凛冬之境康瑙特_凛冬之境

　　我在都柏林住了将近一年，始终不明白两千年前塔西佗何以称爱尔兰为“海波尼亚”。Hibernia, 拉丁文“冬境”之意。这很难不让人想到《冰与火之歌》中那个“凛冬降至”的北境。
　　“仁慈的主，哦，赐福的亲王，
　　看那盖尔人，被剥夺了威望。
　　如今我们向西跋涉，进入徒留故人在身后悲伤。”
　　——Daíbhí Bruadair (C.1625-1698)
　　为什么要去康瑙特？
　　这是十七世纪爱尔兰语民谣《康瑙特流放记》的最后一节。如果有一种金属可形容爱尔兰语的发音，那便是锡——水银过于透亮，适合精灵，黄铜又太浑浊，适合寡言而巧手的侏儒，唯有仿佛随时会被擦伤的锡，堪比这淙淙泠泠又昏明不定的语音。这是属于薄暮的语言，至今全世界只有不足九万人以爱尔兰语（盖尔语）为日常用语，即使在故乡，英语也早已代替它成为了第一语言。除了在为数不多的西部诸郡，吟游诗人的后代们已经逐渐遗忘了它繁复的语法、累赘的惯用式和泉水般的音节，遗失了通向古老神祇、魑魅魍魉、史诗英雄之虚掩国度的钥匙。
　　虽然如此，这首诗描写的事件与背后辛酸的历史爱尔兰人却从不曾忘记。这地处欧洲西极的小小岛国，背负的沉重记忆以它的面积而言是太多了，一如它出产世界文学巨擘的概率。1652年，内战后被新教势力掌控的英国议会通过了《殖民法案》，没收爱尔兰天主教贵族的土地，将他们一律赶到香农河（River Shannon）以西的康瑙特(Connacht)，执行者正是清教极端分子、彼时势力如日中天的奥利佛·克伦威尔。当时的康瑙特被看作最贫瘠的不毛之地，相传克伦威尔甩给爱尔兰贵族一句话：“要么下地狱，要么去康瑙特。”对世代居住于气候宜人的东南部平原的伦斯特（Leinster）与芒斯特(Munster)贵族而言，康瑙特意味着荒凉崎岖的海滩、阴风怒号的峭壁、常年隐于大雨和浓雾深处的干石山——一片有去无回的放逐地。如《康瑙特流放记》中所吟唱的，他们只有念诵一切普世及当地圣徒的名字，并以《出埃及记》自勉，才能强忍眼泪，耐心而负重地踏上背井离乡之路：“别为西去的旅程哭泣/我的兄弟啊，现在你难道/还看不清世事无常？/无论我们拥有多少财富/往坟墓里总带不走几样。”
　　我在都柏林住了将近一年，始终不明白两千年前塔西佗何以称爱尔兰为“海波尼亚”——这儿地势平缓，冬暖夏凉，阳光灿烂的时候你会以为这是南欧，亭亭如盖的植被亦不负“翡翠岛”之名。我寓居的小镇黑岩濒临都柏林湾，前身是渔村和海滨胜地，这片我每日经过的大海几乎永远风平浪静，日照下如一匹湛蓝的绸子，不紧不慢地，一锭锭翻动出史前巨人们失落的白银。由于涨潮幅度小，一大片滩涂甚至不生水藻，也见不到油腻的贝类，只有浅褐色的矶鹞在干燥的石缝间发呆或者蹦蹦跳。冬去春来，当我脑中滋生的青苔让位于可疑的陌生植物，我想，是时候去康瑙特了，去看看真正的海波尼亚。
　　高威Galway
　　康瑙特的临冬城？
　　高威，康瑙特省首府。爱尔兰西部的康瑙特省，
　　有两个门户：从南往北走，从高威进入；
　　从北往南走，从斯莱戈（Sligo）进入。
　　若说康瑙特是冬境，高威便是不折不扣的临冬城了。
　　海港与教堂
　　临冬城自然不会大到哪里去——尽管是爱尔兰第三大城市，从市中心黄水仙盛开的爱尔广场（Eyre Square），走到纵贯全市的柯丽卜河（River Corrib）入海口，要不了二十分钟。
　　柯丽卜河，高威的爱尔兰语名字“Dún Bhun na Gaillimhe”正来自这条河。河上一座鲑鱼堰桥（Salmon Weir Bridge），站在桥上，可以看到从6英里外的海中溯游进入河上游柯丽卜湖的鲑鱼群。这条河不仅带来鲑鱼，也带来了贸易。中世纪时的高威，是爱尔兰与法国、西班牙贸易往来的主要港口，今日屹立于柯丽卜河下游东岸的西班牙拱门（An Póirse Spáinneach），虽被1755年里斯本地震造成的海啸摧毁了大半，仍是那段黄金岁月的见证。
　　我在大雨初霁的午后走到这座花岗岩拱门边。不远处桥墩上坐着一位戴奇异牛仔帽的老者，膝头摊开着书，却长时间一页未翻；一个海军蓝毛衣美少年立在拱门边，像一个真正没有心事的杂耍艺人，专心地将三四个白色塑料球同时抛上天。我走下数十级滑腻的石阶，到河海交界处的乱石滩边，那片浓稠的靛蓝是那样一种如梦似幻的调子，兜兜转转间还送来一双雪白的天鹅。我不由想起那首仅有一双对句的十一世纪爱尔兰语民谣：“有一只蓝色的眼睛/将回头望向爱尔兰/它将永远不能看见/爱尔兰的男男女女……”
