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世批判的辩证生态观阐释
时间：2023-02-02 18:50:0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徐学通 田 月
(1.同济大学，上海 200030；
2.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60)
近年来，由于人类行为对自然界的过度干预，致使地球生态问题频发，各国疲于应对生态危机带来的一系列难题。2022年的极端高温天气更是波及多国，人类愈发意识到生态危机的严重性。早在21世纪初，气象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就提出“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概念，警示人们地球生态危机的到来，此后关于这一概念以及相关生态问题的讨论便逐渐受到地质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学者的关注。如今，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人类世”再一次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何为“人类世”？人类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如何？“人类世”这一概念是否仍然适用于技术加成下的现代社会？如此时空背景下，本文首先对“人类世”概念加以反思，并在对人类世话语中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指出，唯有冲破资本逻辑才能有效缓解人类世危机。其次，聚焦于加速主义作为资本超越的工具的有效性与局限性。再次，在“速度”无解的情境下本文将回归于生态批判，从碳正义的角度来讨论目前资本主义逻辑下的生态治理现状及其弊端。最后，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观对人类世未来的形态加以思辨性讨论。
“人类世”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地质学研究中。2000年美国气象学家保罗·克鲁岑在参加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相关的地球系统科学家会议上为反驳“全新世”脱口而出“人类世”一词。同年，其与美国生态学家尤金·斯托默(Eugene Stoermer)合著一文以阐释“人类世”这一术语。[1]紧随其后，克鲁岑于2002年发表了关于人类世的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并通过这一概念来映射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生态危机。[2]他们同时指出，人类世开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3]基于这一背景，美国化学家威尔·斯蒂芬(Will Steffen)进一步发现，人类活动对于地球生态的影响自20世纪50年代起形成一场“大加速”(Great Acceleration)。[4]在这个大加速的时代，人类活动呈现出全球性的特点，并加剧了环境恶化的烈度，使得地球生态进程偏离正常发展轨道。[5]具体表现为，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空气污染、土地污染和水质污染加速恶化，全球更多极端天气发生，生物多样性惨遭破坏，由此引发的生态危机以及伦理问题日益严峻。
源自于对人类活动的批判而提出的“人类世”概念，人们在对其本体研究的同时，如今逐步进入超越地质学的研究阶段。菲利普·吉布德(Philip Gibbard)认为，人类世更应该被定义为一个正在发生中的事件，其中包含了更为广泛的人为环境和文化影响。[6]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指出，人类世的边界意味着包括巨大且不可逆转的破坏在内的多重影响，其对象包括的不仅是地球上存活的人类，还包含自然界中的无数其他生命。[7]斯蒂芬妮·韦克菲尔德等人(Stephanie Wakefield)则聚焦于非对称人类世的弹性问题。[8]质言之，对人类世的研究与讨论不仅具有现实价值，更包含一定的哲学意蕴。
同时，充斥着“人为”的人类世，也加速了风险社会的形成。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认为，工业发展的复杂性因素导致了风险社会的产生。[9]其对于风险社会的形成阶段与克鲁岑所判定的人类世开始阶段相吻合。在工业社会这个系统中，人类不计后果地进行多样态的活动，风险社会随之形成。人类世中，风险具有内生性与延展性。[10]换言之，人类的决策与行为将是风险产生的源头，且会作用于整个生态系统，进而产生毁灭性的危机。据此，将全人类视为作用主体，如今的人类世面临着双重风险，即当下风险与未来风险。
