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记》作品教学的几点意见:司马迁史记写了多少年

　　韩兆琦，男，１９３３年生，１９５９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１９６２年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１９６３年起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１９８０年为副教授，１９８６年为教授，１８９３年为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史》《中国传记文学史》《史记通论》《史记笺证》等二十多种。
　　现为中国《史记》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
　　
　　前些时候，有几位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特级教师和我谈起如何讲授《史记》作品的问题。我在高等院校讲授《史记》课多年，也给北京及其他省市的一些中学做过有关的报告，对两方面的情况都了解一些，故而能够说上几句话。《史记》作为中学阶段必读的古典名著，既是历史作品，又是文学作品，因此老师们在帮助学生疏通字句、通晓内容之后，就不能不注意《史记》作品的历史性与文学性。只有准确把握了这个前提，才能把《史记》名篇讲得更好，更到位。现在我想从几个方面谈谈讲授《史记》作品的问题：
　　一、不同时代、不同经历的人都会从《史记》中找到自己欣赏的侧面，而在共同的时代背景下，又总可以发现一些为大家所共同关心、共同赞赏的东西。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史记》的阅读、研究与各类学校中的《史记》教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史记》中最鼓舞人心、最令人赞赏的有哪些方面呢？我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所编的高中语文第六册的一篇题为《司马迁与〈史记〉》的小文中说到了四点：其一是它所表现的进步民族观，它认为我国境内各民族都是黄帝子孙、都应该地位平等、和睦相处，反对压迫、反对掠夺；其二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经济思想，它认为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是经济，它反对片面的“重本抑末”，主张“工、农、商、虞”四者并重，它高度评价工商业者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作用，为他们树碑立传；其三是它所表现的强烈的民主性与批判性，它批判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黑暗、钩心斗角，反对以扩张掠夺为目的的侵略战争，他重视下层人民，歌颂存在于下层人民之间的种种美德；其四是贯彻在《史记》全书中的那种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它歌颂积极豪迈地为国家、为黎民百姓建功立业、做出贡献的英雄，它歌颂百折不挠、慷慨奋进，为实现美好理想而忍辱奋斗的精神。
　　一个人有先进卓越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而一个人能够把这些思想如实地表达出来就更为难能可贵。生活在专制主义空前严重，儒家思想被御用、被神秘化的时代，司马迁敢于揭露、批判以汉武帝为首的统治集团，敢于痛斥以叔孙通、公孙弘为代表的汉代儒学、儒生，这得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我们还是读一读《平准书》《封禅书》，看看汉武帝那些不伟大的一面；再比较一下《孔子世家》与《儒林列传》《平津侯列传》，看一看受司马迁所敬重的孔子的鲜活而富有人性的思想和他那种独立不羁、不媚权贵的人格是怎样的，而汉代那种被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起来的“儒学”与“儒生”又是怎样的，大概除了少量空洞的词语外，剩下的就只有讨好汉代皇权的奴颜婢膝了。这是司马迁与《史记》的一种整体倾向，我们首先应该予以把握。
