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江山统治多少年 浙江江山刘氏与清末民初词学

　　［摘 要］ 浙江江山刘氏是清末民初两浙词坛一个重要的词学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刘履芬、刘观藻与“吴中词派”后期成员有直接交往,他们的词学观念有兼融浙、常两派思想的倾向。清末民初,随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兴起和繁盛,现代分科教育的大力推行,词曲之学也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大学讲堂,成为中国文学学科的主流课程,词学研究格局开始出现新变的迹象。刘毓盘在承继父辈思想的基础上对传统词学进行了系统化的改造,由过去偏重于家庭、师长、朋辈的创作指导转向以知识传授为主,这是中国词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表征。
　　［关键词］ 江山刘氏； 清末民初词学； 兼融浙、常； 词史； 刘履芬; 刘观藻; 刘毓盘; 转型
　　晚清两浙,词人众多,词派纷呈。这里曾是清初浙西词派的发源地,浙派在两浙地区的影响力到晚清依然很大,当时著名词人如姚燮、项廷纪、黄燮清、杜文澜等都有追随浙派的倾向。然自嘉庆以来,常州派在晚清词坛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两浙词坛渐现吸纳常州派思想的倾向,甚至出现了谭献这样推尊常州派并对浙派持批评态度的词学大家。这一时期在浙江西部、毗邻闽赣、位于仙霞山区的江山,也涌现出一个以诗书传家的词学家族——江山刘氏,这是一个兼融浙西、常州两派思想,并将中国词学从传统向现代积极推进的词学家族,清末咸丰、同治年间的刘履芬、刘观藻兄弟和民国初年的刘毓盘是这个词学世家的杰出代表。
　　一、 以诗书传家的词学世家
　　江山刘氏,原籍江西梓溪,自始祖挺一公起迁至浙江江山。数传至刘肇起,即刘履芬的曾祖,为太学生,授文林郎。刘履芬的祖父刘光表,为邑庠生,授朝议大夫。刘光表有二子,一为刘侃,一为刘佳。刘侃(1772—1810),字式端,号香雪,为嘉庆年间禀贡生,有《香雪诗存》六卷,光绪四年(1878)刘履芬重刻本；刘佳(1784—1845)即刘履芬的父亲,佳字德甫,号眉士,嘉庆五年(1800)补博士弟子员,十三年(1808)为浙江乡试举人,钦加直隶知州衔,道光四年(1824)出任奉贤知县,七年（1827）调任溧水知县,任上为官清正贤良,曾自撰述志联曰： “偶为良吏斯民幸,问到廉声童子知”。刘佳幼时即有文名,“闱艺一出,洛阳纸贵”(同治《江山县志》卷九)。他也勤于著述,传世作品有《钓水篷山馆诗抄》、《钓水篷山馆时文》、《钓水篷山馆集》等,《钓鱼篷山馆集》凡六卷附录一卷,为《清史稿?艺文志》所著录,今存有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衢吴氏刻本和同治十三年(1874)刘氏重刻本,另《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有清抄本《钓鱼篷山馆外集》三种三卷。道光二十一年(1841),中英鸦片之战爆发后,江南地区战乱纷纷,刘佳亦倦于政事,遂辞官,退居苏州朱家园,专心读书与著述。身后有二子,一为刘履芬,一为刘观藻,江山“二刘”是晚清词坛著名的两浙词人。
　　刘履芬(1827—1879),字彦清,号泖生,出生在其父奉贤任上。刘观藻(1829—1860),字玉叔,出生在其父溧水任上。道光七年，刘佳移官溧水,而后在任长达12年之久,这里曾是宋代词人周邦彦生活过的地方,周邦彦在此留下了著名的《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道光二十一年，刘佳从溧水县令任上致仕后,刘履芬和弟弟刘观藻随父一起侨居苏州。明清苏州城是一座文学之城,康熙时期出现过著名的诗学家叶燮,乾隆年间有沈德潜倡导的格调派及“吴中七子”,嘉庆、道光年间又有顾广圻影响下形成的“后吴中七子”,咸丰、同治时期活跃在吴中词坛的则有：潘遵璈、潘钟瑞、吴嘉洤、王寿庭、宋志沂、高望曾、孙麟趾、蒋敦复等,刘履芬和刘观藻在苏州也参与了由这些词人开展的各类诗词唱和。刘履芬《旅窗怀旧诗六十二》注云： “丁未(1847)、戊申(1848)之间,吴中举吟社,余亦滥与其间。”［1］卷七黄镐《香禅词序》亦云： “时吴下词人踵起,若吴清如、王养初、王拙孙、宋浣花、令叔子绣,暨疁城之程序伯、宝山之蒋剑人、松陵之仲子湘、平湖之贾芝房、阳羡之储丽江、云间之张筱峰、江山之刘玉叔,诸君子并以词称。”［2］2刘履芬《旅窗怀旧诗》记载有自己与这些词人的交往情况,并记录了他们为自己《秋心图》、《鸥梦图》及其弟刘观藻《耕钓图》所撰题词。刘履芬还为宋翔凤刊刻过《乐府余论》，为孙麟趾刊刻过《词迳》,王寿庭《吟碧山馆词》、潘遵璈《香隐庵词》、宋志沂《梅笛庵词剩稿》也是因为他的抄录而得以保存,这些词集现在已成为人们了解这一词人群体的重要史料。
