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经典化中的文化权力转移与文明新识*

□ 魏丽娜

内容提要 文学经典的生成、演变与流传，与近现代社会制度、文化权利转移和审美体制形成有密切关系，具体呈现为“经典化”“去/反经典化”“再经典化”的相关机制与过程。

秉承知识社会学立场的文化研究、跨文化研究以及文化人类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流派，以“上-下对冲”的文化权力斗争方式，破坏了现代主义构建的文化“板结”，“冲决”了知识领域的“割据”与思想领域的“等级”，并将传统经典生成的“潜规则”公诸于众——貌似严肃庄重和苦大仇深的历代经典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合谋”。不断涌现的文学经典的时代重构，蕴藏着文化权力的斗争与文学场域的博弈，也带来了思想视域的拓展与文明新识的构建。“二战”后兴起且至今盛行的女性批评，带来了性别政治的两性发现与两性平衡的文明更新，文学经典的历史浮沉与权力转移浸透着思想的能量和文明的忧思。

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 文学经典的出现与被认可，与近现代社会制度、文化权利转移和审美体制形成有密切关系。在文学经典的生成、演变与流传进程中，民族区域文化的选择、人文艺术历史的沉淀、时代审美趣味的影响、社会政治标准的制约等至关重要，具体呈现为“经典化”的相关机制与过程，以及“经典化”的延伸或“一体两面”性问题——“去/反经典化”和“再经典化”，即“去/反”已有的经典认定，进而调整、补充、拓展现有的文学经典体系，以完成文学经典的历史“演变”与时代重构， 而具体的细节性差别只在于起因是属于个体性的敏锐或先觉、群体性的政治蛊惑还是合力性的审美趣味。实际上，真正能够站在解构主义立场、彻底否定或“反对”文学经典的并不占主流，他们只是人类文明史“边线”处一直都有的“反”文明势力或文化“无政府主义”的翻版或变种，但其存在价值和“参照系”意义不容小觑，犹如诗剧《浮士德》中靡菲斯特的存在之于上帝的价值，从一定程度上说，他们是人类文明保持活力的深层能量。

一般来说，“经典”具有根源性、典范性、权威性和永恒性，或是经过历史淘汰、优胜出来的被证明是最有价值的特殊文献， 或是对某个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的伟大作品。①从宏观层面看，文学经典是指那些蕴含人类共识性的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的代表性文学作品， 他们具有超越历史的、地域的、民族的②甚至功利层面的永恒性与“伟大性”（greatness）。

从当今学术视野来审视，此类文学经典理念显然属于印刷/平面媒介时代文学语境中的产物，其本质是封闭的、自律的、模范的和规定性的，即把文学经典看成是静态的客体，因此，追求永恒性与不变性是此类经典化的内在逻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国家兴起的“文化研究”③，恰恰是要置疑文学经典的这种本质主义建构及其所谓普遍性、永恒性、纯审美性或纯艺术性，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去经典化”浪潮。④

通过一系列非精英化的“去魅”和视角调整，文化研究更多地秉承了知识社会学的立场， 认为文学经典以及经典的标准实际上总是具有特定的历史性、阶级性、特殊性和地方性；
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被还原为文化权力问题或从权力的角度进行理解，个体性的权力介入（譬如批评家的作用）和整体性的“权力转移”（譬如国家权力的哄抬与打压）势必极大影响文学经典的生成、演化与传播，因此，文化研究的文学经典理论必然带有极大的政治性⑤与反体制性。其理论和思想贡献在于：调整视角，注重日常，将文化生成拉回到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
为精英文化“减负”，替文明史“减压”，告诉人们一脸严肃和苦大仇深的历代“经典”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合谋”。“文化研究”以及其后的“跨文化研究”，以“上-下对冲”的权力斗争方式，破坏了现代主义构建的文化“板结”，与文化人类学等一道“冲决”了知识领域的“割据”与思想领域的“等级”，使文化艺术的诸领域日趋“柔和”和“融通”，并将传统经典生成的“潜规则”公诸于众。

