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国家赓续何以可能——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为分析中心

殷冬水 东宝财

内容提要 大一统国家的维系和巩固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然而，国家的统一和内部团结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国家政权建构的产物，是国家权力整合的结果。历代中央王朝都会围绕大一统历史与理想进行文本书写、话语建构与传播，维护国家的统一性。在当代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维系大一统国家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是不可替代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扮演着关键角色。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既包括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定向权，也包括意识形态的创新权。三种权力各自作用，相互支持，互相配合，共同服务于大一统国家的赓续。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不仅是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而且是分析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国家何以团结有序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为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如何构建新型现代国家实现对超大规模国家有效治理的问题，既要提升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也要提升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在有关国家构建的所有问题中，维护国家统一处于优先地位。没有国家统一，就不可能有国家发展，也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维系国家统一，赓续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处理社会的多元性和国家一体性之间的关系，将新中国塑造成一个有内聚力的政治共同体，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邦面临的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大一统国家的赓续，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有效运用。那么，何为意识形态领导权？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在维护国家统一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依靠何种机制与手段推动国家整合进而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防止国家的裂变？这些问题是解释大一统国家何以赓续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基于此，本文从意识形态领导权实然运作出发，分析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与当代中国国家大一统秩序赓续之间的关系，旨在为中国国家统一性的生成逻辑提供学理解释，丰富人们对中国国家统一内在机理的认识。

大一统国家的维系和巩固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除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之外，意识形态权力是强化统一多民族国家内聚力的重要支撑力量，意识形态领导权是维系大一统国家的重要保障。所谓意识形态领导权，就是依靠各种意识形态资源来实现对政权与人民领导的权力。这种“权力不只是粗暴的法律或有形的强制，而是对语言、道德、文化和常识的控制”[1]安德鲁·文森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袁久红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也就是说，意识形态领导权是通过非强制性的方式，以大众的心理认同和社会认同，来维系和巩固统治阶级或政治主导力量的权威；
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价值辩护，有效论证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因而，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一种以权威认同为核心，“依靠说服、吸引使人们自愿服从和趋于合作”[2]Zheng Yongnia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Organizational Emperor: Culture, Re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London:Routledge,2009,p.33.，从而实现价值理念灌输与遵从的重要权力。

自秦汉以来，帝制中国把儒学视作维护大一统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构建了较为系统完备的理论指导体系。“大一统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深深植根于国家和社会的心理感情之中，是古代中国维系多民族团结、保障国家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

在历史发展中，以儒家学说为主融合不同流派发展起来的思想文化成为传统中国论证国家政权合法性、巩固大一统的重要思想武器，成为维护古代大一统政治的理论资源。其中，天下国家观念和正统论思想对维护华夷一统和促进传统中国的有效治理具有积极意义。先秦时期服事制理论下的天下国家观念为协调以地理划界的中原和四夷关系，以及大一统国家稳定疆域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空间认知基础。正统论思想的核心是为统一全国的某一政权寻求合法性证明。在天下国家观念指导下，周礼等礼治文化和仁政观念成为论证政权合法的重要基础。在中原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围绕大一统主导者身份进行角逐互动的过程中，维护疆域统一和社会秩序稳定以及民本主义治理的大一统思想成为正统论思想的重要内容。由此，“‘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凝聚民族、维护统一、保卫边疆的强大精神力量”[3]刘正寅：《“大一统”思想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2期。。在实践层面，历代中央王朝都会围绕大一统历史与理想进行文本书写、话语建构与传播，维护国家的统一性。可以说，中国历代王朝国家对大一统思想的意识形态建构和政治实践，是推动“多元一统”中华民族共同体国家形成的重要力量。

