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人民主体性的内涵探析

陆 寒 李厚燃

（临沂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中，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从中，我们看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是彰显人民主体性的现代化，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凸显资本主体性的现代化有着本质区别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人民主体性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提升“劳动主体性”，实现人的劳动能力的现代化；
二是夯实“阶级主体性”，创新全面现代化道路；
三是构筑“世界人民主体性”，推进全球治理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它包括五个重要特征：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从中，我们看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这一目标本身就是人民主体的历史主动性的彰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了人民主体在尊重历史规律基础上的历史主动性，它自然应当在遵循历史规律的实践活动中继续彰显人民主体的自主选择性；
中国式现代化将人民主体性上升为人类性，不仅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而且为克服西方“现代性之殇”，为实现人类永续发展找到了科学道路。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彰显人民主体历史主动性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这一目标本身就是人民主体历史主动性的彰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的“固有的尺度”相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
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57。可见，人能够自由地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正是人的自由的体现，而人能够自由地把固有的尺度全部发挥出来则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体现。

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说，只要描绘出这个处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的人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2]153，因此，“能动的生活过程”意味着人的主体性的完整意义，它不仅是康德意义上的以善良意志和法权人格为主要内容的“理性主体性”，而且是以“全部社会生活实践”为主要内容的“实践主体性”。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人创造出了自己的对象世界，又形成与这对象世界相一致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个文化心理结构里内蕴着社会、时代、民族、阶层、集团的内容[3]，这个内容正是一定社会阶段的“总体的人”的固有的尺度，共享这一固有的尺度的个体集合成为这个社会的人民。

因而，人民在总体的历史过程中是主体，人民主体的历史主动性就是改造世界的历史主动性，即在尊重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人们按照一定社会阶段的“总体的人”的固有的尺度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客观世界符合“总体的人”的内在目的，这个客观世界不是别的什么世界，自然是“自由人联合体”。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口规模巨大，这说明我们的现代化不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而是所有人的现代化。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绝不放弃任何一个人，我们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一个14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

在马克思那里，富裕不仅是物质富裕，更是精神富裕，是人民的精神的独立和解放，是人民以历史主体的姿态把历史推向前进，中国式现代化正是中国人民在尊重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主动选择的现代化道路，是符合中国人民固有的尺度的现代化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且对推进现代化建设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归根到底都是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将人民主体性提升为人类性的现代化，不仅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而且为克服西方“现代性之殇”，为实现人类永续发展找到了科学道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工具理性道路，究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以资本主体性、以虚假的理性主体性消解人的主体性，使得人的价值从此被物的价值所取代，人的类本质消失殆尽，诸如生态问题、恐怖主义问题、霸权主义问题、难民问题等的凸显都是人的类本质缺失的具体体现，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急需发挥世界人民的主体性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说：“人类的前途命运应该由世界各国人民来把握和决定。”[4]

对于人的类本质及其解放问题，马克思首先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人是类存在物”，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2]55，其次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在《共产党宣言》中，他才能提出“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2]419。这就告诉我们：第一，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深受资产阶级剥削，其在“资本—劳动”的对立中完全丧失了劳动权利和劳动精神，因而它的解放才是真正的劳动的解放。第二，无产阶级能成为自为阶级，是因为它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状况，以及造成这种地位和状况的社会根源，了解它的使命和责任，能够在革命中勇于反抗和颠覆这种对立的阶级关系。第三，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扩张，资本的全球化必将带来全球性问题的爆发，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必将联合起来，只有将世界人民集聚为自觉能动的主体性力量，才能共同反抗资本主体性。因而，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解放就是经由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强调，“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实践生产出了他的真实的社会关系和“全部社会生活”，而“全部社会生活”自然包括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它们都体现出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关系，因而，历史唯物主义是“从世界普遍交往和‘世界历史’即全球化高度透视整个人类现实和未来生存境遇，在人类公共交往实践和社会关系的总和中把握人类族群生存的图景，从交往异化和异化扬弃的哲思中去追问生存路向”[5]。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导致公共交往异化的根源，从物质生产概念的维度看，公共生活的危机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从劳动概念的维度看，公共生活的危机产生于物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因此，人们的交往体现为一种“物的交往”，特别是在世界历史不可避免地出现后，资本这种遮蔽了一切的“以太”将通过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时候就需要通过社会主义运动消灭这种“物的依赖关系”，使人的类本质得以复归。由此看来，无产阶级的解放与全人类的解放是完全一致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2]385。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世界人民主体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思考人类的未来与前途取得的成果。