具体而言，人类世所面临的当下风险最为严重的是瘟疫与核危机。从黑死病到SARS、埃博拉等传染病的防治来看，瘟疫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看似在逐渐减小。实则，本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其暴发式冲击对于“安逸”的人类社会无异于当头棒喝。不但人类最根本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全球经济更是一度陷入停滞状态，导致难民数量不断增加。更有甚者，西方自认为的资本主义优势不再明显，世界格局因此发生重大变化。此外，核危机的存在时刻威胁着人类社会。切尔诺贝利事件的核辐射影响依然存在，日本核泄漏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俄乌冲突中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引起全球关注，由此可见人类社会对于核武器忌惮如初。然而，核武器作为综合国力的主要标志又注定被各国所推崇。这使得核问题在当今世界处于“悖反”境地。
人类世所面临的未来风险即为气候恶化与智能侵略。由“人类世”这一概念的起源便知，肆无忌惮的人为活动致使自然风险增加。例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四次评估报告对1980-1999年至2080-2099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的“最佳估计”范围为1.8℃和4.0℃。然而，这一时期实际温度的涨幅极有可能在1.1℃至6.4℃之间。[11]由此引发的海平面上升及恶劣天气事件将对人类世的未来产生灾难性影响。此外，智能技术的提升与发展也将诱发人类未来的生存危机。例如，技术传播所引发的意识形态风险、技术超越所引发的“共生”风险以及技术殖民所引发的安全风险等，目前甚至出现了“元宇宙”可能取代“人类世”的论调。
面对充斥着危机与批判的人类世，身处其中的人类所追求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全人类的解放何以成就？因此，对于人类世的反思以及人类未来出路的展望亟须提上日程。
在人类世中，人类可以凭借自身的影响力来介入大自然的演化进程。可以说，如此的逻辑论断恰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要义相同。人类中心主义是将人类与自然对立的二元论，其中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其在价值论层面上肯定了人类是万物之主。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其著作中多次表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色彩，并将人类置于万物中心的位置。他认为，其他动物都必须通过人来实现其自身价值。[12]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更是强调拥有意识的人类之于自然界具有绝对的统治优势。[13]17世纪，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也提出“人是目的”的哲学命题，其将理性作为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的界限。因此人类唯有具备理性才能作为价值的评判者，“理智的法则不是理智从自然界得来的，而是理智给自然界规定的”。[14]
由上述追溯可知，人类中心主义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特点。在面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内部关系时，人类通常将自身置于自然的对立面，致力于扮演征服者与统治者的角色。然而，人类这一角色的定位彻底忽略了大自然的强大能量。由于人类的肆意活动，大自然的沉睡能量逐渐被激活，最终将人类自身置于毁灭之境。同时在人类世中，人类中心主义还表现为极具资本色彩的精英主义“理性人”。因此，在一些学者看来，人类中心主义似乎是造成当前人类生态问题的始作俑者。[15]然而，人类中心主义到底有何不妥？人类世中的人类中心到底有何不良影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是否能够帮助人类有效解决生态危机？对此反思如下：
第一，风险社会根源于人类中心主义。贝克在对风险社会分析时指出，风险产生的“原因逐渐变成一种总体的行动者和境况、反应和逆反应的混合物”[16]。依据贝克对于“混合物”的认识与分析，身处于工业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对风险的产生负责并且承担相应后果。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人类世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是风险社会形成的根本性因素。[17]身处人类世中的人们在人类中心主义的逻辑编织下开展各项活动，导致一系列用于防范、应对和处置风险的活动出现了目的性的偏差，不可避免地造成如今危机四伏的风险社会。
第二，人类中心主义已无法适应如今的生存环境。面对如今呈现出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人类生存环境，将人与自然对立的线性思维已然无法立足。一方面，人类的发展与自然高度融合且相互制约，人类在驯化自然的同时，其产生的恶果反过来又对人类的发展造成难以逾越的阻碍。另一方面，全球性传染病的暴发以及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加剧了社会的复杂程度、增加了人类生存环境的变数。人类中心主义已无法应对如今瞬息万变的生存环境和变幻莫测的生物群体。
