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发群体微信使用的自我呈现影响因素研究

向承才，王彬彬

（辽宁工业大学文化传媒与艺术设计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1）

“数字化”和“老龄化”两大浪潮的融合汇通是当下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十亿网民开启“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新篇章。根据近期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6402万，占到全国总人口的18.70%，按目前的增长趋势来看，预计到2030年老年群体会占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51 亿，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29.5 个小时，其中50 岁及以上网民占比为25.8%，并向中老年群体渗透［1］，我国有超1.23 亿银发群体在互联网上冲浪，且他们所投入的时间精力已不输年轻群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交网络与赋能研究报告》指出，银发一族参与社交日常使用的移动应用中，微信、QQ、新浪微博分别排列前三，并且微信的群体覆盖率高达99.4%，几乎达到了全覆盖。虽然微信一开始是作为年轻人的线上社交连接桥梁，但其势力早已渗透进了庞大的银发群体，联结着这群逐渐被边缘化的群体与社会。随着社会恩格尔系数的持续降低，人们的生活条件更加富足，有时间和精力开始满足个人的心理和精神需求。微信凭借自身的“圈子”属性，成为银发群体自我表露、自我呈现以及“观看”的平台。因此，本研究将透过微信这一呈现舞台，基于定量研究对银发群体的自我呈现行为进行深度调查，一探银发一族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呈现问题，集中回答以下问题：银发群体的自我呈现行为表现在什么方面？哪些因素会正向影响他们的呈现行为？又有哪些因素对他们的呈现行为产生负相关？是否会存在中介因素调节他们的呈现行为？这些都是本研究亟待研究的问题。

（一）便利条件

新媒体场域中，银发群体近年来在参与社会传播、互动的同时，其媒介形象已经开始在崩析解构。既有研究表明，大爷大妈受传统美德影响下的朴实善良形象正在被颠覆，反之被贴上扰民、碰瓷、倚老卖老等负面标签［2］。加之社会所呈现出的“嘲老”情绪蔓延、大众的刻板印象、媒体的选择性报道以及层出不穷的价值判断偏颇，导致老年人抵制接受新鲜事物的心理高亢，社会地位被边缘化趋势显著。长期下来，银发群体的社会参与兴趣低迷、参与能动性不足，与应对当下老龄化大势所倡导的“媒体+养老”政策相违背，严重来说，阻碍了社会的正常发展秩序。

彭兰［3］指出，迈向Web2.0 时代后，人们开始相继涌入到各种社交网络平台。与年轻人的主动社交不同，老年人则是在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发展成型后，再慢慢依靠后续学习融入到该社交场域之中的。微信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从单一的即时通讯软件转变为功能强大、无所不能的社交融媒体，其简约而不简单的特质充当了将近13 亿用户的社交大舞台。微信的功能触角已经延伸到了用户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尤其是2016 年微信小程序诞生开始，微信开始将各种移动应用程序融入到微信之中，实现一个软件解决全部需求。从积极老龄化的理念来看，银发群体属于社会的宝贵财富，是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补足，拉动新的经济增长点。老龄社会的到来意味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已然到了成熟发展的阶段。所以说，社会需要将关注点重新聚焦在银发群体，集合社会各界的结构化力量，为银发群体打造出一条便于他们参与的社交道路，重塑该群体的媒介形象。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便利条件对银发群体微信使用的自我呈现具有显著正相关。

（二）社交依恋

一般认为，“依恋”是一种心理状态，用来解释行为体受外界影响下心理、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变量。它所呈现的强度受到特定情境下某事物与个人需求、价值观及欲达目标相关程度影响。经过信息内容补给，传统的沟通交流需求已不满足互联网浪潮带来的社交互动想象。

社会学家戈夫曼［4］指出社会生活中的人都需要人际交往，并且会渴望借助平台展示自己。银发群体由于受到社群、家庭或者其他特殊刺激的情景影响，感受到外界对己身的攸关性和重要性，进而促使自己的行为发生改变，以期更好“登台表演”。如今，随着虚拟性和社交性的双向延伸，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已经借助社交媒体转为了更应景的网络自我呈现。社交媒体平台自身的互动性和娱乐性充分给予了参与者信息交往的愉悦体验。银发群体参与互动的行为动机主要在于信息行为和社会行为两个方面。Burke 等人［5］将银发群体的社交媒体参与行为按照互动程度对其进行区分，一类是还停留在“观看”层面，这类老年人仅仅是关注以及浏览他人发布的呈现动态，属于信息行为；
另一类是在浏览的基础上进行主动社交行为，包括社群互动、自我展示、主动交流等形态，属于社交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社交依恋对银发群体微信使用的自我呈现具有显著正相关。

