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境中的文类转换与多元叙事——以木兰形象的流变为中心*

卫鸣宇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近年来，学界关于“花木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主义以及跨文化视角下中西方文化的对比分析上，多以《木兰诗》与动画电影《花木兰》的比较为主，较少涉及其他文本。中国古典文艺中的木兰形象经历了长期的“文学化”塑造过程。从传说、诗歌、杂剧、小说发展到后来的影视文学，木兰这一女性形象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连接民族认同与家国情怀的文化符号，成为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经典化形象。木兰的多元叙事经历了从“忠孝家国”到“个人英雄主义”以及“女性主义”审美观念的变化，体现了“传说”文本进行现代性转化的艺术塑造的需求。“木兰”覆盖了多种历史话语背景，跨越了多类文本的叙事主题，本文将从文类转换与跨文化叙事角度，分析诗歌、小说、碑文、戏剧、电影不同文类中“木兰”的形象建构。

“木兰传说”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之一。北朝至唐代是木兰故事的发展初期，这一时期的文体以诗歌为主，最早见于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诗》[1]224。这首诗用三百多个字，描写了木兰从立志从军到战后归来的故事。通过木兰在织机前的叹息、出征前的准备以及归来时的欢喜，刻画了一位代父从军的女性形象。北魏时期，北方柔然族南下侵犯，故事的戏剧性在于，木兰的父亲年事已高，无法上战场，于是木兰隐瞒女性身份，替父从军，最后为国征战，凯旋归来。《木兰诗》中的“孝”暗含于诗歌的叙述中，通过情节设置和人物形象的刻画，一个普通家庭女性的“忠孝大义”，在家国危难中被诗歌表达得淳朴自然。诗歌对于十年征战的场面一笔带过，比起描写英雄传奇，表现更多的是家庭亲情。诗歌少有道德教化的语言，不仅塑造了“家国”情怀下更为饱满的人物形象，也彰显了“诗歌”文类深入人心的艺术魅力。

从历史背景看，北朝时期接受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汉文化，注重孝文化，维护社会秩序。木兰女扮男装，表现出“人物的时代适应”，这一时期对女性的歌咏常常以外貌、才华、品德为对象，女性的孝行通常被遮蔽。唐代木兰的人物形象被进一步丰富，涌现出了大量关于木兰事迹的作品。隋唐时期战争频发，朝廷征兵平定边境，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木兰传说”在情节内容上有了新变化，更多地反映了当时民间社会的艺术观念。经历了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民众生活趋于稳定，民族交融逐步深化，木兰传说的故事情节呈现“经典化”表述特点。唐代国力强盛，“木兰”女扮男装的形象特点，在民族性与社会性交融背景下，被更加广泛地传播接受。从考古发现来看，唐初有很多女子纷纷效仿木兰女扮男装的形象。因此，在唐代包容开放、民族交融的时代语境下，文学作品层出不穷，“木兰”这一人物形象，进入了精英的文本话语，同时也被赋予更多的“家国”情怀，适应了当时社会对“女将军为国征战”人物形象的价值诉求。

在唐代文本中，木兰的“忠孝”形象被首次提出。韦元甫《木兰歌》歌颂了木兰的气节以及忠孝两全的事迹。[1]375韦元甫是中唐时期的官员，他将《木兰诗》中原有的对父亲朴素的情感概括为“孝道”，将木兰塑造成为道德教化的榜样。《木兰诗》中的孝文化开始得到重视，人们对诗中隐含的“忠君爱国”的道德思想进行挖掘。诗歌在继承《木兰诗》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一些对木兰心理活动的描写，并且直接提出“忠孝”的主题，称：“世有臣子心，能如木兰节。忠孝两不渝，千古之名焉可灭。”[1]375木兰在韦元甫的笔下成为了忠孝之道的典范。她的孝行由家庭个人行为上升到家国楷模，得以千古传颂。韦元甫对木兰行为的评价，使得木兰故事的基本结构定型，如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征战十二年、建功凯旋、天子封赏以及去官回乡等。