　　刘履芬还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荐举刘履芬会办书局,期间,刘履芬除了校订刊刻孙麟趾《词迳》,并协助宋志沂之弟宋有年校刻《宋浣花诗词》,还刊刻了其伯的《香雪诗存》、其父的《钓鱼篷山馆集》。在书局四年,升任至书局提调,适值杜文澜正在苏松太道任上,杜文澜《憩园词话》记载了刘履芬的创作情况。然而,刘履芬在当时更以嗜书为人所津津乐道,叶裕仁说： “刘泖生刺史,性嗜书,遇善本必倾囊购之,其不能得者,手自抄录,日课书十纸,终日伏案矻矻,未尝见其释卷以自嬉。”(《刘泖生莎厅课经第二图后序》)［3］544高心夔说： “吾之君所,恒见以面覆书,书上下五色相刺,字纫句缉,充箧溢架,耳目所际,身所周旋皆书,寒暑晦明,殆不征其气候,与游八九年,乐未有以徙也。”(《刘彦清莎厅课经图册书首》)［3］544因为泛览群籍,对各种图书的版刻了然于心,刘履芬成为当时远近知名的版本鉴定家。刘毓家说： “学务兼综,不遗细屑,泛览四库图籍,名山金石,洞究源流。书贾射利持一帙至,则曰：此某年某家刻,独山莫郘亭征君友芝,雅为推服。手所点勘,旁行斜上,朱墨烂然。或访假精本,经名人参校者,积录八百余册。尤嗜抄书,抄必端楷,课程无闲倦,垂三十年,盈溢箧笥,多世不见之本。藏书虽不侈富,悉赏鉴家旧庋,有一种搜至十数帙者。”(《嘉定县知县世父彦清府君行述》)［1］卷首现北京大学图书馆尚保存有吴梅手录的《红梅阁书目》,收书达343种。刘履芬还手批东观阁本《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并过录有王希廉批语二百余条,自己的批语更是多达九百余条,这些都是研究红学的重要文献。 　　然而,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把这样一位不善于在宦海浮沉的书生推向了官场。光绪五年(1879),嘉定知县程其珏调任江南乡试同考官,刘履芬奉檄前去代理嘉定知县。他在任上费心尽力,小心谨慎,然而这时清朝已进入衰亡期,吏治极为腐败,官绅勾结,鱼肉百姓。在处理一件案狱过程中,刘履芬与上司的意见发生冲突,自觉不能解民于倒悬,遂剪喉自尽于官署。当时,他的儿子刘毓盘只有13岁,他的弟弟刘观藻已病殁二十年。
　　刘履芬虽含冤而逝,但庆幸的是他有一位能传家学的儿子刘毓盘。毓盘(1867—1927),字子庚,号椒禽。幼时随父客居苏州,聪明好学,因家中富有藏书,得以遍览群籍；他还擅长诗词,曾从父执仁和谭献习词,著有《濯绛宦词》(又名《噙椒词》)。光绪二十三年(1897)拔贡,为陕西云阳知县。辛亥革命后,任教于浙江第一师范,与朱自清、俞平伯、陈望道为同事。民国八年(1919)秋,受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主讲词史、词曲学、中国诗文名著选,编著有《词史》、《中国文学史》、《唐五代辽宋金元词辑》等。“他的词既能看重意境,又非常讲究音律,大抵都是能按之管弦的,他不像同时一般词人们追踪梦窗玉田,乃至字模句拟,徒工雕绘,缺乏真趣。他对于词的整理,也能兼顾到这两个方面,终身矻矻地工作着,除词以外,无他嗜,其贡献适足与况周颐、王国维鼎足而三。”［4］136
　　二、 兼融浙西、常州的词学思想
　　江山刘氏是一个以诗书传家的文化世家,从祖辈刘侃、刘佳,到父辈刘履芬、刘观藻,再到刘毓盘,都没有显赫的政治地位,所能传家者唯“诗”“书”而已,他们生活在一个诗词唱和风气较浓的城市——苏州,刘履芬、刘观藻也成为晚清吴中词人群体的重要成员。
　　正如上文所说,在嘉庆、道光时期,活跃在吴中词坛的是“后吴中七子”,他们在词学思想上尤重声律,这与正走向盛势的常州词派是相对的。张茂炯说： “予惟吾吴词学之盛,莫嘉、道间。若自翠薇花馆(指戈载)宏开坛坫,同时名宿如吴清如、朱酉生、沈兰如、陈小松、沈闰生、王井叔诸先生,皆相与唱和,时有‘吴中七子’之目。而戈顺卿实执牛耳,隐然为盟主。戈氏论词以清真、梅溪、白石、梦窗、草窗、碧山、玉田为宗,《七家词选》所由辑也。又撰《词林正韵》一书,自谓于古人之词博考互证,细加辨晰,了如指掌,一时词家翕然称之。”(《井眉轩长短句序》)［5］张鸿卓说： “吴中之社自戈顺卿,咸丰初元,余权铎元和,与顺卿招同人重整坛坫。逾年,余返里,此社渐阑,迨吴清如丈归田,与王养初拙生、宋浣花、刘玉叔、君叔子绣(指潘遵璈)及君(指潘钟瑞),复续旧社,转盛于前,余至吴亦与焉。”(《香禅词跋》)［2］这里所说的“吴清如丈”,指的是“后吴中七子”成员之一的吴嘉洤。吴嘉洤(1790—1865)自称少不习倚声,自结交戈载后,乃始精究“阴阳清浊之分,九宫八十一调之变”,并遍览南宋以来诸大家之集,“互参博考”,而后才知道填词“必蕲合乎古人之绳尺而止”(《秋绿词自序》)［6］。这说明咸丰时期吴中词人群体的唱和行动,实际上是戈载为代表的“后吴中七子”在道光时期唱和活动的承续,他们在创作思想上必然要受到“后吴中七子”的影响。如潘遵璈称戈载是“吾吴词学中指南也”(《古香慢?序》),戈载也说潘遵璈： “精于律,严于韵,四声悉谐,毫发无憾。乾嘉以降,作者如林,然谨守矩矱,不失铢黍,实所罕见。”(《香隐庵词跋》)［7］邹弢说： “长洲宋浣花(志沂)先生,词笔幽峭,直登白石之堂。盖平生极服姜夔,故颜其居室曰‘梅笛庵’,取‘梅边吹笛’语意也。”［8］ 卷五又秦云称潘钟瑞： “严梦窗之煞尾,谙石帚之鬲指,审音微妙,旨合大晟,考韵精详,讹正菉斐(《菉斐轩词韵》),此真词家之申、韩也。”(《香禅词跋》)［2］
