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商绅引入与仓廪职能改善——以黄河中游交界区域为考察中心
时间：2023-02-09 08:25:0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余 龙
传统中国以农为本，黄河中游交界区②则是农耕文明的中心之一。为缓解农耕产量不足的影响，通过构建仓廪实现对农业的补充。然自明清以来，封建国家已从初期对地方制度建设的努力推进和主动改善，展现出封建王朝的“滞后”特征。仓廪作为实现地方稳定和保证民众日常使用的重要农业保障内容，却是高效不足、管理缺失的现象逐渐显现。对此情境，明清官方亟需找到新的替代者，以满足农业发展和民众生活的需要。同时，明清也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时期，黄河中游从农耕文明转向商业中心，进而产生诸多商帮。随着商业思潮的涌现，带动交界区商业与商人的不断发展，促使地方乡绅实现自身身份的多元与传统生业的转型。
明清商绅作为地方发展的实践型人才，既需通过参与地方活动，找到立足可能。又得提升业务水平，拓展商业领域。商绅在地方履行诸多职责，就是自我实现的机遇。包括诸如运河、堤堰、交通、筹粮等筹款并主持修建［1］（P29）。它极大地满足了双方的共同需要。目前，仓廪研究十分丰富且不乏对相关问题的探讨研究③。但多从制度建设、主体分析、建筑设计差异、地方慈善等角度分析仓廪，地域多以安徽、浙江、广东等宗族繁盛、经济发达之地展开研究，对黄河中游的仓廪则分析不足。
（一）区域地形
黄河中游交界区是晋陕豫三省以黄河为中心的区域选择，它们三省都位于黄土高原，具有相同的地形地貌，以平原、盆地等地形为主，其中也存在面积广大的丘陵沟壑区。如陕西省中部的关中平原、山西省临汾盆地，地形西高东低，地势较为平坦，气候温和，具有温暖带大陆性半湿润季风气候特征。它极大地便利了农业生产，其中“原”是黄河中游附近的主要地形，也是黄土高原特有的地域名称或某村庄的名称，在晋、陕尤多，它的出现就利于粮食的大量收获。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该区域特殊的地理特征，尤其使得黄河中游成为古代中国农耕文明的起源之一。
表1交界区（陕西）局部土地资源类型结构分布表
进入明清，它已丧失了此前时代的自然条件和政治因素。同时却对经济产生限制。如因水土流失导致交界区支流淤塞，周边居民无法开展相关的农业生产，“一废而不可复举者，其故皆由于秦地高卬，岁多干旱，小民争尺寸之利，一遇沟渠枯竭，从而艺植其间，一渠湮塞则上下皆断流，而大川皆付之无用。”［2］（卷1，P72）而且，黄河中游对土壤的侵蚀非常严重，造成黄河含沙量的增加，并引起下游河道出现淤积、决口、改道等疑难症结的出现［3］(P165)。
（二）仓廪的使用与推广
明清时期，黄河中游三省交界区社会逐渐平稳，人口有稳步增长。而仓廪就是明清王朝着重在地方推广的重要措施，用以维护地方的日常秩序。
因而，仓廪制度自明初就开始应用、推广。明清皆为享国祚较久的王朝，经济发展主体仍以农业为主，其中就得益于仓廪的日常使用。洪武十一年六月，“蒲州万泉县旱、饥，诏：发廪赈之。户九千九百三十七，给粟、麦一万二千七百三十九石”［5］(卷119)。永乐九年闰十二月，“山西蒲州临晋县言：县连岁不登，民多流亡，请以樊桥驿所贮小麦万八千余石赈之，从之”［6］（卷123）。可见，明初仓廪中粮食种类、数量的丰富，它主要为缓解地方旱、饥，有效地解决交界区的粮食不足问题。只是仓廪对民众而言，使用后需要如数报还。宣德九年二月，“陕西布政司奏：西安府咸阳县……去年秋雨雹伤稼，人民饥窘，已发官仓杂粮赈济，俟来年秋成如数还官”［7］（卷108）。