杜牧《题木兰庙》诗云：“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酒，拂云堆上祝明妃。”[2]5987杜牧将木兰和王昭君两个不同时代的女子放在一起，歌颂她们建功立业的同时，表达对家乡的思念，呈现出一个具有浓厚的“忠孝”文化特点和家国精神的代表形象。在唐代主要社会政治力量的推崇和倡导下，木兰的形象发展得更加丰满，其中包含的思想意蕴也更加丰富生动。忠、孝、勇、烈，成为“木兰传说”的核心精神内涵。

元代侯有造的《孝烈将军祠像辨正记》碑记，是目前木兰碑刻资料中较早的一通碑。该碑关于木兰故事的叙述比较完整详尽。碑文中介绍了木兰祠、木兰像、木兰家乡以及时代和相关事迹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碑文有木兰自尽的情节，与《木兰诗》相比，增添了木兰返乡恢复女装，皇帝听闻之后要把木兰纳入宫中，而木兰不肯，以死反抗的故事。在元代“抗暴贞烈”的社会语境下，“君臣之礼”“男女道德”等社会问题，在木兰形象的叙事变化中得以凸显。元代“死烈结义”之风盛行，这种君臣矛盾也充满了现实意义。

朝觐，天子喜其功勇，授以尚书。隆宠不赴，恳奏省视。拥兵还谯，造父室，释戎服，复国装，举省惊骇。成谓自有生民以来，盖未见也。卫兵振旅还，以异事闻于朝。召复赴阙，欲纳宫中，将军曰：臣无媲君礼制。以死誓拒之。势力加迫，遂自尽。所以追赠有孝烈之谥也。[3]833

《孝烈将军祠像辩证记》中木兰赢得了皇帝的赞赏和爱慕，但她果断拒绝，理由是“臣无媲君礼制”。木兰的抗争形象，通过“自尽”的“孝烈之谥”得以道德升华。在民间信仰中，她从“忠孝”的道德榜样到以死抗拒统治者，成为了抵抗暴力的女英雄，其激烈的反抗态度也得到了民众的传颂。据《商丘县志》记载，人们每到农历四月八日木兰生辰祭祀木兰祠像。

遇四月八日，有司率耆士邦民，大享祀为神貺灵异有祷，即应此海内共传者也。微将军以劳定国，有大功于一方之名，数百年之下断断乎不得预祀典，享血食，此亢儒，故太子赞善。刘廷直所撰完碑，雎阳境南，东距八十里曰营郭，即古亳方城，孝烈之故墟也，亦见祠像，士人亦以四月八日致祭，乃将军生朝，沿习古老之云也。[3]834-835

民间祭祀反映出木兰在民间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她激励人们建功立业、勇于反抗、坚守品德。民众对木兰这位女英雄坚定、刚烈、坚持自身操守、勇于反抗统治势力的崇拜，也反映了民众对于昏庸暴力君王的强烈抵抗。

明代的木兰故事淡化了元代突出的“死烈”等情节，而儒家“忠孝观”特点则在传说中体现得较为突出，这种传说话语的转变，深刻体现了时代社会的特点。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民对日常生活的需求，明清时期戏曲和小说获得了较大发展，这一时期木兰传说的人物形象也更加丰富饱满。戏曲和小说这两种题材的容量较大，能够舒展自如地铺陈情节、表达主题、表现故事，将木兰传说的文学性，上升到一个较高的艺术水准。木兰传说的文学艺术价值超过了其历史价值的内容倾向，从伦理学说教的方式转向了艺术的再现生活。有些文本中不仅体现了大量生活化的细节描述，还体现了对木兰爱情的描写，有的版本爱情故事凄惨委婉，艺术感染力较强。木兰开始拥有了一个极具女性色彩的“花”姓氏。明代著名的戏曲家徐渭编有杂剧《四声猿》，一共四折，其中一则为《雌木兰》，又名《木兰女》《代父从军》，全名是《雌木兰替父从军》，剧中的女主人公就叫做“花木兰”，这也就是我们能在剧中见到的“花”姓木兰的最早事实和例证。后世之说“花木兰”也许就来自于此。《雌木兰》为总二出杂剧，第一出主要是木兰替父从军的情节，第二出由木兰在战争中完胜归来，衣锦还乡，恢复女儿身，完婚几个情节构成。[4]1199该剧增加了“王郎”这一人物形象，王郎是木兰的未婚夫，但与木兰素未谋面，王郎敬佩木兰的高尚品德，等待木兰征战十二年后，与木兰成婚。