中国共产党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目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号召全体国民开展社会革命，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而奋斗。通过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带领人民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国家的统一，重新建构了稳定的社会秩序。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以史为鉴，认真汲取传统国家治理中维护大一统的智慧，运用政党意识形态领导权维护国家的统一性。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在维护国家权威、联结国家和社会、调整政党和群众关系、促进族群之间的政治整合、协调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凝聚大一统国家力量、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的价值理念和指导思想来领导国家政权和广大社会的一项权力。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主要包括意识形态主导权、定向权与创新权。意识形态主导权指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一些政治主体凭借其拥有的各种资源，与其他政治主体形成了支配与服从的权力关系，处于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权力的领导核心，既主导着国家政权机器的运转，又主导着思想文化的动态变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比其他任何社会组织都掌握更多资源。这种对于意识形态记忆资源、权威观念、信仰价值主导与控制的权力即为意识形态主导权。意识形态定向权指的是意识形态引领政治发展方向的权力。在政治生活中，特定的政治主体通过输出政治价值、构建理想社会的方式来引领政治发展的方向。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指明方向，对社会发展的各项目标做出设定与判断，对民众的理想目标和观念体系做出价值引导。意识形态创新权是推动和变革意识形态的权力，实现意识形态内容更新、意识形态话语拓展、意识形态传播方式转换，旨在提升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影响力、感染力。

在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具有政治统合功能。中国共产党借助意识形态主导权的观念统合保障了大一统国家的赓续。

1.意识形态主导权塑造大一统国家意识

塑造国家意识是新型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以共同体团结为核心的大一统国家意识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主导权运行的一个重要方向和赓续大一统政治的行动策略。

意识形态主导权是塑造大一统国家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力量，通过对大一统国家发展历史的追忆，意识形态主导权阐述了大一统国家发展的历史使命，塑造了以共同体为核心的集体记忆，回答了“我们是谁”这一问题。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多元一体民族，“族群成员间的根基性情感来自‘共同族源记忆’造成的血源性共同体想象”[1]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在历史阐述层面，意识形态主导权强调中华民族缔造国家的历史久远性，通过对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共同抵抗外族入侵、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历史的追述，塑造当代国民积极构建共同体的文化记忆，以共同体国家记忆的塑造强化国民的国家意识。

意识形态主导权呈现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绩效，塑造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大一统国家的维系需要意识形态主导权呈现国家发展的各项成果。一方面，意识形态主导权呈现国家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借此来增强国民的国家归属感、依赖感和自豪感。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主导权对国家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进行归因解释，指出这些成就的取得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源于全体国民的共同创造。

意识形态主导权描绘大一统国家的发展前景，凝聚了全体国民的共同期待，这种共同期待成为维系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赓续的支撑力量。描绘理想蓝图成为意识形态主导权构建国民国家意识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意识形态主导权的运用，国民相信他们不仅有着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历史、共同的命运，还有着共同的期盼和理想。正是这种共同的期盼和理想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例如，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5页。；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我们“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页。。

2.意识形态主导权巩固大一统国家权威

国家权威是维系国家统一的政治基础，是统合国家各种力量的政治保障。在国家权威构建中，意识形态主导权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意识形态主导权宣示大一统国家的执政党权威。意识形态主导权依靠思想文化的主导作用，在国家宪法以及党章中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权威地位，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维护国家统一的中坚力量，始终着眼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因而，“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页。，“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4]《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通过对近代中国屈辱史与解放史的深刻描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是现代中国的缔造者和大一统国家的核心权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威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意识形态主导权构建大一统国家的执政党权威。意识形态主导权通过国家宣传教育机构，将中国共产党是大一统国家的权威这一价值理念传播到社会之中。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和“三个代表”赋予其权威以道德基础和法理基础。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威正是建立在其人民立场之上。

意识形态主导权强化大一统国家的执政党权威。除依靠文宣机构传播党的核心地位，意识形态主导权还通过开展重大政治仪式、塑造各种文化象征来巩固和强化大一统国家的执政党权威。国庆阅兵是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一项重大政治仪式，“在塑造国家的政治文化、民族的政治认同以及国民的观念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5]王海洲：《政治仪式中的权力宣展与合法性建构——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中的国庆大阅兵（1949—2009）》，《学海》2010年第4期。，是当代中国进行权力宣展与合法性建构的重要象征。“共享的仪式、象征以及集体记忆是一个国家形成自我感的关键一部分”[6]D. McCrone, G. McPherson (eds.), National Days Constructing and Mobilising National Identit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2009,p.xiii.，借助这一重大仪式中历史时间与空间的记忆重塑，以及象征意义的构建，使全体国民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历史运行与当代大一统国家构建中的不可或缺性。

