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高兹的生态批判理论及其价值评估

■ 陶廷昌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在众多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中，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最为全面且尖锐。高兹批判资本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在实践进路上创设一个生态社会主义。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一书中，集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在分析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地基上，栩栩如生地为世人呈现出一个“乌托邦”式的生态社会主义。尽管高兹晚期所有著作都悲观预言世界发展态势，但其富有想像力和创造力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在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观照当代，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都呈现出极为尖锐的环境污染、生态退化问题。因此，深度解读和把握高兹关于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透析其关于全球性生态危机问题的深刻洞见，对于当代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及化解模式的探索都具有重大启迪意义。本文拟从经济理性、异化消费、劳动分工及科学技术四个维度考察高兹对资本主义展开的全景式生态批判。

“经济理性”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之中，其涵义是：具有理性利己之心的经济人互相竞争客观上促进了社会进步发展，既增加了充足的社会财富又提高了整体社会福利。高兹对此概念进行了批判性的表述，他认为：经济理性源于“计算与核算”，它在驱动市场运转的那一瞬间起就开始运演。“计算与核算”由于经济理性的支配而仅把单位产品所内蕴的劳动量作为关注点，从而忽视了“劳动带给人的活生生的感受”[1](第109页)。基于此，高兹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本质内涵就是把其终极目标界定为利润实现的最大化，将取代一切价值的金钱看作“资产阶级唯一的衡量尺度”[1](第3页)。

高兹认为，资本主义内蕴的经济理性是反生态的，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总根源。而高兹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分析和批判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对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传承发挥。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本应该表征为和谐相处的状态，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关系就变成对立和冲突关系。马克思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成为“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2]（第714页）。在此规律支配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私有制就成为引发生态危机的制度性根源。致力于攫取高额利润，资本家总是利用科学技术盲目开采自然资源，将环境破坏与生态失衡置之度外。其后果就是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使人类遭受生态危机的严重报复和惩罚。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破解生态危机并促成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根本途径在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因为只有在共产主义语境下，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才是等价的。因而，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3]（第120页）。正是基于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高兹认为，内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利润挂帅”原则是攫取自然资源、引发生态危机的关键因素。他在《经济理性批判》中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一方面造就了一种作为机械化成果的关系，即在人与自然之间造就了一种造物主性质的、创造性的关系；
另一方面，在生活中同时“又赋予这样一种劳动组织难以置信的支配生产力的权力，这种劳动组织不但使劳动也使劳动者失去了一切人性味”[1](第20页)。在高兹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理性这种单向度，即致力于“赚钱”的追求，使它坚决消除及荡平所有与其不相符的价值和行为，导致了一种极为严重后果：除了金钱关系、暴力关系以及“工具关系之外什么也没有”[1](第19页)。这样，在经济理性的钳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限度地加剧对自然资源的攫取，同时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凭借自身经济与技术的巨大优势把工业生产废品嫁接到发展中国家和次发达地区，从而加紧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资源进行掠夺，最终引发全球性环境退化与生态危机。高兹沿着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路径，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经济理性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认为生态环境被破坏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支配下的生产也就是破坏。因此，从本质上审视，“资本的逻辑就是不断地追求增长”“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生态危机”[4](第107页)。高兹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是切中要害的，其生态批判已透抵经济理性批判内部，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反生态实质。

高兹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批判给当代社会以重大拷问：如何扬弃“经济理性”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纵深延拓，当今世界各国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程度较之以前任何时代都要紧密，逐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5](第286页)。在这个“共同体”中，既有社会主义也有资本主义，它们互相借鉴、共存发展，正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当代资本主义的持存必然凸显“经济理性”，因为实现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铁律”。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在经济理性的引导下，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其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从总体上“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第36页)。经济理性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大的生产力推动机制，是促进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有效吸收并充分利用的，但是，其反生态属性等负面因素又是必须予以抵制和消除的。高兹曾对经济理性作出社会性质界定：倘若一个社会以资本增值为核心，其社会关系由经济理性主导，同时社会个人的生活、活动以及价值等级和文化由经济理性和资本增值塑造，则此社会属于资本主义社会；
与之相反，如果在此社会中，资本的经济理性对社会关系的塑造不起主要作用从而只发挥次要作用，也就是说，“‘经济理性’在社会和个人生活中不过是和其他活动同等重要的活动，就是社会主义的”[4](第49页)。这就深刻表明，“经济理性”本身是中性概念，既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持存，也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运演，区别的关键在于把“经济理性”摆在什么位置上。资本主义把经济理性摆在金字塔顶尖，而社会主义则将经济理性置于与其他领域同等重要的地位。于是，问题就转变为如何科学对待“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当代资本主义把经济理性置于绝对核心的地位，其发展是为资本增值而发展，因而其生产方式必然导致严重的自然资源匮乏从而最终引发环境退化、生态危机问题。然而，在当代中国，“我们决不能掉入否定‘经济理性’的理论陷阱”[7]，而是要努力实现“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辩证统一，既发挥“经济理性”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功能，又遵循“生态理性”原则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即推动“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5]（第246页）。