　　二、讲授《史记》中的任何单篇作品，都应该与司马迁其人与整个的《史记》其书相联系。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分五个部分，但它是一个严密的整体，因此当讲到它其中某个单篇的思想观点时，必须与整部《史记》相联系，要注意它的统一性。例如，《陈涉世家》记述了陈涉首难反秦的全过程，表现了陈涉的果敢精神和农民起义军的强大威力，高度评价和热情歌颂了陈涉在灭秦过程中的历史作用。这是我国第一篇农民战争的历史文献，起义的原因，反秦的声势，以及早期农民战争的种种弱点和它失败的历史教训，无不包涵其中。能这样认识作品，我看大体是可以的，但还要进一步展开。生在汉代，一般地肯定陈涉，是当时的官方观点，并不说明司马迁有何出众之处。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陈涉发迹。”竟把陈涉比做商汤、周武王、孔子这种古代的“大圣人”，其评价之高简直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司马迁怎么能够这个样子呢？这就需要联系司马迁与《史记》的整个思想体系了。其一是出于他的进步历史观，他同情下层人民，重视下层人民的力量，而绝不迷信什么“君权神授”；其二是出于司马迁敬佩陈涉等在生死关头的勇敢抉择。当他们遇雨失期，密谋发动起义时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王可乎？”当他们杀掉将尉，号召徒众时又说：“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司马迁敬佩这一群“好汉子”，虽然几个月就失败而死，但是死得值，其意义重于泰山。
　　再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作品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会”“将相和”三个激动人心的故事，赞颂了蔺相如在强大敌人面前，不顾个人安危，为维护国家利益、国家尊严而针锋相对，顽强斗争；而在对待廉颇的无理寻衅上则处处忍让，顾全大局的崇高品质；以及赞扬廉颇的知错改改，勇于公开承认错误等等。能对作品的主题理解到这一步，也大体可以了。但司马迁在本篇的“太史公曰”中说：“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后半截容易理解，但前半截的“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又是说什么呢？“处死”就是如何处理、如何对待“死”这件事情，于是一下子又回到了在生死关头如何作出抉择的问题。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所不勉焉”；他在《季布栾布列传》云：“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栾布哭彭越，趋汤如归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这都和《陈涉世家》所说的“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云云一脉相通。
　　《魏公子列传》写侯嬴为信陵君出主意让如姬窃得兵符，魏公子携带兵符出发时，侯嬴出人意料地说：“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向自刭，以送公子。”从古至今，有以自杀为朋友送别的么？侯嬴为什么要自杀？书中没有写，但我们必须讲清楚，不能让一个英雄人物死得不明不白。有人说：如姬盗兵符是侯嬴的主意，将来魏王一定能够查出，所以侯嬴不如早死。这样的死有何价值？符合司马迁的生死观么？明代徐中行对此解释说：“侯生度为公子窃符，计必杀晋鄙，鄙何辜哉？心必有不忍而不自安者，乃以死谢之耳。不然，报公子即死耳，何必数公子行至晋鄙军之日而后自刭耶？故程婴之死，世谓报宣孟，余谓谢杵臼也；侯生之死，世谓报公子，余谓谢晋鄙也。”徐说不为无理，但非关大节。侯生自杀乃为坚定魏公子杀晋鄙、夺兵权之决心。公子“为人仁爱”，晋鄙则“��宿将”，且又无辜。侯生初言之时，公子即已流泪，此危险之徵兆。倘见面后心稍一软，大事去矣。故侯生预告之曰：“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向自刭！”意思是那时我正在自杀，你可不能再动摇手软。《刺客列传》写田光推荐荆轲为燕太子丹入秦行刺。他嘴里说的是“夫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而司马迁则特别为之点明了田光自杀的原因是“欲自杀以激荆卿”。盖侯嬴之死与田光之死相同，都是以自己之死以坚定魏公子与荆轲这种当事人的信念与决心，这是佐成信陵君窃符救赵这一历史壮举的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只有这样解释才符合司马迁的生死观，才能突出侯嬴、田光他们自杀的积极意义。这也是《史记》叙事的一种互见法。姚苎田曰：“侯生一节，史公用二十分精神、二十分笔力，《史记》中如此文亦不多得也。”
　　三、对《史记》原文与后人的标点、注释不要盲从，要实事求是，敢于提出疑问。