（三）数字反哺

数字鸿沟这一概念最早诞生在20 世纪90 年代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个“比喻”：信息富裕群体和信息贫穷群体之间存在着一条数字鸿沟，这条鸿沟具有显著的不平等现象，主要是因为用户的信息技术接触差异所导致。随着社会化的持续加快，技术的发展速度已经远超用户的认知速度，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在日渐衰退，技术的接收能力也会逐步退化，父辈和子代间的代际鸿沟也在逐步加深。尤其是在新冠肺炎防控期间，银发一族的数字联通难题再次成为社会化之治理的关注痛点。面对这种社会性的现象难题，想要得到有效治理，必须帮助银发群体从根部消除面对新技术的陌生感和恐惧心理，这就需要依赖于家庭和社群的有效支持，帮助老年人实现从“旧数字遗民”到“新数字移民”的圈层过渡。

米德［6］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首次提出文化三喻，包括前喻文化、并喻文化以及后喻文化，用来描述文化获取和传递的方式。数字反哺便是后喻文化的现代化呈现，传统的前喻文化传递模式已经开始被新型的后喻文化传递模式所替代。后喻文化在业界也被称为“反向社会化”，周裕琼等［7］通过对中国家庭三代数字反哺现状捕捉研究后发现，年轻世代所给予的反哺与年长世代所接受的反哺大体上可以达成共识，并且老年人各维度的数字反哺接受程度也在持续加强。近年来，社会各阶层日益推崇用“互联网+”实现智慧养老，帮助“前数字遗民”积极过渡到“新数字移民”，让更多的银发群体尽早实现数字化生存。数字时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可以用“日新月异”来描绘——施拉姆的“最后7 分钟”、托夫勒的“第800代人”［8］都在验证这一社会景象。面对风驰电掣的科技速度，老年人也不甘示弱，“活到老，学到老”不再仅仅是一句口号，越来越多的银发老人开始通过自我反哺加入到数字社会的信息生产和传播中，“用一生学习代替一时学习”成为时代潮流。刘文灵［9］研究发现，“数字难民”虽受年龄影响，但这并不是决定性因素。长者在“互联网+”的作用下会主动向晚辈、亲朋寻求信息支援，已然跨越技术、人文等不利因素，以积极的心态寻求走向“新数字移民”的道路。另外，张硕［10］认为朋友支持会对银发一族的信息化接受和过程适应有显著影响。武媛媛［11］则指出要想构建符合银发群体智慧参与信息融合的时代，必须充分发挥老年人自身的主体作用和文化反哺的后天作用，除了信息环境的引导，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老年人主动反哺。因此，银发群体的自我反哺意愿越强，对于信息社会参与的意愿越强，主动融入自我呈现的心志越大。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数字反哺对银发群体微信使用的自我呈现具有显著正相关。

（四）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通常用来定义美好生活，是个体从主观出发就当前自己所处状态所产生的一种肯认态度或感受，包括认知和情感两方面。当人们因从事的活动感到愉悦情绪而烦恼减少时，或体验快乐多于困苦时，抑或对所处生活情境感到满意时，就会拥有较高的幸福感，这属于对相关事物或周围生活的一种满意相关的认知和评价，也是一种主观认同的情绪体验。

大量研究证实，幸福感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包括人口统计学因素（性别、年龄、职业、文化水平等）、生活方式因素（如网络社交、朋友聚会、饮食习惯等）和自我认知因素（如自我评价、自我认同等）多方面影响。研究还发现，幸福感对于个体身心健康的发展甚至寿命的延长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舒缓身心压力、缓冲社会压力的双重效能。此外，主观幸福感对于个体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具有积极贡献。例如，拥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的教师会加大对工作投入的热情，从而正向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继而建设更具生产力的社会，维持社会健康。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促进人类健康持续发展的需求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基本的生理需求，包括安全、健康、温饱等最基础的生存需要；
另一类是可以最大程度满足个体幸福感的社会性的需求，包括对认知、美好、发展等自我实现的需要。