党的二十大报告处处体现着人民主体性的思想。比如，在“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中提出要“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就是要在提升人民主体的精神状态上下功夫，凸显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精神特质；
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提出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就是将人民的主体性力量落实到具体实践中；
在“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动员”中提出“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人民主体的“合力”；
等等。从这些表述中，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性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概括来看，其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提升“劳动主体性”，实现人的劳动能力的现代化；
二是夯实“阶级主体性”，创新全面现代化道路；
三是构筑“世界人民主体性”，推进全球治理现代化。

（一）提升“劳动主体性”，实现人的劳动能力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总结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时说道，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中国人民的前进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信念更加坚定，这是中国人民历史自信的充分体现，是中国人民作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历史主体地位的充分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乃是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而最基础的、最具决定性意义的社会实践就是生产劳动。因而，中国人民的历史自信就是作为自由的劳动者自觉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6]人民主体性首先体现为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主体性。在马克思看来，“主体是人”，人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7]，而“人的主体性是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质的规定性，是在与客体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人的自觉、自主、能动和创造的特性”[8]，劳动正是作为主体的人与客体相互作用的中介与途径，因而，人的主体性实际上就体现为“劳动主体性”，正是在劳动中，人使自己的类本质得到确证，并进而获得愉悦的感受和幸福的体验。然而，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却是以牺牲劳动主体性为代价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用“异化劳动”概念阐释了这种现象，即人与劳动活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更是用“物化劳动”的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主体性取代劳动主体性的真相，它主要表现为人的劳动权利的缺失和劳动精神的丧失。

第一，人的劳动权利的缺失指的是劳动者缺失劳动的自主权。资本主义社会是“以权利掩盖权力的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突出地表现为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劳动的剥削，它意味着作为独立个体的人，他虽然有对于自己的劳动的自我所有权，但是，他必须将这种自我所有权卖给资本家，以换取他劳动的机会，所以，从根本上说，他并没有可以自由使用这种劳动的自主权。因此，从表面上看，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具有拒绝为任何特定的资本家工作的合法权利，也具有拒绝为一切资本家工作的合法权利，但是事实上，为了不至于饿死，他们必须被迫为资本家阶级的某些成员工作。这就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在法律上的公民地位与事实上的奴隶地位的对立，因而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的异化劳动现象。

第二，人的劳动精神的丧失指的是劳动者丧失劳动的自我创造力。资本主义现代化突出地表现为人的劳动能力与其现代化程度的严重不匹配。一是人的劳动成为创造资本的简单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使得商品的交换价值凌驾于其使用价值之上，这就使得人的劳动的多样性被抽象同一性所掩盖和消解，人的能力只有作为资本的工具才得以被承认，这是物化，是对劳动的否定。二是人的劳动被边缘化为机器的附庸。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市场化的现代化，强调市场自由竞争，主张以契约精神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市场行为看似自由平等，实则不然，在剩余价值规律的影响下，资本积累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使得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剩余劳动力增加，劳动力相对过剩，这些过剩的劳动力由于得不到来自政府或社会的长期可持续的就业培训机会，只会被逐渐边缘化，丧失“可行能力”，即“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9]。

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相区别，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资本的现代化，而是彰显人的劳动能力的现代化。社会主义要求承认劳动能力的天赋差异，劳动之所以是人的自我创造就在于它的多样性和特殊性，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以同一的标准去衡量各种具体劳动。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就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只有如此，才能使具有差异性的劳动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前提的“按劳分配”原则因此也就承载了人的本质的自我实现的价值诉求，在这里，“按劳分配”的激励机制并非来自金钱的因素，而是人们在享受劳动带给人的自由自觉的自我创造的快乐和满足的过程中获得精神上的激励，这正是“劳动精神”的内涵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完善分配制度，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就是从制度层面赋予劳动自主权，因为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不仅仅在经济层面具有重要意义，它同时意味着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人人都能够自由地选择和实现他的幸福生活。此外，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就是将重点落在人的劳动能力的提升上。第四次工业革命使得当代社会进入了以高科技和信息化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应该认识到各种生产技术就其本身来说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财富的手段，因此，我们应当让它们跳出资本权力的宰制，由劳动者共有、共建、共享，让劳动者在学习和实践中提升自己的科技能力和创新能力，释放劳动的自我创造力，重塑劳动精神。