成化十二年九月，“巡抚河南右副都御使张瑄以河南水旱相仍，赈济无备，奏乞纳米给冠带散官”［8］（卷157）。按此规定，就可实现仓廪的循环运行，实为利国利民的好制度。不夸张地说，仓廪完备利于明清数百年基业的奠定，所以旧制度对当时而言，尽管是暴虐、低效，但还有相当的社会必然性，且在最低层次上也具有某种经济保障［9］（P207）。
仓廪作为一种地方制度，它的功效随着应用的频繁，不再局限于供粮食、稳社会的作用，除满足民众日常应用外，还有密切邻省关系、保障军事的历史功效。
（一）基础应用
仓廪作为地方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并非依靠民间组织的管理，而是通过地方政府指派官员、胥吏实现具体操作。“备询其家业之口，而自注之于册……不必假手胥吏，一旦遇有水旱赈济之事，举前所自注之册，按多寡之数而赈给之，视贫富之等而酌量之，自无舛错、遗漏、浮冒之弊”。［10］（第3期，P17）明初官员尚能自我约束、负责，“每县于四境设立四仓，用官钞籴谷储贮其中，又在近仓之处，佥点大户、看守，以备荒年赈贷……皆万世之利，自洪武以后，有司杂务日繁，前项便民之事，率无暇及，欲修惠实政惟在守令而已。大抵亲民之官得人则百废举，不得其人则百弊兴，此固守令之坐会责”［11］（杨文定公奏疏“预备仓奏”，P73）。除负责仓廪的日常出入库和粮簿登记入册，他们还有日常宣传和鼓励捐输的职责。官员逐渐认识到“义行”的局限，“止仗此一二好善乐施之人捐输，石斗升合之谷，所济能有几何？臣辗转思维，窃以为人情好义之心，每不胜其趋利之心，若就其趋利之心顺其情而利导之，其事易行而公私两有裨益”［10］（第3期，P24）。可见它欢迎“义民”的善举，并期望有效激发他们的参与热情。清康熙时，“山西与各乡里都劝捐社仓，现今大州县有捐至三五千石者，其余州县亦皆有数百石至百余石不等，令其从容劝输，务有成效”［12］（第2期“伊都立”，P58-59）。之后，逐渐促使地方加快设立仓储，并根据州县范围和地方经济状况完成仓廪的充实。
（二）助力邻省
明清时期，黄河交界区属于三个实体行政区划的虚拟联合，通过仓廪互助拉近了三省的心理距离，成为利于成为省际民众认同加强的研究典范。陕抚王璇称：“全陕救荒无策，议借漕粮运贮孟津县，由陆至陕州，由舟至关中接济，或岁贮数万于孟津，以备山、陕、河南三省缓急。”［14］（卷192，P3618-3619）只是理念虽如此，因为传统所致，执行却也不易。“尝见往昔州县官司，各专其民，擅造闭籴之令，一郡饥则邻郡为之闭籴，一县饥则邻县为之闭籴，况今天下一家，民无尔我，均朝廷赤子，今后灾伤去处，邻界州县不得辄便闭籴”［15］（卷162，P1637）。之后就成为臣子取信于上的方式，“川陕总督年羹尧运米万石至山西，甚洽朕意，岂有坐视邻封乏食，反行禁遏之理，自今凡邻省郡邑，偶遇荒歉，即相与赈恤，毋得各分疆界，漠不相关。”［16］（卷1，P119）雍正对年羹尧运粮邻封很是赞赏，认为“今天下一家，自宜缓急共有”，这就为交界区所在的协同发展打下基础。
（三）服务战争
之后国家承平日久，仓廪成为区域战争的重要粮源，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充足是战争成功的保证，明代尚不明显，以清后期为多。李鸿章奏议载：“行军以筹粮为先，秦中久遭蹂躏，陇军分途办运，粮价极昂，臣军远去人地生疏，仓猝无从采购，饥乏堪虞，查晋省濒河各处防军无多，购粮较易，抚臣李宗羲暨藩司何暻遴派妥员驰赴吉州、蒲州一带沿河地方，分投采办米麦各二万石，择地寄储，以便由潼关入北山就近运取，倘一时办不及数，应准借拨沿河州县存仓谷石，务期储备足额，勿误要需。”［17］（第4册“奏议”，P30）清后期交界区仓廪构建的有效和粮食储存的丰富，也是仓廪构建必要性和积极效果的呈现，否则难以满足战争对粮秣的需要。
仓廪，并非简单的建筑单元，它背后蕴藏着传统的互助文化，它滥觞于隋代，它得益于当时国家的强盛现实，而明清国家疆域的不断扩大，提升仓廪的构建规模，也需要借助更广泛地群体参与进去，以期望改善、维持他们的生活；