高兹在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中提出来的“异化消费”思想主要策源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消费批判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中，马尔库塞较为集中地对异化消费作出界说，他认为，消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是以异化方式持存的，并从中提出了“消费异化”观点。在《单向度的人》一文中，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需求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需求，而是一种虚假的需求，资本家利用各种宣传媒介把人们基本生活的真实需求之外的虚假需求渗透于消费群体，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其目的是延扩资本主义的生产规模。在马尔库塞看来，虚假需要是资本主义运用外在支配力量强迫人们进行过度消费，不论个人与这些需要多么相一致并从这些需要中得到多大的满足，这些需要始终还是“要求压制的势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产物”[8]（第6页），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制造出来的虚假需求是人们以一种非自主性选择的消费来实现自己满足感的，因此这种消费在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是“那些特殊的社会利益集团为了压制个人而加之于个人之上的需要”[8]（第6页）。

高兹立足于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异化消费批判理论对异化消费的根源及其后果作出了全面的阐释。在高兹看来，资本主义语境下的异化消费主要根源于其秉持的“经济理性”，在经济理性的统治下，人们失去了一切自由活动的可能性，无法摆脱被消费机器奴役的命运。经济理性为资本增值而存在，它的重大功能就是把一切关系都聚焦在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这一唯一的动机上。也就是说，经济理性把“消费”嵌入全社会并使之成为中心，让所有群体在所有领域都紧紧围绕着这一中心旋转。高兹指出，经济理性主张“消费越多越好”的原则，从而把“利润尺度”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客观标准，在此标准下，评价个人及其“生活品质”的问题不再依据他们在事业上的成功，“而是主要看所挣的钱和所积累的财富的多少”[1](第113页)。这就深刻表明，在经济理性的支配下，判断人们幸福与否、成功与否的最高标准就是看其拥有多少财富以及消费掉多少财富。经济理性支配下的这种评判标尺，在高兹看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紧张对立，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因而消费仍然被统摄在生产之下为生产服务。也就是说，资本主义通过各种手段（如广告、包装、样式翻新等）制造“虚假需要”从而促使全社会成员都致力于不断扩大消费、过渡消费，其背后的目标仍然是为化解无限生产规模与庞大商品堆积之间的矛盾。

高兹认为，“异化消费”的必然结果就是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无度攫取从而最终引发生态系统的分崩离析。消费缘起于需要，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需要是一种“虚假需要”，是人为造成的需要而非人们的实际需要。为了满足“虚假需要”，消费变成虚假的需要，也就是“异化消费”。在高兹看来，“虚假需要”和“异化消费”的深层逻辑是经济理性的运转。在经济理性的支配下，自然资源被资本家展开最大限度的控制，进行最大限度的增加投资，以使自己长期霸居世界市场“金字塔”顶端。这是因为，资本主义企业所关注的是以最低成本生产出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商品），而不是考量怎样借助于调节生产与人的生活相适应、生产与自然相平衡，以及“如何确保所生产的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为其自身所选择的目标，来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9]（第5页）。这就深刻表明，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驱使，“降低成本”以产出最大限度“交换价值”的生产方式就会置生态系统、自然环境于不顾，而不断进行超越实际需求过度生产，无休止开采与消耗自然资源，把一切自然资源都转变为庞大的商品堆积，然后又不断加强对于商品的消费力度与范围。其后果就是撕裂生态系统平衡性，最终引发生态危机。可见，高兹关于异化消费的阐释对时弊的揭示是一针见血的，深刻揭示了异化消费的资本主义根源及其造成的严重生态后果。