　　然而我的“黑眼睛”却被吸引至对岸，那儿泊着一排色调缤纷的单桅渔船，本地人戏称它们“高威应召女郎”（Galway hooker一词可作双解）。这种渔船的构造很有特色，一般是主帆拖着伸出船尾的两片副帆，没有船舱和高高的干舷，可以在较浅的湍流中轻巧行驶，沉船率却也不低。另有一种简装版的高威渔船被用于从梅幽郡和康妮玛拉山区向孤卧大西洋中的亚伦三岛输送作燃料的泥炭：《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的作者、戏剧家沁孤（J.M.Synge）在《亚伦岛》（Aran Islands）一书中对这一幕有过生动的白描。
　　这座海港之城的精神地标隐藏于闹市区交错的长巷深处：约建于1320年的圣尼古拉斯教堂，爱尔兰迄今仍在使用的最大的中世纪区教堂。圣尼古拉斯如今虽被看作孩子们的守护圣徒，一个类似于圣诞老人的角色，在中世纪他却被尊为航海家的庇护者，因而港口城市多建奉献给他的教堂也就不足为怪。1652年，克伦威尔的军团在长达九个月的围城后攻陷了当时的高威镇，肆无忌惮地摧毁教堂圣物，抹去石雕天使的面孔（只有一位天使躲过此劫，作为整座教堂惟一有头的天使，至今仍在南耳堂与南侧廊交叉处的拱柱上咧嘴露出满足的笑容），甚至把圣所用作军队的马厩——难怪我在康瑙特遇见的当地人言及克氏便咬牙切齿，包括本该“秉持中立”的大巴司机暨导游：“我说的可不是个人意见，事实就是事实！”
　　从教堂的西入口可以看见六年半岛战争中“康瑙特突击队”使用的战旗：象征康省的墨绿底色上绣有红白相间的王冠、白色竖琴与三叶草，充满凯尔特复兴的意味。沿着北侧廊顺时针走，会看到地面上一排“行业墓石”，有的雕着戴王冠的锤子，代表亡者生前是一名铁匠，有的则是一只牧犬加一把大剪子，表示此地安葬着羊毛商，此外还有金匠、木工和裁缝等。亡者的生平多不可考，整修教堂时，据说这小小的一片土地下是一座合葬墓，共有三四百具骷髅挤挤挨挨在此栖身。 　　接着经过别具一格的分离式圣水盆、钟楼旋梯、管风琴与祭坛，我发现自己站在一座与教堂其余部分风格迥异的小教堂前，原来此地便是赫赫有名的“十字军之墓”，墓碑年代比教堂更早，是从附近一座十四世纪初遭劫的圣殿骑士团小教堂里搬运而来。碑身上中古法语的墓志铭、隐约可见的百合十字浮雕与上方设计简洁的四叶圆窗都暗示着它与众不同的来历。十字军墓五步开外，走过纪念抗击克伦威尔的英雄斯蒂芬·林奇（Stephen Lynch，人称“敌见仇”）的“林奇之窗”,可以看到整座教堂内最为巧夺天工的一件石雕拱券，人称“华坟”，线条流畅的券顶是一匹藤蔓与梭形花序疾涌的石织锦，券柱上同样被抹去了面容的基督正以类似异教神祇的姿势展示着全身的五处伤口，其衣袍的褶皱纹理与同时期的圣像传统大相径庭，是这座中世纪教堂内另一处值得玩味的细节。
　　竖琴与婚戒
　　由边门拐出圣尼古拉斯教堂，就到了高威最繁华的商店街与码头街一带，满满的红尘气息扑面而来。拉奇奥珠宝店门口的长椅两端分别坐着王尔德与乔伊斯塑像，时值国际妇女节，两人身上系满了缤纷的气球，王尔德的脖子还被勒上了一道堪比红领巾的丑陋丝带，更绝的是两人之间坐着两位花枝招展的老太太，大花披肩配花朵绒线帽，边眯着眼晒太阳边不时在小本子上记着什么，似乎是在募集某种神秘的资金。
　　路边的石墩上立着弹斑鸠的卖艺人——在爱尔兰，若你只会拨几下吉他，断然不好意思上街卖艺，尤其在西部，最差的也要吹个哨笛（“penny whistle”, 由曾经一便士一支的价格得名），以小提琴或手鼓混搭伴奏；传统特色浓郁些的，如十七世纪初提利昂革命中用作战鼓的葆琅鼓（bodhrán ），已经随“酋长”、“呼兰乐人”等一众凯尔特民谣组合的流行为国内爱乐者熟知；更纯正的爱尔兰“国乐器”如风笛（uilleann，爱尔兰语直译为“肘笛”，因演奏时需将气囊夹于左腋至左手肘间得名）在街头就不那么常见了，风笛苍劲洪亮的音色的确更适合麦浪翻滚的空旷原野，或是北风呼啸的边塞城墙，一般酒馆的逼仄空间也难容它舒展。
　　令我惊讶的是当街演奏的竖琴家——竖琴是爱尔兰的象征，不仅见于国徽、行业会徽、各种校徽与家族纹章，更是中世纪爱尔兰高王王权的象征，不少高王都是竖琴好手，比如传说中全爱第一位民族英雄（其实只是在1001年的一场霸权混战中鬼使神差被扣上了高帽子）布莱恩·博卢（Brian Boru）的竖琴，今天仍珍藏在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长厅”（Long Room）中。撇开这些渊源，竖琴的音色是极难在喧闹的环境中充分体现的，无论是尼龙弦还是钢弦，它清越而低厚的声线只宜在安静的室内侧耳聆听——比如每逢三月十七日圣帕特里克节，位于都柏林的国家博物馆考古馆内都有一场顶级水准的竖琴演出，今年的演奏家是安妮—玛丽·奥·法莱尔——而我恰恰就在人声鼎沸的商店街沿见到一名垂首拨弄琴弦的女乐师，在往来如梭的人流中显得那么寂寞：从她手中淌出的潺潺泉音压根不能在十步以外听见，而她照样从容不迫地轻拢慢捻，仿佛指间滑动的是液态水晶的活结，可以消弭人间与精灵国度的边界。