银发群体历经岁月积淀，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主要来源于对需求得以满足后的认知，这些需求既包括个人普遍享有的基本生理性需求，同样也包括社会性需求。良好的健康生活和融洽的社交关系是老年人体验到更多幸福感的基础和前提，符合“老有所为”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有助于个体积极情绪的搭建。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主观幸福感在社交依恋对自我呈现的影响路径中起到调节作用。

（五）模型构建

1986年，学者Davis［12］就用户对信息技术的接受和使用行为提出了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它被证明能够较好解释和预测用户对技术的使用行为，其中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是最主要的两个技术指标。本研究的样本用户为银发群体，具有一定社会特殊性，所以TAM模型的固有变量无法对当下“信息爆炸”大环境的银发用户行为做出合理且正确的解释。因此，本研究将在原TAM模型的基础上，根据银发群体的微信实际使用情况注入新的研究变量，以评估不同背景、不同使用习惯用户对于微信的自我呈现行为是否具备差异。基于此，本研究结合微信具体的延伸功能，提出银发群体微信使用中的自我呈现影响因素四组假设，具体模型内容如图1所示。

图1 银发群体微信使用的自我呈现影响因素模型

（一）问卷设计

为了确保调查问卷中各变量的信度和效度，本文提出的4个假设变量指标均借鉴国内外研究员的设计标准。通过相关文献深入研究对比，笔者选取自我呈现量表、社会支持量表以及个人期望量表作为本研究的主要研究量表，问卷内容也依照此量表展开设计。

调查问卷共包含六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学历以及（退休前）工作；
第二部分是银发用户对微信的基本使用情况，包括使用时长、使用频率以及好友数量；
第三部分是对用户所获社会支持的测量；
第四部分是对用户的个人期望进行相关测量；
第五部分是对用户具体的呈现行为进行测量；
第六部分是对微信整体使用情况的星级打分。参考过往研究者就新媒体接纳和使用能力提出的衡量维度，第三到五部分设置的题项均包括六个维度，并且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赋值法测定被访者的态度：其中“1”表示“非常不符合”，即被试者最不认同该选项所描述的情境；
“5”表示“非常符合”，即被试者最认同该选项所描述的情境。本研究调查问卷的变量及主要测量问项如表1所示。

表1 潜变量具体测量问项

（二）数据收集

根据前文对研究对象的界定，笔者将调研对象确定为55 岁以上的银发群体。考虑到调查对象的群体特殊性，调查采用概率抽样进行传播填写。为使被访者正确理解问项内容、顺利完成填写并保证问卷效果，笔者邀请家中三位老人协助发放和回收问卷。首先进行预调查，选取周边方便抽样的银发群体进行试发调查，线上线下共发放问卷30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共计回收有效问卷25份。采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26.0进行初步的信度和效度分析，问卷整体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1，KMO 样本测度为0.926，预调查结果较为理想，对个别不理想问项进行删减调整后予以正式发放。经过为期两个月的展开调研，总共回收问卷337份，经人工检查剔除无效问卷（填写不完整、所有测试项都选同一选项）26份后，有效问卷311份，样本有效率为92.3%。具体的被访者描述性统计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调查对象描述性统计（N=311）

（一）信度检验

信度(Reliability)即可靠性，用来测量研究结果是否稳定有效。本研究采用Cronbach"s α系数作为信度检验指标，数据如表3显示测量整体问卷的α数值为0.940, 并且各个变量间的α系数均大于0.8（Nunally J C 规定Cronbach"s α合格系数大于0.7 则检验通过），说明本研究内部一致性良好，具有较高可靠性。

表3 整体问卷信度统计

（二）效度检验

效度(Validity)即有效性，用来验证量表所要表达含义是否程度达标、符合科学。效度越高，测量获取的结果越能反应调查问卷的真实性和可研究性。研究采用SPSS26.0 进行效度和探索性因子分析，调查数据的KMO样本测度为0.948，大于0.90的优良标准，并且p 值（显著性）=0.000＜0.05，如表4所示，表明样本数据非常显著，适合展开分析。

