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又是“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契约者
时间：2019-02-25 03:25:43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当我站在张充和先生身边，看她为一幅字落款盖章时，我有点时空恍惚的感觉。这位98岁老人曾经的种种传奇，落在宣纸上而成书画之美。张先生书桌上，有几卷折叠好的字，其中一幅是完整的隶书《石门颂》，我爱不释手。先生见状，说“这是我练字写的”。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想要这幅字。先生便补了落款，盖章时说：“我盖的章都有些歪，盖得正的就不是我的。”在场的孔海立、章小东夫妇都笑说是这样。
2009年初夏孔海立教授讲学途经苏州，我们第一次见面，谈得最多的话题是他父辈那一代文人，耳熟能详的孔罗荪、巴金、靳以、萧军、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等。说到筹备靳以先生百年诞辰活动，我这才知道海立夫人章小东是靳以先生的女公子，因此便说到小东的“苏州姨妈”张充和先生，说到张家所在的苏州九如巷。张先生曾在北京、苏州两地举办过书画展，我错过了观赏的机会。在网上看过她的几幅字，觉得今人写不出来了。我问海立，能否求到张先生的字，海立说没有问题。我想请张先生写“三槐堂”，季进想请先生写“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海立爽快答应了，我和季进喜出望外。十月，海立夫妇回国，把这两幅字都带到了苏州。张先生很少写大字，这两幅字是做匾额用的，写小了不合适。这一年张先生97岁，两幅字古朴，力透纸背。小东说，写好这两幅字时，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正巧到张家，见了张先生的题字，赶紧拍了照，收在新近出版的《古色今香――张充和题字选集》中。
“合肥四姐妹”，是这些年来一个雅俗共赏的人物话题。三姐妹走了，张充和先生还在写字唱昆曲。有人说张先生是“民国最后一个才女”，此话大致不错。这些年我们常常用“最后一个”这样的措词来形容人文学科大师的不再，这是个压迫着我们无法喘息的问题。自然科学之外，人文科学的大师，少数像钱锺书先生这样贯通中西，多数都与“国学”有关。晚清以降，中国文化传统断裂，缝隙越来越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文化开始现代转型，但那仍然是一个有文化传统做底子的时代，即使是那些“五四人”如胡适如鲁迅，其骨子里流淌的还是中国文化的血脉。新时代，仍然有旧传统，仍然有旧文人。但这样一个状况在40年代以后便逐渐消失了。只以学问论。似乎一代不如一代了。我曾经听小说家叶兆言说，他父亲比较过几代知识分子的学问，说30年代的觉得20年代的学问好，40年代的觉得30年代的好，50年代的觉得40年代的好。这是个“等差级数”。但是，学问只是一项指标，学问之外，还有性灵、人格、胸襟、趣味等。这些要素，都逐渐地在当代中国人身上退化了。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气象万千的时代，实际上我们的生长背景是如此的残缺。张充和先生这一代或者前后一代，可以不做知识分子，但可以做文人。其中的佼佼者，既做知识分子也做文人，这自然是少数。做知识分子要骨气，做文人要底气。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既做不了文人，也做不好知识分子，不伦不类的人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状态，张充和先生才因此成为“最后一个”。张先生的荣光，是在文化衰败的背景上发出的。诗书画和昆曲，在张充和先生那里不是技艺，是文化，是艺术，是精神，是一种人生方式，是一种文化传统的延续。无疑，张充和先生并不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但她传承了我们正在消失的文化和一种生存方式，至少再次提醒我们缺少什么。
当年张充和先生以数学零分国文满分考取-北京大学国文系，这是我们熟悉的故事。这个故事有两个要点：张充和有专业“特长”，胡适先生等不拘一格。这次和张先生闲话时，她又说到这个故事。她到了北大以后，见到胡适，胡先生说：你的数学不好，要补补。她紧张地去了教务处，问如何补数学。教务处答曰：胡先生胡说。你已经考进来了，不需要补数学。她笑着对我说，如果补数学，她就不上大学了。张充和先生小时候受的旧式教育，做对子、写诗，没有学数学。此事，在今天也颇有意思。中国高考，也给有“特长”的考生加分，本意算不拘一格降人才。但许多考生，原本没有特长，为了高考，便去故意发展特长。当年张充和，并不是因为学不好数学才去发展“国文”这一“特长”的。今天高考乱象之一，就是本末倒置。这些年报考艺术类的特别多，原因就在于艺术类的文化成绩可以降低。一大批没有艺术特长文化成绩也有缺陷的学生便去报考艺术类。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没有文化，如何艺术?