而传统官方的管理模式则趋于停滞，甚至严重影响了仓廪助民模式的发挥。成化六年令“州县掌印官亲管放支，不许转委作弊”［18］（卷22“户部九”，P152）。但现实与理想出现偏差，尤其是原本对地方仓廪的管理出现各种不当及混乱举措，以及因粮食不足导致的严重社会问题。可见，一旦州县管理失措，仓廪应用必然失序。
明清时，时人已认识到仓廪恰当用人实为关键魏源总结称：“春散冬敛，取息什一，得先王春秋补注之意。然出入之际，最须得人，否则为青苗之续。”［19］（卷28“户政三”，P598）商绅介入前，一旦捐输不足，充实仓廪就是必需，都由官方采买。“平阳府至蒲州左右一带州县地方辽阔，向来从陕西贩买粮石至彼处粜卖者甚多，今岁陕米到来甚少，米价稍长亦不可不预为筹画，今查蒲州由水路可到绛州、太平等州县，与平阳府附近且与陕省潼关帖界亦再添仓粮二万石，庶可通融接济”［12］（第2册“伊都立”，P84）。并也考虑粮食数量、路程远近。乾隆四年九月张楷札称：“陕省连岁丰稔可酌拨米十万石由黄河运至豫省， 较之楚省陆运为便。”［20］（卷3，P96）只是逐渐流于形式，出现成本把控不准、精力耗费巨大，进而管理出现不负责、易贪腐等弊端。
（一）采买舞弊
其中采买最易上下其手，从中渔利。“采买一事最易滋弊，若不严行督察实办采办，或不肖州县及胥役等有藉词勒买、短发价值等事，是非所以恤农而适足以病民，转为地方之害，俾小民均沾乐岁之利， 毋许官役短价勒买”［21］（第40册，P234）。这就是传统时代对地方胥吏多有诟病的原因，他们破坏的不仅是仓廪制度本身，更是对传统农业时代“互助”理念的侵犯。明清时由官方运行的仓廪体系中，虚开票据、擅具价格等比比皆是。
只是积弊太久，难以更改。“窃维各省社仓，原系积丰年之有余，备歉岁之不足。守掌在民，官无侵那之患；
稽查在官，民无中饱之虞。立法诚为至善。但日久弊生，州县视非经管漫不留心，以致出纳多有不实，且因社长从不更换，遂致视如己资，任意花销亏缺，闾阎不能受社仓之益，是以续捐无人”［10］（第3期，P39）。最终通过仓廪的构建，达到胥吏肥己的效果。
（二）管理疏失
明初仓廪虽由民间自行处置，官方并不干涉勒，但之后须造册呈明，即对仓廪管理的透明化要求。嘉靖十四年（1809），朝廷“查盘亏折，坐问侵盗，经收人员昼夜忧虑。性命犹轻，钱粮为重”［23］（卷23，P1215），可见明代官员尚能达到“自创一仓，日禄惠兆”的目标［24］（卷16“宦绩”，P263）。之后则管理渐失措，清代更为严重，不利于仓廪构建的完备。长安县“仓正吴永春擅粜仓粮，继而吴永春举其姻亲罗荣接充仓正，即请将粮石出放，得息修仓，以补吴姓之亏，借修仓以邀”［25］（卷1，P26）。同治初，“山西运城运埠盐库大使安福病故后，计短仓谷三千八百九十余石，当即饬摧呈缴，岂该家属仅将自置畦地变价银七百余两，交官作抵，不敷谷价甚巨。仓谷重储，岂容颗粒亏短？安福任所赀财，著即行查抄”［26］（第13册，P633）。
除交界区局部侵害仓廪的行为，更有大规模的无视法规，在各处公然进行漏洞百出的管理和以次充好的把戏，官员互相包庇、借鉴，竟成有名无实。官员交接前后，按例应逐一检查、核对簿册，但多成形式化。规定虽然很严格，特别是要求官员离任时将仓社粮石数目交结清楚，多是敷衍上官。
仓廪管理者在法律和道德的加持下强迫民众接受各种不合理的要求，以便于他们的利益攫取。同样是购买行为，但官、商行为蕴含的商业技巧却是云泥之别，“官往买，商亦往买，商买而谷仍贱，官买而谷必贵”［28］（卷11，P196），管理的僵化不利于仓廪运行的灵活，过多的限制挤压了官方的经济空间，它消耗了民众对仓廪的认同，导致制度效力的衰减。官方管控的失措，不仅导致民众利益受损，更危及官方统治，所以，引入商绅成为必要之举。