　　自小生长在苏州,成年后交往者亦多为吴中词人,刘氏兄弟自然对“后吴中七子”的领袖——戈载表示敬仰之意,指出： “吴中词学首推戈丈顺卿”(刘观藻《解连环》小序)，并撰《解连环》词以悼之：
　　野云凝碧。怅柴关未叩,愿违畴昔。幸世间、著述常留,每栖诵遗编,见君才力。白石前身,想天与、生花仙笔。奈潇潇暮雨,拍到凄凉,泪点频滴。 相思共谁旦夕？只两三俊侣,同聚歌席。笑近来、搜尽枯肠,倘不遇知音,寸心空掷。转眼秋风,忍再听、高楼横笛!料斜阳,翠微树底,有人暗忆。［11］1292
　　这首词的作者为弟弟刘观藻。相对戈载(1786—1856)而言,刘氏兄弟虽称晚辈,但在生活年代上却有二十多年重叠的时间,他们自然会深切地感觉到戈载对道光、咸丰吴中词坛的影响,很遗憾的是他们与戈载没有直接的词学交往： “柴关未叩,愿违畴昔”。然而,他们通过戈载的《翠薇花馆词》感受到戈载的“生花仙笔”,还与两三俊侣谈论“戈丈”的文采风流,大家有一种共同的感慨： “搜尽枯肠,不遇知音”,也就是说如果戈载还在世的话,那么吴中词坛一定会再现当年的文采风流,所谓： “吴中故尚词学,翻白石之谱,辨黄钟之调,拍竞掐牙,箫争刻玉,分寸节度,旖旎传声”(刘履芬《孙月坡遗稿序》)［1］卷二。当然,与他们交往的吴中词友在宗尚上虽以审声协律为指归,但在具体师法对象上却并不完全相同,如孙麟趾宗奉张炎《山中白云词》,王诒寿宗风瓣香王沂孙,名其室曰“吟碧山馆”；宋志沂自谓取法白石,并取白石词意题其居曰“梅笛庵”；张鸿卓初为词专学姜、张,而后乃扩充至南宋诸名家。刘氏兄弟在风格上也是各异其趣,履芬近于浙派,以南宋为宗；观藻则豪放处逼真稼轩,婉约处酷似叔夏,有一个“始擅粗豪,近多婉约”(仲湘《紫滕花馆诗馀跋》)［9］的过程。刘观藻这一转变也与当时吴中词友的影响有关： “玉叔少时未尝为词,一二年间始习之,其始不免涉于豪放,人皆以苏、辛目之。及与子绣、浣花诸子游,渐识宋贤蹊径,约而弥精,炼而不肆,骎骎乎登草窗、玉田之堂而哜其胾矣!”(吴嘉洤《紫滕花馆诗馀跋》)［9］
　　对于刘履芬,谭献称其“填词名隽,不肯为姜、张所囿”［10］113,严迪昌的评价是“由浙派入而能不堕空枵之弊端”［11］1214。刘履芬目睹太平天国运动后哀鸿遍野,特别是孙麟趾、宋志沂等词友皆在战乱中丧亡,让他难以释怀,心情也格外沉重： “追想七旬老翁,蹒跚道路,此种情状,泫然欲涕”(《孙月坡遗稿序》)［1］。“庚申(1860),吴门就陷,尽室歼焉。呜呼!归全家于浩劫,生等鸿毛,纵九死而奚辞,冤沉精卫,此之祸酷,可忍言哉!”(《梅笛庵词剩稿序》)［12］537如《金缕曲》一词写的就是滁州城在战后的惨状： “一幅伤心景。认模糊,斑斑血泪,又添凄哽。犬吠鸡啼人不寐,但见狂烽星迸。错记做、烧痕难定。儿女一船亲戚共,有荒荒月色霜风劲。望前路,不知骋。”(其一)“黍谷春回早。又匆匆、红羊劫尽,故乡重到。旧日邑庐浑不似,只见漫山烟草。更说甚,疏篁丛筱。一道清泉无恙否？剩荒岩呜咽无人吊。凭落日,送归鸟。”(其二)（《鸥梦词》）［1］卷八刘履芬不像浙派词人专以咏物为能事,也不像“后吴中七子”只在声律上下功夫,而是在守律的前提下注重对“立意”的抉发,这就是谭献所说的“不肯为姜、张所囿”的意思,从这里亦可看出他对常州派重比兴尚寄托思想的吸纳。他为庄棫、谭献合刻诗馀集所撰序文亦云： “原夫词之始作,专归杂比。落花流水,寄悼于珠帘；乔木废池,饮恨于清角。晓风杨柳,念客子兮天涯；缺月疏桐,伴佳人夫幽独。古之所遇,及今已陈；心之所游,托辞于兴。方今逆贼鸱张,天命申讨,两君年近三十,皆有志用世,顾方优处菰芦,奔走衣食,不得已著此无益之言。”(《庄蒿庵谭仲修诗馀合刻序》)［1］卷一明确指出词人咏物实为托兴寄情,如果说柳永、苏轼的词意在传达情志,那么庄棫、谭献两人所为词也是为发其“有志用世”却不得志于时的怀抱。其弟刘观藻亦认为填词就是托兴寄怀： “新词漫拍,不求人相赏。略写情怀寄惆怅。譬鸣时小鸟,未必惊人,安敢与、铁板铜琶争响？紫滕花下坐,握管凝思,红翠纷纷气为爽。无句可销魂,只恐花开,孤负了、携尊高唱。况月底、有时弄琼箫,任嚼徵含宫,每多遥想。”(《洞仙歌?自题〈藤阴填词图〉》)［11］1288不过,相对于刘履芬重视“出大意义”而言,刘观藻更偏于对一己之情怀的表现,是“略写情怀寄惆怅”。如《贺新凉》一词就体现了这一特点： “又是西风急。最关情,梧桐落叶,百般萧瑟。暑气顿消阑干外,过眼繁华非昔。已似有、凄凉颜色。触起胸襟无穷感,写柔肠、恨乏江郎笔。闲自遣,倚长笛。频年我亦悲秋客。听黄昏、虫鸣断续,倍添凄恻。往事从头向谁诉？空有雄心何益？且莫说封侯难必。纵使微名图谋易,奈青钱、囊底愁羞涩。宵起舞,剑三尺。”［11］1289在夏去秋来的时候,词人对“梧桐落叶”、“繁华非昔”,不免愁绪暗生,悲感难抑,并联想到自己的身世,是“空有雄心”、“封侯难必”、“囊底羞涩”。这一点与刘观藻简单的生活经历有关,他体弱多病,活动范围局限在苏州,因此其笔下便多个体的愁绪和忧思。 　　刘履芬不仅自己力图兼融浙、常,而且还把这一思想传授给了儿子刘毓盘。