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司马”的汉代三游侠书写

车淼淼，尚小雨

(兰州大学 文学院，兰州 730000)

“游侠”一词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篇：“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1]1105但后人对游侠的了解主要来自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史记》首列《游侠列传》，重点写了汉代三位游侠朱家、剧孟、郭解。其后班固《汉书》继之，虽然增加了游侠数量，但在汉代三游侠的书写上大体与司马迁相同。这是二十四史中仅有的专门为游侠作传的两部典籍。至宋，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限于编年体体例，没有专门的游侠传，但同样写到了汉代三游侠(实际写的只有朱家、郭解，但在《资治通鉴考异》中专门解释了为何不写剧孟，因此可谓不写之写)。《史记》《汉书》二书游侠书写的对比研究成果颇丰，相较之下《史记》与《资治通鉴》中汉代三游侠书写的比较研究关注度低，成果也相应有限。《资治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2]1，在汉代三游侠的书写上，对《史记》是继承中又有明显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司马光删削了司马迁《史记》的部分内容，改变了三游侠形象，进而影响到对游侠这一群体的认识和评价。钱穆先生曾谓：“善读《通鉴》者，正贵能在其删去处添进处注意，细看他删与添之所以然，才能了解《通鉴》一书之大处与深处……然而真讲起来，他所更重要的还是在删掉史料方面。”[3]177-179有鉴于此，本文试就“两司马”对汉代三游侠的书写进行比较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书写游侠时，司马迁较多使用对比手法。《史记·游侠列传》中，司马迁开篇就将儒与侠的社会待遇进行对比。儒者多受世人称赞，或留名青史，或被弟子们世代纪念。游侠则不同，他们具有恪守承诺、舍身救人、修养品德，砥砺名节、不求回报等可贵品质，却无人关注，更无史书记载，致使他们的名字和事迹随着时间渐次湮灭。这一对比道出了司马迁为游侠作传的缘起。

朱家是《史记·游侠列传》中第一位登场的游侠，司马迁首先采用对比手法，将朱家放在儒学兴盛的鲁地这一大环境中描写，以彰显他的品行。

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4]3836

鲁人崇尚儒学，朱家却以侠义闻名。他身上具有的急人所急、先人后己、不计回报等优秀品质为儒家所倡导，却是满口仁义、满篇道德的儒生们难以做到的。通过这一对比，司马迁突出了朱家的高尚品德，以及他对儒家理念的践行。

朱家救助豪杰数百，却从不炫耀，更不要求被救者对自己感恩戴德。自己生活简朴，却还把大量钱财用于赈济他人。朱家的仗义疏财、侠肝义胆，使得人们对他仰慕至极，函谷关以东之人莫不盼望与他交友，楚地侠客田仲更是愿意像侍奉父亲一般侍奉他。这种来自普通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可，是高唱仁义道德的儒者很难获得的。这又是通过对比彰显以朱家为代表的游侠的存在价值。

对比之外，司马迁在书写朱家过程中还使用了互见法。“阴脱季布将军之厄”是朱家众多事迹中最让人赞叹的一件，司马迁将其写入《季布列传》而非《游侠列传》，为的是证明身为游侠的朱家在为人处世上不输王公贵族，远在儒生之上。

季布是项羽手下大将，在楚汉战争中曾多次追逼刘邦。汉朝建立，汉高祖刘邦以千金悬赏捉拿季布，并下诏“敢有舍匿，罪及三族”。走投无路的季布听从他人建议，乔装为奴至朱家处。朱家洞察一切，却仍甘冒危险把季布留下，并为救季布前往洛阳求助汝阴侯滕公。虽然救季布事急，但朱家见到滕公后不是直截了当地摆问题，提要求，而是先在滕公家停留数日，和滕公一起饮酒，拉近关系，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当时机到来时，他和滕公有一问一答三个回合的对话：

(朱家)因谓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数为项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

朱家曰：“君视季布何如人也？”曰：“贤者也。”

朱家曰：“臣各为其主用，季布为项籍用，职耳。项氏臣可尽诛邪？今上始得天下，独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广也！且以季布之贤而汉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从容为上言邪？”汝阴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侠，意季布匿其所，乃许曰：“诺。”[4]3305-3306