在问题化解模式构建上，高兹提出克服异化消费的生态途径，即“少但更好”的消费模式。在高兹看来，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对商品消费的最大量需要，实际上能够借助于供应数量更少、更好、更耐用的产品而得到满足。除此之外，这种需要也能够借助于更轻松、更乐观的生活方式而减少。也就是说，我们想要消费得比现在少而生活工作得比现在好，只要通过变换一种消费方式就可以实现。“于是技术、社会关系、消费模式或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就不可能维持不变”[10]（第94页）。怎样改变资本主义的消费模式从而把“生产越少、消费越少、工作越少、生活多样化”[9]（第68-69页）确立为生活变得更好的唯一方式呢？这是高兹的追问，也是当代面临严峻环境问题的省思。当代全球性的环境难题与资本主义所秉持的“要么增长、要么毁灭”的法则具有紧密内在关联。资本主义所追求的“增长”是无限的，因而其追求的“消费”也呈现出无限扩大态势。“增长”与“消费”的恶性循环持续不断地加剧了人对自然的盘剥与压榨，对全球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撕裂与摧毁。鉴于此，在当代中国，我们不能陷入资本的“反生态逻辑”，而是要“规范和引领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11]。但同样也不能陷入“异化消费”陷阱，而是要推动消费方式的绿色转型，在现实中“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消费和不合理消费”[5]（第248页）。

“劳动分工”是亚当·斯密较早提到的概念，其著作《国富论》界定：劳动生产力的改进以及劳动所表征出的技能、熟练和判断，其大部分“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12]（第7页）。之后，马克思对劳动分工作出区分，强调劳动分工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分工为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而与之相反的广义的劳动分工是人类社会普遍的分工形式。在资本主义狭义分工的语境下人属于异化的存在，也就是人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高兹吸取了马克思关于狭义劳动分工的精要，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引发人与自然关系冲突的经济根基，而劳动分工又深刻影响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此对异化的批判在本质上就是对资本主义场域中劳动分工的批判。他在《劳动分工的批判》（即《劳动分工：现代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和阶级斗争》）中明确强调：“劳动的资本主义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13]（第23页）

在高兹看来，作为“一切异化根源”的劳动分工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密勾连，资本主义生产秉持“利润挂帅”经济理性原则，而劳动分工则是对这一原则的强化。这样，高兹关于资本主义生态批判对现代文明社会所引发自然危机、生态危机的分析与洞见“始于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批判”[14]（第582页）。分析现当代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导致的生态危机、自然危机，高兹主要基于这样几个维度展开：其一，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使人变成单向度的人。高兹立足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观点与视野提到，劳动分工在资本主义支配下“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2]（第417页），也就是“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2]（第418页）。在这里，劳动分工使人严格按照资本的逻辑畸形发展为“局部工人”，发展成机器的一部分。把工人的某一项专业技能极端化从而跃升生产力，其后果就是由于“异化生产力”的跃升而加大对自然资源的开采范围与无度攫取，加剧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其二，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因阻碍工人自治而导致生态危机。在高兹看来，权力的分散化和自主化是工人自治的核心目标，但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却把权力进行集中化和专业化，在社会运作过程中建立起森严的等级制度。这种森严等级制度的持存，又反过来助推分工的国际化，即形成国际劳动分工。此种分工主要表征为“生产的专业化和决策的集权化，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权力分散和自主的不可能”[14]（第583页）。分散化、自主化的管理方式主张要按照实际需要与自然展开合理的“物质转换”，而专业化、集权化的管理方式则立足利润与自然展开非对称性的“物质变换”。因此，劳动分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下，必然撕裂自然生态的平衡系统。其三，关于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目的及其对自然生态的危害。在高兹那里，“资本增值”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贯穿劳动分工全过程。也就是说，劳动分工在资本主义的宰制下屈从于“资本增值”原则的支配，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此目的“到了工人那里，只有对其实施强制性的分工才能得以实现”[14]（第583页）。这就深刻表明，受制于“资本增值”原则，能够巨幅跃升生产力的劳动分工便成为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有效工具。这样，资本主义关注的是如何实现更细的劳动分工，而不管劳动分工对工人造成怎样的片面化。片面化的直接后果，如前所述，就是把工人畸形发展为纯粹的仅有单一性技能的利润攫取的强力工具，这种“强力工具”转向自然，便是对自然资源不加反思的无休止索取从而最终引发生态环境问题。可见，高兹关于资本主义语境下劳动分工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论断切中了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反生态属性。也就是说，通过提升生产力而扩大对自然资源无限度攫取是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目的，这就内在促使自然资源无节制地转变为“资本增值”的庞大商品，其后果便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