文化研究并不把经典视作想当然的现成物，也不认为它们是普遍的、不带偏见的审美标准的体现。

他们甚至从根本上否定存在所谓文学作品“固有的”美学价值与文学价值，认为这种价值实际上不过是披着普遍性外衣的特殊性， 是以无功利性为合法化手段的功利性， 用法国哲学家布迪厄的话来说，就是“超功利的功利性”。他们质询经典化过程背后的权力关系，包括所谓普遍的“审美价值”“文学价值”的非普遍性、历史性和地方性，揭露“经典化”中隐藏的精英掌控的等级阴谋与意识形态标准。⑥英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1919—2010）在《经典与时代》一文中给人们透露了一些“内部”消息。他认为，经典总是与权力合谋， 它为主流意识形态塑造“过去”，并将“过去”变为“现代”。

因此，经典成了“反叛者”对抗权力的斗争所必须占领的主要领域。⑦

“改革开放”40 多年来的现代化进程是几代中国人共同努力与奋斗的结果。然而，也许是源于缺乏精神维度的商业冲动和物欲冲动，21 世纪的消费主义与娱乐至上主义相结合， 以没有任何价值底线的“一点儿正经也没有”，史无前例地呈现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曾经神圣的传统和文学艺术经典被现时代的人 “戏说”、“大话”和随意“误读”、“强制阐释”。因此，尽管近些年大量类似“世纪经典”“大师文库” 的选本相继问世， 却很少能够得到学界自身和大众读者的一致认可。在一个文化范式调整未曾到位的时代，盲目叛逆和反抗权威造成了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非正统因素对正统因素的挑衅等。⑧因此，经典的辨析与再造成为一个相当艰巨的文化发展课题。

美国学者赫伯特·格拉贝斯在《文化记忆与文学经典》一文中对“经典”作了非常精确的概括，他认为“经典是个人或者群体共享价值的客观化”，由此， 它们在更大的文化框架内拥有相当高的声望。⑨根据荷兰著名学者佛克玛和蚁布思的研究，中西方的文学经典至少经历了下述重大危机。

在西方，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过渡时期，拉丁语文学经典遭遇民族方言（俗语）文学的挑战；
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时期， 古典主义戏剧经典遭遇浪漫主义小说与诗歌的冲击。

而在中国， 当儒家中国（即封建时期的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时，儒家经典也遭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的质疑。佛克玛的研究没有延续到当代，其实在当代中国，文学经典遭遇的危机更加深重。⑩

由于时间久远， 文学经典反映的社会生活与表达的情感范式，都与当代生活有着巨大的落差，当代人难以与其达到共鸣。

无论欧洲的骑士抒情诗、古典主义戏剧、现实主义小说，还是中国的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反映的无非是农耕文明或工业化文明时期的社会生活。

当今世界已进入互联网主导的信息化时代， 文学经典反映的情境与今天的生活愈发隔膜， 人们的心理和情感形式肯定与经典的表达有巨大差别。

在今天高度发达的通讯技术面前，年轻人很难理解古人诗歌中“心有千千结”的离愁别绪，在世界已成“地球村”的今天更别指望有多少人对着一轮皓月发思乡之幽情。⑪

毫无疑问，价值层级的变化因时代变迁、社会转型、技术升级等或隐或显地发生着，而文学经典的新陈代谢与历史“切换” 也不免受此影响而变化。

除了以上提及的“历史隔阂”，当代人的“代际差别”也愈发拉大，饱读文学经典之士与80 后、90后的隔阂与差距几乎可以用“对牛弹琴”或者“鸡跟鸭讲”来形容。平面媒体承载的高贵“经典”与互联网时代的大众文化，必然性的“血统式权威”与偶然性的“交互式体验”愈发泾渭分明、天人相隔。这是真实的现实，我们必须面对也必须包容，因为人类文明发展正从封闭的、单一逻辑的“一元更替”进入开放的、多元并存的“多轨”“复调”时代。

