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权利 代际权利与话语:“80后”社会评价的变迁

　　 　　 　　 　　 　　 　　[摘 要]“80后”青年引起了社会和学界广泛关注，对其评价也随着他们的成长而变迁。从代际视角看，“80”后的社会评价在2008年前后发生了转变，但“80后”对自身评价的主观改变程度与“非80后”对其评价的主观改变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媒体报道与社会评价变迁契合一致，经历了从“独生子女”到“80后”再到“鸟巢一代”的重新定义标签的过程。基于代际权利和话语角度对“80后”社会评价变迁进行理论阐释，从中得出社会评价变迁是建立在评价对象社会地位及意识形态的变迁基础上的话语重构。群体符号标签动态的产生与转换的变迁研究将有助于群体符号“正名”或者“更名”政策的实施与监测。
　　 [关键词]“80后”；社会评价；代际权利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2）03007108
　　
　　
　　一、背景与问题
　　 作为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80后”，其实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当时被称为“小太阳”、“小皇帝”的他们如今已长大成人，开始登上时代舞台，社会对他们的评价曾“一石激起千层浪”。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身上的符号标签也从独生子女过渡到“80后”青年。将“80后”融入时代背景加以深度分析和探讨是从风笑天和武俊平①的著作开始的，他们的前期努力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借鉴。但稍许遗憾的是，前者未考察社会评价主体的差异性，只是检验了社会评价与社会现实的差异，试图更新人们的观念，但人们的社会评价仍然按照其惯常的逻辑在进行；后者则注重理论研究而缺乏实证分析，这在给本文研究提供重要参考的同时也留下了角度转换、方法探寻与理论创新的空间。如果我们把社会评价视作一种社会知觉，那么以往研究往往从知觉者和知觉效应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比如，笔者曾从代际角度实证分析了“80后”的社会评价呈现代际特征和以偏概全的特征[1]，风笑天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揭示出大众媒介对独生子女的形象建构存在着明显的“妖魔化”倾向[2]。但是，对于“80后”社会评价的历时变迁尚未有人分析，或者说我们并未真正深入挖掘为什么对“80后”的社会评价会呈现代际性，为什么会明显地“妖魔化”独生子女。因此，从代际视角来历时性分析“80后”青年社会评价，从知觉对象本身的社会地位变迁出发来分析这种社会评价产生变迁的内在机理将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研究。
　　 另外，以往的代际关系研究，关注的只是代际的尺度和形态、代际之间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平等格局以及代际之间的话语变迁，而忽略了代际分层主观界定等社会心理过程和代际符号边界的社会建构，即忽视了叙事逻辑、话语系统和指称对代际符号边界的变迁产生影响的这样一个经验事实。比如，吴小英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几个代际冲突热点事件的分析，指出当前中国代际冲突的实质在于青年话语的变迁以及主流社会对于这种变迁的不敏感，因此促进代际和谐的关键之一是从制度和文化上赋予青年应有的话语空间和自主权力，加强双方之间的对话，将彼此之间的较量关系转化为合作关系[3]。笔者认为，代际之间的歧视或偏见不能仅仅从应然的制度角度来讨论，还需要从一种社会心理角度来进行分析。事实上，代际评价首先就是一个社会心理评价，同时也是表达代际的社会意义或社会象征符号的形式，具有象征符号、社会分类、形成分类性判断的功能，具有差异性符号和差异性标记的功能。代际评价维护了一种年龄的社会分类，使社会世界客观地呈现为一个根据差别的逻辑、群体符号边界、分化距离的逻辑组织起来的象征空间体系。
　　 因此，本文试图在社会代际视角下讨论以“80后”青年为对象的社会评价的变迁，重在调查“80后”的社会评价是否在2008年国内外系列大事后发生转变，并发掘其中的深层社会机制。从建构主义、符号互动理论出发，从群体符号标签以及变迁的逻辑顺序展开论述，通过探讨80后青年作为一种评价对象是如何通过符号、互动和社会心理动态地建构而成为一种实在的过程。基于这一研究目的，笔者思考的问题是：社会代际视角下“80后”符号称谓是如何生成的？“80后”青年在历史进程中所承载的符号标签又是如何变迁的？变迁的社会机制又是如何？
