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狄更斯思想的再认识_简述狄更斯小说创作的人道主义思想

时间：2019-04-12 03:24:06　来源：柠檬阅读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对于狄更斯的小说作品，人们往往关注的是其所体现的批判性和妥协性，然而我们应该更准确地把握这种妥协性背后所折射出来的人道主义光芒和善良天性。本文以《双城记》为例，探析狄更斯小说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关键词：查理·狄更斯小说《双城记》人道主义思想
　　一
　　查理·狄更斯是英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一生创作了15部长篇和百余部中、短篇小说及大量杂文、特写、游记、剧本等，为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2012年是狄更斯（1812—1870）200周年诞辰，如何在新的语境下阅读狄更斯，是摆在广大中国读者面前的新课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同时代人，狄更斯对社会的关切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因此，狄更斯的创作具有现实主义文学的显著特征。他的作品描绘了维多利亚盛世时期英国社会的画面，反映了从城市到乡村、从法院到监狱等各个层面的社会现实。他关注社会重大问题，揭露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注重伦理、道德探索，鞭挞造成社会苦难的社会体制。他对现实的态度由乐观转向冷峻，到最后的绝望，作品中的批判力量也随之加强，从而推动了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同时，狄更斯的作品浸润着人道主义思想。作者企盼人性回归，人与人和谐相处。他反对资本主义的人性异化，呼唤善良天性，浓烈的仁爱精神渗透全部作品。他总是同情、关心弱者，不管对方是下层人民，还是被镇压的上层贵族。他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和流血，相信道德感化和友善博爱的力量。
　　历史小说《双城记》是狄更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反映作家人道主义思想上有代表性。小说通过对贵族罪恶及人民苦难的描写，说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是必然的，并深刻地说明了这场革命的必然性和正义性，表现了作家进步的思想倾向。由于受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局限，作家把革命描写成一场血腥的报复,这表现了作家对暴力革命的否定。宣扬人道主义思想是《双城记》最主要的思想内容。对现实充满愤怒和仇恨的狄更斯并不赞成暴力和流血，认为“它们是疯狂、激烈而又可怕的”。在作者笔下，法国大革命是“一大群发狂的野蛮人”在“贪婪地享受发狂的憎恨中”“掀起毁灭的巨浪”，革命者“没有丝毫的怜悯，也没有丝毫的宽容”。作者反对革命的残酷性和不人道，认为暴政必定引发暴乱，流血只能引发更大流血。他向往的是人道主义的力量，推崇的是仁爱精神，《双城记》堪称是狄更斯充分宣扬人道主义理想的作品。小说中几乎所有主要人物的行为都闪现着人道主义的光彩。梅尼特医生为伸张正义告发厄弗里蒙特兄弟的暴行，18年的囚禁并没有使他以恶抗恶，以牙还牙，而是以爱来熄灭仇恨，明知代尔那是仇人的后代，却应允他和女儿结婚；他参加监狱的医务工作，一视同仁地“对于杀人者和被杀者同样施行他的手术”，他成了超越仇恨和革命的善人。路茜是狄更斯人道主义思想的另一个体现者，是爱的化身,她温顺可爱，多愁善感，具有一股感染人的温情主义。她的温情和仁爱温暖着所有的人，神志不清的父亲因之复活，放荡不羁的卡尔登甘愿为其幸福献身，她使世界充满了快乐和美满。作者还塑造了舍己为人的两个人物形象：代尔那为使爵府管家免遭一死，不顾个人安危匆匆回国；卡尔登为了所爱的人，义无反顾地走上断头台。他们是作者理想的体现者，是与革命暴力相对的一种抽象的人道精神体现者，尤其是卡尔登在从容就义前，“在他脸上有一种伟大的和先知的东西”，更是表达了基督教不以暴力抗恶的博爱精神。狄更斯渴望以爱代替仇杀，以人道主义调和矛盾，使人与人和谐相处。
　　二
　　狄更斯是一个人道主义的提倡者，其小说描述了小人物的境遇，同时体现出明显的思想矛盾性。他想除去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社会罪恶，又不触动制度本身，因此产生了拥护明确的缓和办法的创作活动，产生了希冀劳资妥协和贫富妥协的倾向，产生了和解的“圣诞故事”，这些和解的倾向反映了作为一个中等阶层的人道主义者的狄更斯的性格。虽然狄更斯式的圆满结局经常为评论家所诟病，但是它们反映了社会对正义的渴望。诚如哲学家桑塔亚纳所言，公众的偏见是狄更斯艺术的审查官，他自己的仁善之心也会时不时地破坏他原初的写作计划。