第三，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悲观批判仍然存在分歧。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提醒我们，人类在共享一个植根于地球的“共同肉体”的同时也在“束缚地球”。[18]霍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则指出人类中心主义不足以保护生物多样性。[19]然而，蒂姆·海沃德(Tim Hayward)却在《人类中心主义：一个误解的问题》中强调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是在被误导下进行的，甚至表现出一种厌世的情感趋向。[20]此外，以威廉姆·墨迪(William Murdy)、亨利·麦克洛斯基(Henry McCloskey)为代表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则认为，在考虑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仍然需要将人的价值放在首位。[21]
西方生态伦理思想先后经历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的演变，并且目前仍存在较大的争论。然而，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都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仅将视角局限于生态危机，进而忽视了其与资本主义的内生性联系。生态马克思主义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源性因素是资本主义及其支配下的全球生产关系，只有走出资本逻辑，才能有效解决生态危机。[22]基于此，着眼于资本批判，创设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新样态，即辩证生态观，并在此基础上对人类世的未来进行分析与展望，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研究。
由上述分析可知，资本主义逻辑是人类世危机形成的关键因素。为冲破资本逻辑的桎梏，加速主义选择以“速度”为突破口。当下的人类世时代，“加速”的社会形态已经常态化。而以“加速”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的手段是否具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
诚然，技术加速能够部分解决实践性的生态问题。例如，技术变革促进机器生产数字与自动化，在使生产活动更加高效的同时，也降低了温室气体的排放，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了生态问题。再如，科技的高速发展使人类得以更加自如地应对传染病的危害。[23]技术进步实现了从传染源头，到过程防疫，最后到确诊治疗的全方位渗透，有效降低了人类的死亡率。
此外，在方法论层面，为构建“后资本主义”时代，以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与尼克·斯尼斯克(Nick Srnicek)为代表的左翼加速主义学者并没有否定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大能量，反而拥抱技术加速，主张以“公共性导向”“技术领导权争夺”“共鸣与平衡”来实现资本主义超越。[24]然而，在了无边界的加速之下，生态、气候以及人类社会的难题是否会先于资本主义被攻破？显然，试图溯源于“机器论片段”的加速主义并未袭承马克思关于资本批判的精髓。其初衷将技术视为解放人类的主要工具和有效手段，却夸大“技术决定论”，企图利用技术和加速来掩饰资本主义，实则毫无人文关怀。具体言之，无限的技术加速对人类社会的危害加剧，主要表现为：
第一，技术加速将导致对人类主体性的超越。在智能技术的影响下，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形象及人类之间的联系方式将被超越，进而呈现出一种高度互联的共生景象。智能技术逐渐将人类主体性的边界打破，并通过数据链接的方式将具备理性自律意识的人类形象所超越，最终实现数据与意识的链接共生。[25]同时，在治理层面上，生命政治的治理对象也将会呈现出由“肉身人”(corporeal person)向“数字人”(digital person)的转化。[26]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就曾表示，人类未来的存在形式即为智能技术影响下的数据流。[27]在这种虚实结合的未来场景中，人类的主体性被反复超越，这无疑对人类世的底层逻辑造成了巨大挑战。
此外，加速中的人类生活越来越依赖于智能技术，因而，逐渐强大的“数字幽灵”正不断侵蚀着人类。智能技术的发展带有解放人类的目的性，然而，如今其伴有侵略性的加速发展却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28]决策依赖、治理依赖使人类处于被领导地位，难以实现用技术埋葬资本主义的“乌托邦”构想。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指出：“自我主宰是我们人之为人的本性。”[29]被技术所领导背离了人类世的理想形态。
第二，社会加速将加剧人类的认知障碍。在现代化的讯息传播以及网络化的交通运输的笼罩下，身处于人类世中的每个单一个体都将会收获一种“光学厚度”，这种光学厚度意味着人类世中时间与空间向度的压缩，人类可轻易实现“瞬间到达”，同时其“感知世界”也终结于此。[30]换言之，人类认识世界、感知世界的根本途径被剥夺，徒流于符号作为存在的标记。由此可见，相比于加速主义，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则更加关注被其忽略的时空观。然而，在这种“不在场”的时空透视之下，人类即将面临“死亡”的等待。