3.意识形态主导权保障大一统国家安全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灵魂”[1]徐成芳、罗家锋：《试论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6期。，构建以主流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大一统国家安全，对于保障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意识形态主导权为保障大一统国家文化安全提供了明确的政治导向。“政治信仰是政治发展的永恒动力”[2]关海庭、黄敬理：《中国共产党的信仰体系及实现途径》，《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0期。，意识形态主导权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保障大一统国家文化安全中的思想引领作用。如邓小平所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只有保障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才能巩固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的执政地位，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意识形态主导权为保障大一统国家文化安全提供了人民利益满足的方向指引。大一统国家的发展与维护需要反映国民的核心利益。意识形态主导权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核心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例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今后我党要继续“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意识形态主导权为保障大一统国家文化安全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建立现代文化传播机构，以及一系列审批发布制度是保障文化安全的具体表现。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掌握者中国共产党，通过“确立党领导意识形态的政治体制，控制国家意识形态机器”[5]高新民：《略论党的意识形态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引导方式》，《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5期。，实现对国家意识形态发展的规制与管理。例如，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要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6]《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人民日报》2018年8月23日。。在政党内部，依靠宣传部来集中领导党内文化宣传工作，主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意识形态安全任务；
在政党外部，通过对国家政权机构中科教文卫体部门的政治领导来保障党对思想文化的主导权，加强大一统国家文化的意志统合。

大一统国家的维系不能只依赖意识形态主导权，还要运用意识形态定向权。意识形态定向权对大一统国家的赓续发挥着引领作用。

1.意识形态定向权明确大一统国家的发展方向

大一统国家的赓续，离不开对国家发展方向的指引。国家发展的方向是凝聚国民的重要精神力量。意识形态定向权呈现国家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意识形态定向权确保大一统国家发展方向的明晰性。作为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现代中国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现代大一统国家的发展方向，以此“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这一发展方向的明晰对于凝聚全民族的国家认同，聚焦关键环节、重点领域，坚定发展信仰和提升发展信心具有重要意义。

意识形态定向权倡导大一统国家发展成果的共享性。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更是大一统国家得以赓续的重要基础。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大一统国家需要针对区域的特殊性，兼容不同群体的诉求，以包容性的发展共同维护好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事业。习近平指出，“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促进各民族紧跟时代步伐，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3]《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同时，意识形态定向权倡导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调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意识形态定向权呈现大一统国家发展过程的曲折性。超大规模国家明确发展方向、设定发展目标需要合理规划，保证发展的连续性。在意识形态话语中，中国的发展呈现出复杂性、探索性、自主性等特征，中国的发展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性质，既有成功，也允许失败。这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的发展没有现成的经验，也没有可以效仿的模式，中国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自主探索特征。正因为如此，意识形态定向权不仅要确定国家发展的方向，还要论证国家发展的复杂性。

2.意识形态定向权塑造大一统国家的发展共识

塑造国家发展共识是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方式，社会成员的共识是国家统一得以持续的重要基础。意识形态定向权成为塑造社会成员共识的重要力量。

意识形态定向权建构大一统国家发展共识形成的平台。超大规模国家的有效运转需要采取集中有效、自上而下的命令贯彻机制，需要意识形态定向权进行话语构建，从中央到地方构建起一整套有效的话语传播体系，保障政令畅通。集中教育制度是建构共识的典型制度，其以“先进性教育”的制度化手段来调适意识形态，重塑执政合法性[4]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吕增奎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4页。。“通过思想教育、政治训诫和群众路线的集中教育活动形式，实现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情景下的组织权威性重塑、组织有效性提升和组织合法性彰显。”[5]原超：《中国共产党集中教育活动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视角》，《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例如，习近平指出，检验党员干部是否对党忠诚，就要看“能不能坚持党的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能不能坚持党和人民事业高于一切，自觉执行组织决定，服从组织安排”[1]《习近平在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实事求是担当作为 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人民日报》2020年9月2日。。

