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史学科体系的定位与方向

周文玖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学科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大体系”是相互联系、互为促进的,学科体系是基础,学术体系是核心,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反映、表达和传播方式。中国史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主干,其学科体系的构建对繁荣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史学科体系,由两个概念构成,一是“中国史”,一是“学科体系”。“中国史”是中国历史的简称,与“世界史”“考古学”并列,是历史学门类下的三个一级学科之一。把中国史设为历史学门类的一级学科,这是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共同制定的学科目录的规定。体系是指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互相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学科体系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学科体系就是指由某一学科及其分支学科、辅助学科所构成的学科群。广义的学科体系是指一个学科的构成和运行系统,它既包含狭义的学科体系,也包括体现学科体系运行的专业设置、师资队伍、教学活动、科研活动、行政管理等动态要素。

狭义的中国史学科体系不仅包括中国通史,还包括从纵的角度划分的断代史、从横的角度划分的专门史以及与中国史相关的辅助学科。构建中国史学科体系,既涉及擘画中国史学科本身的知识体系,又要解决好课程设置、师资队伍、教材建设、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行政机构设置等重要问题。前者是中国史学科建设的理论问题,后者则是中国史学科建设的实践问题,它们共同构建起广义的中国史学科体系。

中国历史的内容十分丰富,纵向看,上自远古,下至当代;横向看,包括人类社会的一切,诸如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社会、国际关系、历史人物、民族关系、阶级关系等。中国史研究内容的丰富性,决定了中国史学科分类的繁复性。从纵向角度分,可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又可划分为先秦史、秦汉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辽宋夏金宋元史、明清史等,或每个朝代及相对独立的历史单元独立成史,如先秦史还可分为殷商史、西周史、春秋史、战国史等,秦汉史可分为秦史、西汉史、东汉史,依此类推。中国近现代史可分为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或太平天国史、洋务运动史、戊戌变法史、辛亥革命史、五四运动史等。横向而言,中国史又可分为中国经济史、中国政治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史、中国军事史,或进一步细分为经济制度史、经济思想史,乃至土地制度史等。而每一个历史分期或朝代,都可作这样的划分。纵向层次和横向层次的学科体系是相互联系的。大致说来,纵向的学科分类,体现了综合性,横向的学科分类体现了专门性。它们有互相重合的内容,二者可以互相补充,但不可互相替代。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化和扩展,必然出现更多的学科分支。但无论出现多少学术分支,都不外乎体现着纵、横两个向度所构成的中国史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根据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制定的学科目录,中国史(一级学科)下有7个二级学科: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其中前四门具有既是工具又是中国史研究范畴的学科之特点。

史学理论包括狭义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关于客观历史的理论,其对象是客观历史;史学理论是关于历史学的理论,其对象是认识客观历史的历史学,二者是有区别的。但史学理论的目的也是为了认识客观历史,所以,二者又是有联系的。史学史(确切地说,指中国史学史)是对中国史学发展历程和规律的认识,中国史学史也是中国史的范畴,所以它是构成中国史的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史学史还要总结历代史学的发展经验,历代史学家对历史盛衰的思考,它的成果可以上升为史学理论、历史理论。考古学与博物馆学是性质相类的学科,既研究特定时期的中国史,也是研究中国史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历史文献学是研究中国历史文献的专门学问,包含目录、版本、校勘、辨伪等专业知识。研究中国史,主要依靠的还是历史文献。因此,历史文献学既属于中国文化史的范畴,也是为中国史研究服务的,是中国史研究的重要辅助学科。历史地理学具有跨学科的特点,既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也涉及地理学的知识。历史地理学不仅承担研究中国历代疆域变迁、自然环境变化、人口迁徙等任务,还是探究历史事实不可缺少的学问。构建中国史学科体系,建设好中国史下的二级学科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要培养优秀的史学人才,还要开设与中国史相关的许多学科,如职官制度。钱穆曾说:“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中国历史内容丰富,讲的人常可各凭才智,自由发挥。只有制度与地理两门学问都很专门,而且具体,不能随便讲。但这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这两门学问,然后自己的史学才有巩固的基础。”①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37页。古文字学、训诂学对古代史研究是必须掌握的语言工具;研究少数民族史,需要掌握该民族的语言文字等。其他专门学问都要根据专业的需要掌握特有的知识工具。如研究经济史,需要有一些经济学的知识;研究历史人物,需要有社会心理学的知识。

