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脊柱神经外科的前行者】中国脊柱脊髓神经外科最好的教授

时间：2019-04-20 03:20:09　来源：柠檬阅读网本文已影响人

　　初见菅凤增，是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以下简称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举办的第10届脊柱神经外科（内固定技术）学习班暨北京地区脊柱脊髓疾病学术沙龙上。　　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王贵怀在沙龙上发言时说：“菅凤增领导的宣武医院脊柱神经外科专业组的氛围搞得很好，我们医院的很多医生都听过他们这里办的各种学习班。脊柱神经外科是神经外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国内当前专门从事这个专业的人太少，现状不容乐观。如何改变这个现状，许多神经外科的人都在考虑。”
　　据统计，在国外，神经外科手术的40～80%都是脊柱手术，而根据国内13家医院2010年11月～2011年11月神经外科手术的统计数据，在总量28412例手术中（包含血管内介入手术），脊柱脊髓手术（不包含脊髓血管病）仅1851例，占手术总量的6.5%，其中脊柱退行性疾病只有322例。
　　创建中国首个脊柱神经外科专业组
　　2005年，刚从意大利留学归来的菅凤增加入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团队，在主任凌峰教授和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名誉主席赛米（Samii）教授的指导下，创建该院的脊柱神经外科专业组，这也是中国第一个脊柱神经外科专业组。
　　宣武医院是我国神经外科的发源地之一，近50年来，在赵以成、王忠诚、丁育基、凌锋等几代著名教授带领下，成为设备先进、技术精良的以微侵袭治疗为特色的科室。
　　20世纪60年代末，亚萨吉尔（Yasargil）和卡斯帕（Caspar）等将手术显微镜应用到神经外科手术中，并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手术显微镜在许多脊柱外科疾病的治疗中得到广泛应用，并成为治疗这些疾病的标准手术方式。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原骨科主任党耕町在他主译的《脊柱外科技术》一书中说道：“在欧美一些国家，很多神经外科医生从事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等脊柱退行性疾病的治疗，使得显微技术在脊柱疾病的手术治疗中得到广泛应用。而在中国，脊柱外科疾病的治疗基本上由骨科医生承担，以常规开放手术技术为主，所以显微外科技术在脊柱外科的应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凭着一股要干事业的闯劲，菅凤增和他的团队从零开始，勤奋工作，勇于创新，在脊柱神经外科这一重要医学领域，取得诸多成果，他们首创或率先实行的几项医疗技术在国内均处于领先水平。
　　2008年，菅凤增在国际上首创“单纯后路复位矫形及内固定治疗颅底凹陷及环枢椎脱位”技术，即颅颈交界区脱位的手术治疗新技术。
　　世界神经外科最权威的杂志《神经外科学》（Neurosurgery）刊出了此项技术的研究报告，赛米教授称之为“治疗理念与技术的重大突破”；北美脊柱外科学会主席本泽尔（Benzal）教授则发表评论：“这一技术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它避免了经口腔手术。希望治疗这一疾病的医生掌握菅凤增报告的技术。”目前这一技术已在中国逐渐推广。
　　2008年，菅凤增在国内最早报告了显微镜下“前外侧入路椎间孔扩大术治疗神经根型及椎动脉型颈椎病”，这是一项既不需要传统的内固定、又保留颈椎运动功能的非融合手术技术，手术的危险性和并发症的发生概率明显降低。
　　同年，菅凤增又率先在国内报告了显微镜下“一侧入路双侧减压治疗腰椎管狭窄技术”，它同样是不需要腰椎内固定、并保留腰椎活动功能的非融合技术。
　　2009年7月，菅凤增在国内首先实施了利用“显微镜联合内窥镜技术”切除胸椎后纵韧带骨化的手术。