　　除了鳞次栉比的音乐酒吧，那儿的好戏要到入夜方开演，中心步行区的另一道风景是经营传统凯尔特首饰的克拉达（Claddagh）珠宝店，并码头街口的“托马斯·狄龙及子辈”（Thomas Dillon & Sons）克拉达戒指博物馆。克拉达原是柯丽卜河与高威湾交界处的小渔村，1700年起因当地几个金匠世家的精湛手艺而出名，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克拉达戒指的著名设计——代表友谊的双手环绕代表爱情的心，心上嵌有王冠，代表忠诚——据说是由理查德·乔伊斯（Richard Joyce）于三个世纪前首创的。除了于不同手指上佩戴戒指的一般含义，女式克拉达戒指（常由家中的外祖母传给母亲，再传给女儿）另有一套特殊的语言：若将右手无名指指环那颗心的尖端朝外，代表单身求偶，若朝内则代表心有所属；类似地，若戴在左手无名指，心尖朝外代表订婚，朝内则代表已婚。三百年来，克拉达戒指不乏王室订购者，许多对凯尔特文化情有独钟的年轻夫妇来高威时会在此购买婚戒。此外该品牌也生产耳环、手镯等各类传统首饰，尤以工艺杰出的凯尔特十字项链著称，堪称一份独一无二的西爱尔兰纪念品。
　　码头街连着科旺巷（Kirwan""""s Lane）和祭司巷(Druid Lane),这才是中世纪高威真正的心脏地带。科旺家是高威十四支“部落”(tribe)中仅有的两支爱尔兰本地家族之一，其余“部落”大多是1066年诺曼征服后诺曼人的后裔，由从事高威与欧陆间贸易发家，是海港城黄金时代（十六世纪初至十七世纪中期）政治与经济实权的掌握者。故高威又有旧称“部落城”，在克伦威尔掌权时期，这个称号则饱含着对“未开化爱尔兰人”的蔑视。虽然巷口的彩漆招牌竭力要使访客相信“今日科旺巷是个生机勃勃、多姿多彩的街区”，任何人都可以一眼看出它的衰落和冷清，只有从保存完好、呈不规则矩形交错的湿漉漉的石板路中，可以依稀想见这条中世纪主干道当年的繁华。毗邻的祭司巷也是如此，只不过在那里，曾经的镇税务所、法庭暨市政宴会厅残垣在九十年代风靡全爱的考古热中新鲜挖出，如今被拦在一个小型玻璃展馆里，变成了高威民事基金会旗下的“红伯爵厅”（Hall of the Red Earl）遗址。遗址也一样门庭冷落，所以我得以在负责人马丁女士的陪同讲解下将红伯爵厅从沉入地下约一米的扶壁到出土洗净的陶瓶看了个够。马丁女士告诉我，西爱有诸多上世纪末挖掘了一半的大小遗址，由于突然来袭的金融风暴断绝了大学与文化机构的资金来源，不得不烂尾收场，红伯爵厅有幸得到爱尔兰财政部公事办公室（OPW）的支持，才能完整地重见天日。我不由想起了一位古凯尔特语专业的好友的话：“那个时候（九十年代）到爱尔兰的中国旅客一定会有似曾相识的熟悉感——只不过这里的工地都只是向下发掘，少有向上的建树。”
　　康妮玛拉Galway废墟之路
　　从高威到康妮玛拉可以说是一条废墟之路，
　　比如“颅津”（Headford）附近以迷宫般的矮回廊闻名的罗赛蕊方济各小修道院， 　　凯恩（Cairn）附近的葛丽卜巨石圈等。
　　幽灵与睡谷
　　到高威的第三天，我搭乘北上的巴士进入康妮玛拉山区，不同的是，身边多了“捡来的”墨西哥小男孩艾伦。他从墨西哥城跑出来，在欧洲各城市间兜圈子，也不观光，就是到处跑，大概可以归入毛姆笔下的“晃膀子”之列。在我大致说了旅行计划后，他表示想要同行。
　　人们对康妮玛拉的地理边界向来争论不休，常见但不精确的说法是它包含柯丽卜河以西至大西洋沿岸的高威全郡，绝不会被抓小辫子的说法是它是康瑙特省最大的盖尔语区。从高威市沿国道N84、R334、N59向北向西,一路可见满山遍野的金雀花丛在溪涧边、山坡上、沼泽旁摇曳生姿，像一场史前时代遗留的金雨，永恒点颤于尘世的水畔。刚解冻不久的春日河川从身披千万种黄绿色块的山谷间倾泄而下，把各色嶙峋的石头磨得光润，映出碧蓝天光与缭绕的流云。植被的颜色一律单纯明净却又变幻多姿，宛如出自康斯太勃的调色盘，穿行其间、永远微微湿润的公路是灰蓝色掺银的缎带，串起了我们一路如发现仙境般的好心情。
　　司机是个五十开外、红润微胖的康瑙特老伯，像只快活的复活节彩蛋，用一副低沉圆润的好嗓子哼唱音响里播放的香农民谣，同时担任着导游、DJ、伴唱三重角色。我暗自钦佩他的活力，一路上他不是在唱歌就是在讲解，永不疲惫，永远兴高采烈。后来才知道他会四五种乐器，不开车时是乡村音乐酒吧的业余驻唱和琴师，他是真心喜欢手头这份工作。大巴拐过科伦布尔（Clonbur），驶过因水位高于海平面而有“悬湖”之称的面具湖（Lough Mask）时，所有人都一瞬间安静了：刚抽芽、笼着蒙蒙春烟的灰绿色树林缓缓抖出一面蓝得令人心悸的粼粼湖水——假如精灵们尚未完全从人世隐退，面具湖令宝石都失色的幽蓝水波必定是精灵出没的地方。