教育功利化了，“特长”也成为一种工具。如此，“修养”这个关键词也就从教育的词典上消失。张充和先生到美国后，长期在大学讲授中国书法、昆曲。美国的一些大学还开设了这类课程。大学课程设置，有专业和非专业门类之分，非专业的应该多为通识类课程，人文精神的培养当依赖通识课程。而多年来，非专业课程的设置也一直意识形态化或者工具化。大学人文精神的缺失与此不无关系。我所在的学校，曾经招收过一届昆曲本科专业学生，用社会资源办学，最终悲壮地结束。关于人文教育，我们一直缺少大的观念和制度的支撑，所以，一些教育理想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汉字的魅力不必多说，如果不书写，我们能否体会和传承汉字之美?这也是今天教育的危机之一。且不说理工科教学，在有关规定和检查制度中，中文系的教学都竭力要求使用PPT，虽然有所方便，但工具的现代化并不等同于教育的价值。大学教学中，板书这个环节逐渐消失了，连中文系的师生都不再写字而是打字，而是使用PPT，汉字的命运会如何?如果有这么一天，只要会写字就是书法家，中国文化会是什么样的面貌?
张充和先生的传奇故事，还与她的人生经历有关。在她的故事中，有胡适之、张大千、沈尹默、章士钊、沈从文、卞之琳等师友。说到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都会令我们肃然起敬。沈从文先生是张充和先生的三姐夫，到美国访问时就住在张家的楼上。张先生说，沈从文在楼上写了许多字，便翻出一本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的册子，告诉我这是沈先生的字。她又说到自己的书法老师沈尹默先生。我在海立、小东的美国寓所见到一幅沈尹默先生为靳以先生写的小楷长卷，觉得张先生的小字受她老师的影响。张先生兴致勃勃地说起两位沈先生的书法，她说很有趣，沈尹默先生写了一辈子的书法，但不练书法的沈从文先生的书法价格都赶上沈尹默先生了。我问两人的差别在哪里。她说她老师的书法当然好，但缺少变化，沈从文先生大胆、有生气。张充和先生住加州时，胡适先生常常到她家读书写字。说到一些细节时，张先生会情不自禁地笑出来。张先生是一个有自己的文化圈的文人，一个有成就的人常常都是这样。他们那一代人，各自有自己的文化圈子。这正是一种健康的文化生态。我觉得张充和先生至今仍然生活在她那个文化圈子中。靳以先生百年诞辰，是上海鲁迅博物馆主办的，小东也想请张充和先生为博物馆题字，先生说：我和鲁迅先生没有关系，就不写吧。张先生这句话让我沉思良久。
在谈到张充和先生时，大家有兴趣的话题是她的婚恋。当年叶圣陶先生说，谁娶了张家的姐妹，都会幸福。想娶张充和的人大概不少，现在被说到的是诗人卞之琳先生的苦恋。但大家往往忽略其他。张充和先生的夫婿傅汉思先生是著名汉学家，我不知道他们生活的详情，但肯定是幸福伴侣。傅汉思先生病危的几个月，搬到楼下住，张先生在楼下照顾了六个月，当年张先生已经九十好几，这就是“老伴儿”。楼下茶几上的一本书，夹了一张纸条，张先生翻开来给我看，是张先生和傅先生的合影。张先生说：汉思走了。神情落寞惆帐。
张充和先生说，在苏州时她常常骑自行车去天赐庄。这个时间应该是1930年至1933年间，她从合肥回到苏州，再从苏州出发去北京。从九如巷出来，是五卅路南，左拐便是十梓街1号，那地方以前叫天赐庄，是东吴大学校园。我们问张先生是否想回苏州，再去天赐庄。她说想啊，心脏没有问题，但不知道能不能坐那么长时间飞机。她说她睡眠很好，但要分几个时间段休息，有时会在沙发上睡几个小时，醒来看书，再睡。她说她常常疑神疑鬼，晚上睡觉要开灯。过了一会儿，她又说“疑神疑鬼”。我们都笑了。我想，人到了这个境界，并不完全与现实有关。
编后语：此文为作者《剑桥笔记》中的一篇。作者在书中前记提到：一月到哈佛一一燕京学社访同时，波士顿已经被大雪覆盖过几次。虽然行前田晓菲教授邮件说波士顿的雪如何大，但身处其境，仍然意外。这种景象是我久违的。四十年前在故乡苏北时，冬天常常遭遇大雪。在异国，少年时的雪花落在身上，突然有了温暖的气息。我住在剑桥，步行到哈佛很近，来来回回，读些书，想些事，有感言，便以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