　　狄更斯批判自己身处的社会，同时又不愿看到它被贫富差别和阶级仇恨所撕裂，他相信普通英国人的道德和信仰，爱护英国社会，从来不以激起怨愤和仇恨为目的，而是以宽厚仁爱的大爱融化坚冰。同情贫苦无告者并不意味着欣赏被压迫者的集体行动。狄更斯惧怕“暴民”，他在《双城记》里关于法国革命期间“恐怖统治”的描写是对英国统治阶层的警示，如德法奇太太充满深仇大恨，她记录了法国“旧制度”下以厄弗里蒙特侯爵兄弟为代表的贵族阶层的种种罪恶。与她形成对照的是英国人卡尔顿，他出于对露西之爱，牺牲自己的生命救出露西的爱人，这是人道主义的伟大体现。
　　我们喜欢批评狄更斯与社会的妥协，仿佛英国非得来一次天翻地覆的大革命，无数人头落地，才对得起历史。狄更斯的小说即使发出谴责之声，背后也有一种建设性的、善的支撑，参与形成的舆论氛围产生了可观的压力，使整个社会痛感改革的紧迫性，而英国的政治机构也善于调整和自我完善，不失时机地与舆论良性互动，例如1832年和1867年的两次议会重大改革逐步扩大了政治参与面。从狄更斯的小说里我们能看到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现，它就像巨轮船舱底部的压舱物，保证了社会在持久稳妥的改革进程中不致倾覆。19世纪中叶，欧陆激进派以为社会转型可以通过极端手段毕其功于一役，而英国人则是脚踏实地，不断在一只旧锅子上修修补补，结果旧锅子变成了新锅子，但是仍保有最初的形迹。英国的现代化走的是一条渐进的“摸石头过河”之路，19世纪的英国政府善于解决具体问题，无数关于工厂的立法就是见证。狄更斯利用文学手段唤醒良知，推动进步，但他并不会假定，说社会变革必然有利于世道人心。他让人们意识到，只有靠道德的力量渐渐改变人性，制度变革才有真正的意义。这也是他所提倡的人道主义的精髓所在。所以，与其说狄更斯在其作品中体现的是一种妥协性，倒不如说是“人道主义”来得准确。
　　早在100年前，狄更斯的作品就进入中国。晚清文人往往以为，中国在“奇技淫巧”上不如西洋，文章却是世界第一，最早翻译狄更斯的林纾则看到域外小说的诸多长处。他比较了《孝女耐儿传》（1907年，即《老古玩店》）与《红楼梦》，指出中国读者爱看上层社会的奢华生活和男女之情，狄更斯则反之：“专写下等社会的家常之事……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层社会写照，奸侩驵酷，至于人意所未尝置想之局，幻为空中楼阁，使观者或笑或怒，一时颠倒至于不能自已，则文心之邃曲，宁可及耶？”对百年前中国人而言，狄更斯不仅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口，还提供了观察本国社会的新视角。林纾还在《贼史》（1908年，即《雾都孤儿》）序中写道：“狄更斯极力抉摘下等社会之积弊，作为小说，俾政治知而改之。……顾英之能强，能改革而从善也。吾华从而改之，亦正易易。”他不希望中国作家一味感叹中英之间的反差，而应本着爱国心呈现社会底层的真相，指陈得失，从教育着手，促使整个国家“从而改之”。
　　真实的细节与诗样的气氛的混合，具体的情节与深远的社会意义的混合，幽默、风趣与悲剧性的基本人生处境的混合，使狄更斯的作品丰富厚实，而且充满戏剧性。狄更斯的作品都渗透着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即使是作恶多端的人，最后也受到感化、良心发现、弃恶从善，这就是一种“圣诞精神”。他始终抱着明确的道德意图去创作，毫不犹豫地攻击社会罪恶和由此造成的人性沦丧，并确信大多数人是善的，时刻站在他们一边，给他们以温暖、安慰、信心和希望。由此看来，我们对狄更斯人道主义思想的所谓“消极”面也应该给予积极的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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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英］约翰·格劳斯.双城记［A］.狄更斯评论集［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3］［英］乔治·奥威尔.不朽的狄更斯［A］.狄更斯评论集［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4］丛娟．《双城记》的人物形象塑造及其价值意蕴新析．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5］梁实秋.英国文学史（第3卷）［M］.台北:协志工业丛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
　　［6］罗经国.前言［A］.狄更斯评论集［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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