仓廪本为利民，但明清时制度运行的滞后已严重侵害国家、民众利益，进而阻碍地方成长。王朝中后期，国家事务繁杂，长期的因循守旧，缺乏应对复杂状况的能力，即使有好提议，政策总因纷杂的利益纠葛而流产。而交界区吏治腐败、社会动荡，影响了官方对仓廪问题的正视，影响国家发展与民众生活，官方必然寻求新的力量介入。“商东买而西卖，官一买而不出故也……商之所在，即仓之所在也，今之商未闻有积死货而不流动者，为积贮计，待本地丰收随粜随补，四方之商，闻某地之钱多而米少，虽千万石往矣”［19］（卷20“吏政六”，P230-231）。因而，商绅介入黄河中游交界区的仓廪构建与管控后，切实带来了仓廪完备与地方稳定。
（一）个人助力仓廪积谷
商绅首先是某个体，他们有意愿服务乡里，通过参与地方事务获得官方好感，这是商绅学会于被衍生或官方下达的任务中有所作为，进而修炼自身乃至群体的能力，且该行为一直都在进行着。明代，平阳府洪洞县，“翼州等州县租税往年以其半运输，护卫山涧险阻人力艰难，常以重价就彼易粟，甚至破产不能输者······宜令富者减半，贫者除豁”［6］（卷25）。刘聚干才敏捷、赈济有方，全活以千百计［30］（卷3“治绩”，P362）。清代，宋寿昌“为里社长，经理钱钞无私染，以故人皆器重，有他乡贾客由豫来岳，信宿其家，寄金二百而去”；
雷发庆“宿友人梁鸿治家，雷君周以衣食，并为梁父子积资使营商务，卒能成全一家生业”［31］（卷11“人物志”，P736、754-755）。陈登高“贾罕村人，以贩药起家，虽业商而好义轻财，光绪三、四两年（1877、1878）大祲，捐金助赈外，由豫省粜米若干石以济乡之贫乏者”［32］（卷13“孝义传”，P257）。他们的行为虽被解读为“义举”“善行”“慈善”，实际却是对仓廪经营的初步展开。
（二）商绅群体仓廪贮粮
之后，商绅个体凭借各自想法的趋同实现了在交界区的联合。明清时代，快速带动商绅群体发展的关键方式就是承揽官方业务、满足官方需求。在认识到商绅具有的低成本、高功效的具体作用后，官方开始普遍地让商绅参与到粮食购买、军需运输上。而长途奔走与低价购入皆为商绅的职业素养，商绅通过互相协助，壮大发展队伍，成为利用市场变化为多样的社会目标服务。
1.应对灾歉。曾国荃奏称：“商贩买粮接济，本年山西灾歉，河东运城地方商贾辐辏需粮甚多，现由商贩筹备资本分往河南南阳府赊旗镇。”［33］（卷60）李鸿章奏称：“该省平阳、绛、解等处……该数属产粮本少，向借他处接济；
今四面旱荒，民食更缺，粮价益昂，待粜尤急。奏调来津之翰林院编修吴大澂已劝捐集资购粮七千石……察看设局平粜，仍招劝南中绅商续筹运济。”［17］（第7册“奏议”，P451）
2.减少购粮支出。川陕总督佛伦奏陈：“潼关收粜米粮，请敕邻省督抚动帑，招商贩抵关，亟济被灾兵民事。户部议，于潼关地方选委员，贤能道厅等官，随米价消长收买，再令直隶、山东、河南、山西、湖广五省督抚，各动库银十万两，招殷实商人给发，令于粮贱处，无论米谷麦豆，收买抵潼关粜卖，其多利息不计，止将原给本银收取可也。”［34］（卷4）这就指出商绅跨省运销的优势。
（三）官府用政策鼓励商绅建设仓廪
地方由于胥吏的贪墨导致管理的混乱，导致仓廪购运、粮食积累出现亏损，无法完成规定任务。商绅通过营商手段的发挥，得以取得协助地方政务的资格。为避免上司责难、法令追究，逐渐认识到“至采运粮石，全在商贩流通”［17］（第15册“奏议”，P23）。
在认识到商绅在交界区的巨大作用后，为招徕商绅和提升国家力量，除提供地方仓廪运作的直接支持外，还提供各种优惠政策以便其主动前来参与交界区各地的仓廪构建。具体如：
1.免税。通过免征运输、通关或货物等税，吸引商绅从事其中。“凡运货赴晋豫者若带粮百石，除免米粮厘税外，并免他货税银数十两，千石者免数百两，以期踊跃运赴”［35］（第4册，P71）。凡赴邻省采买仓粮及拨运赈济米谷或督抚于给发委员信牌内填明所买所拨数目，经过关口验实放行，免征税课，其雇船只仍纳过关船料［36］（卷90“关税”，P193）。