　　菅凤增说：“几乎所有脊柱疾病都表现为神经受压，因此从神经外科角度可以更好地恢复及保护神经功能，同时兼顾脊柱的稳定性。”
　　
　　海外留学形成创新思维
　　宣武医院脊柱神经外科专业组有13张病床，2011年，菅凤增和他的团队实施手术594例，这样高的流动率在业内实属罕见。
　　菅凤增解释说：“我们采用显微微创技术，伤口不大，只要处理得当，很少有术后感染。我们的病人一般做完手术就出院了，很少有等着拆了线再走的。最快的时候，上午住院，下午手术，第二天就出院了。”
　　这样的新理念和新思维源于菅凤增7年的海外求学生涯。“在国外等拆了线再走是不可能的，都是手术完就出院了。”菅凤增说，“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操作的。”
　　1997年，在国内已经是主治医师的菅凤增远赴意大利罗马大学攻读神经外科专家文凭（相当于中国的临床医学博士学位）。
　　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临床医学做起来并不容易。回顾在罗马的日子，菅凤增笑言：“我是从缝皮起家的。”所谓“缝皮”，就是在医生做完手术后，为病人把皮肤缝好。
　　初到罗马，菅凤增先从住院医师做起，负责病人的日常生活。病人们一开始并不认可这位外国医生，一开口就是“中国人”，连“医生”都不称呼。
　　菅凤增毫不气馁，他技术精湛，耐心细致，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经过他缝合伤口的病人会对要做手术的病友说：“那个中国人缝得太好了，一点都看不出来。我的（颈椎伤口）就是他缝的，第二天就能下床，你手术时也让他缝吧。”
　　很快，菅凤增在病人中就小有名气，病人对他的称呼也从“中国人”变成了“中国医生”。医生和导师也开始注意这个踏实认真的中国小伙子。
　　晚上，值夜班的菅凤增就向一同值班的男护士请教，请他们检查他写的病案。
　　菅凤增笑言：“那帮护士老哥们儿很仗义，他们会指出我病案中的各种错误，告诉我别的医生是怎么写的。”
　　慢慢地，菅凤增的病案就挑不出错了。
　　“我在罗马第一年和第二年主要跟护士学习，第三年第四年跟医生学，第五年开始才跟着导师，接受导师的指导。”菅凤增说，“当时跟我一起进入住院医生行列的，有越南同学，也有也门同学，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毕业拿到文凭了。”
　　在罗马大学，菅凤增接受了欧洲正规的临床医师培训，临床技术和能力大大提高，这对他回国以后的工作帮助颇多。
　　“海外学习，最主要的是开阔了眼界和思维。学习的是方法，而不是单纯的技术。”菅凤增说，“现在我所做的都是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这都得益于创新思维的形成。”
　　在几年的手术实践中，菅凤增还设计了2个小工具，都申请了专利，其中削骨刀已经由厂家在生产，准备拿到海外去推广。
　　
　　医生的道义和责任
　　见证了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医疗体系和临床技术，满怀报国的理想和施展抱负的雄心，面对国内的现状时，菅凤增不是没有心理落差。
　　在事业初创时期，病人很少，他的压力也特别大。“作为一名医生，却没有病人，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菅凤增回忆起来仍是苦笑，“人都是很现实的，一个海外归来的外科医生，1年只有不到200例手术，能有什么前途？跟我一起‘创业’的同事们都在犹豫，我自己也很犹豫。”
　　从事着国内尚未普及的脊柱神经外科专业，菅凤增也很难得到业界的认可。为了交流学习，他也去参加学术会议，但那时国内还没有专门的脊柱神经外科专业学术会议，他只能参加骨科的学术会议。
　　在这些会议上，菅凤增认识了从事脊髓神经外科的修波——清华大学玉泉医院主任医师。两人都是“形单影只”，不由得惺惺相惜。
　　修波说：“在骨科的学术会议上，我们像是异类，不受重视，我们的发言被安排在最后一天，许多人都去旅游了，根本没什么人听。”
　　在凌峰主任和团队的支持下，菅凤增坚持了下来，并且做得风生水起，在业界逐渐有了名声。一些骨科专业的医生会跟他探讨手术的方法；许多病人拿着他发表的学术论文来找他做手术；国内从事脊柱神经外科专业的医生多起来了，学术会议也开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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