　　今天我们所读的《史记》通行本，其原文与标点都有不少问题，我在作《史记笺证》的过程中校改了二百多处，下面举几个例子。《廉颇蔺相如列传》在讲完“完璧归赵”“渑池会”“将相和”三个故事后，接着写名将赵奢所进行的阏与之战。作品说：“秦伐韩，军于阏与。”在这里我们必须首先弄清这“军于阏与”的到底是谁。若从上述本文看，“军于阏与”的自然是秦军；若从本文最后的“遂解阏与之围而归”，再结合《赵世家》所说的“秦韩相攻，而围阏与”，则可知晓阏与城内被围的是韩军，而对之实施包围的是秦军。如此说来，这开头的七个字应作“秦伐韩军于阏与”，中间不应该逗开。这是其一。接着进一步讨论，当时的阏与究竟属韩还是属赵？被围在阏与的是韩军，还是赵军？《史记・秦本纪》说：“（昭王）三十八年，中更胡阳攻赵阏与，不能取”；《御览》一六三引《史记》作“攻赵阏与”；《战国策・赵策三》作“秦王令卫胡阳伐赵，攻阏与”；《御览》二九二引《战国策》作“秦师围赵阏与”；《通鉴》赧王四十五年书此事作“秦伐赵，围阏与”；即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在叙述到秦将分析赵奢刚率军离开赵国都城的情形时也是说：“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阏与非赵地也。”可见阏与分明属赵，只是司马迁在《史记》的不同篇章中记事有些混乱而已。故《廉颇蔺相如列传》这里只能作“秦攻赵军于阏与”。
　　《李将军列传》写李广因打败仗被罢官，在家中闲住了一段又被请出任右北平太守的时候说：“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徙右北平。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一般通行本都是这样写的。韩安国刚刚徙于右北平，汉武帝又拜李广为右北平太守，这右北平不是一下子就有两个太守了么？分明不合情理。而泷川资言《会注考证》本在“韩将军徙右北平”下有一“死”字。泷川曰：“‘平’下‘死’字各本脱，今依枫、三本，《汉书》。”按：泷川说是也。检《韩长孺列传》云：“（安国）将屯又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罢归，益东徙屯，意忽忽不乐。数月，病欧血死。”知此处“后韩将军徙右北平”下必须有一“死”字，没有是绝对不行的。
　　《高祖本纪》叙述刘邦与项羽在荥阳对峙已进入第三个年头时说：“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饷。汉王、项羽相与临广武之间而语。项羽欲与汉王独身挑战。汉王数项羽曰：‘……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使刑馀罪人击杀项羽，何苦乃与公挑战！’”一般通行本都是这样写的。项羽在这里是当面向刘邦提出挑战，若刘邦回答项羽“何苦乃与公挑战”，则“公”字是称呼项羽，挑战者成了刘邦，彼此榫卯不合。依照当时问答的逻辑关系与刘邦其人的说话习惯，此处的“乃与公”应作“与乃公”。《项羽本纪》叙项羽向刘邦挑战时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刘邦回答他：“我将打发囚徒去收拾你，你哪配向你老子叫阵！”乃公：犹言“你老子”“你爸爸”正是刘邦习用的骂人语。若作“乃与公”，则问答既不对碴，更谈不上表现刘邦的心理神情了。
　　四、讲《史记》文章，凡有新的考古发掘、出土文物可引为参证者，应尽量引入，以印证文字，以加深理解。
　　《廉颇蔺相如列传》写秦将白起大破赵军于长平时说：“赵括出锐卒自博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秦悉坑之。”《白起王翦列传》叙述此事说：“括军败，卒四十万降武安君。武安君曰：‘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水经注》曰：“长平城西有秦垒，秦坑赵卒，收头颅筑台于垒中，迄今犹号‘白起台’。”《正义佚文》引《括地志》曰：“头颅山一名白起台，在泽州高平县西五里。”这些古代的说法可信不可信呢？今山西省高平县永禄乡已发现尸骨坑多个，靳生禾、谢鸿喜《长平古战场巡礼》认为“以韩王山麓为中心的三角地带”是当时秦国出动奇兵以分断赵军，和两军最后决战以及白起大规模屠杀战俘的地方。现今的考古发掘与实地勘探已经给出了有力的证据。
　　《秦始皇本纪》描述秦始皇的葬礼说：“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穿三泉”是写秦始皇地宫的深度，意即挖到三层泉水以下。但“三层泉水”究竟是多深？过去无法回答。近年来随着始皇陵排水工程的发现，秦俑博物馆馆长袁仲一认为，“三泉之深在二十三米至三十米之间”；同一博物馆的朱思红、王志友根据始皇陵东、南、西三侧的排水沟渠深度为三十九点四米,认为“秦陵地宫的深度要小于排水沟渠的深度，即小于三十九点四米。”
　　《南越列传》写南越王赵佗子孙的情况说：“至建元四年，佗孙胡为南越王。……胡薨，谥为文王。1988年在广州市象冈山发现了南越文王墓，墓主身着丝缕玉衣，身上有印章八枚，最大者为龙纽金印，阴刻篆书曰“文帝行玺”，是目前见到的最大的西汉金印。其他有“赵�”覆斗纽玉印，“泰子”龟纽金印，“帝印”蟠龙纽玉印等等。据此处的“文帝行玺”与“赵�”二印，知此墓的墓主为南越文帝，名为赵�。《史记》两处称之曰“胡”，肯定是错的。
　　五、讲《史记》不应只讲文章、讲故事，应注意其历史价值和历史意义。