　　虽然看起来郁郁葱葱，康妮玛拉山区土地的耕作力其实极差，基本上只宜生草。司机说这部分是由于第一批定居者犯了大批砍树的错误，隔了数代也无法弥补，在1845年的土豆虫灾期间更是每况愈下，不少本地人不得不千里迢迢向北美迁徙，“这些都是用作临时住所的‘饥荒房’”，司机指着纳芙威湖畔（Lough Nafooey）的一排石块垒砌的简陋小屋告诉我们。不够肥沃的土壤使康妮玛拉退求其次成了大牧区，我们也得以看到卷角的绵羊如滚滚白云般在盛大的蓝天下游荡，以及堆至半空、鼓鼓囊囊的黑色巨型袋子，里面装着可充当临时饲料的草皮。同样遍地可见的还有极具西爱特色的干石墙——石块与石块间不以任何砂浆灰泥作为粘着剂，单纯靠人工凿磨和堆砌固定；不过几年来也常有住户“作弊”，搞来水泥混凝土提高砌墙效率。这动辄蜿蜒数英里、缝隙里青苔成灾的低矮垒石与其说是实用防御工事，不如说是象征性的地标，无声地隔开牧区与住户，草坡与公路，隔开错落于野地中未及受洗的早夭婴孩的坟茔——简陋至极，不过是荒山脚下几块垒成塔状的圆石，外加一块标有亡童姓名的木板。唯有早春初绽的黄水仙慰藉着他们，竟从石塔底部抽出了一丛丛繁盛的重瓣花朵。
　　康妮玛拉风景最迷人的一带在费拉里峡湾（Fillary Fjord）附近的“杀手羊”峡谷。费拉里峡湾是爱尔兰境内唯一的天然峡湾，两岸斯库拉与卡律布狄斯般对峙的淡金色山脉簇拥着银光灼烁的狭窄水域，正迫不及待地要在一次开阔的回转后向西奔涌入海，成为史诗。峡湾岸边茕茕孑立着一棵倾斜的白蜡树，光秃秃的枝头系满了缤纷的许愿布条，呼喇喇在风中翻腾不息——那是爱尔兰的圣灰树，传说此树周围常有矮仙（leprachaun）与地精（goblin）出没。“杀手羊”峡谷位于乔伊斯乡（Joyce Country）西北角——虽然起源于威尔士，“乔伊斯”自十三世纪起就是西部的大姓，我们所熟知的那位国宝乔伊斯虽然生于都柏林，祖上亦来自康瑙特这一支——司机停下车，说这一带是他最心爱的地方，“从这里路过了无数次，没有一次的感受一模一样”。我逛到一处崖畔，细看对面山坡上踯躅漂移的狭长云影，细看脚下明明是深渊、却像一个可依赖的拥抱般使人感到宁谧祥和的谷底，不禁觉得这儿就是华盛顿·欧文笔下的睡谷，被施了暗藏毁灭力量的催眠术。在我看来，那些盘起腿、眯着眼在半山腰晒太阳的绵羊随时有可能一骨碌滚下谷底：比起“杀手羊”（Killer Sheep），这一带叫作“羊杀手”（Sheep Killer）显然更合适。然而你无法判定，这云雾蒸腾的山谷间星罗棋布的羊群是否也只是幻术的一部分，而滑入谷底不过是一场抵抗遗忘的回归。
　　汽车行至乔伊斯乡一处环山临湖的狭路，前方草场上突然有一团白影向我们奔跑过来，伴随着司机一声响亮的唿哨，我辨认出那是一匹美丽的白马——如果不是确实看清了它的双耳间并没有生着角，我真会以为那是一匹终日在山林里游荡的独角兽。“乔伊，乔伊！”司机唤它的名字，一边开车门一边向我们解释：“这是我的老朋友”，随即他抓起副驾驶座上一袋切好的苹果走了下去。我和艾伦尾随其后，乔伊乖乖在栅栏后等着，心安理得犹如领取月例，一边大嚼喂给它的苹果一边往我们手心喷气，白霜似的睫毛下是一对恬静而乌亮的大眼睛。乔伊没有主人，只爱在这片山脚下的草场里驰骋，附近的人们为了防止它闯入车道专门修了栅栏，而它也早与每日经过的几位司机达成了默契。此时天空骤然变脸，山边疾走的乌云压低了身子，似在宣告末日，几声闷雷后大雨兜头浇下，我们反正习惯了西爱一日三晴三霁的天气，连滚带爬逃回车内就是，可怜乔伊被淋懵了一般，雪白的鬃毛粘成一簇簇，不知所措地看着乱成一团的我们，直到回到驾驶座的司机又打了一声悠长的唿哨，它才甩甩尾巴，朝雨中浓绿欲滴的群山跑去，那一刻我真想随它飞奔而去。
　　不够肥沃的土壤使康妮玛拉退求其次成了大牧区，我们也得以看到卷角的绵羊如滚滚白云般在盛大的蓝天下游荡，以及堆至半空、鼓鼓囊囊的黑色巨型袋子，里面装着可充当临时饲料的草皮。
　　幽灵与睡谷
　　到高威的第三天，我搭乘北上的巴士进入康妮玛拉山区，不同的是，身边多了“捡来的”墨西哥小男孩艾伦。他从墨西哥城跑出来，在欧洲各城市间兜圈子，也不观光，就是到处跑，大概可以归入毛姆笔下的“晃膀子”之列。在我大致说了旅行计划后，他表示想要同行。 　　人们对康妮玛拉的地理边界向来争论不休，常见但不精确的说法是它包含柯丽卜河以西至大西洋沿岸的高威全郡，绝不会被抓小辫子的说法是它是康瑙特省最大的盖尔语区。从高威市沿国道N84、R334、N59向北向西,一路可见满山遍野的金雀花丛在溪涧边、山坡上、沼泽旁摇曳生姿，像一场史前时代遗留的金雨，永恒点颤于尘世的水畔。刚解冻不久的春日河川从身披千万种黄绿色块的山谷间倾泄而下，把各色嶙峋的石头磨得光润，映出碧蓝天光与缭绕的流云。植被的颜色一律单纯明净却又变幻多姿，宛如出自康斯太勃的调色盘，穿行其间、永远微微湿润的公路是灰蓝色掺银的缎带，串起了我们一路如发现仙境般的好心情。