意识形态定向权引导大一统国家发展共识内容的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所建立的国家是人民共和国，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充分发挥民主，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集中。民主集中制既保证了公共政策制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同时也为公共政策高效执行提供了组织保障。在推动国家发展过程中，有关国家发展的方向、目标、策略、步骤等，在意识形态领域往往会存在一些争论。意识形态定向权运用，就是要在争论中推动共识的形成。

意识形态定向权保障大一统国家发展共识的落实。大一统国家的发展共识，一经形成决策，要搁置争论，高效执行。发展共识达成后，只有尽快贯彻落实国家发展规划与安排，努力保证决策的有效传递，才能实现政治成果和公共物品的快速提供。例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各级党组织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意识形态定向权通过减弱达成和落实共识的阻碍因素，避免了决策施行中的相互掣肘，实现了大一统国家发展的高效，从而保证了广袤地域范围内的政令畅通和决策落地。

3.意识形态定向权凝聚大一统国家的发展力量

维系国家统一离不开充裕的物质基础，发展是提供充裕物质基础的重要前提。意识形态定向权凝聚着国家发展的力量，为国家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意识形态定向权统一思想，凝聚大一统国家发展力量。发展力量的凝聚首先需要意识形态定向权统一思想，统一思想是实现一致行动的前提。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以学习型制度实现思想凝聚和国家发展新目的结合[3]Tsai Wen-Hsuan and Nicola Dean, "The CCP"s Learning System: Thought Unification and Regime Adaptation", The China Journal,2013(69),pp.87-107.，另一方面建立起一个在疆域、文化、制度等方面一体化领导的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治理的整体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统一是促进大一统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如黄兴涛所论，“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演变，思想论证和社会接受，凝聚着作为现代国民的中国人之整体认同的政治文化底蕴与时代精神走向，它不仅强烈影响了20 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还将继续影响其未来的发展”[4]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意识形态定向权通过对大一统国家发展道路思想的举旗定向，增强了发展的自信与定力。

意识形态定向权统一认识，凝聚大一统国家发展力量。大一统国家发展力量的凝聚需要意识形态定向权统一认识，统一认识是促进行动的前提。在现代中国，意识形态定向权“承担着推动现代性与提供社会共识和凝聚力的功能”[6]凯瑞·布朗、吕增奎：《21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3期。。国家发展需要全体国民对国家未来走向有着清晰的认识，对政府的行为举措赞同与支持，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更加需要全体国民的积极配合，通过构建“赞同性国家认同”[7]肖滨：《两种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为保障国家的持续繁荣发展奠定民意基础。意识形态定向权通过统一认识，使国民对国家大政方针与政策规划的制定与执行积极服从，避免了社会发展中的思想混乱，极大程度地提高了决策的执行效率，为促进大一统国家的发展奠定了认知基础。

意识形态定向权统一行动，凝聚大一统国家发展力量。大一统国家发展力量的凝聚需要意识形态定向权统一行动，统一行动保证大一统国家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现代国家是一个‘税收国家’”[1]克里斯多夫·皮尔逊：《论现代国家（第三版）》，刘国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7页。，实现国家税收的有效汲取需要全体人民的支持与拥护，税收等各项政策的落实依赖于地方政府的努力配合，中央下达的指示命令如果受地方代理人的推诿拖延和各自行动的阻滞，那么中央政策实施就会大打折扣，国家难以有效发展。大一统国家发展通过中央权威促进统一行动，如亨廷顿所言，国家构建“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们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2]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页。。为了推进中央政策与规划安排的生根落地，意识形态定向权重塑中央权威，统一行动，通过制度化的安排与有效的监督执纪来保证各项指示批示与行政命令有效落实，以此凝聚大一统国家的发展力量。

意识形态创新权是一种对指导思想和价值观念进行创新性调整的权力。意识形态创新权合理化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现状，论证大一统国家发展变革的正当性，指导大一统国家的发展战略。