　　《史记》中有一部分作品文字浅显，故事生动，很有文学色彩，于是有些人遂以点概面，说《史记》是文学，是小说，其实这么说不合适。先不说《史记》中的多数“本纪”“世家”文字并不通俗，故事性也不怎么强，几乎是纯粹的历史；即使是文字浅显、故事性强的作品，我们也应该注意它们的历史价值和历史意义。例如，《孙子吴起列传》中最生动的描写无疑是马陵之战。作品先写了孙膑用“进兵减灶”的手段以麻痹庞涓，而后写道：“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陕，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这里的描写完全是小说笔法，写庞涓临死前那种不认输、不服气，但又无可奈何的情景活灵活现。但这不过是局部的艺术加工而已，其中所包含的历史的重要性与深刻性是丝毫不能怀疑的。自战国初期魏、赵、韩三国分晋以来，魏国在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前期都是超级大国，强盛一时。孟子有所谓“晋国天下之莫强也”，就是指的魏国。可是到魏惠王中期，由于它的好战，先是被齐国大破于桂陵，十二年后又被齐国大破于马陵。从此魏国一蹶不振，降为二等国家，开始了齐威王称霸天下的局面。不仅如此，魏国的衰落还为秦国的雄起与东进让开了道路。武国卿、慕中岳《中国战争史》说：“马陵之战是战国初期齐、魏两国争霸中原的决定性战役，经此一役，魏国国力日渐衰退，从而结束了自己盛极一时的历史。由于整个三晋势力元气已伤，无力恢复，因而失去阻止秦军东进，屏蔽中原的可靠力量，为秦国势力侵入中原举行了奠基礼。”吴如嵩《中国军事通史》说：“魏、赵、韩之互斗而俱遭挫败，遂造成西方秦国东出中原之机会。”一般人都只看到孙膑的用兵之巧，而两部军事史都指出了齐之破魏乃为秦军东下扫清道路，的确高人一头。
　　《淮阴侯列传》写楚汉战争前夕韩信投归刘邦，开始不受刘邦重用，后被萧何苦苦推荐，刘邦始拜韩信为大将。韩信为刘邦分析天下形势、为刘邦确立战略方针说：“项王喑�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他建议刘邦“反其道”而行。他又说：“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惟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元代杨维桢对此评论说：“韩信登坛之日，毕陈平生之画略，论楚之所以失，汉之所以得，此三秦还定之谋所以卒定于韩信之手也。”明代王世贞说：“淮阴之初说高帝也，高密(邓禹)之初说光武也，武乡(诸葛亮)之初说昭烈也，若悬券而责之，又若合券焉!噫，可谓才也已矣!”按：韩信在刘邦与项羽势力悬殊的情况下分析项羽的弱点，指出他“其强易弱”；又分析刘邦的优点，指出刘邦最后必将夺得天下。其分析问题的思路竟与两千年后毛泽东在１９４６年国共势力悬殊的情况下论证“帝国主义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思路完全相同。毛泽东自然是战略天才，但谁又能断定毛泽东不是从《淮阴侯列传》受到分析问题的启发呢？
　　《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在“完璧归赵”与“渑池会”两个事件中的表现夸张太过，近乎民间故事，但廉颇的某些作为很有深沉的历史感。当蔺相如陪同赵王到渑池与秦王相会时，“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王许之，遂与秦王会渑池。”姚苎田对这段评论说：“相如二事皆争胜于口舌之间，而于《相如传》中特将‘立太子，以绝秦望’一议属之廉颇，则廉将军之为社稷臣加于相如一等明矣。”由于赵国君臣预先有了这种安排，遂使秦国扣留赵王作为人质的企图成为泡影。也正因为有廉颇的这种安排，才使蔺相如可以在渑池会上没有后顾之忧地与秦王进行斗争。一千七百年后，明朝有一场“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蒙古人俘虏去了。这时幸亏于谦果断地另立了景泰帝，与蒙古人坚决斗争，才保证了明朝的不亡。前后印证，更见出廉颇这一安排的卓绝。
　　六、《史记》中有些作品的艺术性极高，对后代小说、后代戏剧的发展影响极大，对这些作品的文学成就应深刻体会。
　　《史记》是一道丰富多彩、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的画廊，其中具有一定性格特征，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总计一百多个。《史记》中的历史人物都有一种积极奋进、勇于建立事功的豪迈精神，同时又具有一种苍凉的悲剧气氛。这与《史记》反映的现实密不可分，也与司马迁个人的惨痛遭遇密不可分。《史记》人物尽管多数带有悲剧性，但它们给读者的影响却是壮烈而不消沉，这就又与司马迁的生死观、价值观密不可分了。我们可以引用《史记》人物如伍子胥、吴起、商鞅、赵武灵王、秦始皇、项羽、韩信、彭越等等来印证一下，看看是不是这样。
　　《史记》描写人物最深刻、最生动的是刘邦。刘邦既有高瞻远瞩、雄才大略、气势恢宏的英雄气，同时又有一舟身的痞子气。刘邦最大的长处是善于采纳意见，顺水推船地改变自己的缺失。其行动之快简直就像是条件反射。《留侯世家》写郦食其劝刘邦分封诸侯，刘邦开始觉得有理，于是说：“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待至张良进来，给刘邦详细地分析了其中的害处后，刘邦“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淮阴侯列传》写韩信破齐，占领齐地后，派人向刘邦请求封为“假齐王”时，“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高祖本纪》写刘邦与项羽两军对峙时，被项羽的神箭手射中，“汉王伤胸，乃扪足曰：‘虏中吾指！’汉王病创卧，张良强请汉王起行劳军，以安士卒，毋令楚乘胜于汉。汉王出行军，病甚，因驰入成皋。”宋代刘辰翁对此评论说：“伤胸要害，仓卒扪足，极未易矫，毋令楚乘胜于汉，语极有力。”泷川资言说：“变起仓促，而举止泰然如此，汉皇非徒木强人也。”这一切都表明刘邦之所以能成功，绝不是偶然的。