　　司机是个五十开外、红润微胖的康瑙特老伯，像只快活的复活节彩蛋，用一副低沉圆润的好嗓子哼唱音响里播放的香农民谣，同时担任着导游、DJ、伴唱三重角色。我暗自钦佩他的活力，一路上他不是在唱歌就是在讲解，永不疲惫，永远兴高采烈。后来才知道他会四五种乐器，不开车时是乡村音乐酒吧的业余驻唱和琴师，他是真心喜欢手头这份工作。大巴拐过科伦布尔（Clonbur），驶过因水位高于海平面而有“悬湖”之称的面具湖（Lough Mask）时，所有人都一瞬间安静了：刚抽芽、笼着蒙蒙春烟的灰绿色树林缓缓抖出一面蓝得令人心悸的粼粼湖水——假如精灵们尚未完全从人世隐退，面具湖令宝石都失色的幽蓝水波必定是精灵出没的地方。
　　虽然看起来郁郁葱葱，康妮玛拉山区土地的耕作力其实极差，基本上只宜生草。司机说这部分是由于第一批定居者犯了大批砍树的错误，隔了数代也无法弥补，在1845年的土豆虫灾期间更是每况愈下，不少本地人不得不千里迢迢向北美迁徙，“这些都是用作临时住所的‘饥荒房’”，司机指着纳芙威湖畔（Lough Nafooey）的一排石块垒砌的简陋小屋告诉我们。不够肥沃的土壤使康妮玛拉退求其次成了大牧区，我们也得以看到卷角的绵羊如滚滚白云般在盛大的蓝天下游荡，以及堆至半空、鼓鼓囊囊的黑色巨型袋子，里面装着可充当临时饲料的草皮。同样遍地可见的还有极具西爱特色的干石墙——石块与石块间不以任何砂浆灰泥作为粘着剂，单纯靠人工凿磨和堆砌固定；不过几年来也常有住户“作弊”，搞来水泥混凝土提高砌墙效率。这动辄蜿蜒数英里、缝隙里青苔成灾的低矮垒石与其说是实用防御工事，不如说是象征性的地标，无声地隔开牧区与住户，草坡与公路，隔开错落于野地中未及受洗的早夭婴孩的坟茔——简陋至极，不过是荒山脚下几块垒成塔状的圆石，外加一块标有亡童姓名的木板。唯有早春初绽的黄水仙慰藉着他们，竟从石塔底部抽出了一丛丛繁盛的重瓣花朵。
　　康妮玛拉风景最迷人的一带在费拉里峡湾（Fillary Fjord）附近的“杀手羊”峡谷。费拉里峡湾是爱尔兰境内唯一的天然峡湾，两岸斯库拉与卡律布狄斯般对峙的淡金色山脉簇拥着银光灼烁的狭窄水域，正迫不及待地要在一次开阔的回转后向西奔涌入海，成为史诗。峡湾岸边茕茕孑立着一棵倾斜的白蜡树，光秃秃的枝头系满了缤纷的许愿布条，呼喇喇在风中翻腾不息——那是爱尔兰的圣灰树，传说此树周围常有矮仙（leprachaun）与地精（goblin）出没。“杀手羊”峡谷位于乔伊斯乡（Joyce Country）西北角——虽然起源于威尔士，“乔伊斯”自十三世纪起就是西部的大姓，我们所熟知的那位国宝乔伊斯虽然生于都柏林，祖上亦来自康瑙特这一支——司机停下车，说这一带是他最心爱的地方，“从这里路过了无数次，没有一次的感受一模一样”。我逛到一处崖畔，细看对面山坡上踯躅漂移的狭长云影，细看脚下明明是深渊、却像一个可依赖的拥抱般使人感到宁谧祥和的谷底，不禁觉得这儿就是华盛顿·欧文笔下的睡谷，被施了暗藏毁灭力量的催眠术。在我看来，那些盘起腿、眯着眼在半山腰晒太阳的绵羊随时有可能一骨碌滚下谷底：比起“杀手羊”（Killer Sheep），这一带叫作“羊杀手”（Sheep Killer）显然更合适。然而你无法判定，这云雾蒸腾的山谷间星罗棋布的羊群是否也只是幻术的一部分，而滑入谷底不过是一场抵抗遗忘的回归。
　　汽车行至乔伊斯乡一处环山临湖的狭路，前方草场上突然有一团白影向我们奔跑过来，伴随着司机一声响亮的唿哨，我辨认出那是一匹美丽的白马——如果不是确实看清了它的双耳间并没有生着角，我真会以为那是一匹终日在山林里游荡的独角兽。“乔伊，乔伊！”司机唤它的名字，一边开车门一边向我们解释：“这是我的老朋友”，随即他抓起副驾驶座上一袋切好的苹果走了下去。我和艾伦尾随其后，乔伊乖乖在栅栏后等着，心安理得犹如领取月例，一边大嚼喂给它的苹果一边往我们手心喷气，白霜似的睫毛下是一对恬静而乌亮的大眼睛。乔伊没有主人，只爱在这片山脚下的草场里驰骋，附近的人们为了防止它闯入车道专门修了栅栏，而它也早与每日经过的几位司机达成了默契。此时天空骤然变脸，山边疾走的乌云压低了身子，似在宣告末日，几声闷雷后大雨兜头浇下，我们反正习惯了西爱一日三晴三霁的天气，连滚带爬逃回车内就是，可怜乔伊被淋懵了一般，雪白的鬃毛粘成一簇簇，不知所措地看着乱成一团的我们，直到回到驾驶座的司机又打了一声悠长的唿哨，它才甩甩尾巴，朝雨中浓绿欲滴的群山跑去，那一刻我真想随它飞奔而去。
　　凯尔特十字由普通十字交臂处饰以象征太阳的圆环组成，是基督信仰与本土日神崇拜的微妙折中，尤以圆环和十架上精巧的动物和藤蔓石刻著称。
　　空村与空十字