1.意识形态创新权合理化大一统国家发展现状

大一统国家的赓续，既需要对当下发展现状做合理化解释，也需要展望未来发展的美好图景，推动国家变革发展。

意识形态创新权合理化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现状，呈现当下发展的进步性。意识形态创新权通过将现在与过去关联起来，论证现在比过去好来合理化现在。现代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广土众民，文化多元，存在地域范围、族群特征、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为了合理化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现状，意识形态创新权往往将现在与过去做比较，呈现国家发展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例如：“建国初期，我国财政十分困难”；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幅增长”；
“建国初期，我国农业生产基础单薄，‘靠天吃饭’现象明显，粮食产量较低”；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升，农业经济快速发展”[3]《沧桑巨变七十载 民族复兴铸辉煌——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2019 年7 月1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07/01/content_5404949.htm?utm_source=UfqiNews。。

意识形态创新权合理化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现状，将中国纳入世界体系做比较呈现中国发展的迅速性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现状进行合理化，不仅要做纵向的历史对比，还要做横向的比较。近代以来，中国沦为一个发展滞后的国家，陷入挨打、挨饿、挨骂的窘境。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强势冲击之下，中国被迫卷入全球化进程之中。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全体中国人民的努力奋斗，现代中国站在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起点上，经过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辛探索和改革开放，国家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极大提高，正由世界的边缘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意识形态创新权通过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发展进行比对，凸显了中国发展中的贡献、奇迹与方案，以此合理化发展现状。例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1986 年经济总量突破1 万亿元，2000 年突破10 万亿元大关，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10 年达到412119 亿元，超过日本并连年稳居世界第二”；
当下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8%左右，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
“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9732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沧桑巨变七十载 民族复兴铸辉煌——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2019 年7 月1日，http://www.gov.cn/xinwen/2019-07/01/content_5404949.htm?utm_source=UfqiNews。。

意识形态创新权合理化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现状，将现在与未来连接起来，呈现当下发展与未来发展之间的关联性。大一统国家发展现状的呈现不仅需要做历史对比与国际对比，还需要将现在与未来连接起来，以当下与未来的关联让国民认识到当下的重要性。从代际关系角度看，当下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当下满足了当代人的需要，而且在于当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人类的未来命运。从路径依赖的角度看，未来人生活得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人生活得如何。正是从这一意义上看，国家发展的现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2.意识形态创新权论证大一统国家发展变革

大一统国家的赓续，既需要对发展现状做合理化的论证，也需要直面现实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使意识形态的叙事与政治现实尽可能保持一致，提升意识形态的公信力，动员社会成员为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而努力。

意识形态创新权论证大一统国家发展变革的必要性。大一统国家的发展需要以与时俱进的发展态度为国家变革提供动力。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国家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推动国家的发展变革需要紧跟时代步伐，创新探索新的发展方式，紧紧依靠新科技革命顺应全球化、多元化的国家发展趋势。例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因此，国家要与时俱进地进行发展变革，努力构建“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政府”[3]王绍光：《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第5页。，积极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实现“从具有部分影响力的国家向具有全球性影响力国家的转变”[4]David Shambaugh,China Goes Global:The Partial Power,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11.。

意识形态创新权论证大一统国家发展变革的紧迫性。国家的发展变革与社会矛盾转化和国际局势变动具有关联性，“历史是由社会关系中固有的矛盾驱动的，经济因素是决定这些矛盾的基础”[5]Dominik Mierzejewski, Bartosz Kowalski, China"s Selective Identities: State, Ideology and Culture, Palgrave Macmillan,2019,p.121.。近代中国，面对风云变幻的局势和空前严重的危机，国家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变革。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中心已向太平洋两岸转移，逆全球化及单边主义加剧，新科技革命催生诸多新兴产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当代中国的发展需要围绕社会矛盾及国际局势转变这一客观现实进行社会结构、制度框架、经济格局等的调整巩固。例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全党同志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

意识形态创新权论证大一统国家发展变革的可行性。实事求是的发展思路为国家变革提供现实基础，只有围绕国家发展的客观实际，努力开拓创新，才能保证国家发展变革的合理性。意识形态创新权通过对发展观念的更新与传递，不断解放思想，推陈出新，革故鼎新，让崭新的思想与先进的知识文化为国家发展提供支持。无论是新中国初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是改革开放时期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抑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创新权都通过对开拓进取精神的提倡，为国家的变革提供观念支撑。

