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学校类型新市民子女学校适应比较
时间：2020-11-04 10:08:03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不同学校类型新市民子女学校适应的比较
摘 要 新市民子女是伴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和户籍制度改革逐渐成长的一代新公民。本文基于对洛阳市890名青少年的问卷调查。从学习适应、行为适应和人际适应等方面考察了不同学校类型的新市民子女学校适应状况。结果表明，新市民子女的学校适应类型校际差异显著。在第三类混合型学校中，新市民子女在学校适应的各个维度上都不如非新市民子女。学校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同阶层的区隔。要让义务教育阶段的吸纳真正产生正面效果。
关键词 新市民子女 学校适应 学校类型
基金项目：国家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201410307072）。
作者简介：杜思佳，南京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张春兰，南京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6-190-02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国家逐渐放开中小城市的落户限制，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而在城市中逐步涌现的新市民群体，开始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2014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明确了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要着力解决农民进城后适应城市的问题，让农民进得来，呆得住，留得下，能发展。如果说新市民是农民市民化的结果，那么新市民子女便是中国城镇化的“未来”。作为从“农村人”向“城市人”转变的“过渡人”，在新市民子女能否很好地调适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真正融入城市的问题上，学校教育的作用至关重要。
名牌学校与普通学校的分化不仅具有深刻的“阶级”内涵（布迪厄，2004），不同的学校类型、不同的学校管理模式也会对学生产生巨大影响。那么不同的学校类型对于新市民子女的学校适应是否会产生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主要概念的界定
1.新市民子女。本文将“新市民”界定为：原户籍在农村现居住在城市6个月以上（统计部门对认定市民身份的居住时间要求）的，从事非农产业的，城镇化进程中所出现的新增市民。本文的新市民包括这样两类人员：一是原户籍在农村，从农村或经济落后地区迁移到城市，2000年后迁入城市并居住时间达到半年以上的进城务工人员（包括取得城市户籍的进城务工人员）;二是“农转非”人员，即“城中村”居民和拆迁安置居民，虽然他们在空间上并无转移，但在身份上已经发生改变。根据教育部1998年颁布《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 中对流动儿童少年的定义“6至14周岁（或7至15周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主要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在流入地暂时居住达半年以上有学习能力的儿童少年。”本文将“新市民子女”界定为：6至15周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迁入城市的新市民的后代。
2.学校适应。指学生通过与学校环境的相互作用，不断在学业学习、行为习惯、人际交往上做出调节，最终适应自身所处的学校环境的过程。在本研究中，将其操作化为研究对象在学习、行为、人际等方面的适应状况。
（二）样本与资料
本文的资料来源于笔者在2014年6-9月在河南省洛阳市进行的抽样调查。考虑到小学低年级（一至三年级）可能有填答困难，本研究以洛阳市小学四年级到初中三年级学生为抽样框，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样本。首先，依据学校生源类型（新市民子女在学生中的比重），将学校分成三类：一类混合型学校（新市民子女居多）、二类混合型学校（新市民子女和本市儿童约各占一半）、三类混合型学校（本市户籍学生、土生土长的本市儿童居多）。按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小学各2所和初中各1所;其次，在抽中的学校里，按不放回抽样的方式， 依次随机抽取小学高年级（四至六年级）各1个年级和初中各1个年级;再者，在抽中的年级里，按简单随机抽样方式抽取2个班级（这样，共抽取9所学校18个班级）;最后，在每个被抽中的班，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以该班的所有学生为调查对象。被抽中的624名小学生及其家长以及332名初中生及其家长构成调查样本。在956名学生样本中，实际回收有效问卷890份（其中，小学有效593份，初中有效297份），有效回收率为93.10%。其中，小学生有效回收率为95.03%，初中生有效回收率为89.45%。资料采用自填问卷方法收集。学生问卷以集中讲解、当场填答、统一收回的方式进行;家长问卷则采取由学生带回家， 交给家长填写，填好后由学生带回交给老师的方式进行。其中，学生样本与家长样本一一对应。最后，根据概念的界定，筛选出符合概念界定的新市民子女作为样本。新市民子女309名，其中父母于2000年后获得城市户口有143人。最后，对问卷进行了信度和效度的检验，我们将部分信度较低的题目剔除后， 系数为0.843，表明所有变量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表1样本的基本情况