表4 整体调查问卷的KMO 和Bartlett球形检验

调查问卷的整体设计是对银发群体微信使用的自我呈现行为进行测量，结合我国老年人的社交媒体使用习惯和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露行为，按照前期模型设定，拟从五个维度进行自我呈现测量。为检验五个维度的科学性，按照原定方式提取出2个因子。便利条件、数字反哺、社交依恋、主观幸福感以及自我呈现这五个维度的数据属于连续变量，可直接引入模式，具体分析结果如表5 所示。主成分分析法所提取的2 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71.495%，大于60%，说明能够较好代表样本数据，说明支持用该调查问卷对银发群体微信使用的自我呈现影响因素进行后续研究。

表5 自我呈现相关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三）变量相关矩阵

相关性分析是用来判断变量间相关系数与显著性的重要工具，往往用于衡量自变量是否对因变量产生影响。一般认为，产生影响的显著性数值需小于0.05，即p＜0.05，即可认为变量之间相关性显著。统计学中通常用皮尔森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来衡量变量间线性的相关性关系，皮尔森相关性也就是相关系数。相关系数取值在-1至1之间，越接近-1 或1，相关度越强；
相关系数越接近于0，相关度越弱。

目前的研究成果表明，与自我呈现相关的议题研究多集中于青年群体，尤以大学生、职场青年这类精通社交媒体的用户群为主，互联网场域中的银发群体呈现形象研究可谓是“寥若晨星”。本研究以社会边缘群体银发用户作为切入点，针对老年人在微信使用中的所采取自我呈现策略的相关性验证，以期得出相关数据验证假设。具体相关性数据如表6所示。

表6 皮尔森相关性矩阵

统计发现，银发群体基于社会支持的社交依恋（M=4.051，Sd=1.071）要比便利条件（M=3.953，Sd=1.002）的影响强度略高，基于个人期望的数字反哺（M=3.997，Sd=1.097）要比主观幸福感（M=3.821，Sd=1.075）的影响效果略大，而且整体使用微信的银发群体普遍对自我呈现（M=4.026，Sd=1.041）抱有较高的期待值和行为表现。根据表6 相关性分析数据可知：社会和微信所提供的便利条件与社交依恋、数字反哺、主观幸福感和自我呈现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
用户在借助微信所产生的社交依恋与数字反哺、主观幸福感、自我呈现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
因技术持续演进所产生的自主数字反哺与主观幸福感和自我呈现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
因身心和生活所产生的主观幸福感与自我呈现存在显著正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

（四）回归分析

基本人口学变量对于银发群体微信使用中自我呈现影响因素的基准模型如表7所示。

表7 基准模型

为了探讨银发群体微信使用的自我呈现影响因素，本研究开展了两个多元性回归分析，一个自变量为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因素，另一个自变量为研究假设变量，包括便利条件社交依恋、数字反哺以及主观幸福感，因变量为自我呈现。变异系数膨胀因素（VIF）通常用来衡量自变量的共线性问题，VIF 值越大，说明自变量的容忍度越小，约有共线性问题。经验判断表明，当0＜VIF＜10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通过对自变量的共线性诊断显示，最大的社交依恋VIF=6.12，所有变量的VIF均小于10，说明自变量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回归分析的第一层变量为人口学变量，第二层变量为研究假设的四个自变量。两个回归模型的具体数据如表8所示。

表8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β 标准误 p主观幸福感-0.079 0.066 0.246模型特征值F R2∆R2 97.098**0.690 0.683

根据回归可知：银发群体微信使用的自我呈现与社会和平台所提供的便利条件（β =0.924，p ＜0.05）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老年人对微信的使用便捷度越高，进行自我呈现行为的几率越大、频率越高。同时，该模型的多元回归系数R2=0.69，调整后的R2=0.683，高于Hair［19］所提出用户行为领域的研究R2应大于0.2 的标准，意味着四个自变量对于因变量自我呈现可以有效解释68.3%的变异量。

样本标准化残差值的正态概率分布图要求：如果数据结果呈一条左下至右上的45° 直角线，那就表明样本观察值符合正态性假设。本研究的正态概率图如图2 所示，标准化残差值符合规定，因此研究样本观察值十分接近正态分布的假定。