《雌木兰》经常被运用女性主义视角来研究。该剧因《木兰诗》增饰成剧，故事情节较《木兰诗》有更大的发展，内容更为丰富，在延续前人的叙事情节以外，给木兰增添了婚姻的归宿，这样一个圆满的结局反映了戏曲文类的叙事特点。木兰的形象在经典化的过程中，人们普遍强调其中女英雄的形象，而忽略了生活化的表达。经过千年的扩充和改写，徐渭为木兰增添了婚恋故事，使得坚强独立的优秀女性不仅具有勇武智慧还拥有爱情的关怀。在杂剧中，木兰故事得到了丰富，情节和人物的创新使得《雌木兰》成为了整个木兰故事中的一个新的经典。其原本在诗歌和笔记中无法展开的情节得以在较长篇幅的杂剧中得到补充。《雌木兰》对于木兰婚恋的改写较之元代的悲剧自戕结局对后世故事的影响更为深远。

徐渭将“木兰”的形象置于传统女性之中，表现在对其女性身份的不断强调。木兰准备从军之时，放脚成为了第一个障碍。木兰对于小脚的不舍源于对无法嫁人的恐惧。“回来俺还要嫁人，却怎生?”[4]1199这同时也表明木兰对于婚姻、家庭的渴望。即使在战场上英姿飒爽，舞弄刀枪，却依然受到女性身份的限制。传统女性的形象与女扮男装建功立业的男子气概相矛盾。在木兰说服母亲的过程中，母亲的担忧是木兰能否在从军过程中守住贞洁，可见在母亲心目中，女性的贞洁比生命还要重要。在木兰回归之时，作者借木兰之口，透露出与同行士兵的情谊：“论男女席不沾，没奈何才用权。巧花枝称躲过蝴蝶恋。我替爷呵！似叔援嫂溺难辞手。我对你呵，似火烈柴干怎不瞒。鹭鸶般雪隐飞才见。算将来十年相伴，也当个一半姻缘。”[4]1205徐渭笔下的木兰具有浓烈的“道德评判”意味，强化了封建社会下女性身份与婚姻生活的文化特点。缠足是旧社会的恶俗，但是对于明代的木兰来说，小脚是她女性身份的认同，代表自己是封建男权视野下的女性。木兰身上体现着明代女性对于建功立业的向往，以及美好婚姻生活的渴望。

传说是架通历史与文学的桥梁。传说的地位，大致居于信仰与幻想，或“自发”与“自为”的中间一带。[5]31黄陂木兰传说涉及了“木兰”的一生，包括木兰出世、木兰拜师学艺、木兰从军、木兰返乡后的故事、木兰之死以及死后显圣等。“木兰传说”同历史上其他英雄传说一样，在民间加以传奇化，经过历代流变传颂至今。传说叙事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构成了独特的景观叙事。明代，人们在湖北黄陂县的木兰山一带修建了木兰宫、木兰殿、木兰庙、将军祠、将军墓等十多座建筑物，为了纪念这位忠孝勇烈的巾帼英雄。

传说中木兰出世是玄帝送子。年老无子的朱天禄与妻子杨桂贞经和尚指点，到木兰山烧香祈嗣。朱天禄在木兰树旁打盹，梦到玄帝要将木兰降生朱家，真仙下凡，要为唐室建立奇功。相比《木兰诗》，民间传说中“木兰从军”的故事增添了更多神化的情节。木兰在从军前拜访三位师父，分别是铁冠道人、丧吾和尚、靖松道人。木兰征战至突厥都城前，自己的父母双亲被吊在城楼上，木兰面临尽忠和尽孝的难题，此时她打开铁冠道人交给自己的书信，知道城墙上的父母是妖术变的，于是烧掉符纸，在狂风骤雨中打败突厥。[6]50-58