　　 我们认为，“80后”所受社会评价的变迁经历了从担心到怀疑再到肯定的过程，而与此过程相伴随的是其符号称谓发生的相应变迁，即称谓标签经历了从“独生子女”到“80后”再到“鸟巢一代”或者是重新定义的过程。从独生子女到“80后”这一变迁过程我们不予以实证检验，而只是一种宏观的主观把握虽然学术研究者因学术研究的一贯连续性，沿用独生子女的称呼，例如风笑天使用“青年独生子女”、“成年独生子女”等，但大众传媒及大众倾向转换使用“80后”的称谓。我们可以说“80后”与独生子女的内涵与外延存在不同，但此群体的主体核心是同质的。，而对2008年前后“80后”青年所受的社会评价的变迁进行实证检验。
　　
　　
　　二、概念与方法
　　 代际群体，具体操作化为“80前”（出生于1980年以前的群体，在本研究中主要包含“50年代生人”、“60年代生人”和“70年代生人”）、“80后”（出生于1980至1989年间的群体）和“90后”（出生于1990至1999年间的群体）三个代际群体。
　　 社会评价变迁，所指均为主观性社会评价。本文将社会评价变迁操作化为他人评价的转变和自我评价的转变，他人评价的转变主要指“80前”和“90后”群体在2008年国内外系列大事后对“80后”群体的看法与态度发生改变；自我评价的转变是指“80后”群体在2008年国内外系列大事后对自身认识的改变。涉及的具体变迁内容包括：受访人眼中“80后”的社会评价是否在2008年国内外系列大事后发生改变，受访人对“80后”社会评价发生转变的原因认识，受访人自身在2008年国内外系列大事后对“80后”的看法是否发生改变，以及受访人对“80后”看法改变的具体方面。
　　 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条件，我们将2008年前后“80后”青年所受的社会评价的变迁操作化为如下研究假设：以2008年国内外系列大事为界，“80后”的社会评价发生了改变，但“80后”对自身评价的改变程度与“非80后”对其评价的改变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也就是说，无论是“80后”本身还是“非80后”群体，在2008年国内外系列大事后，对“80后”社会评价的认识，以及受访人自身对“80后”的认识，都发生了转变。但由于代际差异，“80后”群体在转变程度，以及对转变原因和具体转变方面的认识与“非80后”群体存在明显的差异。
　　 本研究选取杭州市和长沙市的几个社区、学校为调查地点，以自填式问卷法为主要手段进行收集资料，发放自编问卷450份，共回收427份，有效问卷为413份。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不同代际群体对于“‘80后’的社会评价是否在2008年后发生改变”的看法
　　 对于“‘80后’的社会评价是否在2008年后发生改变”，不同代际群体的看法改变程度如何，笔者设计了“2008年后，受访人认为‘80后’的社会评价是否发生改变”这一问题，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结果显示，无论是哪个群体，认为2008年前后“80后”的社会评价发生改变的受访人都超过一半，但不同群体看法改变的人数比例具有较大的差异。在“80前”群体中，认为“80后”的社会评价在2008年前后有改变的人数比例高达708%，超过了三分之二；持有这一观点的“90后”受访人占所在群体的62.5%，接近三分之二；而“80后”群体中仅有52.6%的受访人持这一观点，比前两类群体少了十几个百分点。
　　 从中可以看出，2008年前后，受访人眼中的“80后”社会评价确实发生了改变，研究假设得到证实。但“80后”群体看法改变的人数比例远小于“非80后”群体，卡方检验显示（表1），不同代际群体对于是否发生改变的看法存在显著差异。
　　
　　（二）不同代际群体对“80后”的社会评价改变原因的认识
　　 对于认为“80后”的社会评价在2008年前后发生改变的受访人，我们进一步调查了他们所认为的评价发生改变的原因，受访人可以从备选原因中同时选择多个答案。结果如表2所示。