毓盘幼承庭训,擅长诗词,尤究心于词学。自谓： “九岁学诗,先人授以作诗法。十二,请学词。先人曰：‘小词学唐,慢词学宋,朱竹垞之言也。浙派主协律,常州派主立意,沟而通之,斯得矣’。”(《自序》)［13］刘履芬还以《花间集》、《草堂诗馀》、《六十家词》为准的,教其以作词之法。后来刘毓盘又拜父执吴县潘钟瑞、仁和谭献为师,与郑文焯、刘炳照、蒋玉棱、曹元忠、王鹏运、江标、吴昌绶等交往,视野渐有拓宽,创作技巧亦有提高,并撰《噙椒词》一卷,还有辑《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辑》之举。正如其父辈一样,刘毓盘也特别强调守律。他对戈载有较高评价： “戈氏精音律,于白石旁谱多所发明,以正万氏之失,其《词林正韵》,亦足以正仲恒、吴烺之失也。”［14］206他编《词史》论两宋名家,专取戈载“宋七家词”之说,指出： “戈选持论颇公……其论词多可法,其校律尤精,偶有不协者,虽佳词亦不入选。周密《西湖十景》词只登其六首,则其严可知。至所谓七大家者,又古今不易之说,可从也。”［14］108对自己的词,刘毓盘是颇为自负的。据他的学生查猛济回忆： “他自己最相信得过去的只有‘词’,曾经听得他亲口对我们说：‘我‘文’不敢自信,‘诗’也不过是第二流的作者,‘曲’暂且放弃给我们学生吴梅去‘称皇作帝’,讲到‘词’,那是老实不客气了。’”他还对查猛济说： “凡载在册集子里的词,没有一首不能按之管弦的。”［15］44他的另一位学生吴梅也说： “子庚工于倚声,一字不肯苟且……其词在白石、白云之间,自谓学清真,实则殊不尽然。”［16］1476比如他的《高阳台?钱念劬恂观察招集秦淮歌舫即席赋别》： “借泪酬春,将心托月,哀筝 扌 刍着清商。婪尾尊开,欢期闲了壶觞。兰烟淡抹琼枝影,问飞花甚处家乡？莫逢场,又唱当年,金缕衣裳。红麦旧药离情地,有宫衣瞥见,密意端相。证说萍飘,蝶魂扶下钗梁。板桥恨不通潮汐,也如人九曲回肠。尽思量,说与南朝,几树垂杨。”［17］16这首词便着力在白石、玉田之间,颇能代表他在音律方面的成就。他自序《噙椒词》时也说： “五季北宋,津逮风骚,二窗中仙,开辟门户。华年选梦,锦字缄愁,律据音先,意写言外,美人香草,无憀极矣。”［17］1在《中国文学史略》一书中谈到清代词坛的创作状况时又说： “论者以朱、陈二家可以牢笼一代,朱词淫艳,陈词则学辛而不成,其不合律亦相等。厉鹗稍能用意,张惠言全不知音,而其说则可取。若浙派常州派之争,则通人齿冷焉。”［18］48
　　49这说明,他主张填词以协律为先,也非常重视“意内言外”、“美人香草”、“比兴寄托”,从而进一步发展了其父辈兼融浙、常两派的思想。不过,在他生活的时代,词坛情形已不同于其父辈所处的咸丰、同治时期。正如查猛济所说： “近代的词学,大概可以分做两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的,像朱古微、况夔笙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像王静庵、胡适之诸先生是。只有《词史》的作者刘先生,能兼顾这两方面的长处。”［15］43刘毓盘治词折中于新旧之间,论词亦以守律与意境(情性)合而论之,《词史序》表达了这一论词倾向：
　　词则源出于诗,而以意为经,以言为饰。意内言外,交相为用,意为无定之意,言亦为无定之言,且也意不必一定,言不必由衷,美人香草,十九寓言,其旨隐,其辞微,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后人作词之法,即古人言乐之法。盖忠臣义士,有郁于胸而不能宣者,则托为劳人思妇之言,隐喻以抒其情,繁称以晦其旨,进不与诗合,退不与典合,其取径也狭,其陈义也高,甚至者则东西南北,惝恍无凭,虽博考其生平,亦莫测其真意之所在。而又拘以格律,谐以阴阳,毫釐杪忽之微,不得自我而作古,必有司我言者,不能随我心之所之也。故与诗相成而适相反。［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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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词与诗有别,诗重言志,当直抒其情,词则曲折其情,含蓄蕴藉,旨隐辞微。词的发展史也不同于诗的发展史,“词者诗之余,句萌于隋,发育于唐,敷舒于五代,茂盛于北宋,煊灿于南宋,剪伐于金,散漫于元,摇落于明,灌溉于清初,收获于嘉、乾之际”［14］213。他以树木成长的过程为比,说明词经过“发育”、“敷舒”、“茂盛”、“煊灿”、“剪伐”、“散漫”、“摇落”、“灌溉”、“收获”等几个阶段,不像胡适认为词在南宋以后便没有生气了,也不像常州派认为词在清末走向极盛之境,查猛济说他兼两派之长而去两派之弊是有一定道理的。
　　三、 走向现代：将词学搬上大学讲坛