在民间传说中，同样有“木兰自尽”的故事情节。王汉清搜集整理的《神奇的木兰山》中有一则传说《木兰抽剑剖腹》。[6]71-76故事将以死拒婚的结局改为唐太宗听信恶霸的谗言对木兰有所猜忌，于是木兰为表真心自尽。故事讲述木兰替百姓出头，得罪了当地恶霸，恶霸勾结地痞无赖向皇帝诬告木兰谋反，还买通了奉皇帝之命专程调查此事的许敬忠。于是木兰在张昌宗面前剖腹自绝。铁冠道人将木兰的心剜了出来，拿到木兰山脚下去洗，装到小木盒里亲自交给唐太宗。唐太宗开盒一看，木兰的心如白玉一般，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冤枉了木兰，于是惩治奸臣，到木兰坟前戴孝，立了“将军庙”，并亲笔写下“忠、孝、勇、烈”四个大字。

《会说话的鸟》讲述木兰的家乡双龙镇是块二龙戏珠的宝地。[6]87-91朱洪武怕这里出了贵人，夺走他的宝位，就传会当地县官，要斩断那跨越九座山脉的石龙头。县官把当地所有的石匠叫来凿山劈石，斩断龙头。木兰将军的幽灵经过，听到百姓们叫苦不迭，逼着地府里的判官，从幽灵还了她生前的原形，替百姓评理。县官被木兰将军的生魂吓病了，吩咐把县府所有的门都贴上了门神。木兰回到地府后，打听到了破二龙戏珠的法子，想要回去告诉县官，却被门神挡在门外。木兰和门神拼杀的事情，被地府的判官知道了，判官当即把木兰关进铁牢。铁牢外鸟仙化作画眉，替木兰传达了消息，斩断了龙头，解救了百姓。

木兰山不远处有座“马脚山”，山前有口井名为“三姑井”。相传这里原来有两座山，一座山前身是头牛，另一座山前身是条龙，每到夜晚牛在田里吃草，龙到处害人，附近的百姓时常遭殃。木兰听说后，前去劈山失败。王母娘娘托天兵将枣红马送给木兰，她跨上马征服了两座山。整座山变成马蹄的形状，人们便称它为“马脚山”。征服山之后，天大旱，木兰决心为百姓打一口井，无论怎么挖都不见水。王母娘娘派了三个仙姑，依次送给木兰挖耳勺、小金卡、银簪，这三件宝物使得井水清甜，源源不断，解救了附近百姓。从此这口井被称为“三姑井”[6]43-46。

在民间讲述群体中，木兰被塑造成为将军，是一个完美的、被传奇化的女性形象。木兰骁勇善战、至孝至忠、聪明伶俐、文武双全、性格刚烈。地域传说圈为“木兰”这一形象披上了传奇化、景观化的叙事特点。

1998年，美国迪士尼公司首次将“花木兰”这位中国传奇的巾帼英雄的故事搬上了动画舞台，在电影文化的讨论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这一女扮男装的英雄被美国电影赋予了新的审美意义。通过“迪士尼”影视叙事的方式，呈现了跨文化背景下“木兰传说”的中国故事，艺术化地展示了木兰形象的“文化差异”。电影中的“花木兰”在改编后成为了“迪士尼公主”，被赋予女性主义视野下的性格特征。电影《花木兰》在保留《木兰诗》基本情节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改编，将“忠孝思想”这一主题丰富成为表达个人主义与女性主义自我价值的追求。迪士尼版《花木兰》无论是在人物刻画，还是主题表现上都融入了美国文化精神，彰显了女性文化的内容，淡化了中国木兰传说的原有人物特征。电影通过“木兰传说”的基本叙事方式，重新塑造了艺术形象。

《花木兰》通过水墨画的片头、长城与狼烟，展现了中华文化符号。故事讲述的是一个柔弱平凡的女孩，作为家中长女替父从军的故事。迪士尼的动画电影中保留了木兰作为普通家庭女性的经典形象，完成了电影语言的人物形象再塑造，即从小女孩、女战士、女将军，再到女性感情和命运变化的成长过程。

电影叙事从木兰与“媒婆”的矛盾情节中展开，在“婚嫁”与家族荣耀的冲突中，人物性格在对立叙事的故事结构中缓慢发生变化。父亲腿疾不能参军，木兰为了家族荣誉悄悄替父从军，深夜不辞而别，与故事开始时邻家小女孩的形象反差较大，暗示着人物命运和性格发展的变化。与其说木兰踏上了争取家族荣耀之路，更准确地说是踏上了追寻自我价值的道路。她女扮男装踏上从军之路，体格上的劣势没有成为她退缩的理由，最终凭借机智和勇敢打败单于军队。