此外，这种边界模糊的时空压缩，不仅会消磨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且会将人类推入自我认知的漩涡。一方面，地理边界的消失、多重文化传播的冲击使个人无法实现身份认同。另一方面，身处加速社会中的个人极易顺应环境，在技术支配下实现“内卷”性前进，久而久之便走向封闭与虚无。如此背景下，人类便更加无法实现与环境的“共鸣与平衡”。同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的“共鸣轴”实则是将人类置于被动局面，人类仍需被迫加速来实现对周围环境及关系的适应与平衡。[31]因此，这种寻求“共鸣”的手段将使社会加速进一步恶化，进而难以实现人类所期许的美好未来。
第三，加速熵增同样加速封闭人类世的终结。斯蒂格勒认为，人类世是一个熵性时期，其不是可持续的，而是全球性的高速和大规模的毁灭过程。[32]斯蒂格勒所说的熵性系统，实则是一个具备高度自动化的封闭系统。而如今进入大数据时代的人类社会，其去自由化的开放性知识系统正在逐渐被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高度技术依赖的封闭系统，即大范围且高速扩散的熵性系统。其中，机器的发展致力于高度的标准化与高速的自动化，从而使知识进一步丧失，因此机器也是具有熵性的。如今，人类社会对于技术、机器的依赖便可以说是对于熵的依赖。然而，“比机器剥夺人类的技术个体资格更深刻的是，熵的威胁，它给人们带来了面临工业技术进化的恐惧。”[33]急剧熵增的封闭系统并不是可持续性的，其必将走向崩溃和灭亡。因此，熵性人类世的可持续性和存在性将受到巨大挑战。
另一方面，在社会加速背景下，人类生活成本激增，由此诱发的社会性问题日益突出。例如，人类呈现出晚婚晚育的趋势，同时不婚不育的群体也在不断扩大，以至于人类世未来将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便意味着人类世的未来将会呈现动力不足，甚至动力消失的景象。推动时代转轴的原动力不再，人类世终将面临崩溃的风险。
加速主义试图以技术来冲破资本主义的牢笼，然而其并未摆脱“技术乌托邦”的属性，无法触及推翻资本主义之根本。因此，欲解决资本逻辑下的人类世危机，还需回归于生态批判。
资本主义在处理生态危机这一问题上更像是庞大骗局的幕后操纵者，即开出大量空头支票，实则承诺无一兑现。英国生态学家戴维·佩珀(David Pepper)认为，资本主义的利益主张与生态主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呈现出一种纠缠与矛盾的状态，而这种纠缠与矛盾恰恰成为阻碍资本主义成功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因素。[34]诚然，西方的环保与可持续发展意识更早崛起，相关组织机构也在积极推行绿色发展理念。然而，资本主义却冠冕堂皇地将其作为政治发展的工具，在亟须动员民众时高举绿色生态的旗帜，而在面对资本私利时则断然将其抛弃，美国对于《巴黎协定》如此反复的态度便是最好的例证。可从两方面分析资本逻辑在生态危机中的渗透：
第一，资本积累造成的社会失衡。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以资本积累和不平衡地理发展为核心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态体系的运行机理。其认为人类的非凡进化“创造了特别的社会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地理镶嵌图；
正是由于资本积累所形成的这种不平衡地理发展，致使自然环境进一步恶化。”[35]结合现实来看，资本主义为了自身的高速发展与进化，毫无节制地利用先发优势，利用地理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形成了所谓发达与不发达的不平衡地理发展。在极度不平衡地理发展的蓝图中，发达的资本主义仍私欲横流且不知收敛，将不发达地区视为“废物处理中心”，进一步加剧该地区的环境问题，从而使其最终丧失发展的资源与机遇，陷入暗无天日的恶性循环当中。因此，国际社会在资本积累中将处于越来越失衡状态，并且作为肇事者的资本主义全然不以为意，甚至打着全人类的旗号更加理直气壮。
第二，资本操控下形成的生态恐惧。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认为，“主流的生态学是生态恐惧论，对人为的或自然灾难的恐惧可能会深深地扰乱，甚至破坏人类文明，恐惧促使我们采取措施保护我们的安全”。[36]资本主义正是利用这种人类对生态文明被破坏的恐惧反过来裹挟广大民众，并使其深陷于这种循环恐惧的资本逻辑中，从而达到资本牟利的目的。在面对与利益相矛盾的生态保护时，资本主义善于运用自身的伪装展现出对于生态治理的无限关切。在如此逻辑之下，资本主义便抢占道德的制高点，成功实现了在生态保护中的伦理占位。然而，资本主义的逐利思想并无改变，其只是在不受伦理谴责的备案中变本加厉。例如，多个资本主义强国发起并加入《京都议定书》，但各缔约国连最为基本的减排目标都无法实现。
2018年10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表了题为《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的文章，该报告使得社会各界再次将目光聚焦于全球变暖以及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37]全球性升温的毁灭性后果是目前地球难以承担的，因此，控制碳的排放量、将地球升温把握在可控范围内的行动迫在眉睫。同时，面对如今生态系统碳容量趋于饱和的景象，碳排放的治理呈现出长期性、延续性的特点，因此需要全人类携手共进。具体而言，碳排放的治理面临如下难题：