　　高威市与康妮玛拉山区间有多处中世纪修院遗址，多数已废，少量还承担着社区公墓的职能，其中最具西部特色的要数位于高威郡与梅幽郡交界处的空村修道院（Cong Abbey）。空是个静水流深、春花灼烁的幽僻小村落，有着和名字一样充满禅意的风景。其地下水脉连接着南面的柯丽卜河与北面的面具湖，地表看得见的一潭活水中绿藻缥缈，其上还架着一座红绿白三色护栏的桥，唯有桥中央一根栏杆漆作了黑色，这就是高威与梅幽两郡之间摸得着的分界。空村是全爱最美丽的维多利亚式湖畔城堡“灰津堡”（Ashford Castle）所在地，是奥斯卡·王尔德之父、历史学家威廉·王尔德爵士的故乡，空村修道院中安葬着爱尔兰最后一位高王罗利·奥康纳（Rory O""""Connor）,更曾是爱尔兰顶级国宝空十字（Cross of Cong）的存放地——空十字现在已被移入国家博物馆考古馆一楼，我曾在都柏林有幸得见，除却其精美绝伦的金银细丝工艺，嵌于十架内部无色水晶下一片现已轶失的圣物才是空十字最珍贵之处——那圣物即传说中基督于其上受难的“真十字”（True Cross）的碎片，于1123年被送到爱尔兰，当时的高王暨康瑙特国王塔尔耶瓦赫·奥·孔赫沃尔命人为圣物造一座非比寻常的“圣殿”，即空十字本身。 　　虽然背后有这许多年代悠久的故事，空村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还是修道院墓地中的凯尔特高十字群。空修道院首建于七世纪，十二世纪初重建，几经诺曼人洗劫而废。日光下，绿茵深处，那倾颓断裂的外围柱廊依然秀逸如缎带，以石头的语言无声诉说着昔年的堂皇，仿佛仍可以看见袭黑色法衣的僧侣络绎穿梭于这沉默的柱廊间。空修道院奉行奥古斯丁会规，康瑙特大主教穆雷达赫·奥·杜夫萨赫在此逝世，其名字已被永久镌刻在国宝空十字上。修道院废墟背后是规模庞大的墓地，每座墓碑上都有高耸的凯尔特十字直指蓝天——凯尔特十字由普通十字交臂处饰以象征太阳的圆环组成，是基督信仰与本土日神崇拜的微妙折中，尤以圆环和十架上精巧的动物和藤蔓石刻著称。我和艾伦分头细看，发现在此长眠的人有一大批死于一战期间，然而时隔近百年，许多坟头仍放着含珠带露的鲜花或青翠的榛叶冠，一看就是新放上没几日的——能被后人铭记一百年，这本已超过了我最乐观的奢望。有一块石板上的碑铭尤其令人动容：“倘若泪珠可筑造旋梯/ 记忆可筑造长巷，我必走路去天国/ 夺你回来”——差不多能教人相信，最后的最后，剩下的是爱。这儿有忽蓝忽紫的鸢尾在风中摇颤，花香中依稀飘来远处教堂午祷的钟声，卷须错综盘绕的凯尔特十字群站成肃穆的方阵——只有死亡值得我们济济一堂。
　　从高威到康妮玛拉可以说是一条废墟之路，比如“颅津”（Headford）附近以迷宫般的矮回廊闻名的罗赛蕊方济各小修道院，凯恩（Cairn）附近的葛丽卜巨石圈等，然而整个康妮玛拉乃至康瑙特全境最美丽的一处石建筑群要数毗邻康妮玛拉国家公园的凯尔莫修道院（Kylemore Abbey）。被透蓝的玛拉卓落与波拉卡普两湖簇拥，这座背倚群山的修道院，犹如盈盈碧水上一串雍容华贵的月光石，又如中世纪节庆蛋糕上玲珑别致的纸城堡，与鹅黄嫩绿的山林一起在水中顾盼着自己的倒影。这座堪比霍格沃茨魔法学院的大修道院是西爱尔兰的骄傲，荒山无人区里的一颗明珠，其背后的罗曼史却令人唏嘘：凯尔莫修道院原为凯尔莫湖心城堡，1850年，工业家密切尔·亨利携新婚妻子玛格丽特·沃艮来此度蜜月，玛格丽特迷醉于康妮玛拉的湖光山色，于是密切尔买下附近的一万五千英亩地，在极其艰难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建造了这座童话般的城堡，作为给妻子的献礼。在此过程中，密切尔开辟了西爱尔兰第一个模范农庄，重修通往西海岸克里夫顿（Clifton）的公路，利用山顶图瑟湖的水压进行水力发电（城堡至今仍全部使用绿色能源），更使用水管加热法建造了二十一座培育珍蔬与药草的暖房，在城堡左侧步行约半小时处造了爱尔兰最大的维多利亚式围墙花园。这些对一个以一己之力组织垦荒的先驱者而言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而作为高威郡参议员的密切尔在议院中始终支持《自治法案》，致力于改善爱尔兰平民的生活，在艰难岁月里为凯尔莫上下仆役减租并为当地孩子设立学校，可说是一个爱尔兰版的“开明绅士”。而玛格丽特也是一位备受爱戴的女主人，只可惜她只在湖心堡中住了六七年，便于一次去埃及的旅途中身患痢疾，才四十五岁便溘然长逝。悲痛的密切尔在城堡右侧步行约十五分钟处建造了一座新哥特式小教堂悼念亡妻，却以温柔微笑的天使雕塑代替了普通哥特教堂中面目狰狞的滴嘴兽，暖黄的烛光与轻轻飘入耳中的优美颂诗使这里洋溢着女性气息，紧靠奶白色砂岩墙而立的大理石束柱由代表全国四省的四根彩柱组成（康瑙特之绿，厄斯特之灰，伦斯特之黑以及芒斯特之玫瑰色），又为这座安静的小教堂平添了民族风味。