　　 统计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段群体的看法存在显著差别。“80前”受访人认为，最主要的两个原因是“‘80后’确实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唤醒了他们的优良品质”和“‘80后’已经长大了，确实改变了”。“80后”和“90后”认为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则是“‘80后’一直有这些优点，此前只是缺乏展现的舞台”和“不是‘80后’本身变了，只是人们找到了新的评价标准”。当然，他们也认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唤醒了‘80后’的优良品质”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虽然三个群体中都有过半的受访人认为2008年前后“80后”的社会评价发生了改变，但对改变原因的认识还是存在很大差别，与假设相符。“80前”多认为是“80后”本身的变化使得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发生变化，而“80后”和“90后”则认为并不是“80后”本身发生了变化，而是2008年国内外的一系列大事给了他们展现的舞台，使得他们能够有机会展现自己，进而影响成人世界的评判眼光和标准。
　　 （三）不同代际群体对“80后”的个人看法是否在2008年前后发生改变
　　 除了调查受访人眼中的“80后”社会评价外，我们进一步调查了受访人自身对“80后”的看法是否在2008年国内外系列大事后发生改变这一问题，调查结果如表3所示。
　　结果既有与假设相符的部分，也有违背假设的内容。与假设一致的是“80前”和“90后”的看法，这两个代际群体的受访人中都有超过一半的人在2008年后对“80后”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差别在于，“80前”群体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人在2008年后对“80后”的看法发生了改变；而持有相同观点的“90后”受访人约为一半。与假设相违背的是“80后”群体自身的看法改变状况。“80后”群体中，超过一半的人在2008年后对自身群体的看法并未改变，与“非80后”群体的状况正好相反。卡方检验显示，不同代际群体的看法确实是存在显著差异的。
　　 （四）不同代际群体对“80后”的个人看法改变方面的认识
　　 对于在2008年前后，其自身对“80后”的看法有所改变的受访人，我们进一步调查了他们的看法改变的具体方面，提供的选项如表4所示，其中受访人可以从中选择多个答案，结果亦如表4。
　　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段的受访人在看法改变的具体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这与假设正好相反。不管是“80前”、“90后”还是“80后”自身，持有“发现‘80后’只是个性多元、追求多样，可能与上代人的价值观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垮掉的一代’”这一观点的人数都在其所在群体中占据最大的比例，其次是观点“认为公众应该用更‘宽容’的眼光评价‘80后’，允许他们个性、多元地发展，而不是用旧有的评判标准束缚他们”。
　　 不同群体在这一问题上达成的共识反映了人们对“80后”的评价标准有了创新，开始承认“80后”的个性追求，也认识到社会对“80后”的评价应该跳出先前的局限，转而在宽容中引导并支持他们的多元发展。
　　
　　四、结论与讨论
　　 （一）通过此次调查和分析得出的三个结论。
　　 第一，“80”后的社会评价在2008年前后发生了转变。
　　 以2008年国内外的系列大事为界，无论是受访人对“80后”社会评价的看法，还是受访人自身对“80后”的认识，都发生了相当程度的转变。从转变程度来看，各代际群体还是存在显著差异的，其中“80前”受访人的转变程度最大，其次是“90后”，转变程度最小的是“80后”群体本身。与此同时，在对“80后”社会评价发生转变的原因认识上，各个代际群体之间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非80后”群体大多认为，“‘80后’群体自身的转变”和“国家民族命运的呼唤”是“80后”社会评价发生转变的最主要原因；“80后”自身则认为，“成人世界评价标准的变化”才是关键所在，是成人世界重新认识和发现了“80后”，而不是“80后”自身的原因。
　　 唯一与基本假设不符的是，各代际群体对“80后”青年个人看法改变的体现内容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共识将为“80后”的成长赢得更为自由广阔的空间和更多展现自我的机会，又有利于推进更深层次的代际沟通，实现代际和谐。由于人们对自己观点的改变归因都倾向于合理的解释，而不太愿意承认过去的偏见，因此这种代际理解可能是自我美化、自我保护的心理机制所致。总的来说，基本假设得到证实，只是在个人观点发生改变的原因上，不同代际群体达成共识，无显著差异。
　　 第二，媒体报道与社会评价变迁契合一致。