第一，碳正义作为历史性议题共识难寻。从早期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如今的《巴黎协定》，碳正义的讨论贯穿于气候政治的发展历程。然而，回溯碳正义的谈判路径可知，其呈现过程反复、共识难寻的特点。1992年，192个国家缔结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却因为部分缔约国仍对实施的基本原则存在争议，并未达成碳正义的共识。[38]《京都议定书》是前一个公约的延续，然而其中涉及责任分配不公的问题使其陷入生效僵局。此后，2009年的《哥本哈根谈判》依然未能达成有效协议，碳正义的追寻之路严重受挫。[39]这一分水岭过后，碳正义的共识谈判似乎回归正途。《巴黎协定》背弃了传统的集体行动逻辑，利用分散的方法要求各国承诺它们可以承诺的行动和目标。[40]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该协定的可行性，同时使国际社会看到碳正义共识达成的曙光。然而，美国特朗普政府强势退出《巴黎协定》的不寻常行为震惊世界，再一次阻碍碳正义前进的脚步。拜登上台之后，又试图带领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如此戏剧性的行为，使碳正义“重叠共识”的达成难度急剧升高。
第二，资本榨取使发展中国家在碳中和的道路上陷入双重剥夺的漩涡。人类世的本质是一种榨取主义，这种榨取主义一方面表现为发达国家对于大自然的榨取，另一方面也包括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榨取。同时，这种榨取也使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跌入双重剥夺的陷阱，即经济上为资本榨取买单、伦理上为生态危机负责。所罗门·向(Solomon Hsiang)等人通过建立系统模型证明气候变化增加了未来经济结果的不可预测性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并强调其对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危害更大。[41]即在生态危机的影响下，相比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将付之于更大的代价。实则，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工业文明对于气候问题的产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在这场博弈中发达国家不仅扮演了绝对获益者的角色，更是掌控着规则制定的话语权。资源、财富以及看似合理的“正义”都被发达国家和地区所霸占，发展中国家只能无奈地陷入“过度开采—生态恶化—被谴责制裁”的沼泽当中，这又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的恶性循环。
第三，碳中和分配正义的问题仍然是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的一个核心议题，其不仅具有历史意义，更具未来内涵。在国际层面，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然而并没有肩负起应有的责任与义务，反而试图采用“紧缩趋同”原则实现碳中和。在国家内部层面，政府向企业施压，大型营利性企业则将责任推卸于小型加工厂以及消费者，并通过经济威胁向政府反向施压，进而出现碳正义严重失衡的现象。此外，各国以及各主体的碳排放概况和财富水平都在随着时间呈现动态变化的情形，这同样影响着责任和贡献的正义分配。[42]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正义论》中将“差别原则”视为解决社会分配正义的有效前提，其更加注重弱者的收益与贡献。[43]然而，试图将其用于碳中和的分配正义，在资本逻辑下仍有一定的实施难度。
因此，对于全球生态治理来说，摆脱资本掌控、解决生态的分配正义问题的未来之路仍然充满挑战。
在对生态危机进行辨析与反思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将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马克思的“新陈代谢裂断”和恩格斯的“大自然的报复”的论点，都体现出其对资本逻辑的批判。
“新陈代谢裂断”在马克思的生态观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马克思生态观中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支撑性概念正是“新陈代谢裂断”。[44]马克思所说的“新陈代谢”阐述了人类劳动所导致的人与自然之间复杂的、动态的交流，而“新陈代谢裂断”正是这种劳动在资本逻辑影响下所形成的异化，其具有特定的生态意义。劳动作为社会基础承担着人与自然物质交换的工具性作用，而一旦劳动产生异化，人与自然原初的平衡状态将被打破。随之而来的便是“新陈代谢裂断”，包括土壤的污染破坏、阶级矛盾的爆发、社会发展的停滞。因此，在劳动异化的背景下，难以维持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资本主义的生产不仅会造成生态破坏，更是会对人类的生存安全造成威胁。在马克思的描述中，资本主义将生产效率作为第一要义，从而罔顾工人的身体健康。[45]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中忽视了工业生产环境的治理，工人们则需要暴露在已经被污染的环境中进行劳动，如工业机器的噪声污染、工业废料的空气污染和水资源的污染等。因此，长期工作于如此恶劣环境中的工人群体常常染病致残，更易暴发传染病，通常这种传染病所造成的人体危害都是不可逆转的。