朱家通过第一个问题搞清楚季布的罪名，以确定这个忙值不值得帮。通过第二个问题试探滕公对待季布的态度，待滕公回答“贤者”后，朱家确定滕公与其心意一致，这才开始向滕公求助。他先从正反两面说明赦免季布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合理性，然后向滕公提出帮季布在皇上面前说情的请求。整个过程可以看出朱家是个心思缜密、口才不输的饱学之士。总之，在司马迁笔下，朱家有德有才，即使以儒家标准衡量，都堪称典范。

与《史记》不同，《资治通鉴》对朱家的书写一是极其简略，二是缺少独立性。朱家的出现是为了衬托季布的忠诚与汉高祖刘邦的英明。首先，假如不是表现季布和刘邦的需要，司马光不会让朱家出现在《资治通鉴》中。这一点从书写朱家时以“初，楚人季布为项籍将，数窘辱帝”开始即可看出。其次，对于朱家前往洛阳求助藤公救季布的过程，司马光只保留了《史记·季布列传》中朱家为季布开脱、阐述救季布重要性而说的几句话，其余尽数删去。因为朱家的热心相助，季布不仅脱险，而且被封官。这时的朱家却“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没有丝毫炫耀，不求点滴回报，其品行之高尚非常值得肯定、称赞。但司马光只用一句“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复见之”[5]360结束对这一事件的书写，再无正面评价朱家的只言片语。两相对比，如果说司马迁对朱家的书写是不吝美辞，繁笔细述，司马光则是惜墨如金，特别是在肯定、称赞朱家上，更是运笔如铁。

“两司马”对朱家的书写不同还表现在对季布同母弟丁公的安排上。《史记》中，丁公只是作为一个与季布有血缘关系的次要人物附在《季布列传》中。在朱家救季布和丁公故事之间，司马迁还花费许多笔墨写季布在汉王朝为官故事和其弟季心的事迹。而在《资治通鉴》中，丁公的行事与结局却紧附朱家救季布之后，这种安排主要是为了使季布、丁公两兄弟的人生形成对比，发挥警示后人的作用。

季布、丁公兄弟二人在楚汉战争中同为项羽手下将领，季布忠心为主，屡次危及刘邦；
丁公有二心，在关键时刻背叛项羽，放走刘邦。汉朝建立后，季布被刘邦悬赏追捕，最终因忠诚被宽恕，且被授予官职；
和季布相反，丁公被刘邦以“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斩杀。这就进一步表明，写朱家是为了表现季布，写季布、丁公是为了表现刘邦英明善断：“断以大义，使天下晓然皆知为臣不忠者无所自容……戮一人而万人惧，其虑事岂不深且远哉！子孙享有天禄四百余年，宜矣！”[5]360-361所以，《资治通鉴》中，朱家、季布、丁公三人均出现在专写汉高祖刘邦的《汉纪三》，是衬托刘邦的配角。这种写法与司马光重视君臣之分的理念完全一致(1)《资治通鉴·周纪一》有：“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
何谓分？君臣是也；
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
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参见《资治通鉴》卷一，中华书局1956年第一册,第2-3页。。两司马对朱家书写之不同判然可见。

在剧孟的书写上，司马迁重点使用了互见法。首先，为了突出剧孟的才能和地位，司马迁分别在《袁盎列传》和《吴王濞列传》中，让汉景帝的股肱之臣袁盎、周亚夫出面评说剧孟。

有人问袁盎：“吾闻剧孟博徒，将军何自通之？”问话者不理解身份高贵的袁盎为什么愿意和作为赌徒的剧孟来往。袁盎回答：

剧孟虽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车千余乘，此亦有过人者。且缓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门，不以亲为解，不以存亡为辞，天下所望者，独季心、剧孟耳。今公常从数骑，一旦有缓急，宁足恃乎！[4]3322-3323

袁盎的回答是从剧孟母亲去世时，前来送丧者众多，可以看出剧孟强大的影响力、号召力。其次，剧孟能够急人所急，当他人需要帮忙时，从不找借口推辞。夸奖完剧孟后，袁盎还反问问话者：假如别人有困难，能指靠你吗？然后把问话者大骂一通，与其断绝来往。王公贵族们听闻此事，都赞同袁盎。袁盎这一番评说使剧孟的声望、品行得以完美展现。

