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忠孝观念【汉代铜镜映射下的忠孝观念】

时间：2019-04-21 03:26:04　来源：柠檬阅读网本文已影响人

　　401331四川美术学院郝淼　　[摘要]每当我看到祖先们留一下来的种种图饰，纹样，总会被莫名的感动。这些条条的轨迹间，讲述着祖先们超乎寻常的艺术想象，让我不自觉的被吸引，被陶醉，被牵引着在历史的长河中徜徉。
　　[关键词]铜镜纹饰忠孝
　　
　　一、铜镜文化溯源
　　中国古人将镜的发明归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中云：“……帝因铸镜以像之，为十五面，神镜宝镜也。”《述异记》中也记载道：“饶州俗传，轩辕氏铸镜于湖边，今有轩辕磨镜石，石上长洁，不生蔓草。”
　　翻开历史文献，“镜”字最早见于《墨子•非攻》及战国末期诸书中。《庄子•应帝王篇》载：“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长，故能胜物而不伤。”《楚辞•九辩》载：“今修饰而窥镜兮。”《韩非子•饰邪》载：“扶摇镜则不得为名。”同书《观行片》云：“古之人，目短于自见，故以镜观面。”根据文字记载，可以肯定镜在战国末期就已盛行了。
　　许慎《说文解字》中对镜的解释为：“镜，景也。”又云：“鉴诸，可以取明水于月”，汉代郑玄注：“鉴，镜属，取水者，世谓之方诸。”《广雅》曰“鉴谓之镜”。可见，镜在最初只是照面映身的用具，以水鉴容，是最早的镜。现代简体字作鉴。鉴的字源实际上是繁体字的“監”甲骨文的字形就作一个人弯腰朝盆皿里观看映像的形状，说明商代以前人么大多是用陶盆盛水来照容的。
　　二、汉代铜镜纹饰
　　铜镜的发展在古代有几次兴盛时期，即战国时期的战国镜，汉代的现汉式镜和汉式镜，唐朝的唐镜和宋朝的宋镜。铜镜巨大的成就不仅仅是体现在高超的青铜工艺上，更体现在丰富的纹样上。它的纹样刻画精巧，文字瑰丽，辞旨温雅，以其美妙的工艺语言和形象，解释了数千年间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民俗的变迁与发展。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意识、社会生活、风俗民情、宗教信仰等诸多内容。
　　到了汉代，铜镜十分流行。镜背的纹饰出现了四灵纹和规矩纹等。四灵纹作象征天地四方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图案。规矩纹又称博局纹，近似古代搏棋盘上的图案，有TVL等笔画直折的符号。装饰题材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大类：神仙人物、历史故事、现实题材的人物及狩猎等、规矩四神兽、铭文镜、神兽镜等。
　　汉代铜镜出了施文以外，还出现了表示吉祥或商品广告的铭文。汉代铜镜铭文种类繁多，官方制造尚方镜有“尚方”铭，私人铸造的镜名更是丰富多彩，出现了纪年铭、纪地铭、纪氏铭、“日光”铭、“昭明”铭、“清白”铭、“善铜”铭等多种类型。
　　汉代铜镜铭文既体现了汉人的广告意识，更反映了汉人强烈的社会需求，如对长寿的渴望、对成仙仙化的追求、富贵高管的期盼、子孙番昌的祈求、对二亲的孝敬、对夫妻恩爱的渴望、对爱情的追求、对社会安定国泰民安的向往。
　　三、忠孝观念
　　每当我看到祖先们留一下来的种种图饰，纹样，总会被莫名的感动。这些条条的轨迹间，讲述着祖先们超乎寻常的艺术想象，让我不自觉的被吸引，被陶醉，被牵引着在历史的长河中徜徉。
　　1.人物画像题材
　　儒家提倡忠孝，《论语》作为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记载，其中就不少关于忠孝的言论。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对于孝，孔子则更是大力提倡，他认为孝是“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父母唯其疾之忧”“是为能养”“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
　　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后被韩非子发展，提出了“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到了汉代，这种忠孝的观念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董仲舒更是将忠君与孝父相连，其倡孝道，本质上还是为了忠君。上层统治阶级所强调的忠孝观念，渐渐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于是作为忠臣代表的伍子胥，也就成为了铜镜装饰纹的主要题材。
　　伍子胥画像镜的故事取材于《越绝书》和《吴越春秋》等野史，其大体情节为：越王勾践被吴国吴王夫差战败后，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并采用范蠡的计谋，送西施、郑旦两位美女给吴王以迷惑吴王沉迷于女色。伍子胥劝吴王不要收下两位美女。而吴王不听，反责怪伍子胥不忠，并将其杀害。
　　除了对君主的忠诚外，忠于友谊也是汉人所提倡的道德标准。因此汉代铜镜纹饰中还出现了伯牙与钟子期两位友人的形象。伯牙，钟子期两人是好友，伯牙鼓琴，志在高山流水，子期听而知之。子期死，伯牙绝弦破琴，后世便传为“知音”的佳话，成为朋友交往的表率。
　　2.铭文
　　铜镜的铭文虽然在战国末期已出现，但当时完全属于从属地位，至汉代才改变现状。汉铜镜铭文种类繁多。反映了汉人强烈的社会需求。其中也不乏忠孝的内容。
　　首先是子孙潘昌的祈求。《孟子•离娄章句上》中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个人的生命是短暂而有限的，要将父系血脉关系得以延续，就得靠子孙来延续，于是子孙满堂，多子多福便成了古人重要的追求，这个在汉代的明镜中就有明显的反映，如“长宜子孙”“子孙满堂”“宜子孙，乐无忧”“长生宜子”“长宜子孙，富贵昌兮”“长宜子孙延年兮”“子孙具，家大富”“赐长命，保子孙”“子孙繁兮富贵昌”“六子大吉”“七子八孙局中央”“九子九孙各有喜”“八子九孙居高堂”“八子十二孙居高堂”。
　　然后是对父母，对统治者的忠孝。《孝经》云：“夫孝，德之本也”“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文公二年》：“孝，礼之始也”“仁”是儒家学说的根本范畴，孝悌是仁之根本。“孝悌”在汉代得到了空前的强化，从汉惠帝开始，汉代皇帝一律以“孝”作为谥号，这可以说是史前无例的。汉代统治者极力提倡孝道，奖励孝行，甚至将孝道与取仕直接相连，《孝经》成为了全社会通用的教科书，就连汉代的皇帝和太子也得细读。《孝经》在中国伦理思想中，首次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认为“忠”是“孝”的扩大和发展。铜镜的铭文有“长保二亲乐福昌”“长保二亲宜酒食”“长保二亲及妻子”“长保二亲受大福”“长保二亲辟邪”“长保二亲富贵昌”等等。由此可见，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汉代的忠孝观念是何等的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1】《中国设计艺术史》傅克辉编著
　　【2】《铜镜史典》曾甘霖著
　　【3】《铜镜文化与图案》贾亦显李婷编著
　　【4】《中外纹饰艺术大图典》器物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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