此外，马克思在思考资本主义与生态之间的关系时，批判地指出资本对大自然的利用与剥夺。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中则指出，人类是生活在自然之中的。然而，资本逻辑的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46]。换言之，自然界在资本逻辑中处于工具的角色。在工具属性的背景下，大自然也就失去了其“自为”的可能性。在资本逻辑之下，大自然只是为利益驱使下的资本生产提供其所需资源。由此，资本利用其效用原则和增值原则对自然进行无限的榨取[47]。然而，资本主义在其狂妄逻辑下不计后果的活动迟早会将大自然所蕴含的巨大能量激活。届时，大自然将打破这种人为的异化，不再甘于被工具性地利用，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能量化危机便会接踵而至，将会对人类世造成毁灭式冲击。
恩格斯将自然观与辩证法相结合，进而形成一种整体性的辩证自然观。在辩证自然观中，恩格斯意识到自然界是“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具有整体性与包容性。[48]其中，“自然界不可能是无理性的”，其更趋向于与意识的统一。[49]然而，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尚且短视，其只是“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种支配与利用使人类短暂地沉溺于“对大自然的胜利”中，殊不知“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这种“胜利”给人类带来了暂时性的征服欲，然而依照长期的发展态势来看，其最终不仅会消除掉当初的胜利成果，甚至需要人类自食破坏生态的恶果。[50]
在恩格斯的自然观中，其认为所有违背自然法则而妄图征服自然的尝试都将招致生态灾难，而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正在“挥霍”世界上的自然资源。他指出，城市污染、土地荒漠化、森林砍伐、土壤退化和区域性气候变化都是无计划、无控制、破坏性生产方式的结果，这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表现得最为鲜明。恩格斯强调，“征服自然”的流行观念毫无根据，因为在这种观念看来，人类仿佛游离于地球的新陈代谢过程之外，而大自然则像是可以被随意支配的海外殖民地。这种征服地球的企图，这种突破各种生态红线的尝试，只会招致恩格斯所说的大自然的“报复”。[51]
在“人类世”背景下，恩格斯辩证生态观的价值得以彰显。他指出，“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对人类思考人类的未来具有现实意义。此外，恩格斯还意识到，在现代科学观念中，“现在整个自然界也融解在历史中了”。[52]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推重的是人、社会关系与自然三个层次的统一，而不是对任何一方的压榨和索取。“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53]同时，面对新冠疫情影响下新的社会秩序变动，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新形式来把握当下。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拟提出一种辩证生态观，以应对当下的世界变局。其特点是：
第一，危机治理的渐进性。在辩证生态观中，始终秉承增量的渐进原则，量变引起质变，最终实现危机治理。辩证法强调“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54]。一方面，如今生态危机的形成具有渐进性的特点。从工业社会开始，甚至更早期，人类活动便开始对自然进行破坏性的利用。日积月累，人类肆无忌惮地索取与掠夺终究对自然造成毁灭性的创伤，极端天气以及恶劣环境逐渐常态化，生态危机终已到来。另一方面，应对来势汹汹的危机的生态治理同样呈现渐进性。生态治理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更偏向于一种持久性的危机应对形式。例如，人类在应对气候变化最声势浩大的碳排放治理时，同样需要循序渐进。碳排放治理涉及不同层次的国家、不同类别的企业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因此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遵循“碳中和”“碳达峰”的合理程序，在增量累积充足后，实现生态危机的逆转。
图1 辩证生态观的提出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第二，“负熵流”上的开放性。辩证生态观背景下的系统呈现出知识性的开放样态，同时将技术这一“毒药”变为系统发展的“良药”。如今的加速社会呈现出一种“熵性”集聚增加的样态，而技术加成更是使这个封闭系统面临崩溃的风险。辩证生态思想则引入“负熵流”，丰富社会的知识性，以此来增强整个系统的开放性，促进系统延展的韧性。此外，技术具有超前性，因此为了应对技术“熵性”对于社会的侵占，知识性“负熵流”的引入则显得更为必要。