对于如何化解由劳动分工而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高兹提出了“劳工战略”的思想。其“劳工战略”的核心内容主要涵盖两个维度：生态社会主义的转向以及工人的自我管理。但高兹提出的“劳工战略”与马克思主义语境中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方式不同，它只是“一种温和的改良式的战略”[15]，因而这一战略从根本上讲并不能实现，于是生态环境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在当代，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横开拓，劳动分工都越来越趋于精细化、专业化。事实上，劳动分工是助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杠杆。在马克思看来，分工对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16]（第132-133页），其结果就是促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6]（第275-276页）。随着国际分工的形成与完善，各个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被全部打破，使得“地域的、狭隘的个人为世界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6]（第39-40页），先前的那些民族史、区域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6]（第50页）。这就深刻表明，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天，不断深化的劳动分工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从内在逻辑上看，劳动分工主要内蕴三重内涵：一是让劳动者做他们擅长的工作；
二是让劳动者固定做一种工作从而成为熟练工；
三是对劳动者能力素质要求的差异性越大，社会分工就越是不可或缺，从而“分工后效率提升也就越明显”[17]。工业革命之后的劳动分工属于第三条，其不断深化、细化的演变，把经济社会发展推向新的高度。但在劳动分工不断深化、细化演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超越“资本增值”的逻辑，坚持高兹所强调的“生态理性”，把生态环境问题、自然资源问题融入劳动分工的发展视域，促使劳动分工绿色转向，竭力规避引发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以及哈贝马斯等都对资本主义下的科学技术进行剖析与批判，并从意识形态论域中形成一系列关于科技理性批判的思想观点。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立足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理性批判理论，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视域中审视资本主义，从而基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理论视界持续“扩大和深化了对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负面功能、消极作用的认识”[18]。作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重要成员的高兹，根据时代特征变化，在吸纳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技批判理论的地基上，提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科学技术批判理论。

高兹对科学技术的生态批判，集中表征为他对科学技术的“非中立性”阐释。在高兹看来，科学技术并不具有中立性，而是常常与意识形态交融在一起从而表现出非中立性。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不是独立于主导意识形态之外而与人们生产实践毫无相关的东西。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服从于这个生产过程并和它整合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质”[13]（第165页）。这表明，科学技术一旦受到资本主义的裹挟，就会表现出经济理性的“病症”，即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正是基于如此这般的考量，资本主义便把那些与经济理性相矛盾的科学技术全部予以抹消，而仅仅“发展那些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逻辑相一致的并且发展那些有助于资本主义进行持续统治的技术”[9]（第18-19页）。高兹认为，科学技术在“产者与其产品；
个人、集体和整个社会；
工人与之工作；
人与环境”等四种关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当它沦为资本主义的“奴隶”而成为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时，其“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就转变为资本主义统治的手段与工具从而把社会推向“利润至上”的单向度社会。因为实现生产与自然的相平衡、生产与人的生活相协调以及树立产品服务于公众的目标从而使劳动变得更加愉悦，这并非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首要关注的焦点，恰恰相反，他们关注的“是以最小的成本生产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9]（第5页）。也就是说，在高兹那里，资本主义“利润至上”的生产原则会把科学技术逐步演变成“生态技术法西斯主义”，即借助于科学技术把生命的再生产乃至于人类生命的再生产实现工业化，“把胎儿和器官商品化，把遗传基因甚至人类的基因工具化”[10]（第102页），这样就势必会造成环境破坏与生态失衡从而最终导致生态危机。