实际上，无论按照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还是“纳粹极权”时代的“文学从属政治”、女权主义实践中的“走出家庭”与“姐妹情谊”、互联网时代的“交互式体验”的文化生成与传播等特殊表现， 文学经典中的历史演变背后都蕴藏着“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⑫的强势逻辑。已有的世界文学经典体系，往往因为女权的自觉、政权的更迭、历史文明的反正等“权力变更”而受到强力冲击，“去/反经典化”后进而调整、挖掘、补充，新旧文学经典藉此而得以更换，完成“再经典化”， 而新元素的融入标准则是基于新的“文明共识”。

由此可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但国际政治一直存在暗流涌动的“权力转移”的区域变化与“文明共识”的时代重构，世界文学经典的演变过程同样存在“权力转移”的历史浮沉与“文明共识”的不断修正，既包括不分性别的“权力变更”，也包括有可能彻底颠覆现存文明史的“性政治”的“权力变更”。

文学与权力的关系体现在很多方面， 在当今的民主与“个人赋权”时代里，这种关系愈益复杂，而文学与现实政治、文明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仍然是一个主要方面且较有争议。英国学者迈克尔·伍德（Michael Wood，1948— ）认为：“作为一个当代人，你就得将政治及历史的中心性视为必然，就算你没有一直谈论它也一样。说得明白一点，我不认为政治和历史狭义地决定了文学， 但我也不认为文学是超越这两者的。

”“文学与历史（的书写）距离太近了，以至无法抗拒它，而且很多时候文学就是历史，只是披上了比喻的外衣。”“文学以更加激进的形式引发历史去做再度思考。

”⑬而法国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 dieu，1930—2002）则依据自己独创的“场域”理论，提出了“文艺场”概念，认为它是充满了历史、现实内容的开放性结构，其内部因与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抗而形成了“纯生产”场与“大生产”场的两极对立格局，并朝“象征资本”的积累方向发展。在艺术发展史上，波希米亚群体的诞生是文学艺术“场”形成的关键步骤，波德莱尔、福楼拜等人则终生坚定地追求文学艺术的自主性。显然，布迪厄剥去了“文艺场”内作者的神圣外衣，使之还原为一个斗争和争取各种资本的行动者角色；
“文艺场” 内的读者也是文化资本的争夺者，对“文艺场”之价值具有重要影响。⑭

毋庸置疑，文学作为一种话语权力，其属性是通过文学在社会历史语境中所具有的文化资本⑮的多寡来界定的。在符号资本稀缺的条件下，文学理所当然地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强势地位；

大众媒介的兴起彻底改变了文化资本的安排与配置，当书籍不再是惟一的或最重要的文化资源时， 文学便从宝贵的稀缺资源过渡到充实乃至过剩的资源，这一变化导致了文学必然从中心走向边缘。所以，“文学观念由统摄一切的神祗的智慧， 降而为与统治阶级同谋的‘文以载道’，再降为回归到‘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自身。文学表征能力的降低以及指涉范围的缩小，意味着文学权力的逐渐衰竭，以及文学合法化的逐渐流失。

”⑯这些发展动态多数情况下是有益的， 尽管有可能出现短期的反复甚至倒退， 特别是在很多人尚不适应而存有抵触心理的情况下， 譬如传统经典无疑会成为现有民族优势、阶级优势和性别优势的有效载体。

伟大文学作品的内在力量， 来自于它的世界性与共识性价值，尽管这其中也有文明理念的“让渡”与“更新”。

传统的文学经典被解构或发生危机，一般是因为“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利的变动”与“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的变动”， 这两项是文学经典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

事实上，人们说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时代变了，文学经典生存的社会、文化语境变了，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利变了，而且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也变了， 文学经典的标准和尺度也就发生了变化。⑰现代的经典“传习”既要注重经典的大众化、通俗化，更要注重经典的学术性阐释和创新性发展。⑱当前，整个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尽管有时“改变”意味着痛苦，但是当今时代的“变化”日新月异且势不可挡。对待文学经典的历史演变，我们应该淡然处之，对待文学经典的当代剧变，也应该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既要心存敬畏又要敢于创化。