　　 从研究结果显示的社会评价转变的过程分析也可以发现，官方的报道和媒体的宣传的主流意见同时也与民众观点的变化保持着较为明显的一致性和同步性。这种一致性反映出媒体报道与社会评价变迁具有契合一致性。
　　 “80后”，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和角色，自出生起就备受关注，并承受着来自社会各界褒贬不一的评价。纵观主流社会对“80后”的评价，主要经历了从担心到怀疑再到肯定的过程，与之相随的是其符号标签从“独生子女”到“80后”再到“鸟巢一代”的变迁过程。
　　 源于“80后”特殊的成长环境和身份地位，在前辈的担心中长大的“80后”面临的主流评价是怀疑的拷问。“叛逆、张扬，自由、迷茫，自我、自负”等批评“80后”以自我为中心、缺乏责任感和担当、没有理想和追求等词成为了社会对长成后的“80后”的标签评价。因为某些“80后”在抗击非典中的惧怕和逃离而使全体“80后”背负了“自私、没有责任感”的评价；因为部分“80后”背弃了常规教育路径，寻求个性化发展而使全体“80后”都被贴上了“叛逆、张扬”甚至于“另类”的标签；更有将“80后”普遍的生活习惯和缺点放大为致命的性格缺陷的言论。人们怀疑“80后”的精神品质和价值追求，更怀疑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能否承担起推动社会发展的重任，能否完成振兴祖国和民族的使命。
　　 从对“独生子女”的担心到冠名为“80后”的怀疑过程中，虽然风笑天对这种担心及怀疑提出了挑战，但社会主流仍一如既往地挥舞着“80后”具有特指意义的符号标签。“80后”在社会的质疑声中迎来2008年这一展现自我的元年，也正因为“80后”在2008年国内外系列大事中的突出表现，使社会的主流评价由怀疑走向了肯定。继奥运火炬传递、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之后，人们对“80后”不得不“刮目相看”，褒扬之声在媒体上此起彼伏，“鸟巢一代”等荣耀的光环在各大媒体间争相传播。人们对“80后”的认识恍若一夜间变成了顾骏所言的那样：“这一代在具体价值观上极其多样，但在终极选择上具有自己的坚守；这一代在生活倾向上具有全球的来源，但在民族特性上有自己的传承；这一代有个性张狂的一面，但张狂同样表现在他们奉献的时刻；这一代有独来独往的习惯，但在重大事件面前，他们照样会融入社会，在任何一个不起眼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即使枝叶有些散漫，无碍根基同样扎实！”[4]就在人们对“80后”青年的评价成为一个争论性的问题时，2008年团中央十六大上有18位团省市委书记为“80后”正名，而后救灾中及奥运会上青年的行为都成了媒体或官方为“80后”青年“正名”的素材。2009年8月10日，中央电视台甚至在《新闻联播》栏目中典型式地报道并短评了“京城‘80后’最帅交警”孟昆玉，并在画面中标出了“80后”符号称谓。
　　 2008年后媒体及官方对于“80后”青年的高调“正名”强化了人们对“80后”青年评价的转变。因此，官方媒体在给一代青年定性定位中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而慎用媒体言论以及如何利用官方媒体引导“80后”青年更为健康的成长，进而以更为和谐的方式融入社会也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第三，“80后”符号标签：从“独生子女”到“80后”再到“鸟巢一代”的重新定义。
　　 从以上讨论中，我们不难归纳出“80后”社会评价发生变迁的过程，即经历了从担心到怀疑再到肯定的过程，而与此过程对应的是其符号标签也发生了相应的变迁，即其称谓标签经历了从“独生子女”到“80后”再到“鸟巢一代”等重新定义类似的还有“海宝一代”等，在2008年8月9日韩国最大报纸《朝鲜日报》针对北京奥运会青年志愿者的表现而提出“鸟巢一代”的称呼后，这个简洁形象的词汇迅速席卷网络，获得相对较高的认同与使用度。的过程。
　　 有人论述了M米德所描述的三种文化类型(后象征文化、互象征文化和前象征文化)恰好展示了老一代或者成人社会与年轻一代之间的三种关系类型：控制、疏离与对话，它们分别对应于不同的青年话语形式：听话的“乖孩子”类型、不安分的反叛者类型以及独立的先行者类型[3]。此三种关系类型恰巧与“80后”社会代际相吻合，也正好对应社会评价变迁的三个阶段。社会评价变迁及其符号称谓变迁过程的对应关系可以用表5来简略概括。