条侯周亚夫至洛阳，见到剧孟后喜不自禁地说：“七国反，吾乘传至此，不自意全。又以为诸侯已得剧孟，剧孟今无动。吾据荥阳，以东无足忧者。”此语正与《游侠列传》中周亚夫所言“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4]3869呼应，证明司马迁“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所言不虚。互见法的使用使剧孟的能力和品行得到充分表现，从中也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剧孟的高度认可和重视。

在剧孟的书写上，司马迁也用到了对比。他说：“洛阳有剧孟。周人以商贾为资，而剧孟以任侠显诸侯。……及剧孟死，家无余十金之财。”[4]3869洛阳人多以经商为生，家中富裕。但身为洛阳人的剧孟却因为行侠仗义，赈穷济困，死时家中余财不足十金。如此一来，剧孟乐善好施的可贵品质就得到凸显。总之，在司马迁笔下，朱家、剧孟是具有典型游侠精神的完美游侠。班固《汉书》对二人的书写承袭了司马迁观点。

而在《资治通鉴》中，剧孟被删去不载。《考异》解释司马光这一做法说：

《史记》《汉书》皆云，太尉得剧孟喜，如得一敌国，曰：“吴楚无足忧者。”按孟一游侠之士耳，亚夫得之，何足为轻重！盖其徒欲为孟重名，妄撰此言，不足信也。[6]524

司马光认为剧孟不过一介游侠，没有司马迁、班固所言那么大本事和号召力。迁、班出于增加剧孟名声的目的，刻意虚构了剧孟助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的事迹。因此，《资治通鉴》不载剧孟。朱熹不同意司马光的观点，他认为：

温公《通鉴》，凡涉智数险诈底事，往往不载，却不见得当时风俗。……又如亚夫得剧孟事，《通鉴》亦节去，意谓得剧孟不足道；
不知当时风俗事势，剧孟辈亦系轻重。知周休(2)按，此文中周休应为“周丘”。《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皆作“周丘”。且能一夜得三万人，只缘吴王败后各自散去，其事无成。温公于此事却不知不觉载之，盖以周休名不甚显，不若剧孟耳。想温公平日叵耐剧孟。不知温公为将，设遇此人，奈得它何否？[7]2152

朱熹批评司马光因“不知当时风俗事势”，所以没能充分认识到剧孟的能力和作用。朱熹所说“风俗事势”就是指汉初侠风浓厚、游侠势力强大这一社会现实。同时朱熹还指出，《资治通鉴》不载剧孟，“皆温公好恶所在”[7]3206。即司马光不写剧孟，根本原因在于司马光自身的好恶。那么，司马光为什么不喜剧孟？同是游侠，能力不如剧孟的周丘(即周休)在他笔下都有“一夜得三万人”的号召力，为何剧孟的能力就是司马迁、班固“妄撰”？

《史记·游侠列传》所写三游侠中，占篇幅最多的是郭解。

郭解少时“阴贼”(阴狠残酷)，常以杀人发泄心中不快。他还招揽亡命之徒抢劫财物，私铸钱币，盗挖坟墓。年轻时的郭解就是一个漠视法律、作奸犯科、扰乱社会秩序的不法分子。但成熟后，他“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逐渐受到人们的仰慕。司马迁选取三件事表现转变后的郭解的侠义：一是放走杀害外甥的酒客；
二是不计私怨，帮助对自己无礼的人；
三是调解洛阳两个世家的仇怨却不居功自傲。但这三件事在《资治通鉴》中全部被删去。

在司马迁笔下，郭解的人生以武帝元朔二年(前127)迁徙令的颁布为转折点。杨季主之子提名郭解迁徙，但郭解家贫，不符合迁徙要求，所以将军卫青在汉武帝面前为其说话，不料此举引起武帝警觉：“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4]3872郭解的侄儿因此杀了杨季主之子，其后郭解的同乡又杀死杨季主，郭解门客杀死非议郭解的儒生。这一系列因郭解产生的杀人事件，已然对当时的统治秩序造成了干扰与威胁。在丞相公孙弘的提议下，武帝下令处死郭解一族。