2.让利。为保证地方米粮的充足，通过发放资本金招募交界区商绅从事粮食运输，很大程度上让利于商。1693年，西安经济尚未恢复，户部让陕西地方招募身家殷实的富商，给以正项钱粮，听任他们去各地采买粮食，运回西安发粜，利润归商所有，商人只需在正常后归还原领政府本金即可［37］（P245）。“饬司派由票商借拨巨款，委员分赴各地陆续购运来陕，且招陕商贸易各地者自集资本采运米粮以顾桑梓，庶几冬春之间可以源源接济，则民心自安、事变可弥”［38］（卷4，P212）。可见对商业支持力度之大，以上努力更使交界区仓廪构建得到巨大改观。原本不均衡、不稳定，又受山地阻隔、交通不便的“嵌入式”粮食生产，因“缺粮的敏感度更为剧烈，商人在粮食分配中的作用也增强了”［37］（P148）。
明清以来，黄河中游交界区已不再是传统农耕的中心，而蜕变为凭商崛起的新区域。仓廪作为农业时代的制度遗存依然在发展，只是曾经的农业经验趋于衰退，它需要依靠新的力量，方能实现自我的革新。传统时代的仓廪就是世俗官僚国家对社会实行基层控制的标志，也是少数群体对多数群体渐进的抑制过程。通过对明清仓廪职能和引入商绅的具体分析可知，明清黄河中游交界区的仓廪缺乏利民、安民的功效，尤其是地方仓廪构建与管控已无法通过传统时代中单方面的道德施加与法律认知而达成目标，尚需引入全新的社会力量，改善地方社会已然浮现的无序和混乱，达成国家的治理期望。对地方商绅而言，它是商业拓展的极好机会，明清在仓廪制度中引入商绅后，虽然“生存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继续存在，但灵活的粮食流动也在减少歉收带来的威胁，为提升经济的专业化和多样化，应对粮食生产的波动，扩大了所有层次的商业流通”［40］（P184）。在此情境下，朝廷不得不引入商民，即传统时代最受鄙视、忽视的广大群体，这是前者在面对自身力量不足的客观情况下，为避免国家运行不稳所做的“被动改良”。
注释：
①黄河中游交界区指以黄河为中心的晋陕豫三省交界区域：明清平阳府、泽州府、潞安府、蒲州府、绛州、霍州、解州等直隶州，河南府、陕州直隶州，西安府、同州府、商州直隶州等府、州、县。
②相关研究有：陈春声《清代广东社仓的组织与功能》，载《学术研究》1990年第1期；
余新忠《1980年以来国内明清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6期；
吴滔《明清苏松仓储的经济、社会职能探析》，载《古今农业》1998年第3期；
白丽萍《试论清代社仓制度的演变》，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刘永刚《清代陕甘地区仓储探析》，载《文博》2008年第3期；
段建宏、岳秀芝《明清晋东南社仓、义仓初探》，载《唐都学刊》2010年第3期；
穆崟臣《近百年来社仓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农史》2011年第3期；
王玉朋《清代南京地区的仓储建设》，载《农业考古》2015年第1期；
施由明《清代江西乡绅与乡村社会治理》，载《中国农史》2015年第2期；
郝红暖《清代名臣方观承的惠政及其为官从政特点》，载《安徽史学》2016年第5期；
陈支平《朱熹的社仓设计及其流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6期；
叶玲、杜振虎《清代陕西仓储制度的建设与管理运营初探》，载《农业考古》2016年第4期；
张佩国《传统中国福利实践的社会逻辑——基于明清社会研究的解释》，载《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2期；
吴四伍《清代仓储的经营绩效考察》，载《史学月刊》2017年第5期；
刘宗志《从清代社仓与义仓之差异看民间社会经济之增长》，载《中国农史》2018年第2期；
杨国安《明清时期的乡村社会保障体系》，载《人民论坛》2019年第6期；
郝红暖《清代直隶义仓的兴废——兼论光绪初年方宗诚在枣强的义仓建设》，载《安徽史学》2020年第6期；
施由明《论明代江西乡绅与乡村社会治理》，载《农业考古》202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