为阐明资本主义语境下科学技术对生态造成的损害，高兹选取资本主义的核技术运用作为具体例子。他在《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中提到，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效益的推动下获得快速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问题。面对能源危机，法国政府擅自批准实施核计划，企图用核能替代短缺的可再生资源从而解决能源危机。但高兹随后强调，核废料本身及其储存都潜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在核电的生产中也很容易引发核事故，因为反应堆运行时的“主要安全机制从没有被证明可靠”[9]（第101页），即是说，由于它的机制与原子弹完全一样，因而“增值反应堆是容易发生意外事故的”[9]（第107页）。倘若发生核事故，大量的放射性物质被泄露出来，就会给整个生态圈带来严重的伤害，那时人类将会面临巨大的生态灾难。这样，科学技术具备了“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之后，就会加强对人、社会和自然的支配与控制，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全部异化为物的关系，也就是使之按照经济理性的原则持存着。当然，高兹并非就因此而拒斥科学技术的社会运用，而是提出科学技术的生态学原则，把科学技术界划为在性质上截然不同的两类即“硬技术（Hardtechnolody）”与“软技术（Softtechnology）”1“硬技术”与“软技术”是高兹根据生态学原则而提出的概念及特点。在高兹看来，所谓“硬技术”就是建立在资本、资源高度密集以及劳动分工基础上的技术（如核技术），其本质是在权力高度集中语境下暴力的、破坏生态的资本主义技术。与“硬技术”不同，“软技术”则是温和的，如使用风能、太阳能、地热、潮汐能、生物能等再生能源的技术，既不污染自然环境又不破坏生态平衡。因此，“软技术”具有灵活性，它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技术，其特征表现为投资分散化、小规模化，人人可以学会并加以利用。，进而对资本主义的逻辑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威进行解构，坚信新技术能够“打破植根于现有技术的统治逻辑，实现社会的发展、人的自由以及自然的平衡”[19]。

高兹对科学技术的生态批判，给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如何看待科学技术以及怎样正确处理好科学技术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双向关系。就科学技术本身而言，它作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应当具有“中立性”，当然这种“中立性”强调的是科学技术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要素而言的。也就是说，作为生产力要素的科学技术，既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运用，也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运用。高兹阐释的关于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语境下所呈显出来的异化现象恰恰说明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要素而兼具的“中立性”。“科学”作为一种普遍知识或一般知识，被纳入生产力范畴从而成为直接的生产力，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基于固定资本的演变历程，一般社会知识业已“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20]（第219-220页）。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劳动生产力一开始就表征为科学的力量，而“技术”则可以视为“科学”的实际运用，于是科学内蕴的生产力力量就集中在技术的运演中展现出来。如作为技术具体形态的大工业将巨大的自然力以及“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21]（第207页）。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就成为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表征与必然结果。因此，在当代中国就应当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束缚瓶颈，以此“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22]。

当然，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也会引发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高兹所分析的资本主义语境下的科学技术即是其负面效应的典型。在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支配下，科学技术的确成为“资本增值”的手段与工具，变成“科技法西斯主义”从而撕裂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平衡性，最终带来全球性的生态灾难。如“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波斯湾原油泄漏”“印度马德里化工厂泄露”以及“东海村核电站泄漏事件”等。但纵观当代社会，生态失衡、环境退化问题已不仅仅局限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尖锐的生态环境问题，如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土壤退化、土地沙漠化等。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科学技术自身，而在于如何处理科学技术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使科学技术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实现良性互动。在当代中国，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视域来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科学技术创新，因为无论是改善环境质量，还是展开环境监察工作，都必须要把科学技术作为保障。因此，立足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需要强化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绿色技术创新，运用创新的科学技术带动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和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进而从整体上不断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支撑。

高兹从经济理性、异化消费、劳动分工以及科学技术四个维度对资本主义展开全面的生态批判，揭示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制度。高兹沿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向对资本主义运行规律进行了深入剖析，对生态危机的本质认识是切中要害的，但是，在生态问题的解决方案上，高兹又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或学者的主张一样，陷入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反对”与“实践妥协”的二律背反。即他同其他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一样，在生态危机的化解途径上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却又不敢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做出彻底决裂，这就决定了高兹对未来社会的个体自由解放的设想只能是抽象与虚幻的，从而“缺乏对资本主义进行根本变革的策略，最终陷入了乌托邦主义之中”[23]。当然，高兹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给予我们的启迪，并不在于如何在当代用什么方式消灭资本主义，而在于怎样转变观念，即如何在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把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也纳入其中，将之置于与生产力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在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存发展，彼此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因而，如何在未来社会的前景预设上致力于推进生产力的绿色转型，让“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实现有机融合，这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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