　　应该说,从刘履芬、刘观藻到刘毓盘,他们走的还是传统学问的路数：从师承方面看,主要是通过家庭教育、师长传授、朋辈交往来完成的；从研究理路看,他们比较偏重于创作指导,对词律、词韵、四声平仄尤为重视。这种学问路数到刘毓盘时已呈变化的迹象,这就是在辛亥革命后,传统书院为现代学校所取代,以经学为学问主轴的思想有了变化,不登大雅之堂的辞章之学——诗、文、词、小说、戏曲,作为一种学科门类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大学讲坛,就是说传统词学到刘毓盘那里已呈新变的趋向,他改变传统传授方式为现代学校的课堂讲授,现代学校传授方式的变化是促成刘毓盘词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性因素。
　　刘毓盘是1919年秋天到北京大学任教的,在这之前曾任教于浙江省立第二中学、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据丰子恺回忆,他在第一师范学习期间,刘毓盘曾教过他学习散曲,他一读就熟,从此铭记不忘［19］763。自进入北京大学以后,刘毓盘先后讲授的课程有：词、词史、词家专集、中国诗文名著选等,据北大有关学生回忆,他的教学是颇受欢迎的。徐铸成说： “教词曲学的刘毓盘先生,那时年已近古稀,但教授也非常认真,他对这一门造诣之深,大家认为是超迈前人的。”［20］52陆宗达说： “北大的课分三个专业,文学专业、语言专业和文献学专业,我选的课是以语言专业为主……同时也选一部分文学课,印象最深的有两门,一是刘毓盘先生的词学,分词律、词选和专家词三部分,还要求选课的人每两周交一篇自填的词,刘先生对我的词很赏识,1927年,我去了东北,听说刘先生还问起我……另一门是黄节先生的汉魏六朝诗。”［21］665钱南扬也深情地回忆了刘毓盘对自己的教诲和帮助： “(北大)四年正科是选科制,我先后选了刘子庚(毓盘)先生的词选、词史,许守白(之衡)先生的曲选、曲史,鲁迅(周树人)先生的小说史……刘先生知道我有志于曲,告诉我他的好友曲家吴癯安梅先生,曲家藏书之富,全国首屈一指,并允许写信替我介绍,请求把我收列门墙。”［22］1著名翻译家梁遇春致信朋友石民说： “他(刘毓盘)是弟所爱听讲的教授,他教词,总说句句有影射,拿了许多史实来引证,这自然是无聊的,但是他那种风流倜傥的神情,虽然年届花甲了,总深印在弟心中,弟觉得他颇具有中国式名士之风,总胜过假诚恳的疑古君及朱胡子等多矣!”［23］109翻译家石民也回忆说： “刘先生是有名的词学专家,也许正因为是专家的缘故罢,他讲解词,好比毛公说《诗》,无非美刺,王注《楚辞》,尽属寄托似的,实在迂拘得可以。然而,他的考试办法一点也不迂拘,只要你填一首词就是,既不限定题目,也不限定词调,更不限定时间,你可以预先作好,按照考试时间表上的规定钟点到堂上去,用发下的试卷誉正呈交。”［24］190通过上述学生的回忆,大约可知刘毓盘授课的情况：一是重在写作的训练,要求学生能依律填词。二是好用意内言外说词,有点类似于张惠言的《词选》,将温庭筠《菩萨蛮》说成有屈原《离骚》“初服”之意，这说明他重视比兴寄托,甚至有些过于“迂拘”。三是学生对刘毓盘的教学评价很高,认为他的教学是超过疑古派的胡适、顾颉刚、朱希祖的。当然,刘毓盘的贡献还在于他适应现代大学分科教学的需要,对传统词学作现代性转化,分为词、词选、词律、词史、专家词等课程,体现出他为中国词学进行现代转换所作的努力。 　　其实,他在浙江省立第二中学任教期间(1915)即编有《中国文学史略》一书。该书依文体分论,为文略、诗略、词略、曲略四编,各编依时代顺序,从文体初兴到最后成熟的过程,叙述了各类文体发展衍变的历史脉络,条理分明,简略有序。诚如查猛济所说的： “《中国文学史略》一书……钩元体要,无美不备,时或采别醇驳,间亦参以己见,其论断之眼光则尤合现代文学批评之旨焉。”［15］1在“词略”部分,主要内容是追溯词体之源头和描述词体之流变,后一部分是重心所在,包括：词体之初起、小令之初起、双叠之初起、慢词之初起、大晟之正宗、词家之派别、白话之入词、诗词之分界、闺阁之多才、词学之极盛、国外之采风、中声之仅见、正轨之将亡、弹词之别出、新体之纷更、图谱之妄作、变雅之未成、词律之考证、倚家之各家、音节之略说,等等,看似非常庞杂,实则是词史发展的真实反映,颇能描述中国词史发展过程中一些基本现象。不过,在刘毓盘看来,这是一部不经意之作,虽屡思改订,然终未能成,但这为他后来在北大讲授词史并撰写《词史》一书打下坚实的基础。
　　《词史》一书是刘毓盘在北大教授“词史”的讲义,这部讲义在每一年度的讲解过程中逐步丰富和完善,先是在《东北大学周刊》连载,然后经其弟子查猛济、曹聚仁整理,由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词史》凡十一章,依次为：第一章“论词之初起由诗与乐府之分”,第二章“论隋唐人词以温庭筠为宗”,第三章“论五代人词以西蜀南唐为盛”,第四章“论慢词兴于北宋”,第五章“论南宋词人之多”,第六章“论宋七大家词”,第七章“论辽金人词以汉人为多”,第八章“论元人词至张翥而衰”,第九章“论明人词之不振”,第十章“论清人词至嘉道而复盛”,第十一章“结论”。从目录内容看,作者能尊重史实,抓住每一个时期的关键问题进行叙述,比如五代人词以西蜀南唐为盛、慢词兴于北宋、辽金人词以汉人为多、清人词至嘉道而复盛,等等；同时,他特别注意重要词人在词史上的地位及贡献,比如唐人词以温庭筠为宗,柳永、张先对慢词的贡献,苏轼开创豪放词派的意义,两宋“七大家”的艺术成就,元人词至张翥而衰,等等。