3.意识形态创新权指导大一统国家发展战略

大一统国家的发展战略是指引导大一统国家发展走向的规划安排和具体实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推动国家发展的发展战略。

意识形态创新权明确大一统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国家发展需要构建理想战略，为了促使共同的行动，“就必须要用某种主要的思想把全体公民的精神经常集中起来，并保持其整体性”[1]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24页。。同时，如果“政党的意识形态过于虚弱无力，就无法为社会提供长期的道德指导，也不足以支撑政权统治”[2]Chen Jie, "The Impact of Reform on the Party and Ideology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1995，4(9),pp.22-34.。因此，国家发展需要有具体的规划安排，需要有未来的目标追求，需要反映人民的现实利益，需要使全体国民对未来发展充满期待与保持乐观，需要保持政党意识形态的连贯性和一致性[3]Nick Knight, "Imagining Globalisation: The World and Nation i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deolog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2003,33(3),pp.318-337.。意识形态创新权通过对发展战略内容的制定、创新与完善，明确了发展战略对国家统一的意义和价值，用战略规划的理想安排来反映国民的现实诉求。

意识形态创新权指出大一统国家发展战略存在的问题。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是基于先前发展存在的不足和国家发展本身的各项矛盾问题，是为了解决各项困难与应对各种挑战。“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以及‘集中力量’实施国家大型建设项目”，这些规划战略中“包含有不同预测性指标以及严格执行的约束性指标，这些约束性指标同时也是评估各级行政部门和考核干部的标准”[4]韩博天：《红天鹅：中国独特的治理和制度创新》，石磊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意识形态创新权通过对国家发展战略中存在问题的呈现，使全体国民认识到国家发展存在的差距，对国家既定的方向目标有清醒的认识，避免国家发展中认识的混乱。例如，习近平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我们要“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2页。。

意识形态创新权提出大一统国家发展战略的完善方案。意识形态创新权不仅明确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性，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而且提出了完善方案。在认识到发展存在的问题后，为改进不足，弥补失误，意识形态创新权依靠认识与方法的创新，及时有效地对既存的各项问题做出新的判断，做出关切时局的具有针对性的重大战略安排。进入21 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国制造2025’发展战略”“国家治理和国家安全战略”等。进入新时代以来，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仅有问题而无方案无法体现国家发展的完整性，意识形态创新权通过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客观研判，从国家生存、国家发展、国际关系良性发展等多方面来寻求国家战略环境和战略结构的安全可靠，为国家维护统一夯实理念基础。

国家的统一和内部的团结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然而，国家的统一和内部的团结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国家政权建构的产物，是国家权力整合的结果。自秦汉以来，帝制中国把儒学视作维护大一统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构建了较为系统完备的理论指导体系。在实践层面，历代中央王朝都会围绕大一统历史与理想进行文本书写、话语建构与传播，维护国家的统一性。在当代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维系大一统国家中，中国共产党是不可替代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扮演着关键角色。必须承认，“如果有什么因素会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和所有与之交往的国家，那么最重要的因素莫过于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的性质了。1949年以来，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1]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吕增奎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既包括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定向权，也包括意识形态的创新权。三种权力各自作用，相互支持，互相配合，共同服务于大一统国家赓续。没有主导权，就难以有定向权和创新权；
没有定向权，主导权就难以维系，创新权也难以实现；
同样，没有创新权，主导权就难以持久，定向权也可能无用武之地。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不仅是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还是分析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国家何以团结有序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解释变量。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主导权在大一统国家的维系与巩固方面发挥着统合作用；
意识形态定向权在大一统国家的维系与巩固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
意识形态创新权在大一统国家的维系与巩固方面发挥着变革作用。

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运用面临着社会结构分化、社会多元化、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因素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维护国家统一性，中国共产党要坚持和发展意识形态领导权，筑牢意识形态主导权，科学运用意识形态定向权，建设意识形态创新权。中国共产党能否卓有成效地发展意识形态领导权，高效运用意识形态领导权，不仅会影响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国家统一性的赓续，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前途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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