《史记·游侠列传》主要写了三位游侠，但“太史公曰”部分，司马迁却仅就郭解一人发表看法：“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4]3874虽然郭解身上缺点、污点明显，但司马迁更看重他转变后表现出的轻利尚义、缓人之急、救人困厄等侠义精神，因而对其结局充满同情。郭解的一生体现出随着时代变迁，西汉政府对游侠由利用、宽容到限制、打压、诛杀的变化，同时也揭示了古代社会侠者难以逃脱的宿命。

与朱家、剧孟不同，郭解是《资治通鉴》明确书写的一位游侠。但是《资治通鉴》不载郭解转变后“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等诸多侠义之事，反而以他转变前的所作所为为重点，将其书写成一个“平生睚眦杀人甚众”的暴徒。不仅如此，司马光还将郭解之死归于咎由自取，只字未提郭解与杨氏的矛盾。《史记》中的郭解是一个受人拥戴的侠客：郭解迁徙时，人们送钱一千余万为其送行；
郭解入关后，关中豪杰都争相与其交朋友；
郭解逃亡中，临晋籍少公助其出关，并在官吏追问时为其仗义自杀。这些反映郭解正面形象的内容，《资治通鉴》均删去不载。司马光着重叙述郭解门客杀死非议郭解的儒生之事，将郭解完全塑造成一个肆意杀人、目无王法的豪暴形象。

在叙述完郭解的劣迹恶行后，司马光先后引用班固和荀悦之说对游侠进行猛烈批判：

班固曰：“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5]607

荀悦论曰：“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
……此三者，乱之所由生也；
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5]607

实际上，对游侠批判最彻底的是提出“游侠”这一概念的《韩非子》。司马光之所以引班固、荀悦之说而不引《韩非子》，是因为班、荀二人属于正统儒家学者，批侠不批儒。韩非子是法家，《韩非子》中常常将儒、侠放到一起批判，这是作为儒家拥趸的司马光不能接受的。但即使不引《韩非子》，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在对游侠的认识上，司马光与韩非子完全一致。司马光虽引班固之语，但并不认可班固对游侠的那一丝存恤和肯定；
虽引荀悦之说，但对荀悦把游侠与“游说”“游行”两类人并称也不赞同。儒家学者常常通过“游说”“游行”宣扬自己的思想主张，获取当政者的认可，因此把“游侠”和“游说”者、“游行”者相提并论进行批判的做法，司马光不可能接受。王夫之非常反感荀悦“三游”并称的观点，他说：“荀悦三游之说，等学问志节之士于仪、秦，剧、郭之流，诬民启乱，师申、商之小智，而沿汉末嫉害党锢诸贤之余习尔。”[8]2837司马光亦同。在他看来，游侠就是韩非子所说的“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的“带剑者”[1]1122，是威胁国家稳定、扰乱社会秩序的暴徒。假如国家不将他们根除，“治强不可得也”。既如此，又怎么能和“游行”“游说”归为一类？

概而言之，在司马迁的书写中，朱家、剧孟品德出众、能力超群。至于郭解，虽有作奸犯科之行，但后来知错就改，也应该肯定。而在司马光的书写中，朱家空有救季布、改变季布命运的豪举，却得不到只言片语的肯定。剧孟因其事不可信而直接被略去不载。郭解则完全以一个不可饶恕的暴徒形象入史。“两司马”对汉代三游侠的书写可谓大相径庭。

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以《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开篇，引出他对游侠，特别是布衣之侠的同情，同时反驳《韩非子》的游侠观。司马迁肯定游侠身上正义的一面，公允评价，为其正名。司马光则不同。如上所论，司马光继承了《韩非子》的游侠观，对游侠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不同的游侠观决定了“两司马”对汉代三游侠书写的不同，对汉代三游侠不同的书写又表现着他们不同的游侠观。那么，影响“两司马”游侠观和游侠书写的因素有哪些呢？

(一)社会背景对“两司马”游侠观和游侠书写的影响

无论文学还是史学，乃至艺术，创作者的立场根植于他所处的社会与历史背景之中。司马迁生活的西汉与司马光生活的北宋相隔一千多年，国家政治策略不同，游侠的社会角色、作用、地位也不同，从而影响到司马迁、司马光对游侠的认识和态度，进而使他们对汉代三游侠的书写产生差异。

