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语言学研究_语言学界在“中国英语”研究中的误区与回归

　　摘 要：英语“本土化”成为近些年来语言学界研究与争论的热门话题，英语“中国化”、“中国英语”成为中国学者们倡导的主流。但中国作为英语的“外圈”国家推崇英语本土化将会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而且，从语音语调、构词成句以及语篇结构来重新构建中国化的英语体系势必造成语言的效度降低。以英国英语或美国英语的官方标准实施中国的英语教学，才是学界和外语教育界的主题和追求。
　　关键词：中国英语；语言本土化；英语变体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语言，特别是英语本土化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人们从不同视角去观察这一现象：有的学者从民族主义出发申讨英语的霸权地位；有的以英语已经存在的几个被普遍接受的变体，从逻辑上加以推断，指出语言在世界范围内的本土化趋势不可逆转。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的” ［1］。有学者从跨文化交际、语用学、社会语言学，更多的从翻译的角度来理解和阐述中国英语［2］。还有学者为中国英语研究著书立说［3］，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对中国英语变体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使用者对本族语和英语两种语言和文化的认同进行系统地分析；有人还试图为中国英语制定标准和原则［4］；有的学者建议建立“中国英语”语料库并为此画出路线图［5］；杜瑞清、姜亚军等人在中国英语领域取得了许多建树，提出要“对中国英语语音、词汇、语篇层面进行描写和解释”，《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于2001年第一期刊首语就曾预言：英语有可能成为许多中国人的第二语言；最终,“中国英语”也许会成为英语最大的一种变体。“中国英语”已不是学者们虚构的概念,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了。�
　　
　　一、“中国英语”：一种模糊而有争议的概念
　　
　　从理论上说,界定“中国英语”的概念相当困难, 无论怎样定义都无法摆脱汉语干扰的印记。从实践上讲,英语大规模的本土化势必降低这门世界语言的交际功效。如果每个国家都鼓励或者放任英语本土化,它将成为一种不伦不类的、与本族语结合的混杂语或中介语而沉淀僵化, 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作用将土崩瓦解。笔者认为：1.无论是音段音位的错误还是超音段音位的错误, 都是所有外国人学习英语过程中的必然经过, 任何一个民族其发音习惯或多或少有别于其他民族, 即便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之间, 区域性差异也十分明显, 这种差异在音段音位和超音段音位都有表现；2.在词汇方面，尽管所有学者似乎都认同葛传�先生的这一观点：“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就我国而论, 不论在旧中国或新中国, 讲或写英语时都有些我国所特有的东西需要表达”［6］，但是笔者认为：一个民族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民族（即便是在同一个国家），都有其特殊的文化传统甚至世界观，正是英语这种通用的语言才使各民族能相互理解，在统一的语言下展示和欣赏丰富多彩的世界；3.在语篇方面，笔者认为实际上是怎样看待中国学生习惯性错误的问题。�
　　姜亚军、杜瑞清认为：1.在语音方面，所谓“标准英语”在音位/语音层面根本是不存在的。他们援引了Peter Trudgill & Jean Hannah 在International English (1994) 一书中的观点：“标准英语”(Standard English) 这一术语指的是语法和词汇, 但不指发音(pronunciation)。2.在词汇方面，中国英语词汇主要有两种体现,一种是中国特有的一些名词；另外一种是在中国英语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英语词。3.在语篇方面，他援引Kirkpatrick所提供的中国人写出的英文书信，得出了“中国英语”书信的结构特点，并确认“我们有自己不同于英美人的心理图式”［7］。�
　　
　　二、国际音标与“中国英语”的语音语调
　　
　　我们承认，言语所表现出来的个体特征和地域特征使其在发音上千差万别。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认为,言语有个人的一面,又有社会的一面,而每个人的言语都有自己的特点。关于语言的变化规律,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也作了深刻的阐述：语言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来自每个人的言语变体,每个人的言语变体都与另一个人有所不同,而且和语言整体的变化相比也是随意的,无规律的。因此正如Leather曾说过的那样:只有间谍的发音才需要能以假乱真［8］。�
　　其实，近20年来，尽管有“激烈的争吵”，英国政府却极力主张把“标准英语引入到中小学教学大纲中”。在语音体系，虽然许多语言学家认为标准英语不适合语音层面，但是语言的可接受性却是必要的，语言需要别人理解，因此，“公认发音”（received pronunciation）成为全世界英语教学的标准，所以英语发音有了国际音标。�
　　反映在音段音位的国际音标成为国际英语教学的普遍标准，这为英语的国际化奠定了基础。“在超音段音位，由于各民族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的差别，使学习者在重音、音渡、弱化、同化、连读、停顿、声调等方面带有地域的特征”。必须承认，姜、杜两位教授在该问题上的判断准确而有意义。但是，以此来规范英语在中国的使用，并纳入中国英语的标准发音似乎不妥。以汉语普通话为例，东北人的调值偏低，江南人不分平卷舌音，广东人带拖音升调，甚至有些书面语都无法理解！如果按照标准普通话（三甲）来衡量，有多少中国人会说汉语？尽管在中国推广普通话困难重重，但是仍然是国家始终不渝的语言政策。�
　　从19世纪末以来，英语中就存在Received English,20世纪一直是英国国内和国外英语学习者遵从的标准。尽管Received English 也在不断地变化（《英语发音词典》English Pronouncing Dictionary 已经到了第15版）。根据Trudgill &Hannah1994年统计，在英国使用“可接受的发音”即RP(Received Pronunciation)的人只有3%到5%，有人认为“既然英国只有3%到5%的人讲RP，既然我们学会了复杂的RP在英国也会遇到困难，甚至麻烦，那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去学习RP?”
　　问题是：既然英语中没有标准发音，或者连RP都没有，那我们怎么来使用这种语言？既然英语在英国都分崩离析了，拿什么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发音是对还是错呢？即便我们将中国英语标准化（如果可能的话），中国人讲汉语都有那么多地域之分，阶层之别，怎么保证中国英语成一统呢？更何况中国境内许多少数民族根本不讲汉语！�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在英国是谁在讲RP,或者说这3%到5%是些什么人？Trudgill &Hannah认为：“RP没有地方色彩，但却带有社会色彩，特别是跟中上层和上层社会联系在一起。能讲一口RP的外国人会被当成上层社会人士来对待……”事实很清楚了，尽管这3%到5%的人很少，但是他们代表的是英语语言的主流，是官方的正式语言，自然是可接受的。不管来自于哪个阶层，哪个角落，即便你操地域方言，但是能保证你听懂这些少数人讲的RP，这种境况和标准汉语普通话不是相同吗？�
　　在学习英语的中国人之间，由于他们的英语教师口音不同（许多外教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的发音也带有这些教师的口音特点。但是，主要体现在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发音上。因此，英语语音虽然没有世界统一的标准，但是，追求英语发音的普遍可理解性、可接受性仍然是我们英语教学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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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词汇个体化与标准化
　　
　　在语法和词汇层面，英语的标准化是无可非议的。英国著名社会语言学家Peter Trudgill把标准英语界定为:是在各个方面看来都是最重要的英语变体，常常用于书面语,特别是印刷出版物中，是在所有讲英语国家中与其教育系统紧密联系的变体。因此它就是被称为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所使用的变体，是教给非本族语学习者的一种变体。�
　　在过去的20多年中，国外学者对世界英语是否存在统一规范，是否应鼓励各种英语变体等问题各持己见［9］。近些年包容性观点似乎逐渐占据上风［10］。学者们普遍认为：英语的本土化趋势客观存在，world Englishes的种类不断增多。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英语研究丛书中之《中国英语的社会语言史》的作者Kingsley Bolton引入New Englishes (新英语)这一概念，介绍了其产生的背景以及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他把“香港英语”作为“新英语”纳入世界英语范畴。同时，在他的世界英语概念中，亚洲英语只包括印度英语、菲律宾英语、新加坡英语等；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朝鲜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英语并没有纳入世界英语变体的研究视野，而对“中国英语”的界定，作者用“Chinese Englishes”一词涵盖“广州洋泾浜”、“中国式混合英语”和“中国沿海英语”。�
　　美国语言学家布拉伊•Ｂ•卡奇鲁(Braj B. Kacru)提出了著名的同心圆学说(concentric circles)。根据他的观点,“全球的英语可以分为内圈(inner circle)、外圈(out circle)和扩展圈(expanding circle)。内圈指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外圈指那些以英语为第二语言或官方语言的国家，而扩展圈则指那些以英语为外语的国家，如中国、俄罗斯、日本等，而这些英语全部处于同一共核(common core)之下。内圈国家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英语变体已经受到广泛接受，外圈国家如亚洲一些讲英语的国家，非洲和大洋洲的英国前殖民地国家由于英语已经融入其日常生活，在使用过程中自然而然产生了许多独具特色的表达，成为语言学家关注的对象。但是更多的扩展圈国家或地区如中国（除香港特区外）、日本和许多欧洲国家，英语并没有进入寻常百姓的生活，也没有进入政府工作语言，因此不具备产生“新英语”的条件。有些学者做出的这三个英语使用圈都是“建立在一个共核基础之上的具有各自特点的独立的英语变体”［11］的判断值得商榷。�
　　语言反映世界,表现在反映现实存在、思维和文化，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地域对独特的客观世界找到对应的表达是客观存在的需要。作为具有地域特色的母语和具有国际通用语言的英语之间不可能一一对应。中国是个具有几千年灿烂文化的大国，其文化独特性也为世界所关注，所以，从超越国际的视觉来阐述中国文化，产生出新的语言表达是很自然的事。�
　　另外，每一个国家都具有一些独特的物种，中国也不例外，他们有汉语名称，但是没有英语名称，当今日的中国走向世界的时候，找到一个英文名也是很正常的。据黄金祺１９８８年统计，《牛津字典》中以汉语为来源的英语词有一千多条(1 189个)，说明英语在不断吸收着汉语。英语中已使用从中文借用的词汇、短语数量种类之大，居于英语中借词第11位［12］，可见受汉语影响的“汉化英语”的出现和发展是一种客观必然。当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进入英语，并被世界所理解、接受和使用的时候，它们不再带有国别标记，比如当gongfu，typhoon进入英语使用者的口中、教科书和字典的时候，它们就是规范英语，而不是中国英语，另如wine, butter, cheese, silk, copper本来是拉丁词；一些表示生活习惯和社会等级的词，如dinner, banquet, master, servant, judge, custom来自法语，今天的人们谁会说它们是拉丁英语或法国英语呢？�
　　
　　四、从语篇分析看语言本土化
　　
　　语篇分析是指将一个具有语用和语义连贯的语篇看作一个意义单位,考虑到语境、文化、社会认知等方面的因素,对其内在的语法结构、词汇、语序等语言现象进行分析的方法。语篇分析从整体篇章结构入手分析句子、段落之间的衔接和蕴含意义以及逻辑思维的连贯性，从整体上把握文章的中心思想，然后再过渡到段与句的理解。�
　　目前国内的语篇对比分析大多是在广义的语篇范畴内进行的。人们在语篇问题上对中国英语的著述并不多见，大多数学者都是从中国学生作文的习惯性错误思路入手进行研究，如朱晓晖、廖为应、李红梅,刘宝泉、窦汝芬、郭立秋,王红利、李卫清、陈庭云、徐宏业等。还有学者在论述图式阅读理论在外语阅读教学中存在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语境下英语阅读教学应该采用语篇分析模式的观点［13］。�
　　姜亚军、杜瑞清教授也觉得：“中国英语”语篇层面的研究是中国英语研究最为薄弱的一个方面；人们对语篇的了解程度远不如对句子层面以下语言单位的了解,所以谈论语篇问题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我们更不可妄下结论。但是，他们显然是坚持中国英语在语篇上存在变体，他们援引1999年在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召开的主题为English in South East Asia的研讨会上,澳大利亚学者Andy Kirkpatrick提交的“英语作为一门亚洲语言”(English as an Asian language: implications for the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一文。该文对中国人所写英文书信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中国英语”书信的结构特点。�
　　从学生习作来分析其写作特点，或者进一步窥视其写作时的“心理图式”无可厚非，这种归纳式研究方式也是我们对语言进行经验考辨的有效途径。但是，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研究一篇文章的量对于得出一种理论假设远远不够，如果在全国各地区、各层次普遍取样，还能得出同样的结果吗？即使得出相同的结果，这种理论仍然处在假设层面！我国几十万英语教学工作者每天从数以千万计的英语学习者习作中，可以毫不费劲地进行证伪，因为，语篇教学在英语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英语写作教学的标本就是英语原作。�
　　篇章既是交际活动的基本手段,也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手段。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通过篇章得以协调和实施，心理过程能够被表达和理解。如果在交流堵塞、信息封闭、语言隔断的过去，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存在巨大差异，反映在语篇上的差异还值得研究的话，在全球化的今日世界，英语作为沟通差异的桥梁，其使命不是制造新的差异，而是恰恰相反。�
　　
　　五、“中国英语”不能成为英语多元化标准的一元
　　