进入21 世纪以来，西方政治、经济力量过度干涉文学艺术的势力仍然强大，异化了的“政治正确”与“市场化异动”常常直接干预文学艺术生产与传播，而经济利益的诱惑、打压又常常使文学艺术尊严扫地，反人类、反人性、反文明等重大罪行在文学生产与传播中屡有发生，“诗性正义” 往往只作用于精神自由的想象却在政治极权和经济重压面前脆弱不堪，唯有依靠建立在强大公义基础上的宪政法制才能眼眉吐气。譬如在当今的德国如若有人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替纳粹翻案必遭谴责甚至可能触犯国家法律，而同样是对待法西斯主义和种族屠杀，日本现政府却将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和法西斯文学家大川周明（1886—1957）视若神明， 土耳其现政府也将勇敢揭露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战”时期对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的著名作家奥尔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1952— ）定性为“诋毁国家”⑲而判刑。

美国著名学者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1947— ）提出：“除非人们有能力通过想象进入遥远的他者的世界，并且激起这种参与的情感，否则一种公正的尊重人类尊严的伦理将不会融入真实的人群中。

”⑳努斯鲍姆曾试图寻找一条折衷之路， 一方面肯定外在制度运作的主导性， 另一方面也试图利用文学的想象资源以弥补制度之弊， 其用意就在于超越僵化的制度建构和功利主义的伦理学。

历史和现实告诉人们，在文学经典的历史演变中，正义的底线与道义的原则是根基， 无论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有多么高，反人性乃至反人类都是大忌，它不可能永驻文学经典的历史殿堂。

从词源学角度讲，“政治” 一词在古希腊人眼中明显具有褒义色彩，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在《荷马史诗》中，其最初含义是城堡或卫城，后扩展为城邦中的公民参与统治、管理、斗争等各种公共生活行为的总和。㉑上古时代，以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思想家， 把政治等同于或归结为伦理道德， 认为政治的最高目的是为了使人和社会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㉒孔子的政治理想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曾说：“政治的目标是追求至善”。相反，中西方也有以韩非和马基雅维里为代表的思想家，把政治视为“权术”“统治术”，认为政治是争夺权力、施展谋略和玩弄权术的活动。㉓因此，“政治”一词便从源头上留下了两副面孔，一是光明的“至善”，与“理想”“乐园”相关；
另一是阴险的“大恶”，与“谋害”“肮脏”相联。

现在的“政治”一词日趋中性化，一般多用来指政府、政党等治理国家的行为。至于中文语境中的基本语义，始自英文“politics”从日本传入中国时，孙中山认定以“政治”一词来对译。他认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是倾向中性的。

其实，“政治” 除了存在于人们熟知和习惯了的“公共事务治理”层面，也存在于“性别关系与权属”层面，或者说“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即女性主义思想家所强调的“性别政治”㉔。人们虽然一直都有关于自由独立、不受他人支配与控制的政治理想，并以各种方式为实现这一理想竭尽努力，但遗憾的是，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未能真正实现这个政治理想， 而依仗某种权力支配其他人和其他群体的现象往往比比皆是。㉕女性主义研究在这个问题上的独特之处， 是指出男女两大群体的界定， 其实也是依据与封建等级制度类似的“自然”模式，在父权制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由男性对女性实行全面控制与支配，这在本质上与种族、阶层、阶级间的控制与支配并无二样。㉖美国学者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1934— ）的“性别政治”理论明确提出，性别关系同种族关系、阶级关系一样，都是一种政治关系。她还对有关两性关系的规范、制度进行了考察，发现“从历史到现在，两性之间的状况”是“一种支配与从属的关系”，即男人依据天生的、生物学性别就可获得特权，并以此控制、支配女性。㉗她认为，男权社会把生理差异作为依据，在男女两性的角色、气质、地位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人为的价值观念，并从意识形态、心理学、经济、教育、神话、宗教等方面对其进行精心维护，使其合理化、模式化、内在化，从而实现对女性的长久统治。㉘随着人类文明视域的调整与扩展，那些赤裸裸歧视与压迫女性的昔日文学经典正被逐出经典殿堂，相应地，女性地位上升、女性书写受到尊崇， 其中的杰出作品被推举为经典殿堂中的新贵。