首先，西汉初年游侠盛行、侠风浓厚，其原因首先与统治阶层尚武有关。“及汉祖杖剑，武夫勃兴”[9]2184，“解赭衣而为将相，舍介胄而居庙堂，皆风云豪杰，屈起壮夫，非有师友渊深可得而观，徒以气勇武功彰于天下，而任侠之风盛矣”[10]433，西汉初期，统治阶级中的高层官员有不少是楚汉战争中追随刘邦的武将。这些人多出身闾里，凭借军功一跃而居庙堂，其传奇经历的导向性不言而喻，由此推动天下侠风大盛。

其次，汉初以黄老思想治国，国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但同时也带来贫富差距加剧、基层官吏贪腐严重等问题。富者“役财骄溢”，“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11]1136，贪暴之吏刑戮妄加，弱势民众因生存艰难而寻求依傍，任侠之风顿起。王夫之说：“游侠之兴也，上不能养民，而游侠养之也。秦灭王侯、奖货殖，民乍失侯王之主而无归，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侠遂横于天下。”[8]2836此论虽主要针对秦代而发，但也适用于西汉初年。

最后，缺少合理、有效、可靠的选吏制度(3)“察举”“征召”等选拔制度在武帝时方作为制度确定下来。其客观公平性不如后来的科举制。，有才者无用武之地，是侠风兴盛的又一原因。董仲舒曾这样评论西汉初期的用人：“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11]2512钱穆先生解释说：“侯王贵族之世袭既废，天下安宁，则杀敌之首功不立。又选举未密，射策未兴，吏途自凑于富赀。”[12]60西汉的建立结束了战争局面，尚武之人很难再有杀敌立功、出人头地的机会，成熟的选官制度尚未建立，富人可以通过买官进入仕途，这便产生用富不用贤的现象。有能力却贫穷者晋升无路，于是转而为门客、为游侠。

司马迁敏锐地觉察到游侠的产生、兴盛有其客观原因，也看到士阶层固守儒家观念，以一种偏颇、狭隘的眼光看待游侠，将他们与暴虐之徒视为同类，忽视游侠身上的重承诺、勇担当等可贵精神。出于此有意为游侠作传留名，表明共游侠观。

从司马迁生活的西汉到司马光生活的北宋，社会政治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与西汉政府尚武不同，北宋政府重文抑武。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中唐以来长期混战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为维护政权稳定，宋太祖采取“重文抑武”的政治策略，降低武士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尚武风气式微，游侠失去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其次，宋朝在军事上实行募兵制，吸纳破产农民，使得“为勇者尽之于军”[1]1112。另外，成熟的科举制使下层民众有了晋升通道，于是“有功者受重禄，有能者处大官，则私剑之士安得无离于私勇而疾距敌”[1]1164。这些制度、措施有力地抵制了任侠之风。最后，设置各类官职，专门负责整治地方治安，给民众营造安定有序的生活环境，于是社会不再需要游侠这一不稳定群体。这时，游侠不事生产、喜欢聚众闹事、屡触国家法律的负面特点就显示出来，国家对其进行重点打击自在情理之中。以上几点都影响着司马光对游侠的认识和态度，并在《资治通鉴》中得到反映。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同在汉代，同为史家，班固和司马迁的游侠观并不完全一致。即使与司马迁同时代，和他具有相同游侠观的士人也不多。而宋代虽然崇文抑武，但侠与侠文化也并没有彻底消失。《宋史·陈希亮传》附记陈希亮的四子陈慥：“慥字季常，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13]9922陈慥以汉代游侠朱家、郭解为榜样，受到当时平民游侠的拥戴。苏轼和陈季常是挚友，他曾为陈季常作传(即《方山子传》)，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陈季常的认可和欣赏，所以李泽厚先生说方山子也许就是“苏轼的理想化了的人格标本”[14]162。这又说明，社会和历史背景只是影响两司马游侠观和游侠书写的外围因素，而非内在关键因素。

(二)人生经历是影响“两司马”游侠观和游侠书写的根本

毛泽东主席是《史记》和《资治通鉴》的忠实读者，他曾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15]这段话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要读懂《史记》和《资治通鉴》，不能不了解“两司马”的生平；
二是《史记》和《资治通鉴》的产生与“两司马”在政治上的不得志有关。说司马迁不得志而写《史记》比较容易理解，“李陵之祸”对司马迁的影响在《报任少卿书》中有充分反映。说司马光不得志而成《资治通鉴》，则需要一番解释。