（二）夯实“阶级主体性”，创新全面现代化道路

阶级主体性往往通过阶级的价值立场及其组建的政府行为体现出来。如果说资产阶级的阶级主体性就是资本主体性，那么，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性就是人民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为了实现资本这个“以太”对全社会的统治，资本需要以理性主体的形式成为“唯一人格”，这是通过将经济和政治分离开来而实现的，由此带来的是抽象同一的“人民”被分裂为政治层面的“公民”和经济层面的“市民”，因而，抽象同一的“人民”往往是破碎的，这种破碎还会被生活风格、话语、身份、躯体、性、交往等强化，使得人民主体性完全被资本主体性消解殆尽，这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谋划。因此，我们看到从事生产的劳动人民要么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牺牲品，要么被排除在资本主义现代化之外。然而，这一事实却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所掩盖，据说，如果没有资产阶级为增加利润而负担的生产计划和责任以及对此所承担的风险，人们将比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还要糟糕。因此，我们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造就了单向度的人，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单向度的现代化。而要改变这一现状，唯一的出路就是抛弃这种单向度的现代化理念，开创一条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现代化新道路。因此，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我们对这一现代化新道路做了总体规划，明确中国式现代化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开创全面现代化新道路。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既有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又有自己的中国特色，因此，我们既要避免和防范出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问题，又要重视由我国国情带来的新问题。比如，我国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如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现代化往往伴随着社会分化，如何避免出现这样的分化？现代化追求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如何避免精神匮乏陷入物质主义的陷阱？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有人民立场。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它的最大政治优势就是密切联系群众，通过群众路线将人民凝聚成推动历史发展的前进动力，因而党能否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

恩格斯曾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10]也就是说，虽然各个人的意志不尽相同，有时甚至相互矛盾、相互冲突，但各个人的意志都对合力有贡献。其中，当然包括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意志”与代表资本逐利的“意志”之间的冲突。当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意志”战胜代表资本逐利的“意志”时，就能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形成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反之就会形成“反动力”。[11]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党如何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能够驾驭资本为人民谋福利，不被任何私利所裹挟、围猎，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在总结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律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1]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就是以自为自觉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凝聚人民意志，使人民主体通过无产阶级成为“总体的人”，使人民主体性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性真正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主动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人民性的本质要求。

其次，全面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区别。从现代化的一般特征来看，现代化首先表现为以机器制造业的生产方式为主的工业化。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传统的农民被现代市民所取代，市民的行为方式表现为自发的市场化行为，遵循市场交换的价值规律；
其次表现为现代民主政治，即民族国家完成民主化进程，公民积极参与政治，公民和国家之间以政党为中介，政党组织政府、执行政策，国家对公民负有责任，提供福利保障，解决贫困问题。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分离往往导致政府无法真正担负起解决社会问题的责任，相反，会加剧贫富两极分化，激化社会矛盾，使得资本主义现代化突出表现为各种社会矛盾问题的积聚。

此外，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国家和政府往往消极应对出现的问题，从而留下了很多的后遗症。比如，在经济社会层面，国家和政府往往被看作是“必要的恶”，不被允许过多干预市场行为，贫富差距问题、生态破坏问题等相继出现；
在政治层面，国家的政治功能是分裂的，它“分别分配到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这种分配将直接与榨取和占有剩余劳动相联系的政治功能，与那些更具普遍性和公共性目的的政治功能分离开来”[12]，使得人民主权实际上与人民无关；
在文化层面，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虚假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话语欺骗和麻痹人民，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却甚嚣尘上；
等等。1980年代以后，基于对西方现代化经验的反思和检讨，后现代理论认为西方现代化应该对当前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承担主要责任。

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是基于中国现代化经验做出的理论总结，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有为政府的担当创新的现代化。具体来看，在经济层面，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政治层面，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扩大民主战线，通过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突出人民的国家治理主体地位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现代化；
在文化层面，通过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丰富人民精神世界；
在社会层面，通过完善分配制度、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进民生福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在生态层面，通过统筹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总之，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它既立足眼前、解决人民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又着眼长远、完善解决民生问题的长效机制，实实在在帮人民解难题办实事，为人民增福祉，让“党心”融于“民心”，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创造新的辉煌。

（三）构筑“世界人民主体性”，推进全球治理现代化

人民是拥有一定共同价值的共同体的主体，人民中的每个个体在共同体中由于共同的生活和交往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集体，共享一定的共同体意识，因而，人民主体性的本质就是个体主体性与共同体主体性的有机统一。每个个体意识到共同体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这是共同体的普遍性与个体的特殊性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统一是“真正的共同体”，是对“虚假的共同体”的否定和超越，因而，每个个体超越了个体特殊性的局限，将个体的特殊利益与共同体的普遍利益相结合，成为普遍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基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构建以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为基石的“真正的共同体”，让世界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成果。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理念、一种实践，针对的是当前全球化进程中由资本逻辑主导的“虚假的共同体”。在马克思看来，全球化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扩张所引起的一个必然趋势，因此，今天的全球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要思考如何有效处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后遗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资本主义现代化为蓝本，强行向非西方国家输出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实际上并不是要实现世界的共同繁荣发展，而是要为资本的全球扩张扫清障碍。与此相反，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以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构筑世界人民主体性，确立世界人民作为全球治理主体的地位，就是在尊重国家与国家之间平行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基于“生命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建构真实的、平等的、互利互惠的真正的共同体，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理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也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现实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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