确实，女人曾经由于显不出能力和受到隔绝，既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也不能衡量自己。㉙进入经济领域的努力和在社会上的不断争取，让女性不断认识自己、壮大自身，并对社会、对男性的书写产生影响。同时，文学艺术领域的“厌女症”和对女性的歪曲性书写依然有待于擦拭与重写。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1937— ）指出：“迄今为止， 写作一直远比人们以为和承认的更为广泛而专制地被某种性欲和文化的（因而也是政治的、典型男性的）经济所控制。

这就是对妇女的压制延绵不绝之所在……在这里妇女永远没有她的讲话机会。

因为写作恰恰正是改变的可能，正是可以用来反叛思想之跳板，正是变革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先驱运动。”㉚她明确提出，女性也希望在文学领域做一个“真正的女人”。回望历史，在19 世纪初的英国，勃朗特三姐妹以及其他女作家们还只能以男性的名字出版书籍。同时，女性形象一直以来在男性作家笔下被恣意涂抹、歪曲甚至被侮辱、被损害等，这些都是女性要改变的现状。因此，众多女性的前赴后继与合力付出，使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抨击立足于生理差异的“阳物批评”；
第二阶段，以女性自身视角解读作品；
第三阶段，开展更加理论化、全面化的“女性诗学”批评。

女性在文学创作、批评领域的砥砺前行， 让这一性别以不容忽视与歪曲的姿态存留在文学历史中， 也在人类历史中彰显出健康、娇美的身姿。㉛

根据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 garet Atwood，1939— ）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使女的故事》第三季中，华盛顿的使女们被剥夺说话的资格，所有使女面罩下的嘴巴都被钢圈禁锢。毫不夸张地说，这一象征性画面，寓言化地暗示了女性为争取自身的发言权所进行的数十年乃至数百年来艰辛抗争的悲观结果。

在这种现代文明的整体沉降中，令人欣喜的是，对自由的渴望与想象力的迸发在更多的女性身上展现出来——女性渴望摆脱附属地位，想要做一个独立的“真正的女人”。男女平等的两性社会， 以及男性与女性的真正平等，不应仅仅是女性对自身权益的争取，而是人类对一种更优社会状态的共同追求。

关于“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的立场、观点的尖锐对立，除了一大批女性主义理论家如玛丽·沃斯顿·克莱夫特、弗吉尼亚·伍尔夫、西蒙·波伏瓦、克里斯蒂瓦、茜克苏、伊莱恩·肖瓦尔特、朱蒂斯·菲特利、玛丽·艾尔曼、凯特·米利特、凯特·萧班、苏珊·古芭和桑德拉·吉尔伯特等之外，在当代文学创作领域也有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并通过这些文学作品传导给广大受众群体，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联动和舆论“场域”，前所未有地动摇了现有历史观念和文明秩序，使人们在相当程度上走出固化了的思维定式，大大拓展了思想视域。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小说家丹·布朗（Dan Brown，1964— ）的《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2003）引导形成的舆论“场域”和思维延展。

20 世纪下半叶后， 后现代主义小说兴起，其叙述特点可简略概况为颠覆传统和雅俗共赏。《达·芬奇密码》是21 世纪初颇受瞩目的后现代小说经典，它以“艺术方式”演绎了“神圣女性”由辉煌到妖魔化进而重生的历史是在“权力”和“抵抗”这两股此起彼落的力量作用下形成的， 两性之间的关系也伴随着“神圣女性”的历史变化由平衡到失衡进而重新恢复到平衡。