司马光20岁即中进士，为官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历任奉礼郎、大理评事、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等职，在宰相位上离世，如此辉煌的仕途，不得志从何说起？这就要提到王安石变法。

公元1069—1085年，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进行变法，司马光虽然反对，但无力改变，因此辞官退居洛阳编书，由政坛转战文坛，由政治家转为文学家。这时的司马光政治才能难以施展，政治抱负无法实现，的确可以称得上不得志。但是辞官退隐是司马光为避免政见不同矛盾激化的主动选择，是充满智慧的举措，它对司马光、对《资治通鉴》的编著虽有影响，但没有“李陵之祸”对司马迁、对《史记》书写的影响深刻。

“李陵之祸”是司马迁人生的转折点，在“李陵之祸”之前，司马迁“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16]316。“李陵之祸”之后，身心俱受重创的司马迁认识到“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16]320，每每想到自己的苟且偷生，“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但是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著书。正是这样的经历和感受，造就了《史记》“无韵之《离骚》”的特点。

推原司马迁对游侠的倾慕，与其遭受“李陵之祸”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宋人秦观在《淮海集》卷二十中有论：

方汉武用法刻深，急于功利，大臣一言不合，辄下吏就诛；
有罪当刑，得以货自赎，因而补官者有焉。于是，朝廷皆以偷合苟免为事，而天下皆以窃资货殖为风。迁之遭李陵祸也，家贫无财贿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以陷腐刑。其愤懑不平之气无所发泄，乃一切寓之于书。故其序游侠也，称昔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殂、傅说匿于傅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厄于陈蔡，盖迁自况也。又曰：“士穷窘得委命，此岂非人所谓贤豪者耶？诚使乡曲之侠与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盖言当时号为修行仁义者，皆畏避自保，莫肯急于人之难，曾匹夫之不若也。……又云：“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非空言也。”盖迁自伤砥节砺行，特以贫故不免于刑戮也。以此言退处士而进奸雄，崇势利而羞贫贱，岂非有激而云哉！[17]700-701

秦观此说非常有见地。司马迁因替战败投降匈奴的汉朝将军李陵仗义执言而获罪受刑，按照当时的法律，假如能够拿出足够的钱财赎罪，他就可以免除刑责。但司马迁遇到的情形却是身陷囹圄竟无一人施以援手，所谓的亲朋故交皆“畏避自保”而不肯出手相救。最终，司马迁惨遭宫刑。众人的见死不救与朱家、剧孟、郭解三游侠的“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形成鲜明对比。司马迁从自身经历认识到，人生在世，即使像虞舜、伊尹、傅说、吕尚、管仲、百里奚、孔子这些圣人都不免会遇到困难，一般人更是在所难免。当遇到困难，希望有人相助，而身边的亲朋故交、平日里推杯换盏的王公贵族都靠不住时，游侠的能力和价值就在对比中得以彰显。这是司马迁高度评价、称赞游侠的原因。

司马光一生走的是习儒为官之路，生于儒素之家，幼年即接受正统儒学教育，因此儒学是他最主要的思想来源。儒家倡导以礼治国，这一点深得司马光认同。他说：

礼者，人所履之常也。其曰辨上下，定民志者何？夫民生有欲，喜进务得，而不可厌者也。不以礼节之，则贪淫侈溢而无穷也。是故先王作为礼以治之，使尊卑有等，长幼有伦，内外有别，亲疏有序，然后上下各安其分，而无觊觎之心，此先王制世御民之方也。[18]22

司马光认为礼是建立上下有分、尊卑有序专制社会的有效途径。但同时，他也认识到仅仅靠礼还不够，礼、法并行才能保证社会正常运行，因此司马光非常注重君主集权下的“法治”建设。他说：“若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虽尧舜不能以致治。”[19]629在司马光看来，游侠的行为不仅严重违礼，时或还会违背国家法律，自然不可能得到他的认同。于是，司马光就有了与司马迁截然不同的游侠观。