史学工作者除了掌握扎实的历史知识和基本的历史研究方法外,还要培养自己的史识和史才。史识就是历史洞察力。提高历史洞察力要具有理论思维能力,特别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非常重要。这就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下一番功夫。史才就是文章写作的能力,这方面必须通过学习历史编纂学和加强文学修养获得。

要而言之,中国史学科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内部既有纵向的学科系列,又有横向的学科系列;既有自身的学科群,又有不断扩展的辅助学科群,更有与本学科发展紧密相关的姊妹学科。中国史一级学科下的七个二级学科,是构建中国史学科的主体。同时,中国史学科还是一个开放的学科体系,它将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不断培育、发展新的学科,并不断与相关的姊妹学科加强联系。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制定的学科目录是专业招生和学科建设的重要依据,是学科体系建设需要遵守的指针。然而,由于它属于比较粗线条的内部学科分类,所以它为各高校和科研部门留下了很大的自主学科建设空间。在现实的中国史学科建设实践中,应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灵活增设相关的科目。如通史、各断代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年代学、训诂学等等,都可以成为中国史学科内部的研究方向。此外,为了培养中国史研究的合格人才和优秀人才,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程还将涉及许多历史学课程体系以外的相关学科。这样,中国史学科的构成和分类又有纵向层次、横向层次及其相互关系的动态演化。

(一)要切实认识到构建中国史学科体系的重要性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自2016年首次提出后,史学界在如何构建中国史学科体系方面进行了一些探讨,提出一些有益的认识。但一般说明者多,针对问题者少。这反映了我们对构建中国史学科体系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构建中国史学科体系的研究还重视不够。

首先,构建中国史学科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史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任何一个学科经过多年的发展,都应该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学科体系形成与否,是一个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中国史学科是中国最古老的学科,如梁启超所言:“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①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自中国史学现代转型之后,史学界一直在探索中前行,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历史学教育体系和研究体系。但与国家对历史学的需要相比,中国史还有很多不足。一个学科的建设,有规划和没有规划,其效果是大不同的,会出现高低之分、有序无序之别。中国是一个历史学大国,古代史学光辉灿烂,举世公认。近世以还,逐步与世界接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成就斐然。在新的历史时期,在要求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形势下,历史学的发展需要上一个新的台阶。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学科体系是实现新发展的重要举措。因此,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史学科体系,对中国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具有根本意义。

其次,中国史涉及的学科、研究人员、研究机构众多,需要在构建学科体系的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地发展。教材和历史学院(历史学系)建设是构建中国史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材体系是关系人才培养的大问题。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高等学校历史系、历史学院是培养我国史学人才的主要机构,学生在校期间打下扎实的知识基础,是将来成为合格的史学工作者的关键。因此,学科体系问题,是一个关乎人才培养的问题,是关乎史学兴旺发达、后继有人的大问题。

第三,构建中国史学科体系是构建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基础性工作。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中国史占据中国的历史学研究的半边天。中国史学科在整个中国社会科学体系中亦具有重要的地位。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史学科体系,不仅是本学科发展高度自觉性的反映,而且是完成构建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二)要对现代史学建立以来学科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

构建中国史学科体系,不是沙滩上起高楼,而是在固有的基础上设计蓝图。这就需要我们对过去学科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研究,做出认真的总结,特别是现代史学建立以来的经验教训,更加具有借鉴意义。

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史学发展,产生了以下几个学科建设理念或模式:

一是强调社会科学对研究历史、建设科学史学的重要作用。朱希祖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时就是如此主张的,反映了北京大学史学系早期的学科建设理念。朱希祖说:“学史学者,须习基本科学。盖现代之史学,已为科学的史学,故不习基本科学,则史学无从入门。所谓基本科学者,即生物学、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哲学、社会心理学等科,必须于二年以内,先行学完,乃可以言史学。而各种科学中,以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尤为重要。”②王应宪:《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7页。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课程,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设置的。它在中国现代史学初步建立时期具有很大的影响,当时不少学校办史学系模仿这个课程设置。