从具体内容看,作者是把词人、词籍、词体、词史、词派等内容揉杂在一起叙述的,谈到每一时期的词史,往往会先对其时的词人词集进行清理,对词学史上有关的错误认识进行辨证,然后按时代的先后顺序一路叙述下来,并对重要词人、词体、词派、词史现象进行重点分析。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各个历史时期词史的描述绝不套用一种叙述模式,而是根据不同时期词坛发展的具体情况作灵活处理。比如谈到宋初词坛的祖述南唐,是以晏氏父子、欧阳修为主,而兼及赵汴之、寇准、陈尧佐、王琪、叶清臣、范仲淹等,讲到南宋词坛的繁盛状况,则从帝王、宗室、宰执、将帅、武臣、樵隐、儒者、佞幸、布衣、方外、闺媛、妓妾、仙鬼等角度分别展开,谈到明代词坛的发展变化则依据时代先后顺序进行客观描述。从研究方法看,作者通常能结合时代背景、作者经历和词体特性分析词史,比如论五代西蜀、南唐词之盛在于帝王之提倡,论北宋词之盛也在于当时国势较强,在朝诸公及在野之士“以雍容揄扬润色鸿业为乐事”；论南宋词之日见晦涩则是由于当时政治黑暗,一般作者感慨亡国之痛又不敢直接宣泄出来,“只得寄意于深微了”。又分析南北两宋不同特点时说： “词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深”,并特地批评了常州派尊北抑南的思想,指出： “南宋词即出于北宋,特时代之有先后耳”［14］61,从而对词史上南北宋之争作出了颇为公允的息争之论。当然,《词史》一书带有强烈的讲义色彩,内容单薄,叙述简略,条理不够明晰,缺乏深度分析,有些提法或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大致上描述了千年词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在线索的勾勒、章节的安排、研究方法的运用以及作家作品的审美判断上多有可取之处,称之为中国词史的开山之作,当非过誉。正如近人杨世骧所言： “词的产生虽有一千年的历史,而向无一部系统地评述的专著,有之,则以他的这部《词史》为嚆矢,其价值殆无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在曲一方面的地位。”［4］138当然,《词史》的意义不仅仅因为它第一次系统地勾勒出千年词史的发展变化,而且还因为它从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立场对中国词史进行综合的考察。它不同于传统词话和词选,或用作初学者的创作指南,或为宣扬编者的审美观念,它的目标重在培养学生的审美感悟力和理论思辨力,是“使学者知各代文学变迁及派别”［25］。因而他也就从晚清常州派词学观念里超越出来,而主张兼融浙西、常州两派的思想,并初步注意到对词史发展变化规律的揭示。《词史》与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等一起开创了中国文学之“分体文学史”这一新兴的学科门类。
　　据查猛济《江山刘先生遗著目录叙》知,刘毓盘还有《词话》若干卷、《词学斠注》若干卷、《词律斠注》若干卷,只是这些著作后来皆毁于兵火［14］2。他还辑有《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每一种成,则仿《提要》法,或论其人,或旁证其间,新知旧说,唯意欲言。词太少,则以类相从者附焉”(《自序》)［13］。这也显然是受到其父刘履芬热衷藏书和校书的影响,不过,这部辑本存在问题尚多,正如赵万里所言： “其弊不仅在所见材料之少,而在真伪不分,校勘不精,出处不明,使人读之如坠五里雾中。”(《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辑题纪》)［26］但也可推知刘毓盘对于词学用力之勤,对现代词学文献辑佚校勘之学亦有开创之功。
　　总之,从刘毓盘接受父辈师友的传授,到他在浙江省立第二中学、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北京大学讲授词学,中国词学的传授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由三五好友的相互切磋到刘毓盘《中国文学史略》“词略”部分、《词史》系统论述词史,江山刘氏实际上是中国词学发生重大转型的一个缩影。他们所处的晚清民初正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科举的废除,现代分科教育的大力推行,“文学”堂而皇之地走上了大学讲堂,中国词学也在社会变迁的作用下发生了必然变化,走向了现代。