　　 具体来说，最初的标签“独生子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出现，因对祖国花朵的关心、担心及对其的培养教育而提出来，依照的标准是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引起了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关系来命名。这一命名的特征是客观性、社会性，而不具有独特的时代性或者说社会代际性，只要是独生而无兄弟姐妹的均可适合这个称呼。社会评价的主要目的是要求社会关心他们、培养他们，并且理解他们。当“独生子女”成长到少年，开始不愿再做乖宝宝而力图挣脱束缚、张扬个性与自由时候，“80后”的帽子在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戴在了这一代人头上。“80后”这顶帽子的首要目标是要改变过去那种关怀者的心态，从呵护中走出来，是要更改“独生子女”这样的命名系统，而更重要的目标就是这种转变要从呵护走向苛求，甚至是嘲讽与指责。“80后”是以年代来命名的，即以出生时代来命名，这一命名特征是客观性、时代性及因时代性附带的社会性，典型特征就是社会代际性，这种命名带有的苛责除了给予苛责对象外，其他对象带有免责的性质。于是乎谁都能够苛责“80后”并且独立于“80后”之外，社会评价的主要目的似乎不再是关心、理解，而是排斥、鄙夷。随着时代的更替，这一代人独立成年并且真正进入社会，开始走向社会岗位，又恰逢2008年出现的大事，社会主流开始关注“80后”所受的偏见，于是发起了正名运动，“鸟巢一代”标签的出现就是其中之一。因此，“鸟巢一代”这一符号便是为了正名或者说是重新立名而构建或采用的。由于此符号标签是以带有社会褒扬性质甚至带有点图腾意味的形象物来命名，其命名特征带有主观肯定性、正面褒扬性、使命性以及成就性，社会评价的主要目的不是关心，也不是排斥，而是赞歌、褒扬、支持、佩服、羡慕等。
　　
　　 （二）“80后”青年评价取向的原因：代际权利与话语
　　 总体来说，促进“80后”社会评价符号标签变迁的动态原因可归纳为代际权利与话语。
　　 首先，从独生子女到“80后”称呼的更替反映了话语变迁，其反映的关系类型则是主流社会对“80后”青年的怀疑与疏离。在社会文化中，人们选择一种说法，排斥另一种说法，是由主流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决定的，它的形成被经济上政治上占绝对优势的群体所掌控，与权力有关。这反映在文化上就是一种“文化霸权”。葛兰西指出，“文化霸权”不是直接的、阶段性的，更重要的是间接的、文化性的。“文化霸权”不仅仅是存在于阶级、民族和国家之间，其内部也存在。社会代际之间的冲突同样借助这种文化的方式来进行运作。处于社会强势地位的“80前”以这种称呼和评价在平衡性和互动性中建构着他们在社会代际中的优势，或者说是权力。这种权力并不是压迫性的，也不是专心于威胁、压制和摧毁，无需借助暴力、法律，而是借助于其居于优势地位而建构起来的各种规范和评价技术，虽然称呼在这里具有区隔的作用。近些年汉语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称呼语，比如“80后”、月光族、房奴、艾滋孤儿等，这类称呼大多将某类特征作为标志，屡屡被突显出来。“80后”的分类，是以出生年代作为最大的区分标准，划归到“80后”这一类的人中，无论“80后”内部的差异是多么大或者是多么相似，都没有人关注。实际上，“80后”就是一种带有差异性的无涉性标记符号。
　　 福柯(Foueaul)的著名权力理论指出，语言与权力密切相关，语言是一个充满压迫和斗争的场域。语言里面出权力，现实是语言的现实，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世界。语言中的各种歧视实际是社会现实中阶层歧视、文化歧视、民族歧视的表现。称呼成为一条鸿沟，使彼此无法逾越，成为不同类别的人们之间很深的隔阂，也造成了新的社会歧视。因此可以说，社会评价的命名系统具有象征符号、社会分类、形成分类性判断的功能，具有疏离性符号和无涉性标记的功能。例如，潘泽泉曾对流动农民工的社会分类和群体符号边界进行过分析，认为农民工社会分类的生成源于制度性的安排，其动力机制表现为最初的社会化和先天的类别化安排，这是群体符号边界的生成的最初动力；其次，这种社会分类形成于某种社会心理过程和心理机制，即通过社会认知系统、社会比较和自我类别化，完成再社会化或自我类别化运作，并通过行为的互动模式，进一步内化这种群体符号边界，实现这种群体符号边界的再生产；最后，社会分类是一种叙事逻辑、话语系统和符号指称进一步强化的结果，叙事逻辑、话语系统和符号指称通过社会建构和知识的再生产，达成了群体符号边界的“内固”和“强化”的过程[5]。如果说对于农民工的社会分类和群体符号边界的研究是对某社会分类的群体符号一致甚至强化的研究的话，那么对“80后”青年的社会分类的群体符号变迁的考察将更具现实和理论意义。前者研究的是群体符号固化及强化的过程，而后者研究的是群体符号标签动态的产生与转换的变迁过程，或者说是重新建构过程，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正名”或者“更名”政策的实施与监测，凡是有关污名化的社会命名符号经常性会引起正名或者是更名的讨论，或者说是需要进行群体符号的重新建构过程，而此研究将对这些讨论能起到观照作用。