二是与上述理念相反,强调以整理史料为核心,研习史学典籍、掌握研究工具、学会研究方法,认为社会科学是汗漫的知识,于史学研究无补,不主张专门学习。这是朱希祖离开北京大学后,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宣扬和实施的历史学科建设理念③参见1931年的《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该课程指导书作者虽然署名“暂代史学系主任蒋梦麟”,但实际执笔者应是傅斯年。见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5—66页。。

三是“八大块”教学体系。所谓八大块,是指把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各分四部分,即中国古代史、中国中世纪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大学本科四年主要学习这八门课程。这是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教学体系。这种体系虽然以后有所调整,但到20世纪80年代初对中国高校的历史系教学还有相当大的影响。

四是分级构建模式。从1983年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制定了多个版本的学科目录。在1990年版的学科目录中,历史学是一级学科,二级学科有中国史、世界史。中国史下面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地方史、民族史。1997年的学科目录进行了调整,世界史被缩减为历史学一级学科项下的八个二级学科之一。八个二级学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2011年版的学科目录,历史学大类下有三个一级学科,即中国史、考古学、世界史。当前的中国史学科体系构建问题就是在这样一个学科分类的背景下进行讨论的。

前两种学科建设理念是民国时期先后出现的,对民国时期的高校历史学系教学和人才培养影响巨大。两种学科建设理念都有其产生的特定背景,各有优缺点。第二种试图否定第一种,而且在实践中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长远来看,它也有使历史学的路子越走越窄、历史学越来越脱离社会现实的弊端。

第三种模式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向苏联学习的产物。破旧立新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学科建设坚持的原则,那时就认为民国时期的史学是资产阶级的,是旧的,而苏联的做法就是新的。所以对民国时期的学科建设模式不管合理与否,一概批判和否定;对苏联的历史教学,不管正确与否,一概虚心接受。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科建设学习苏联,有其积极意义,那就是强调规范化,普遍建立了教研室制度,注重学术方向与政治方向的统一。其局限性则是课程单调导致学生知识面狭窄,教学理念僵化,教师的自主性和专长不能充分发挥。尽管20世纪60年代前期有一定的变革,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文革”结束后,随着史学研究和教学走向正轨,史学界开始进行反思,对八大块历史教学弊端看得越来越清楚。白寿彝教授1978年10月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对此状况曾尖锐地进行批评,说:“我们高等学校的历史教学计划很害人,到今还是很害人。五十年代,我们请苏联专家帮我们制定了历史系的教学计划,主要是‘八大块’,实际是中外各‘四块’: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这‘八大块’把老师和学生放进了狭窄谷道里,上不见天,下不见地,看看四周也不行。教师搞的没有发展余地,老是讲那些;同学不能接受不同学科的知识,就知道这‘八大块’。这怎么行! 今天是不是还是这样? 我了解,还是这样。这个局面一定得变,不能这样搞。历史系不学文学、不学哲学不行,没有点自然科学也是不行的。不能这么狭隘……不是历史就不学。这种指导思想太狭隘了。把自己锁在一个很小的小笼子里,怎么能成为一个好的历史工作者呢? 这必须彻底地改变,不变不行。”①白寿彝:《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31页。1981年10月,他再次提出意见,说:“我们历史系的课程,几十年来主要是开设了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两门课程,每一门课程都包含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都教四年。我们把这两门课程叫做‘八大块’,这‘八大块’的设置,是从苏联学来的,我们授课时数,比苏联已经削减了不少。但份量还是很大,为开设别的课程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而且,一门课程搞了四年,要经过好多位教师去讲授。这个‘通’字很难做到,可以说是‘通史’不‘通’。”②白寿彝:《关于历史学科教学、研究的几点意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03页。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史学家和长期担任史学系主任的老教授,白寿彝的这些话,可谓一针见血,准确深刻。