图2 正态概率分布图

（五）调节作用分析

为探索主观幸福感在社交参与过程影响银发群体自我呈现中的调节作用，此研究将采用分层回归法进行更深层次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第一层纳入人口学变量，第二层纳入银发群体社交依恋和主观幸福感变量，第三层纳入标准化后银发群体社交依恋和主观幸福感的交互项。如果回归分析模型中交互效应系数的显著性小于0.05，则可以证明调节效应存在。主观幸福感对社交依恋影响自我呈现的调节效应探索模型如表9所示。

表9 调节效应探索模型

根据表9 调节效应探索模型可知：主观幸福感对银发群体基于互联网参与的社交依恋影响其自我呈现行为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β =-0.658，p＜0.05）。但是不能调节银发群体基于平台便利条件对自我呈现行为任何维度的影响，也不能调节银发群体主动进行数字反哺对其自我呈现行为的影响。同时，该模型的R2=0.309，调整后的R2=0.296，意味着该模型的解释力为29.6%。

接下来，笔者对主观幸福感的具体调节效应做了进一步研究。以调查问卷主观幸福感维度的“生活满意度”问项为依据，将选择“4”（符合）及“5”（非常符合）的银发用户归为“高幸福感”，其余选项的银发用户归为“低幸福感”，在此基础上考察处于不同幸福指数下老年人参与社交的依恋性对于其自我呈现行为的影响作用。如图3所示，当银发用户的社会参与到达一定程度后，随着社交依恋的程度加深，低幸福感的银发用户会比高幸福感的银发用户拥有更多的自我呈现欲望，继而热衷于表达和展示自我。

图3 主观幸福感对社交依恋与自我呈现的调节效应

（六）假设验证

本研究编制《银发群体微信使用的自我呈现影响因素调查研究》，对所获取的研究样本进行具体的自我呈现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考察，结合SPSS26.0对所获有效数据分别进行信度效度检验、变量相关性分析、回归性分析以及调节作用分析。通过层层验证，假设验证情况如下：

H1：便利条件对银发群体微信使用的自我呈现具有显著正相关。

根据数据分析可知，银发群体微信使用的自我呈现与社会和平台所提供的便利条件（β =0.924，p＜0.05）呈显著正相关，并且是所有自变量中β 系数最高的，影响效度最强。因此，假设H1成立。

H2：社交依恋对银发群体微信使用的自我呈现具有显著正相关。

根据数据分析可知，社交依恋对自我呈现的相关系数0.404 大于0.3（p＜0.05），属于中等强度相关性，并且是正向的。同时，社交互动和社群影响于自我呈现具有正相关，而学习效仿（β =-0.151，p＜0.05）呈负相关影响，且影响系数较小。因此，假设H2部分成立。

H3：数字反哺对银发群体微信使用的自我呈现具有显著正相关。

根据数据分析可知，银发群体主动反哺对于微信中的自我呈现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但寻求便利（β =-0.021，p＜0.05）以及弥合亲疏（β =-0.068，p＜0.05）的作用对于自我呈现却呈负相关，且影响系数较小。因此，假设H3部分成立。

H4：主观幸福感在社交依恋对自我呈现的影响路径中起到调节作用。

根据数据分析可知，主观幸福感对银发群体基于互联网参与的社交依恋影响其自我呈现行为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β =-0.658，p＜0.05）。因此，假设H4成立。

（一）研究结论

1.便利条件：银发用户的互联网冲浪之匙

便利条件在此研究中具有双重属性，一个是平台自身所具备的基础功能性，另一个是社会发展带来的技术创新和网络条件，两者共同作用不断促使银发群体在微信平台可以更加自主、多元化完成自我呈现。便利条件是所有自变量中影响效果最大的因子。一方面，微信通过10 来年的研发创新不断将微信操作、功能等优化成熟；
另一方面，老年人通过持续对新事物吸收和学习，仅靠花费时间成本即可有效搭乘信息技术快车，个人信息化速度加快。如果平台能够有效借助社会大势，既能充分满足银发用户的信息化社交需求，又能激发他们面对群体潮流的自我呈现欲望。

