻人手牵手回去，死也不分开，用沉默抗议。“我们第二次又约了要逃。我去他住着的大院里面等，冬天很冷，我在楼下等了一个晚上，天亮的时候他还没有下来，我发誓永远不要和他在一起。我离开了故陵，很多年没有再回去。”少年人的爱情炙热得过头，灼烧了两个人。
“到大二的时候，他写了信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他妈妈把沙发拖到了门边，父母彻夜不睡怕他逃。后来安排他结婚，又有了儿子。他在信上说想到北京来找我，说你已经走出了这个伤心的小城，我却是永远也走不出去了。”
那时候，当年的男孩已经是父亲，是丈夫，背负了太多责任。直到09年的春节，他们才有见面，“我们坐在江边吃鱼，喝了很多酒。到后来，我把他拖回的酒店，他用手机放给我听当年的那首《牵引》，还有很多代表他心情的歌。我们就听着歌抱在一起哭，像亲人一样，没有了性的欲望。”
回忆进行到这一段落，背景里的乐曲声也变着悠远，似一汪浅水，衬着这细微遥远的情感，程青松自己也有些怔怔的，他长长吐一口气，又笑了，“我人生最好的年份，19岁到26岁都给了他，我们还有什么是不知足的呢？”
一个猎人去打猎，子弹用光了，他在路上捡了一个核桃装在猎枪里，路上遇见了一只鹿， 他举枪射那条鹿，鹿中了枪却逃跑了，第二年那只鹿的头上，种下核桃的地方长出了角，这就是梅花鹿的来历。
这是程青松告诉我的故事，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他睡在平房外面的凉板儿上，学中文的父亲自己编的故事。每当他回忆起父亲的时候，总想起那个黑夜沉沉的夜晚里，那只惊慌奔跑的不知何时会长出角来的鹿。我每想起和程青松聊天的那个夜晚，那些美好的句子像是夹在一本好书里的书签，故事片段中时代的零碎记忆，也总让我记起那棵核桃，射中了我，在不知何时的岁月里，长出一只不存在的角来。
优雅对话程青松
GRACE：你喜欢什么样的电影？
“文艺片。95年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王家卫，突然就看到了《重庆森林》。前一个故事里，王菲的脸闪了一下然后不见，但下一个故事就是讲她的。我就愣住了，原来电影可以这样去做，那是我心目中香港最好的电影。我自己的作品，《沉默的远山》、《电影往事》都有文艺电影的内核在。”
GRACE：你自己的作品，最喜欢哪一部？
“《晚安重庆》可能是最接近我自己状态的电影，我和章明用个人经历共同完成了它。”
GRACE：你做了12年的金鸡百花电影节的策划，为什么现在要大力抨击它，这和你创办金扫帚奖有关系吗？
“我的观点是代表我个人的，这是时代给我的。在‘文革’的时候，是不是就要永远选择所谓正确的那一边？你看王小波，也可以选择不做坏事，可以选择不作为。
而我的选择是永远要说真话。现在的金鸡百花电影节，和过去那个评出《芙蓉镇》这种优秀影片的电影节早已经相去甚远，评委完全是和现在的电影脱节的一群人。是，我现在仍然在中国电影节协会工作，但我不害怕，我对我说的话、做的事负责。
就像我创办金扫帚奖，评选最烂影片，最烂演员，在中国还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我如果能够对中国电影有一点促进，都是好的。我也不怕看到别人的非议，明确自己做什么才是最重要。”
GRACE：你之前说“羽翼未丰便注定不能飞翔”，那现在呢，能够飞了吗？
“我有翅膀，但是天空还是不够阔大。”
PS
童年的消逝，这一题材永久地进入程青松笔下。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时，他创作了剧本《生于1966》。
小字：一个生在1966年的孩子，父亲是工厂的工人，他从广播里知道毛泽东要去武汉畅游长江，想去武汉看毛主席，领导不给他假期。那一年长江涨水涨的特别大，整个航线的船都停航了。
他想去，他跳进了长江，从重庆游去武汉，游了6、7天，但当他到达武汉，毛泽东已经走了。他晚到了一天，只能绝望地返回。
正在这几天里，妻子生下了男孩，丈夫不在身边，“领袖再伟大，也不能比家庭重要”，这是妈妈理解世界的方式，所以她选择不原谅。因为旷工，面临被开除——顷刻间这个男人就将失去一切。但他说，他见到了毛主席。立刻，他成了众星捧月的造反派头子，十年时间，坏事干尽。但妻子还是带着儿子再不回头。文革结束，造反派头子无路可逃，溜回了从前的家，已经十岁的儿子拿着刀与他相向，“这就是妈妈嘴里的坏人”，但这时候，妈妈跪下来，求孩子让爸爸留一个晚上。男孩无法理解，选择离家出走去流浪，却在流浪中亲眼看到爸爸被判刑处决。
这个故事强烈的时代气味中有着巨大的隐喻，程青松为它书写意味深长的结局：长大之后的男孩回到了过去记忆里的那个小院，爸爸在杀鸡，给怀孕中的妈妈炖鸡汤，她在院里坐着，看着他的背影笑。爸爸回头，脸上是那样健康的笑容。那是他没有经历过的父亲母亲。他看不下去，回头走开了，走到长江边，坐船要离开，有人在岸上喊着要上船，一看就是要去成都开会的爸爸，他没有要去武汉？没有跳下长江？十年的命运波折只是时代的狂热选择？他回头，看着妈妈挺着大肚子站在岸边，看到他微笑目送，仿佛知道这个男子是来自未来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