　　［参 考 文 献］［1］ 刘履芬: 《古红梅阁集》,见刘履芬、刘观藻: 《古红梅阁集(附紫藤花馆诗馀)》,光绪六年苏州刻本。［Liu Lüfen,Guhongmeige Ji,in Liu Lüfen ＆ Liu Guanzao,Guhongmeige Ji ＆ Zitenghuaguan Shiyu,1880.］ ［2］ 潘钟瑞: 《香禅词》,见潘钟瑞辑： 《香禅精舍集》,光绪十年刻本。［Pan Zhongrui,Xiangchan Ci,in Pan Zhongrui(ed.),Xiangchan Jingshe Ji,1884.］ ［3］ 叶昌炽: 《藏书纪事诗》,北京： 燕山出版社,1999年。［Ye Changchi,Biographical Poems on Book Collectors,Beijing: Yanshan Press,1999.］ ［4］ 杨世骧: 《文苑谈往》,《新中华》复刊1943年第1卷第6期,第136138页。［Yang Shixiang，″Past Anecdotes in Literature Arena，″New China Magazine,Vol.1,No.6(1943),pp.136 　　138.］ ［5］ 吴曾源： 《井眉轩长短句》,1933年刻本。［Wu Zengyuan,Jingmeixuan Changduanju,1933.］ ［6］ 吴嘉洤： 《秋绿词》,见王嘉禄编选： 《吴中七家词》,道光二年刻本。［Wu Jiaquan,Qiulü Ci,in Wang Jialu(ed.),Wuzhong Qijia Ci,1822.］ ［7］ 潘遵璈： 《香隐庵词》,见潘钟瑞辑： 《香禅精舍集》,光绪十年刻本。［Pan Zunao,Xiangyinan Ci,in Pan Zhongrui(ed.),Xiangchan Jingshe Ji,1884.］ ［8］ 邹弢： 《三借庐笔谈》,见广陵书社编： 《笔记小说大观》第7辑,扬州：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Zou Tao,Sanjielu Bitan,in Guangling Press(ed.),Biji Xiaoshuo Daguan： Vol.7,Yangzhou: Jiangsu Guanglin Classics Press,1984.］ ［9］ 刘观藻： 《紫滕花馆诗馀》,见刘履芬、刘观藻: 《古红梅阁集》,光绪六年苏州刻本。［Liu Guanzao,Zitenghuaguan Shiyu,in Liu Lüfen ＆ Liu Guanzao,Guhongmeige Ji ＆ Zitenghuaguan Shiyu,1880.］ ［10］ 谭献： 《复堂日记》,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Tan Xian,Futangs Diary,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2001.］［11］ 严迪昌： 《近代词抄》,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Yan Dichang,Selection of Modern Ci Poems,Nanjing: Jiangsu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1996.］ ［12］ 宋志沂: 《梅笛庵词剩稿》,见《丛书集成续编》第160册,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Song Zhiyi,Meidian Ci Shenggao,in Congshu Jicheng Xubian: Vol.160,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ress,1994.］ ［13］ 刘毓盘辑： 《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北京大学1925年排印本。［Liu Yupan(ed.),Sixty Ci Poems of Famous Ci Poets from Tang to Yuan Dynasties,1925.］ ［14］ 刘毓盘： 《词史》,上海： 上海书店,1985年。［Liu Yupan,The History of Ci Poetry,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ress,1985.］ ［15］ 查孟济： 《刘子庚先生的词学》,《词学季刊》1933年第1卷第3期,第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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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16］ 吴梅： 《蠡言》,见王卫民编校： 《吴梅全集(理论卷)》,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49