三、结果与分析
表2的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新市民子女在学校适应各项上的均值均低于非新市民子女，两类青少年在人际适应上差异十分显著，在学习适应上差异较为显著;而新市民子女与非新市民子女在行为适应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2新市民子女与非新市民子女学校适应状况比较与检验结果
由于样本中两类青少年在学校类型分布上有一定差别。而不同的学校可能与青少年的学习适应之间存在关系。我们将新市民子女与非新市民子女按照其所在的学校类型分成三类进行比较，得到了下列进一步的交互分析结果（见表3）。
表3 分学校类型学校适应状况统计与F检验结果
在三类混合型学校中，新市民子女在学校适应三个维度上的均值低于非新市民子女，且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二类混合型学校中，新市民子女与非新市民子女在人际适应上的差异依旧十分显著，但在学习适应与行为适应上的差异则消失了;但是，在一类混合型学校中，新市民子女在学习适应上的均值超过非新市民子女，二者在学习适应和行为适应上不存在差异，在人际适应上存在的差异则变小。与新市民子女不同，就读于三类混合型学校的非新市民子女的学校适应均值也要明显优于二类混合型和一类混合型学校的学生。
这一结果表明，新市民子女在一类混合型学校中适应性更好。这或许可以解释为在一类混合型学校中，城市儿童较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和农村户籍学生占大多数。在新市民子女中，来自老师和城市儿童的歧视较少，新市民子女与跟自己有着相同的出身、相同的背景和相同的经历的孩子们在同一片蓝天下成长。虽然在教学设施和师资配备上，一类混合型学校弱于三类混合型学校，但是新市民子女在这里却能体会到老师的关注与同学的支持，因而其在一类混合型学校的学校适应状况更好。
四、总结与讨论
美国学者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W. Allport）认为，接触要达到良好的效果是需要条件的：第一，群体间的接触应当是长时间的而不是暂时的，并且涉及某些合作活动，以建构积极的相互依存关系;第二，应当有正式的、制度性的框架以支持融合;第三，理想意义上，接触应当涉及同等社会地位的人（方文，2008）。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接触可能会加深偏见与歧视。在三类混合型学校中，新市民子女在家庭背景、家庭经济和社会地位等方面与城市同龄青少年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实质是不同阶层之间的深层的距离和隔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社会心理距离导致社会群体间隔阂和疏远。新市民子女虽与城市青少年接触，却感受到的是来自老师和城市同龄人的歧视，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新市民子女降低了自我成功的预期，丧失了努力学习的积极性，有的索性破罐子破摔，加之有些新市民子女的父母本身文化素养偏低，不注重子女的教育，出现了三类混合型学校的新市民子女在学校适应各个维度上都不适应的结果。
总体来看，三类混合型学校的新市民子女要比一类混合型学校的新市民子女更加缺乏学习积极性，他们的学习适应和行为适应更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更像是自我放弃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正如威利斯在《学做工》开篇讲的那样：“要解释中产阶级子弟为何从事中产阶级工作，难点在于解释别人为什么成全他们（why others let them）。要解释工人阶级子弟为何从事工人阶级工作，难点却是解释他们为什么自甘如此（why they let themselves）”（威利斯，2013）。一个重要原因是，三类混合型学校的新市民子女比一类混合型学校的新市民子女更容易看到升学的制度性瓶颈，当“洞察”了中学文凭对他们找工作没有实质性的帮助，他们对于升学和成功的预期大大降低;当认同了精英和底层所处的结构位置早已注定了他们各自的整体命运时，多数人选择了放弃。在这个层面上，是他们自主选择并接受了“被学校淘汰”的结局。威利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底层角色中存在一种自我诅咒”，是底层的文化生产最终促成了社会的再生产。
本研究的政策性的含义就是不仅要向新市民子女开放公办学校，更要让新市民子女进得来、呆得住、留得下、能发展。城市社会应消除对新市民子女的歧视，这样，义务教育阶段的吸纳才能真正产生正面效果。
注释：
国发〔2014〕25号.
《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1998年3月2日发布教基[1998]2号.
参考文献：
[1]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商务印书馆.2004.
[2]方文.学科制度与社会认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何以继承父业.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