木兰从“婚嫁”矛盾中出场，媒婆作为对立面的女性形象，反衬出木兰作为传统女性只能“牺牲”，而无法实现自身价值和家族认同。自北朝《木兰诗》始，木兰故事的经典化叙述，难以发现木兰身上有这样的性格特征，因为木兰的婚姻问题或许早已安排好，并且花家不需要木兰通过婚姻来为家族争光。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女性与自己家族的整体命运关联度较弱。一般来讲，男性宗法社会中建功立业的成就几乎都是由男性来完成，因此木兰女扮男装、功成名就，就显得非常有“情节冲突”意义。木兰形象就是在矛盾情节中发展的，经典的叙事情节既出其不意，又在情理之内，那就是“替父从军”。国家征战招兵，自己的父亲年迈有腿疾，无法参军，木兰替父从军、征战沙场、建功立业就成为了她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

美国电影《花木兰》的叙事重点，通过紧凑的情节设置、人物性格的细腻变化，进一步提升人物形象的艺术性，尤其是作为视觉呈现中的“人物”艺术，如：军营生活画面，趣味盎然；
男女性形象对比，可爱生动，将一个古代中国的经典女性形象，带入了现代生活的美学视野中，尽管观众都熟知故事情节，了解故事结局，但是依然能够从电影中的“木兰”形象中，发现当下生活、发现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使得影片实现了“传说文本”的文化转化，满足了受众的现代审美需求。

《花木兰》电影情节多集中于军营生活和战争场面，这是电影作为视听传媒所展现的受众美学需求。电影木兰形象的塑造特点在于，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而努力奋斗，淡化了原有“忠孝仁勇”的观念，凸显女性主义视野下的性格特征，如独立、勇敢、坚毅等特点。《木兰诗》中塑造的木兰是一个儒家“忠孝观”视野下的女性形象。迪士尼对木兰人物形象的设计上进行了很大的改编，电影中木兰从一个家庭女性，成为一名勇敢坚毅的“女将军”，通过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实现了女性在男性话语权下自我价值的实现。电影中的木兰形象和故事发展相辅相成，展现了一个家庭女性独立成长的生命历程，这种形象塑造的美学思想背后，也是人物性格从矛盾害怕到勇敢坚毅，从“小家庭婚嫁”到“家国”精神的发展变化，正因为这种“情理之中”的形象发展特点，使得“木兰传说”即使在跨文化的多元叙述中，也能够呈现出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中美对于“花木兰”形象的建构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花木兰式境遇’是现代女性共同面临的性别/自我的困境。”[7]38如果说传统的木兰叙事是男性视角下对于女性的期待与规训，那么跨文化叙事的花木兰则是女性自我的追求与体现。电影叙事看似展现出了木兰忠孝的一面，但背后传递出的文化价值与“木兰传说”相去甚远。木兰从一个被社会大众质疑的“灰姑娘”，到成为女将军、女英雄，电影人物塑造的特点是个体命运发展的自我成长，“代父从军”背后肯定的是个人价值，突出的是女性主义和英雄主义特点，这些基于“美式文化”的艺术手法与木兰传说的中国叙事特点有巨大的反差。传说文化的跨文化塑造，在基本情节框架中，赋予人物形象充分的性格特征，这种“艺术形象构建”的过程，一方面要适应从传说到影视的体裁转换需求，另一方面也要适应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期待需求。

纵观木兰形象的历史流变，其人物性格的每一次变化，无不裹挟着时代社会的文化观念。在不同历史语境中，多种文类视野下的木兰形象不断融入时代话语的多元叙事特点，形成了“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审美范畴。“木兰”多文类的历史流变、跨文化传播，使得其艺术形象鲜活生动、深入人心。中国传统的木兰形象以忠孝为主，凸显了女性个人命运和家国精神的主题，也融合了不同历史时期“民间书写”与“正史书写”的文化观念。尤其是从书面文本向电影叙事转化的过程中，表现出情节增饰、人物个性、叙事主题等传播变化，这对于民间文学资源现代性转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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