2.社交依恋：趣缘结合下的主动参与

现代社会的银发群体不同于他们出生甚至是青年时期，被访者都是年龄在55 岁以上的微信用户，属于“50、60后”，他们都经历过物资匮乏以及改革开放时代，再到现在的个人视野拓展速度已不及新事物的发展速度，目光一次比一次闪亮。银发群体如果想要在信息时代拥有良好的心态以及社会适应能力，保有社会功能、情绪功能以及治理功能，那么就需要进行某种形式的社交，尤其是与亲属、朋友之间维系联络。社交媒体的诞生则为老年人刚刚建立起的基本社交圈充当媒介平台，提供了发展和维系社交关系的便利，满足了他们自我表露、自我呈现以及社会交往的情感诉求。

3.数字反哺：高社交参与用户的助推良剂

数字反哺方面，本研究发现银发群体的主动请教对于其自我呈现具有正向影响。主动反哺是面对数字化在社会深入下沉的主动选择，倘若不及时赶上社会的发展频率，社会上的年长世代往往会在这个扩散过程中被边缘化，与积极老龄化的政策号召背道而驰。而互联网中的自我呈现正是老年人悦纳新媒体的积极表现。主动性愈强，社会参与的可能性愈大，则愈会发生利用社交媒体构建自我、展示自我的积极性，达到共享数字红利的目的。

4.主观幸福感：低社交依恋下的积极调节

数字浪潮的深入下沉给了处于“灰色数字鸿沟”的银发群体更多主动向数字中心地带弥合的可能，他们在虚拟网络平台上抒发对技术发展的热枕、对日常生活的分享、对网络文化的探索等，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当下“互联网+养老”的社会号召。结合本研究的主题，为了让银发群体拥有更加积极主动的自我呈现心理，既需要广大社交平台充分考虑老年人的使用需求和诉求，推出更具针对性的产品功能；
同时也需要社会重视对社会低幸福值群体的政策救助，从最基础的生活和心理需求出发，提用户的主观幸福感。

（二）未来启示

1.悦纳：维系银发群体网络安全感

社交媒体可以有效连接一对一、甚至一对多的关系脉络，这是银发群体社交参与的“社会性”呈现，也为老年人提升自己的社交效能提供了全新平台。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会逐渐降低对于新事物的学习欲望，加上新技术的使用焦虑以及隐私安全问题的日益凸显，社交参与的“风险性”也导致数字化普及难以实现质的飞跃。由此可见，需要着力降低“风险性”实现与“社会性”的协调统一，以期维系银发群体的网络安全感以此提升数字化社会的积极体验。社交媒体的匿名性一方面吸引了更多用户加入到这个共享场域中，另一方面也让用户在分享生活的同时面临隐私被侵犯的风险。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调查发现，老年人和年轻人的隐私安全态度往往没有显著差异。但老年人会在社交参与中更容易“历险”，原因在于普遍老年人对于网络个人隐私问题的认知度不高。即使目前各大移动应用平台声称已经采取了信息安全防控措施，但老年人往往习惯性操作熟知的软件，很少会主动采用第三平台进行信息安全检测。因此，身在信息社会不仅是要享受时代红利，更要思考所当下面临的困境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

2.赋能：重构银发群体社交公平感

米勒曾就社交媒体的功能性将其定义为一种“可扩展社会性”的技术。这就意味着，社交媒体相比传统媒体赋予了用户更多的控制权，网络参与者可以自主选择社交平台、与谁建立社交关系、最优展示社交呈现等。可见，社交媒体最大程度继承了互联网的平等性、自主性、共享性等特征，赋能授权社交用户公平享有网络民主的权利。新媒体浪潮的扩散虽然在尽力弥合社会存在的显著数字鸿沟，但由于银发用户的群体特殊性，部分老年人仍会困于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程度的限制，那么他们则极有可能面临社交时代被边缘化的风险。因此，数字时代并非会自动化解社会的“数字不对等”困境，它只是提供了一条路径，路上的荆棘坎坷仍需借助社会相关部门、应用开发商之力不断优化升级。例如，相关部门要积极深化“互联网+养老”国家政策的导向作用，同时不断投入包括物质资源、认知资源、文化资源在内的实质内容补给，最大程度引导银发群体参与到互联网经济活动中，共享数字红利。此外，银发用户也需尽力克服技术恐惧，通过对社交媒体的频繁使用，可以降低新媒体使用焦虑，更好提升数字时代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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