　　密切尔于1910年在英国以八十四岁高龄离世，骨灰被带回凯尔莫，葬在玛格丽特身旁。此时的亨利家族早已不复从前，上世纪二十年代，曾经的凯尔莫城堡，连同其花园、林中路、山径、湖区和教堂，一并以低廉的价格转入了一批来自比利时的本笃会修女手中，她们在弗兰德斯伊普勒（Ypres）的修道院于一战中遭到德军空袭，不得不逃亡至缈无人烟的西爱尔兰山区。修女们经营有方，曾在凯尔莫创办国际女子寄宿学校，吸引了大批爱尔兰贵族少女前来就学，学生中还包括美国女演员安吉莉卡·休斯顿和好几位印度公主。然而作为教育机构的凯尔莫修道院如今亦中落了，2010年，这儿举行了最后一场期末考试，从此只有被称为“爱尔兰嬷嬷”的本笃会修女们在这人间仙境专心侍奉上帝，同时培育新品种药草、制作手工肥皂和比利时巧克力卖给游客，以便在凯尔莫基金会的资助以外,靠自己的双手补贴运作这一庞大地产的开销。
　　克莱尔郡 County Clare
　　冷酷仙境
　　若说地处高威郡西北的康妮玛拉让我尽情领略了山地春色的旖旎烂漫，
　　高威以南、行政上划入芒斯特省的克莱尔郡（County Clare）则是另一派奇险峻峭的异境风光。
　　西接大西洋、东临香农河的克莱尔郡总给人一种迫近的末日感，云层也压得格外低，
　　一日里暴雨和浓雾交替不断，地貌比康瑙特省更为粗犷不羁，
　　这儿也的确是欧洲史前人类的活动重镇。
　　巴伦炼狱
　　克莱尔郡的新石器文明留下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单室石桌坟群——石桌坟（Dolmen）一般由三根或更多直立巨石柱加上水平方向覆盖其上的巨石板组成，克莱尔郡最负盛名的普纳布隆石桌坟（Poll na mBrón，意为“哀之空洞”）最早可溯至公元前四千两百年，比埃及金字塔更早——虽然只是隔着车窗的惊鸿一瞥，这荒原里、灰云下孤独屹立了千年的石阵还是震撼了我。这些巨石是史前爱尔兰大地上失落的地标，至今仍沉默地收藏着海波尼亚冬境的魂魄。
　　巴伦（Burren）是克莱尔郡特有的一种喀斯特地貌，爱尔兰语中的意思是“大石头”或“多石之地”，这延绵二百五十平方公里的断层石灰岩，远看便是劫后余生的索多玛和蛾摩拉：炙烤的天火已熄，大地不再咆哮着喷出泥块与岩浆，江河湖海亦不再翻动出液态的诅咒，唯有火山灰笼罩着大地，千年不散——巴伦地区自然并不受火山威胁，却也是一整片灰天灰地的阴霾，像是上帝在天上打翻了炭桶。近看则另有情致：这退开的是竖溶隙，纹丝不动的是石芽，这缝隙里探头探脑的是侏儒蕨与龙胆根——巴伦的石灰岩来自三点五亿年前石炭纪海洋的沉积层，体内深埋着化石珊瑚、海葵、海百合与菊石的秘密。 　　虽然山风刺骨，冷雨滂沱，我们还是披上雨布，换上惠灵顿雨靴，握着登山手杖跟着巴利沃艮附近一处农庄的年青主人约翰进入了巴伦山区深处。原来政府把这一带的石山承包给当地的农庄主和牧户，使用者就是管理者，顺便承担带路人兼导游的职责，赚些外快。
　　当约翰用钥匙打开两道干石墙间牵系的锁链，我们进入他家祖辈继承的那片牧场和石山，“这只瞪羚是我祖父打的！”约翰豪迈地举起一副已部分石化的卷角，我看到他的脸早已被冻得通红。看似平缓的干石山只有岩峰可落脚，加上暴风雨把人刮得东倒西歪，导致我才爬到半山，腿就被可耻地卡在了两片裂岩的罅缝中，如果不是艾伦发现得早，恐怕我就要在这尴尬的处所里边淋雨边等待爬山归来的大部队的营救了。当我惊魂未定地来到山顶，发现目力所及之处除了石头，还是石头，我不禁感慨这炼狱般的嶙峋地貌实在是“神隐”的好地方，难怪中世纪爱尔兰民间传说里充满了关于失踪者的故事——巴伦地形如同世界的缩影：此世本就充满看不见的缝隙，物质的或是抽象的，人若没有继续存活下去的坚实理由，只怕一旦落入，甚至懒得呼救。同车的几名德国游客此时正排成一队，在对面山坡的石尖上艰难跋涉，远看就像在天边走钢丝；背后，依稀可以看到远处“七教堂山”的塔尖（其实只造了三教堂），在这样终日疾风骤雨的不毛之地，石山里的教堂怕是早已废去。只有山脚牧场上、草棚中十多头黑色、棕黄色、奶白色和花斑点的奶牛或水牛，虽然总是带着一脸抑郁症的神情雕像般安静地反刍着，也总算说明这儿有人类居住。当年克伦威尔派人视察西部，看巴伦地区能否充当爱尔兰天主教贵族的放逐地，回来的将军报告说：“此地无水可投之自尽，无树可悬之自缢，亦无土可埋其尸骨”——今日观之，方知克氏用心确实良苦。
　　所以，当下山后约翰把我们带入一座温暖整洁、洋溢着糕点香味的小农庄，所有人都发出了满足的叹息。这儿有约翰祖母精制的手工果酱，刚出炉的松软小蛋糕，黄铜水壶滋滋冒着热气，壁炉里造型奇异的固体酒精释放出暖人的红光；这儿明净的窗前栽着蝴蝶兰，壁上挂着可预报晴雨的压力计，客厅墙上大大小小的黑白镜框诉说着从约翰的曾祖父辈起这家人在巴伦地区经历的大事：奶牛产仔、农场竣工、婚礼、老人逝去、婴儿出生……我坐在壁炉边捧着咖啡暖手，一边听约翰和一个可能是伯父辈的亲戚用爱尔兰语交谈，琢磨着这濒死语言中活泼的抑扬和意味深长的停顿——哪怕只能听懂寥寥数词，你却能立刻感到，海波尼亚的魂魄在被海风抽打的石头中，更在清亮如锡的盖尔语里。事实上，虽然克莱尔郡行政上属于芒斯特，它与接壤的康瑙特之间的地理气质和文化脉络丝毫也没有中断，就如在这两省，我同样频频地看到只有盖尔语的路标和招聘，而不是如东部那样永远有两种语言。