　　 通过对“80后”青年的命名系统变迁的考察可以发现，最初的命名或者说类别化的符号边界过程同样是一种先天的类别化安排，它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度性安排而生成的。但随着“80后”的成长，他们开始有了独立的主观和判断，并形成对主流社会及主文化的挑战后，主流社会无法进行控制，于是不得不对其采取疏离策略，群体符号于是从相关的独生子女符号标签逐渐转换到了疏离的“80后”的符号标签。再随着“80后”的成长，他们逐步进入社会岗位，并且成为社会新生的支撑性力量时，他们所坚持的亚文化拥有了足够的力量。当主流社会与主流文化已经无法再对其疏离不理，只能进行对话并且尽可能吸纳他们进入到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当中时，群体符号便从“80后”青年转移到了“鸟巢一代”，或者是重新建构定义的“80后”青年的符号标签。这种转化机制产生的动力来自社会代际群体之间地位及其话语权力关系的变迁。
　　 命名或评价的变迁不是一个自发的自然过程，往往是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斗争的结果，语言的社会运用乃是“各种转移、利益和控制关系表演的舞台”，词语是各种社会力量交往互动的产物，不同倾向的社会声音在这里冲突的交流[6]。因此，如果我们仔细研究“80后”社会分类的边界符号变迁，就能很好地把握变迁背后的隐含动机和意识形态意图，发现社会中的社会代际权力所在及其分配机制。
　　 因此，“80后”的称谓在最初意义上带有社会代际评价的类偏见，这种称谓是语言中的社会歧视现象，更体现了一种社会心态，一种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文化霸权”，或者说是“权势概念”在起作用，进而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大众集体心态。但是，随着“80后”的成长，他们逐渐自然性挤入社会的强势群体，并跟随社会技术文化的进步，开始逐步掌握社会话语的权力，上一代的“本代中心主义”的道德价值观和语言中的社会歧视逐渐消解，“80后”青年要么被冠以“鸟巢一代”等肯定性群体符号，要么被贴上重新定义之后的“80后”意义标签。例如，官员们对“80后”的正名以及央视将“80后”青年个案纳入到新闻联播并标以“80后”等行为，就强烈地带有后者的意味。
　　 （三）社会评价变迁：社会地位-意识形态-话语重构
　　 在研究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讨论“80后”社会评价变迁所带给我们的启示。借助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本文将通过建立起青年社会地位变迁-意识形态-话语重构这一理论框架这一现象进行阐释。
　　 权力无所不在。“文化霸权”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在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的分析中，意识形态处于第三位，即经济基础——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而在葛兰西关于社会结构的分析中，意识形态处于第二位，即经济基础——市民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社会(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这一转变的意义在于，葛兰西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市民社会是政治社会的基础，资产阶级的统治主要不是依赖政治社会及其代理机构如军队、暴力来维持的，而主要是依靠他们牢牢占有的“文化霸权”即意识形态领导权，依靠他们广为宣传并为大众普遍接受的世界观来维持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也正是这样的定势效应机理，成功者权势在手、地位在上，掌握话语权，无人敢责难，失败者却有口难辩。