丹·布朗对“真相”和“玫瑰”的执着，最终还是将他引向了一个小说家的结论：由于“人类历史的危机”和“自我毁灭的危机”㉜，作者认为“有恢复神圣女性崇拜的必要”㉝，针对父权制的男性中心的价值观， 让女性重新圣化， 让古老的女神信仰得到复兴并引导未来的人类精神。㉞因此，“追寻圣杯，实际上就是要跪在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尸骨前， 期望能在被遗弃的神圣女性脚边祈祷。

”㉟当今时代纷争不断，各式热战、冷战、科技战、贸易战不断上演，各种神秘组织团体泛滥，人们对于大地母亲愈发不敬，自然美好的生态环境与本真和谐的人际关系濒临危机， 也许正是基于战争与杀戮的司空见惯，由宗教分歧和性别歧视引发的冲突与悲剧更是频繁发生。㊱丹·布朗主张重塑女神精神， 表达了他对和平世界与和谐社会的渴望。

基于文学经典在当今时代的复杂遭遇， 美国文学批评家莱斯利·菲德勒秉承“开放经典”㊲的理念，以“少数人文学”和“多数人文学”这两个概念来区分文学，剔除了传统上的高雅与低俗、正宗与边缘(或次等)之分，颠覆了“经典”的固有标准。

在他看来，固有标准经常披着“教师与批评家们的忠告”的外衣，而践行肢解经典并疏离其与大众间情感的不义之举。

显然，这与美国书评人迈克·德达的观点暗通款曲， 后者认为经典之为经典不是因为它们具有教育意义，而是“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的人们发现这些作品值得阅读”，“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能替我们表达出情绪和弱点，所有关乎我们人性的梦想和困惑”㊳。

有关文学经典的生成机制， 学界很早就达成了共识， 即在以布鲁姆为代表的本质主义和以布迪厄为代表的建构主义之间建立起一种综合、全面的经典观：一方面受建构主义启发，认识到经典不会自动呈现， 经典是在历史中由多种因素、力量，通过多元途径推举建构而成，经典都有一个经典化的过程；
㊴同时，又接受布鲁姆对作品艺术价值、审美价值的强调，认为作家作品经典化的根本依据或主导因素仍在于作品自身。㊵由此看来，文学经典的生成、演变与流传，其“经典性”的成色与品质是内在的、决定性因素，而“经典化”过程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外在的历史机遇。很显然，文学经典化是一个多种力量参与、多方势力博弈的复杂过程。在历史长河的发展变化中，文学经典化既是一个自然前行的历史过程， 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不必有意为之地限定单一的标准尺度，或没有边界地扩大范围。㊶从文学性、艺术性的独立价值来看，“经典化” 不是简单地呈现一种结果或对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排座次， 而是要进入一个发现文学价值、感受文学价值、呈现文学价值的过程，可以说，文学“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又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不断实践。㊷由此看来，即便是作为历史沉淀物和文化“传家宝”出现的文学经典，也并非是一个盖棺定论式的“最终结果”，顶多算是一个仍在轮回的“阶段性结果”，因为对他们的具体认同一直存在着地域认同、时代认同、个体认同的巨大差异，他们自身更蕴藏着复杂的、不同的文化集体记忆、时代情绪和审美风尚。

注释：

①⑱《今天为何要读经典》，《光明日报》2020年12月5日。

②⑧傅守祥：《经典文化的焦虑：从精英掌控的标准到动态选择的趣味》，《现代传播》2006年第4 期。

③传媒学者、“文化研究”风云人物约翰·费斯克（John-Fiske，1939— ）在他的《英国文化研究与电视》一文中，开篇就说得很清楚：“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一词，侧重的既不是审美，也不是人文的含义，而是政治的含义。

文化在这里并不是伟大艺术形式中的审美理想，也不是超越时间和民族边界的“人文精神”，用来抵挡如潮汹涌、粗鄙污秽的物质主义，而是工业社会内部的一种生活方式，它包括了此种社会经验的所有意义。

费斯克这里的话或许是矫枉过正，强调“文化研究”的对象是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日常生活方式，将致力于启蒙和人文关怀的“大写的文化”撇在了一边，突出了“文化研究”的政治性。