分级建构模式是在总结、吸收八大块模式的经验教训,又融合了民国时期学科建设的有益做法基础上而产生的。它扩展了历史学分支学科门类,继承了“八大块”的历史分期教学思想,保留了相应的教研室建制。四十年来,它也被调整了几次,说明它随着社会和学术的发展而需要不断地进行完善。

(三)要对当前中国史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深刻反思

当前史学界存在不少问题,诸如学术创新能力不足,学术成果虽有数量但缺质量,尚缺少大师级的历史学家等。这种状况,与我国新时期对历史学的需求是不相符的,与悠久的史学传统、丰富的史学遗产也不相匹配。造成这种状况,与当前中国史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这些问题,有的是学科建设自身的问题,有的与社会环境紧密相关,但无论如何,都关系到中国史学科的未来发展,因此,需要对之进行深刻反思。

1.学风浮躁。这在教师、学生、高校职能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教师急于成名,不下沉潜的功夫,轻视基本功,追求短平快,多发文章,多出成果。教师影响学生,学生读书不认真,学习不深入,敷衍塞责。高校职能部门重科研,轻教学,高校变成了研究院。这些其实是连环反应,其原动因是学术导向和学术制度问题。科研成果有数量无质量现象就是这种学风的必然结果。学风浮躁是中国史学科建设的大敌,必须从制度上认真解决这一问题。否则,贻害无穷。

2.学科设置有缺陷。学科设置是学科体系的核心,学科设置出现问题,就谈不上建设科学合理的学科体系。历史学既然是一种专业,就需要进行专业训练,就要掌握这个专业的基础知识、理论方法,以及从事这个专业的研究能力。目前高校历史学专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一是与历史学无关的通识课占比太大,严重影响了专业学习和训练。二是学生的工具课、理论方法课程薄弱。如文字训诂学、古代汉语、文献学、史学理论与方法、年代学、历史地理学、职官制度史、历史编纂与书写,都是从事史学工作的必备工具,但史学专业却很少开设这类课程,或即使开设也开设得不完备。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学生知识结构的先天欠缺,基础不牢。人们抱怨学术大师缺乏,原因固然不是一个,但学生受教育时学术训练的先天不足必定是重要的一个。

3.教材精品不够多。教材与学科建设密切相关。教材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文字表述上,都应该具有前沿性、典范性。但现在的高校历史学专业教材达到这个要求的比较少。有的教材不仅在学术上没有反映专业研究的较高水平,而且还存在诸多叙述矛盾、文字涩滞、标点不当、注释失范等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编撰者不得其人。主编和参加撰写者应是该领域的权威和佼佼者,又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但相当多的教材编者并不具有这样的条件,一些主编虽然学术地位很高,但基本没有从事过教学工作。二是主编及编者在教材编写上并没有全力投入。教材编写者受重科研、轻教学的观念,以及相关评估政策影响,草率从事教材编写的印迹非常明显。

4.学术评价简单化。学术评价往往不是看研究成果本身是否有价值,而是看论文发表的刊物级别。刊物级别的影响大于同行评议。对刊物质量的评价主要看转载量、引用率。于是各种歪门邪道的互引、托关系求转载等成为学术界司空见惯之行为。弄虚作假等不良现象应时而现、层出不穷。

5.学术研究功利化。学术本是单纯的科学研究工作,但现实打上了过多的功利色彩。学术研究与名利挂钩。科研项目、学术奖项,获得者往往名利双收。金钱物质奖励固然在一定意义上刺激了学者的科研积极性,为本部门的学术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学术研究的功利化导向,严重污染了学术空气,导致学者从事科研的目的不纯。从学科长远发展以及整个国家的学术事业看,这种学术研究的功利性导向不利于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弊远大于利。

上述问题有些属于狭义的中国史学科自身的问题,有些则属于学术机制与风气的问题。构建中国史学科体系,应该对这些问题深刻反思。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纠偏救弊,开拓中国史学科建设的新局面。

多出学术精品、多出学术大家是新时代的需要。新时代中国史学科体系建设的目标及其重要举措,应紧紧围绕这个社会需要而设定。中国史学科体系建设,既包括专业与课程设置,又包括维系学科体系运行的要素和机制。