　　艾伦问约翰为何农庄里只见牛，没有羊群，约翰用英语回答：“因为羊利润太低。巴伦作为牧区，自然条件并不优渥，只有养牛容易回本。”他又指给我们看电视机旁的一处监测屏：“这是监控母牛用的，每年一到四月是产犊期，如果母牛半夜临盆，我们会收到警报，然后跑出去帮助它——这玩意最近就得天天开着。”我暗自羡慕这儿得天独厚，既得淳朴民风的滋养又享受现代科技的便利，恨不能一辈子在这儿劳作与生活才好；同时又明白这念头的轻浮：终日与石头、牛群和茫茫灰天作伴自然能化育开阔的胸襟，而其中的辛苦与孤独，又岂是我这样一遭雨淋就想念炉火和糕点的人能明白的。
　　想来这世界尽头吞没一切的浓雾和冷雨，以及附近冷峻崎岖的地貌，盛产这类鬼魅，也容易把人们迫入室内炉火边，讲故事以打发不能外出的长日；我私自揣测，时常阴霾的气候或许也该对西爱尔兰著名的“全民酗酒”问题负一点责。
　　悬崖与古堡
　　但凡来爱尔兰西南部游玩，即使只待一天，你也会被推荐去克莱尔郡最西端的莫霍悬崖（Cliffs of Moher）。俯瞰大西洋、延绵八公里之余、最高处达两百多米的莫霍悬崖历来是欧洲最壮观的地貌之一，从北端的奥·布莱恩守望塔顶更可以鸟瞰汪洋中的亚伦三岛和康瑙特群山。可惜我们去悬崖那日，天竟终日不曾放晴，始终笼罩在白灵灵湿嗒嗒的雾霭中，在雨中沿着护堤走了约半个时辰，只能遥望到悬崖一角的轮廓。同行的人都摇着头回游客中心避雨去了，我和艾伦不死心，分头择路寻找，希望能觅到一处好望角，窥得悬崖哪怕一丝的本来面目。可是一路我只看到提醒游人危险莫靠近的警示牌、为在此丧生者而建的纪念碑（部分悬崖的砂岩层十分易裂，且在底部海浪的侵蚀下时刻有粉碎崩塌之虞，下方则是如塔尔塔罗斯般咆哮着的大西洋巨浪）、以及一溜儿似乎是供游人休息用的长方体石墩——在浓雾和大雨中，看起来就如昔日精灵们留下的不详宝座，或是死去列王湿漉漉的坟茔。我终于明白古爱尔兰厄斯特神话圈中的许多故事为何这般令人不安却又魂牵梦萦，与同时期印欧语系的其他民族神话气质迥然，既充满不可知论，又有浓重的宿命色彩。想来这世界尽头吞没一切的浓雾和冷雨，以及附近冷峻崎岖的地貌，盛产这类鬼魅，也容易把人们迫入室内炉火边，讲故事以打发不能外出的长日；我私自揣测，时常阴霾的气候或许也该对西爱尔兰著名的“全民酗酒”问题负一点责。
　　我在这一个人都看不见的冷酷仙境里逡巡了许久，真有误入广寒宫，或是一个即将转世之人的梦境之感。返回的路上，忽闻得灰色雾霭深处传来悠扬俏皮的哨笛声，虽然主旋律重复不变，每次却都有些小小的即兴变奏，听来并不觉单调。循笛声走了很久，到了跟前才看清浓雾中一个仅以连衣帽挡雨的吹笛人的轮廓，四下虽然空无一人，他却执拗地坐在看不见的悬崖畔，仿佛在守护着古老的圣地。
　　回到和艾伦约好的见面处，他已经在那里等着，并且和我一样毫无收获：“连悬崖的影子都没看到！”上车后，司机抱歉地说：“虽然我们入行第一天就被指导：‘绝不要为爱尔兰的天气道歉’，但我还是很遗憾，这种事有时确实会发生。”我倒并不在意：人人见过碧水蓝天间赫赫屹立的悬崖，可未必都见过一座正在消失的悬崖。为了补偿，好心的司机载我们去了附近的法诺尔（Fanore）——“莫霍悬崖的迷你版”——崖底的泡沫如发怒的白色马群，不断地劈开混沌又与之合一，颇有意趣，然而崖边的狂风实在遒劲，脚下的石滩又湿润溜滑，我们无法久留。倒是在返回高威市的路上拜访了几座废弃的古堡，说是城堡，其实称为要塞或碉堡更贴切。比如金瓦拉（Kinvara）附近的邓谷埃城堡（Dunguaire Castle）：拨开一丛荆棘般纠缠茂密的深粉色花朵，沼泽湖中，青草滩上，一座霉黑的楼塔连带着霉黑的雉堞拔地而起，谁又能想象它曾是康瑙特之王的王宫，曾是“凯尔特复兴”活动要将叶芝、萧伯纳、沁孤、格列高里夫人等共商爱尔兰民族文学前程的地方。走近了看，这被困于滩涂中央的高而逼仄的古堡真有中世纪地牢的感觉，立刻让人想起丁尼生的诗行：“最黑的霉斑在花盆表面结了壳，一只并所有\生锈的钉子从绳结上落下……破碎的厩棚悲哀而古怪，提起叮当作响的门闩\古老的茅草破烂纠结，覆盖着孤零零的壕沟山庄……”（《玛丽安娜》）——霉斑、沼泽、荆棘、废墟、浓雾、峭壁，这一切对于爱尔兰西南腹地而言，与花香、山谷、羊群、白云、清溪、碧海同样真实和必要，堪为一种遗世孑立的阴翳美学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