　　1476页。［Wu Mei,″Liyan,″ in Wang Weimin(ed.),The Collected Works of Wu Mei(Theory Volume),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2002,pp.1449
　　1476.］ ［17］ 刘毓盘： 《噙椒词》,清宣统二年刻本。［Liu Yupan,Qinjiao Ci,1910.］ ［18］ 刘毓盘： 《中国文学史略》,上海： 古今图书店,1924年。［Liu Yupan,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Shanghai: Shanghai Gujin Bookstore,1924.］ ［19］ 丰子恺: 《琐记》，见丰陈宝、丰一吟编： 《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二,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761
　　770页。［Feng Zikai,″Some Trifles,″ in Feng Chenbao ＆ Feng Yiyin（eds.）,The Collection of Feng Zikais Works: Vol.2,Hangzhou: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s Press,1992,pp.761
　　770.］ ［20］ 徐铸成: 《旧闻杂忆》,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Xu Zhucheng,Memories of the Old Anecodes,Chengdu: Sh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81.］ ［21］ 陆宗达： 《我的学、教和研究工作生涯》,见《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64
　　672页。［Lu Zongda，″My Career of Learning,Teaching and Study，″ inThe Collection of Linguistics Theses of Lu Zongda,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1995,pp.664
　　672.］ ［22］ 钱南扬: 《回忆吴梅先生》,见赵景深主编： 《戏曲论丛》第1辑,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
　　2页。［Qian Nanyang，″Memories about Mr.Wu Mei，″ in Zhao Jingshen(ed.),The Collection of Chinese Drama: Vol.1,Lanzhou: Gansu Poples Publishing House,1986,pp.1
　　2.］ ［23］ 梁遇春: 《致石民的信》,见吴福辉编： 《梁遇春文集》,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81
　　222页。［Liang Yuchun，″A Letter to Shi Min，″ in Wu Fuhui (ed.) ，Collected Works of Liang Yuchun,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2000，pp.181
　　222.］ ［24］ 石民： 《应征的自述》,《宇宙风乙刊》1941年第43期, 第3
　　5页。［Shi Min，″My Narrative When I Was Enlisted，″Yuzhoufeng Magazine,No.43（1941）,pp.3
　　5.］ ［25］ 佚名： 《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北京大学日刊》第1分册,1918年5月2日,第2版。［Anonymity，″The Motion of Literature Professors abou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Vol.1,1918
　　05
　　02，p.2.］ ［26］ 赵万里辑: 《校辑宋金元人词》,南京：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年排印本。［Zhao Wanli(ed.),Collection of Ci Poetry in the Song,Jin,and Yuan Dynasties,Nanji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of Academia Sinica,1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