　　姜亚军、杜瑞清敏锐地指出了英语研究界存在 “惟一标准”以及“多元标准”的争论，提出了在英语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国际语言的情形下继续在全球范围坚持“惟一标准”已经既不现实也不太可能。但是，如果存在多元标准，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自然可以作为英语的标准，那么中国英语有没有标准呢？或者说我们该不该把中国英语标准化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King’s English受到了美国英语的挑战，出现了两种标准英语：BritishStandard English (BrSE) 和 American Standard English (AmSE)。到20世纪末,世界范围内的交往和英语的全球化使它成为更加强势的语言，出现了多种标准英语的变体，如 AusSE, CanSE, PhilSE, South African SE。但必须看到，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标准英语已经面临挑战，英语国际化的同时引起了英语的本土化，这是各民族不同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仍以标准英国英语和标准美国英语为主流。多种标准英语变体的出现不但不会威胁到传统意义上的标准英语，BrSE和AmSE的地位还会愈发重要。英国著名语言学家伦道夫•夸克(Randolph Quirk)1990年在English Today上撰文评价金曼报告(Kingman Report)时指出,英语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衍生出了许多地域变体,但是这些变体与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即使是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英语也应分成被认可的(institutionalized)和不被认可的(noninstitutionalized),前者只包括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因为它们“得到了充分的描述,并具有明确的、由国家确保施行的标准”。即使是澳大利亚英语也仅仅是“informallyestablished”。至于像印度这样的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的英语就更是不值一提。所以，尽管近几十年来语言学家在标准英语的问题上争吵不休，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在语法和词汇领域，标准英语仍然是存在的［14］。当然，在英语标准多元化被广泛认同的今天，把“内核国家”的英语变体排除在“合法”的英语变体之外显得有些武断，但是如果把扩展圈国家的英语也作为变体使其“合法化”或“标准化”，实际上就是没有了标准，英语将成为一种被任意肢解的概念化语言，我们将陷入语言虚无主义的迷茫中。正如笔者在2002年就警告的那样“如果听任英语在世界所有国家分道扬镳,那她作为国际语言的作用将荡然无存。［15］”�
　　
　　六、理性视觉与回归
　　
　　以中国人的习惯（主要表现在发音）、文化（主要表现在词汇）和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句式和语篇）造就了许多让外国人别扭、难以理解的“中国英语”，有国外语言学家开始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16］。�
　　Joan Pinkham于2003年出版了她的著作The Translator’s Guide to Chinglish《中式英语之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该书将中国人运用英语时易犯的错误进行了仔细的分析研究。她认为，中国人在使用英语时往往会使用“多余的词”,比如to accelerate the pace of economic reform,在中国人看来,这样来翻译“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既到位也容易理解，她将上述短语改为to accelerate economic reform。该短语中the pace of是多余的名词，因为to accelerate＝to increase the pace of。该书作者认为：中式英语中出现的多余词或词组、多余的修饰词、同义词堆积以及重复指称已经影响了翻译质量，“英语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这些用法已经被它的使用者们欣然接受了，也许是因为它们有着很好的音韵效果和修辞效果吧，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中国翻译者受到影响”。�
　　研究语言的变体可以是多方位的。从方言变体和功能变体来描述英语在中国的一些发音、造词和写作似乎更有意义。社会语言学根据抽象和概念化的语言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把语言的社会变体分为方言(dialect)和语体(register)。其中语体是语言在使用中的功能变体,而方言则是个人和语言运用主体相联系的概念。方言又进一步根据语言使用者的生长环境、社会地位、性别、年龄等细分为地域方言、社会方言、性别方言、年龄方言等［17］。随着社会语言学的发展,更多的方言正不断涌现,比如Gunpen和Goffman认为,决定对话和写作等语言形式的社会因素还包括职业、宗教、派别、人种、国籍、教育程度、文化认知心理、双语素质等［18］。社会语言学的观察结果说明,人们使用的语言,无论是书面语还是口语体,无不受到语言运用者自身社会条件的限制和制约,语言不仅传递字面信息,而且传达社会信息,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19］。政治家的语言和科学家的语言迥然不同,老年人和年轻人使用的词汇也大相径庭，男人和女人在语调上差别显著。这说明人既然必须是社会的人,其语言也必然打上人的社会性的种种标记。这种抽象语言因人而异的社会变体,在语音、语调、词汇、句式甚至篇章组织等语言的各个层面均有所反映,可称之为个人方言,是和地域方言、社会方言等相平行的概念,也可视为语言变体。这些变体的研究比单纯从国别来研究似乎更有意义。�
　　笔者认为，不是不存在汉化英语这种现象，而是不应该把它上升到作为一种独立的英语变体的高度。语言变体的研究如果只从国别出发，会使我们的研究视野偏离正轨，也无法还原其本来面目。通过跨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来解决这些问题是恰当的，这在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与另一种语言的交流中都存在。正如孙骊先生说的那样：不管哪个国家或地区使用英语，其结果必然是英语要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包括它的语言环境相结合。但是，目前讨论在中国使用的英语是否应当看作是语言学上的一种变体，条件尚未成熟［20］。陈文存说：中国不应该也不需要有一种英语的中国变体。因为我们确实不需要一种用于国内交流的英语［21］。近几年比较语言学的发展，“学生错误语料库”的建立，比较分析和错误分析以及中介语研究成果都为改善中国式英语提出了有意义的借鉴。以英语为母语的语言学者和语言教师对 “中国英语” 做出诊断显得特别有价值，因为，中国人学习英语不是为了内部交流，学习和使用被世界接受的语言才能达到学习语言的目的。�
　　英语是一门国际语言,正是它的可理解性,给世界各个角落操不同语言的人能走到一起,并进行有效的交流提供了可能，现代文明才得以在深度和广度上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信息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以英语为基础的信息技术运用到一切领域,使合作与交流更为便利。因此,语言趋同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由于英语语言的使用目的、范围以及功效不同，语言本土化的需求与逻辑在各不同使用圈有重大差异，片面强调英语语言的本土化只会使英语作为外语的国家在国际交流中陷入尴尬境地。在对语言帝国主义、语言霸权主义、语言殖民主义进行无情申讨的声浪中，坚持理性、超越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抛弃民族文化优越感，在本体意识下讨论语言，才更符合逻辑与理性，才能
　　使英语成为各民族融合沟通的有效手段。语言领域的虚无主义和无政府状态对任何人都不是福音，坚持在语言上的自大与封闭会产生一系列恶果。�
　　
　　七、结语
　　
　　在中国的英语教育中，大家普遍对于教学的效率产生置疑、甚至否定，大学生语言交流处于较低水平，其原因并非是我们教给了学生中国英语，而是他们受母语的思维与负迁移太多，也就是说：由于缺乏和英语国家的人交流，即便不去教给他们中国英语，他们学到的英语大多也是中国式的。杭州师范学院的张庆路说：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些毫无新意、结构紊乱、英语语言基本功极差的所谓英语毕业论文竟然出于已经通过英语专业八级考试的英语专业本科生之手。一些研究生写的短短百来个词的英文论文摘要竟然会错误百出、惨不忍睹。我们也常常发现,要请一些毕业于中国的法学院或国际贸易学院并已拿到英语“高级口译证书”的毕业生去和英美人打法律官司或经济官司几乎是不可能。而且这种英语知识、英语文化以及英语实际应用能力的衰退正随着错误理念的深入宣传而不断加剧。英语的“半文盲化”正从中国知识界的中下层向中上层蔓延［22］。而我们的语言学家如果为中国人量身定做一套中国英语，或者从理论上承认之、推广之，中小学英语教师以想当然的表达进入课堂，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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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isapprehension and Awareness in the Research of China English�
　　
　　QIU Li�zhong
　　(Ningbo Polytechnic, Ningbo 315800, China)
　　Abstract:The nativization of English has been heated theme in linguistic study in recent years. The sinicization of English and China English seems to be the mainstream. However, the nativization of English in such outer�circle countries as China is supposed to lead to series of side effects.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foreign language under the standards of Chinese pronunciation, intonation, sentence structure and discourse is bound to decrease the communicative efficiency. It should be the right direction of Chines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to follow the official standards of British English or American English which is commonly accepted around the world.
　　Key Words:China English; nativization of English; varieties
　　本文责任编辑：熊德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