　　具体到某一个具体篇章，司马迁的组织安排、布局构思都有它的巧妙之处。例如屈原，由于找不到多少可用的生平材料，于是他就把仅有的一些传说和屈原的作品糅在一起，夹叙夹议，结果倒使《屈原列传》竟成了《史记》中最抒情、最动人的篇章。“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明代杨慎说：“太史公作《屈原传》，其文便似《离骚》，其论作骚一节，雅婉凄怆，真得《骚》之旨趣也。”再如《李将军列传》，司马迁说：“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照此情景，李广应该是一员百战百胜的良将。但作品所提供的实情却不如此，李广是一个倒霉的人，一生几乎没有打过什么胜仗，顶多与人家打个平手，最坏的一次还被人家给捉了去。但司马迁偏偏能在一连串的败仗中把李广的形象写得光彩照人。“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破败广军，生得广。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胡骑得广，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行十馀里，广详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馀军，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单凭这几行，李广就够称作“飞将军”了。
　　司马迁描写人物、描写场景的语言是异常准确、异常生动的。《陈涉世家》写陈涉接受卖卜人的暗示，“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请注意“指目”二字在这里的传神效果。陈涉为人佣工的时候曾对人说“苟富贵，无相忘”，待至陈涉起义称王后，“其故人尝与庸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请注意这里的“扣宫门”三字与“遮道”二字，司马迁把一群朴实、简单，不懂人情世故的乡下人的情态表现得多么淋漓尽致。《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见和氏璧在秦王左右及宫女之间传来传去时，他假说“璧有瑕，臣指示王”。作品接着说：“王授璧，相如前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请注意这“前持璧，却立，倚柱”七个字。当相如“前持璧”的时候“怒发上冲冠”了没有呢？没有，脸上笑嘻嘻。为什么一定要“持璧”后“却立，倚柱”，而后才“怒发上冲冠”？大家一想香港的打斗电影就明白了，两个好汉被包围，一定是站成背靠背；一个好汉被包围，一定要背靠一面墙，或是背靠一棵树，这才无后顾之忧。司马迁真可谓心细如�。
　　司马迁很注意为《史记》人物设计个性化的语言，尤其生动的是让人物当场作歌。《刺客列传》写燕太子丹送别时有所谓：“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慨，士皆�目，发尽上指冠。”试想，如果这里没有荆轲的这两句悲歌，荆轲的形象与当时的气氛还能出得来么？当项羽的军队被韩信大破于垓下，项羽身陷重围的时候，《项羽本纪》说：“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宋代朱熹评论这首诗说：“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清代吴见思说：“‘可奈何’‘奈若何’，若无意义，乃一腔怒愤，万种低回，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钱锺书引周亮工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说得好极了，读书读到周亮工这个份上才算读出了点味道来。司马迁同情它的这位悲剧英雄，实在不愿意让它就这么草草地倒下，司马迁不仅让他作诗，还要让他突围，让他的二十八个人在刘邦军队的五千人中杀来杀去，以证明他的失败“乃天亡我，非战之罪也”。这不全是作家主观意识的顽强表现么？也正是因为有司马迁这样满含血泪的深情描写，才使项羽这位“拔山盖世”的悲剧英雄具有着超越历史时空的感染力。
　　《史记》是一座大山，永远耸立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之林；《史记》是一曲悲歌，永远回响在中国与世界的历史长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