④⑤⑥陶东风：《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上)——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3期。

⑦弗兰克·克莫德：《经典与时代》，载阎嘉主编《文学理论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57 页。

⑨赫伯特·格拉贝斯：《文化记忆与文学经典》，载阿斯特莉特·埃尔、安斯加尔·纽宁主编《文化记忆研究指南》，李恭忠、李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85 页。

⑩佛克玛、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 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46 页。

⑪张浩文：《文学经典：时间的朋友和敌人》，《文艺报》2010年2月24日。

⑫“权力转移”理论是由密西根大学教授奥根斯基（A.F.Kenneth Organski）于1958年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一书中首次提出，1980年他与古格勒教授(Jacek Kugler)合著的 《战争总帐》（War Ledger）一书算是该理论的完整建构。

不同于“权力平衡”认为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前提，“权力转移”认为国际体系是有层级的（hierarchy）。由于国际体系中的国家确实是大小有别的，所以“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国际政治权力集中于少数国家之手，而战争则源自体系内主要国家间综合国力之差异、成长速度之快慢及对现况之满意程度。

譬如主流观点认为世界权力正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印度等，尽管当前的世界格局仍然是“一超多强”，但是“后西方世界”正在形成。

当今时代的“权力转移”，除了上述的区域与国别变化之外，第二种常见的就是由政府让渡到跨国公司、跨境网络与社会团体、个人（中产阶层的庞大和女权的自觉等）的权力转移。

⑬李梅白：《诗心吴晓东：
文学性的命运》，《看历史》2014年第5 期。

⑭张倩：《皮埃尔·布迪厄及其〈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⑮朱国华：《认识与智识：
跨语境视阈下的艺术终结论》，《文艺研究》2008年第3 期。

⑯朱国华：《文学与权力——文学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序二。

⑰谭旭东：《也谈电子媒介与文学经典的当代危机》，《绥化学院学报》2008年第4 期。

⑲奥尔罕·帕慕克：《帕慕克：
因谈及亚美尼亚大屠杀，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土耳其作家》，澎湃新闻，2015年4月28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25377。

⑳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
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丁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 页。

㉑㉒㉓徐秀虎：《政治资源的均衡化路径研究》，《天府新论》2011年第1 期。

㉔“性别政治”一词，源于美国学者凯特·米利特的博士论文《性政治》（Sexual Politic，1970）。

《性政治》是女性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的经典著作之一，通过界定性问题的政治内涵，对西方社会和文学作品中的父权制进行全面的批评。

《性政治》所指的政治并不是通常所指的议会开会、参与选举、政党等，而是指一群人可用于支配另一群人的权力结构关系和组合。

把这个定义再扩大一点，政治就可以被理解为“维持一种制度所必需的一系列策略”。

㉕《男权制的全面批判和文学作品的抗拒性阅读——评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豆瓣，2017年6月21日，https://www.douban.com/note/625806952/?_i=4812921tUl9Hai。

㉖㉗王宏维：《解读 “性政治”》，《南方日报》2005年5月27日。

㉘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95 页。

㉙波伏瓦：《第二性Ⅱ》， 郑克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476 页。

㉚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 页。

㉛郑露娜：《“反乌托邦三部曲” 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温州大学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

㉜㉞杨慧林：《“圣杯” 的象征系统及其 “解码”——〈达·芬奇密码〉的符号考释》,《文艺研究》2005年第12 期。

㉝㉟丹·布朗：《达·芬奇密码》，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505～506、517 页。

㊱徐鹏：《男权意识下的女性崇拜：〈达·芬奇密码〉中的圣女崇拜》,《剑南文学》2011年第1 期。

㊲莱斯利·菲德勒：《文学是什么？ 高雅文化与大众社会》，陆扬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 页。

㊳迈克·德达：《悦读经典》，王艺译，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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㊷吴义勤：《当代文学“经典化”：文艺批评的一个重要面向》，《光明日报》2015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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