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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减”政策背景下数字化赋能家校社协同育人实践路径探索*

    时间:2023-04-15 13:10:0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梁 枫

    2020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以下简称《建议》) 中明确指出,新时代的育人体系必须“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建议》 推动了教育改革,为“双减” 政策的推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2021 年7 月2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让协同教育在实践路径上得到明晰,二者的互辅互助进一步构建了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框架。但是具体的实践仍然面对较多的问题,这就使得数字化技术的引入既符合时代的需要,又符合现实的需要,真正完成了三者融合的协同探索。

    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根本目标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双减” 背景下,这一目标的实现又被加上了重新构建教育体系的新格局——从应试教育真正走向素质教育。当协同育人的格局形成后,“双减” 政策就会得到更好的环境,学生会在考试和评价中受益。而且各个主体也会增进了解,大致形成以下一些样态:

    第一,学校教育协同家庭教育。比如,学校开设课后服务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缓解部分家庭客观因素造成的看管压力。再如,学校为家长在家指导孩子提供方法上的帮助,引领家长树立科学的育儿理念,理性地教育孩子。

    第二,家庭教育协同学校教育。这个样态进一步明确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各自的权责。家庭教育不是家长帮助学校检查与批改作业,而是让家庭通过家委会、志愿者、家长开放日等途径广泛地参与到学校教育活动中,了解学校教育的理念,与学校合力发挥良好的教育作用。

    第三,社会教育协同家庭教育。如教育培训机构与家庭教育的协作、社区与家庭教育的协作、社会媒体与家庭教育的协作,这些协作很好地补充了家庭教育的不足。

    第四,社会教育协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资源的引入为优质教育资源的引入提供了更多的途径。如青少年宫有更专业的艺术专业的教师,体育馆有退役的优秀运动员做教练员,文化馆有非遗传承人等,他们不仅能够满足学生多样化的需求,还能拓宽课后服务的渠道,让学生全面发展不再只是停留于表层。

    第五,学校主导的家校社集体行动。学校是教育的中流砥柱,在教育工作中学校的属性决定了三者在校外场域中的集体行动中应该成为主导,有利于家庭与社会更加广泛地参与到教育教学中,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 观念分歧造成协同育人目标不一致

    虽然“双减” 一直强调的是学生的全面发展,但是应试教育的机制不从根本上改变,分数和升学率就会一直成为教育的目标,且是唯一的目标。要想改变这个机制,学校、家庭和社会均“发力”。例如,家长能够从观念上接受成才途径的多样化,关注自家孩子真正的天赋与兴趣,不把考上大学看作是判断教育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志。社会上“众筹私教” “高端家政” 等新型的课外辅导机构就会减少,全社会对教育的焦虑也能有效降低。以学科教学为本位的学校教育才能归入其位,让学生享受到公平的教育资源。但在实际运行中,家庭教育价值观唯一化的倾向仍然非常严重,社会上的教育力量又以获取经济收益为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双减”工作似乎只在学校层面得到了落实,而这种落实又大多是以减少作业这一单一的形式呈现,与“双减” 政策的初衷发生了偏离。

    (二) 客观条件造成协同育人主体缺失

    现实层面非常难以克服的一个因素是时间、能力的限制,它会直接导致协同教育主体的缺位。例如,很多家长希望参与到孩子的成长教育中,但是快节奏的生活与巨大的工作压力,让他们很难兼顾。还有一些家长并不是不想参与协同育人,但是因为文化程度较低,对于孩子的教育表现出了心有余而力不足,数字技术的赋能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只是一个无法企及的“空中楼阁”。家庭条件的不同,让学生得到的教育资源有很大的差别。家庭在孩子教育过程中投入的时间与金钱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学校教育想要介入,给予一些家庭指导时,就会让两极分化的现象更加明显。如教育资源优渥的家庭认为可以通过购买实现教育目标,在家庭指导工作上表现得并不积极。普通家庭因为各类客观条件的不足,则要把属于自己的职责转嫁给学校。一旦学校承接了这些职责,课后服务工作就变得非常繁重,教师的精力与能力都是有限的,久而久之必然会因小失大,影响到本职的教育工作。

    (三) 缺少途径造成资源配备分散与流动率低

    “双减” 政策颁布之后,其相关配套没有随之跟进,则会直接造成“双减” 政策成为一个“个体行动”。学校对能够提供怎样的课后服务与家庭教育指导尚处于摸索阶段。家长要以志愿者、家委会等形式进入学校教育层面,又会出现越俎代庖的情况。还有,社会提供的教育资源在与学校的资源匹配上,也存在着极大的嫌隙。例如,社区提供的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一些传统节日上,重情轻知,课外辅导机构提供的教育资源重知轻行,博物馆(科技馆) 知行统一后,又不能在情感上进行升华……目前还没有找到一条能够把这些提供教育资源的主体有效整合的途径,资源整合只是小范围的事情,能够让资源流动起来的信息化技术建设也不完善。信息技术在真正能够赋能的地方并没有尽到相应的职责,过分关注宏观层面的建设,反而造成了资源不能流动,或因为缺乏指导,使得资源流动迟滞,形式大于效果。[2]