第三，“新陈代谢”中的平衡性。辩证生态观在面对关系复杂的现代社会关系时，体现出高度的融合性与平衡性。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之间存在辩证的相互作用。[55]社会关系的集合不仅决定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且还塑造了他们的生产关系，以及每个历史时代所特有的个性、意识和行为。基于此，辩证生态观中的社会关系可利用各方之间的相互作用以保持融合与平衡的样态。一方面，人类、自然与技术的关系呈现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景象。人类不再将自身置于大自然的对立面，而是时刻秉持尊重、热爱的态度融入自然，重新确认自身在这一系统中的定位，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
另一方面，人类、自然与技术的复杂关系在平衡中保持弹性。其三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在平衡中才能实现共生，平衡能够可持续维持的必要性条件即为系统的弹性。依据贝叶斯平衡，将具体时空背景进行思辨分析，合理地调整人类、自然与技术三者之间的弹性，才能永葆辩证生态观的发展活力以及可持续性张力。此外，辩证生态观的融合性与平衡性还体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路径中。唯有发达国家有意识地将资源有所倾斜，摒弃资本的贪欲和杂念，实现与发展中国家一定程度的融合与平衡，才有可能实现整个人类社会的前进与发展。
“人类世”这一概念是在气候极端变化的背景下提出的，并且对人类反思自身活动具有警醒作用。然而，面对现代技术腾飞的复杂社会，关于“人类世”的讨论大多具有批判性与悲观的色彩。对其进行反思发现，人类世不仅加速了风险社会的形成，并且其支撑性逻辑“人类中心主义”笼罩于资本主义之下。因此，只有冲破资本主义桎梏，才能实现人类世的危机治理，从而走向可持续发展。加速主义试图通过技术加速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然而其没有真正触碰到资本主义根源，甚至将人类世推向加速终结的深渊。因此，若要真正解决人类世危机，仍要重新回归于生态批判。资本骗局下的碳正义难以达成共识，生态治理的未来仍然充满挑战。据此，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态观及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试图提出一种生态治理的新样态，即辩证生态观。辩证生态观在危机治理时遵循渐进性的基本原则，同时将技术要素融入于人与自然的生态系统中，利用“负熵流”增强其系统的知识性，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辩证生态观的背景下，人类世的未来也呈现出相应的辩证与协同性。其中，人类的定位不再是万物之主。与此同时，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说，又必须把握人类的主体性。换言之，辩证生态观下的人类世需要实现人类的“去中心化”，同时强调人类的主体性。人类主体性的塑造不仅有利于劳动异化的打破，更有助于系统知识性的塑造。一方面，人类、技术与自然呈现出一种协同关系。三者都是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只有三者和谐共生，才能实现人类世的融合与发展。另一方面，人类自身需要从认识论层面明确自身在系统中的“嵌入性”定位，抢占主体性但不凌驾于万物之上。同时，全人类需要实现整体的协同性。克服文化差异，携手共同应对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生态危机，摆脱资本主义的掠夺性逻辑，最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充分认识到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全球治理的失序问题，而且始终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置于重要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以推进“双碳”制度的落实来“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一方面，这种内在要求体现出中国在谋划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站位之高。在国家治理层面，中国把握危机治理的“渐进性”，将“双碳”任务进行阶段性划分，极大提升了其可行性。另一方面，该理念更是展示出中国在面对全球问题时的大国担当。在全球治理层面，中国勇于承担自身的责任与使命，主动参与到事关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历史性变革中，在实现自身发展跃迁的基础上，坚持帮助与团结发展中国家以缓解全球发展的不平衡。正如习近平所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56]在辩证生态观下，生态系统协同发展也许是实现包括人类在内的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