1.专业与课程设置。为了培养才、学、识、德兼具的史学人才,中国史专业必须在专业和课程设置方面做出完备而切实的规划。历史学下设三个一级学科(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有它的合理性,至于是否存在不足,可以进一步探讨。

中国史学科,作为历史学下的一个一级学科,与其他两个一级学科——世界史和考古学,必须有一定的照应。没有世界史的知识,就谈不上中西比较,更谈不上学贯中西。考古学是重要的历史研究手段,中国史专业,特别是中国古代史方向的学者,必须对之有所涉猎和掌握。因此,中国史学科体系下的课程设置,必须开设世界通史和考古学的相关课程。

中国史范围内的基础课,应包括中国通史、重要专史、史学理论、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中国史学名著、与史学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学语文、中国文字训诂学、外语。开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课,意在让学生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进而培养自己的“史识”。开设中国史学名著、中国文字训诂学、大学语文等课程,意在培养学生古文阅读能力、学术功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开设中国通史,一是使学生掌握基本的中国历史知识,二是使他们具有中国历史的“通识”。为了实现中国通史的“通”,中国通史应在一年内讲授完。重要的专史应包括中国职官制度史、中国历史地理,因为这都是专门性很强的学问,自学难度大,需要教师讲授。与史学专业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等,历史学专业可以利用学校资源开设此类课程。基础课应在大学本科一二年级修完,目的是使学生获得从事历史学教学和科研的必要的基础知识。

选修课应包括中国断代史、各种专史。选修课以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写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为主。选修课主要安排在三、四年级。教学方式除了课堂讲授,还要采用研讨式。要给教师自主权,使他们讲授他们最有研究的内容,包括治学的方法,切实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2.师资队伍建设。师资队伍在学科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学科建设的主体,是人才培养的保证。师资包括教师的规模、职称、学历、教育背景、年龄、性别、聘任等。教师规模、职称比例按照学校的性质和人才培养目标确定,各类型学校依具体情况而定,难以确定统一的标准。一流的历史学院必须有一流的师资。教师的年龄要拉开层次,老、中、青教师的年龄段、职称分布、学科分布要合理。教师的构成既要照顾到多元化,以便不同学术出身的教师互相学习、互相激励,形成不同治学风格争奇斗艳的繁荣局面,又要考虑到学科发展的连续性、继承性,特别是形成优势的学科,一定要注意学术梯队建设和学术特色之保持。教师应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具有从事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教师们既要具有自己的学术个性,又应有集体协作的观念。要重视教师师德方面的要求和考核。教师的聘任、晋升,在师德合格的前提下,应以科研成果、科研水平、教学水平为主要指标,贯彻公平公正的原则。

3.教材建设。教材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编撰教材要处理好统一性与个性化的辩证关系。统一性体现在教学大纲上,教材应遵循教学大纲编写,做到知识正确,思想导向有利于民族认同、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体现人民和国家的意志。在遵循教学大纲的前提下,应允许教材具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

就教材建设而言,20世纪60年代的做法值得借鉴。那时的历史专业教材建设,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并没有完成全部计划。但已完成出版的教材(包括教学参考资料),质量和水平都是值得称道的。当时历史类教材编写委任专人总负责,学术成就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任组长,著名史学家郑天挺、周一良任副组长。郑天挺精于中国史,周一良精于世界史,二人分别负责中国史、世界史系列教材的编写工作。他们多次在北京以及全国各地开会研究教材编撰事宜。在充分听取与会者意见的基础上,翦伯赞同与会者一起,认真拟定历史专业教学方案,“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时间安排到学生阅读书目,都一一仔细推敲”。郑天挺作为南开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有数年时间请假常驻北京,集中精力组织教材编写,他本人也亲自担任数种教材参考书的主编。在工作机制方面,“采取了分题包干,主编负责的办法。参加编写的同志,都学有专长,大体上观点比较接近,自由结合。对教材的内容,力求做到比较全面,做到观点和材料的统一,以求得相对的稳定和相对的统一”①田珏:《翦伯赞与历史教材编写》,《历史教学问题》,1986年第1期。。那时编写的教材质量高是有原因的,主编和参编者的学术功力,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教材编写的组织形式,编写者专业特长的充分发挥,都是重要的因素。