(三)书写目的是影响“两司马”游侠观和游侠书写的关键

不同的书写目的直接决定了“两司马”对历史人物的选取、对材料的增删取舍和编排。

司马迁继承父志撰写《史记》，其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即以“人”为中心，从人的角度出发观察、思考社会和历史的变迁，从中总结规律，形成自己对人生、社会、历史的认识和观念。这样的书写目的，使司马迁的目光不仅向上审视帝王将相，也向下关注游侠、商人、巫卜，而且使他能够控制自己的好恶，以理性、客观、全面的眼光考量笔下的历史人物，予以相对公允的评价。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目的在他的《进资治通鉴表》中说得很清楚：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5]9607

司马光认为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篇幅太大，内容过于繁杂，不适合日理万机的皇帝阅读，因此想要编一部简明扼要，只与国家兴衰、生民休戚相关，教导人们向善戒恶的史书，供最高管理层阅读，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宋神宗对《资治通鉴》抱有“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期待[5]28，也说明了该书“资治”的目的。这一书写目的使司马光将与国家政治“无关”的历史人物都排除在外，即使屈原、杜甫这样彪炳千秋的文人也不收。对于被收录其中的人、事，司马光在材料的选择和使用上也尽可能向“资治”靠拢。

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司马光认为游侠是与官方对立、威胁官方势力的力量，自然对其持批判态度。表现在文本书写上，就是舍弃能力超群的剧孟，有选择有侧重地书写品德高尚的朱家，着力塑造郭解负面的游侠形象，以此突出游侠违法犯禁、残酷阴狠的一面，隐去其优秀品质、卓越能力。譬如，司马光认为司马迁、班固夸大剧孟的号召力，是“虚撰”。但是在《资治通鉴·汉纪八》中，他写吴王刘濞身边一个叫周丘的侠客，本寂寂无名，却在关键时刻能“一夜得三万人”[5]526，帮助刘濞破城夺邑。既然司马光认为剧孟不可能有强大的号召力，又何以认定比剧孟名气小的周丘可以一夜之间召齐三万人？由此可知，因失实而不载剧孟，其实只是司马光的借口，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周丘其人其事符合司马光“资治”标准，剧孟则刚好相反。周丘帮助吴王刘濞叛乱，最终不得善终。坏人做坏事得恶果，其事恰可起到警示作用，正是最佳的“资治”事例。剧孟作为一介游侠，却能够帮助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为国家统一和安定立功。一个司马光眼中的反面人物为国家稳定和统一做出了贡献，这显然不符合司马光的“资治”标准，因此以其事失实为由不载。由此可知，《资治通鉴》删削不载的内容，就是司马光认为起不到“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作用的人或事[5]9608。就此，后人对司马光和《资治通鉴》有所批评。

明人娄坚说，读“秦汉而下讫于五代之季”的历史，“必先求之正史而参以司马氏之《资治通鉴》，错综其说而折衷之”[20]卷一5a-5b。宋人吕祖谦在拿《史记·商君列传》《万石君列传》等篇目和《资治通鉴》参照互读后认为“皆当以本传为正”，“《通鉴》去‘然犹如此’一句，殊失本指”[21]1476。宋代朱熹此类评说更多，在此不一一引述。学者们已经认识到，为了使《资治通鉴》达到“资治”书写目的，司马光时有“牺牲”历史真实之举。通过“两司马”对汉代三游侠的书写的比较讨论，我们也能看到这一点。

后现代主义认为历史和文学之间没有清晰的界线，历史不是真实的“过去”，而是书写出来的文本，我们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就“两司马”对汉代三游侠的书写展开对比分析。但是，《史记》和《资治通鉴》毕竟不是纯文学作品，它们始终接受真实的“过去”的制约，因此真实性是评价它们无可回避的标准。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史记》的三游侠形象更加生动、饱满、立体，且富正面意义。受制于编年体体例，《资治通鉴》的三游侠书写在文学性上逊于《史记》，但朱家、剧孟正面形象的消解、消失，郭解形象由正邪参半到完全邪恶的转变，则主要是司马光自身主观原因所致。这就使得《资治通鉴》的汉代三游侠书写在真实性上也逊《史记》一筹。清儒章学诚说：“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22]220就对汉代三游侠的书写而论，司马迁《史记》做到了真实性和文学性的统一，《资治通鉴》则有所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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