    (四) 角色定位造成协同过程单向度浅表化

    可以预见的是,“双减” 工作一定会持续地走向深入,主体间的协同如果不能走向常态化,只会严重拖缓协同效能的转化。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各个主体对自己的角色、属性与功能都不能做到清晰认知: 传统的家长会不能转化成常态机制,家委会总是少部分热心家长在做服务。使用微信进行家校协同,虽然是数字化赋能的体现,但很多学校对微信群的使用只是进行信息发布,或是对一段时间学生的表现进行总结与训诫。微信群让协同变成了训导,这就不能称其为“赋能” 了。再者说,社会力量也无法介入校内微信群,每一个主体都没有做到知己知彼,又怎么可能保证教育的交叉与强化呢?所以最终导致的结果仍然是各尽其事,但却难担其责。

    (一) 扭转认知,促进多元主体的互联

    要想让协同教育发挥出应有的效能,必须从意识理念上转变认知。各个主体认识到协同教育的内涵、特征以及呈现样态,了解到“双减” 政策真正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政府以一种强力引导的姿态,把数字信息技术引入协同教育体系中,通过门户网站、社交平台、即时联络工具等进行理念的宣传,可以起到“水滴石穿” 的渗透作用,使各个主体都获得相对均等的认知梳理机会。

    客观来说,“双减” 政策虽然颁布实施了,但是应试机制长久以来形成的认知惯性并不会轻易地改变。所有的家庭教育也不可能直接转变成为接受孩子多样化发展的形态。为此,信息技术让人们“抬眼看世界” 的优势就要充分发挥出来。[3]有意识地为家庭提供多元化发展的信息,让更多家庭了解到世界发展真正的样子,为他们提供一些成功的经验,可以有效缓解家庭焦虑。这种缓解会修正社会面的教育资源供应,使学科类教育和全域化教育取得平衡。

    (二) 补足客观条件,破解主体的困境

    数字技术让大数据调研成为一件非常普遍的事,而大数据调研又让我们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科学的依据。因此,在面对各种形态的家庭时,利用大数据做好调研工作,了解弱势家庭、薄弱学校在教育上存在的困难,分析他们的需求,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大数据做好这些工作后,就要为学校和家庭进行合适的资源匹配,在兼顾共性的同时提供实时性、个性化的资源供给。这就涉及接下来对信息平台的建设了。一是基于学校的家校社资源建立资源共享与协同管理的平台,将学校、家庭和社会拥有的资源囊括到学校里;二是政府制定一些购买目录,其中详细列明可以购买的资源、流程等,相关的补贴政策也可以纳入进来,尽可能满足各类家庭的需要;三是从社区和学校两个层面培养教育人力资源,把家庭的各类困难详细做出区分,为一些家庭提供直接指导,这些家庭除了弱势家庭外,也包括一些因为过度重视教育而严重焦虑的家庭,切实帮助家庭掌握合适的家庭教育方法。

    (三) 主体培训,让教育资源流动起来

    在数字赋能的背景下,“双减” 政策的落实不可以忽视人的作用。因此,需要做好至少两类主体的重点培训工作。一是对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培训。让教育者认识到数字技术对教育的影响,“双减”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如果使用微信,怎么能够做到“全景敞视”,不要人为将微信变成训导工具。二是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者进行培训。通过建立完整的培训体系,明确岗位的准入制度,让这项工作具备专精性。在培训中,提供多样的培训方式,注重和案例结合的体验式培训,让家庭服务指导者成为平衡协同教育的一个“介质”,既减轻了协同育人中各主体的负担,还能让其发声更具客观性,建立起真正常态化的“商建机制”。[4]培训工作的深度开展会让资源向着深层次和多向化流动起来,实现时时可学、处处可学的社会化氛围。这为很多身处教育迷茫的人做出了示范,推动了优秀典型教育案例的涌现,真正让参与主体既能成为参与者,又能成为创造者。

    (四) 科学评估,巩固各类角色的定位

    在“双减” 政策推进的过程中,评估一定是最有效的促进协同机制的手段。同协同育人机制的常态化建立一样,评估也要走向常态化,成为协同育人的一个引导机制。在这个机制下,每个主体的责任与义务会进一步得到明晰。具体来说,评价会把学校给予家庭教育的指导、家长参与活动管理的效能、家校协同的资源供给等作为重点。学校要顺应这种评价,厘清工作重点,尽量避免出现重点不突出、工作量大、质效低的情况。学校作为协同主轴的职责一旦被确立,家庭和社会能够做的工作也就随之清晰了。如社区可以向有资质的企业购买教育资源,然后提供给家庭,促进市场变得更加规范,不会因为利益搅扰破坏“双减” 政策的实施。而在家庭层面,家庭教育从服务者的位置转向供能者后,无形中提高了家庭教育的自觉意识,消除了“双减” 政策出台后家长与学校的对立,让家长了解到自己的诉求可以得到表达,且与所有教育主体是一致体的事实。

    综上可见,家校社协同育人不应该只是过分关注某一个主体,而是要在科学合理的判断之后,通过对各个主体属性、功能与地位的确认后,将其与“双减” 政策的颁布初衷,以及信息技术的优势进行整合。尔后循序渐进地从观念认知到主客观条件建设,再到角色的权责定位上进行完善。只有完成了策略的优化,协同育人工作才会真正从“减负”转向“提质”,助力教育质量的提升。总而言之,协同育人工作梳理清晰后,教育事业会进入越来越好的循环态势,数字化技术的高赋能就会真正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与教育宏观格局的正确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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