4.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教学包含教与学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只有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才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为了解决好这个矛盾,就要探讨恰当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

学生既要学习历史学基本的专业知识和相关学科知识,也要具备较强的科研能力、写作能力。知识和能力,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本科生前两年应以学习知识为主,后两年应以训练能力为主。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是为教学目标服务的,没有一定之规。教师有根据课程特点、课程内容采取灵活方式进行教学的权利:或以讲授为主,或教师讲授与学生自主研讨并行。学生听老师讲课,是接受的老师或他人的研究成果,是间接地学习,自己读史料和史学原著,才是直接地学习。学分应有限制,不必要求学生听太多课,关键是要让学生有自学的时间,如白寿彝所说,学生没有自学时间,一切都是空的。

在教学手段方面,教师既要具有传统历史教学的基本功,如运用粉笔进行板书,讲课清楚、有条理,又要与时俱进,掌握现代化教学方法,运用PPT、慕课、翻转课堂等形式授课。特别是要注意与学生进行课堂交流,作业批改和论文辅导,通过教学互动实现教学相长。

5.机构设置。机构设置是学科建设的保障。高校学科建设的主体机构是学院(系)。院级机构设置包括党总支或分党委,系或院行政。另外还有学术委员会、团委、工会、学生会。其中学术委员会负责学术论文的评审、学位授予等,团委和学生会负责学生工作,工会负责教师权益和福利,以及教师的文体活动等。这种设置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性质,是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机制保障,应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值得注意的是,党政工作要服务于教学科研,体现教授治学与教师的主体地位,以及彼此间的平等关系。

苏联教学体制带给中国的最有益的做法是教研室的建立。民国时期,没有教研室,教师之间缺乏沟通,教师与学生也缺少沟通的平台。建立教研室,对于提高教学水平,加强学术梯队建设,解决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形成学术特色,建设优势学科,都是非常必要的。教研室机制,应继续保持和进一步完善。

此外,还应借鉴西方国家课题组机制,即以课题为纽带,将有关的教师组织起来。这是一种自愿结合的组织,课题结束自动解散。这对充分发挥教师的专长,促进跨学科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还可以设置非实体学术研究中心,中心设置课题,负责对中心课题的招标和管理。虚体和实体相结合,为推进中国史学科体系的发展提供机制的支持。

一是教学与研究的关系。教学和研究是互相促进的,没有研究,教学水平不可能很高。另一方面,从事研究不能忽视教学。在高等学校,研究要为教学服务,教书育人是教授的第一要务。只要在教学中付出劳动,就会结出丰硕的果实。南开大学历史系多位著名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几部颇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就是在讲稿的基础上写成的。民国时期梁启超、王国维、钱穆的一些名著,都是他们的教学讲义。

二是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教师与学生,角色不同,但在历史知识面前,他们是平等的。只不过是先知者后知者的差别。在历史教学中,学生和老师要互为主体。传授历史知识和技能,教师是主体;教学活动的归宿是学生的学习效果,学生是教师工作的核心。学生尊重老师,老师关心爱护学生。历史教学和史学事业,犹如长江之水,后浪推前浪。没有历史教学,没有教与学的交流和互动,就没有史学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三是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历史学是科学,但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中国史学科体系,既要尊重史学的发展规律,又要切实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史学与政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经世致用,为社会服务和尽责,这是史学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史学为政治服务,必须以尊重历史、写作信史为前提。另一方面,政治运用史学研究成果,主要汲取历史智慧,从历史的借鉴方面着力,不可生搬硬套历史,更不能实用主义地对待历史学。

四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中国史学科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有丰富的学术遗产。中国史学科要真正走向世界,必须尊重和利用好自己的学术遗产,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问题。没有继承,创新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不可能实现的。没有创新,历史学就会陈陈相因,毫无生气,与社会和时代脱节,最终归于沉寂和消亡。继承和创新是史学发展的大问题,对中国史学科来说,尤其如此。要建设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史学科体系,必须在这方面下大力气。

中国史学科体系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地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的反复探索。只要按照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原则来构建具有坚实基础的中国史学科体系,并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出精品、出人才的建设目标,做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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