　　 歧视和偏见作为偏离客观事实的看法和态度，是文化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官方媒体的定性宣传对“80后”的社会评价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因此，主流媒体应该给“80后”成长营造一种怎样的舆论环境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的。如果将意识形态理解为具有普遍性的共识集合在一起，那么本文所指的意识形态就是官方媒体和主流社会所定性和宣传的对“80后”的共识性评价。每个社会都有意识形态，作为形成大众想法或共识的基础，而媒体在其间的作用我们从“80后”社会评价变迁这一实例中就可见一斑。主流媒体所反映的对“80后”的带有意识形态意味的态度和评价正是社会对“80后”建构与认定的途径和表现，而民众也正是在官方媒体宣传的影响下形成了对“80后”特定的看法和观点。
　　 以“80后”为对象的社会评价切实考量了“80后”社会地位变迁，从而在意识形态上正在逐渐形成相应的变迁，产生新的群体符号话语(符号标签等)，最终实现群体符号的变迁。“80后”青年在成长过程中社会地位的变迁对应着其社会评价的变迁。“独生子女”意指疼爱怜惜爱护的对象，“80后”表示恨铁不成钢且带有挑战性的对象，而“鸟巢一代”则是使命承担的对象。“80后”已经从少年走向青年的舞台，也获得了重要的社会地位，主流意识形态也无法再对其进行求全责备，同时，“80后”也逐渐开始掌握着话语权，通过在2008年国内外系列大事中的刺激影响，“80后”赢得了社会的肯定性评价，也实现了群体符号意义上的变迁。梁启超先生有言：“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7]（P77）由此可见，青年一代的兴衰对于社会进步和民族振兴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作为改革开放的时代结晶，作为开启未来许多代人的文化性格，并深刻影响社会变革的主要担当者，“80后”已经并即将大量地登上历史的前台，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发出声音、发挥作用；对于今日的中国来说，未来的希望在这代人的肩上，民族的命运更是在这代人的行动中。“80后”社会评价变迁的调查结果表明，主流社会在重新认识了这一代人后不仅肯定了这一群体的优点，更对如何引导和教育这一代人进行了反思。而伴随着“80后”社会评价的转变，这代人必将在主流社会的肯定中更好地赢得本该属于青年一代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帮助这一代青年更充分地发挥其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作用，实现作为青年的理想和价值。
　　 王鸿刚说：“现代国家的崛起应当有配套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作支撑，否则其崛起很可能成为一种暂时现象”[8]。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青年做出正确的评价，并用科学的方法和观念引导其成长是至关重要的。“80后”一代已经站上时代的前台，是民族和国家未来的承担者和建设者，给予这一群体客观公正的评价，避免用旧有的标准束缚和否定他们，用发展的眼光重新认识和鼓励这一代人，这是代际共处的关键；也只有这样，才能既利于青年的成长，又利于国家和民族的振兴！马克思说得好：“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9]（P203）。而“80后”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正是时代带给他们的困惑与欣喜的写照。
　　参考文献：
　　[1]董海军，高 飞.“80后”社会评价的代际性［J］.青年研究，2009，(6).
　　[2]风笑天.独生子女:媒介负面形象的建构与实证［J］.社会学研究，2010，(3).
　　[3]吴小英.代际冲突与青年话语的变迁［J］.青年研究，2006，(8).
　　[4]顾 骏.是灾难成就了“80后”，还是“80后”早已成长［N］.解放日报，20080617.
　　[5]潘泽泉.社会分类与群体符号边界——以农民工社会分类问题为例［J］.社会，2007，(4).
　　[6]付德根.词义的历史变异及深层原因——读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N］.文汇读书周报，20050506.
　　[7]梁启超.梁启超文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8]王 军，等.国家崛起应有配套文化和意识形态作支撑［J］.瞭望.2007，（44）.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倪明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