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研究
时间：2023-01-25 10:40:08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胡 蕾
（贵州财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区域经济合作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突破点，中日双边贸易关系迎来发展机遇。2020 年正式签署并通过了《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协定》（RCEP），这是中日之间首次建立的自贸协定关系，双方的市场包括服务贸易市场将进一步开放。中日作为亚洲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经济互补性很强，双方服务贸易市场面临提质升级的新机遇[1]。在2021 年的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服务贸易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并表示将扩大服务贸易的合作空间。稳定的国内供给为开展服务贸易提供了较为有力的支撑。加强中日间服务贸易往来，有利于促进两国服务贸易的发展。
根据WTO 公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季度数据，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由2020 年第四季度的负年度同比增长转为2021 第三季度的24%与25%，并且亚洲地区服务贸易的恢复程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形势向好。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中日双边服务贸易额占中国服务贸易总额有所下降，但聚焦到具体产业如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上，仍呈上升趋势。随着两国贸易往来的日益密切，中日服务业行业合作领域进一步开放和拓展[2]。近年在计算机和信息等知识密集型服务领域以及诸如养老服务等两国共同面临的社会议题领域方面的合作日益密切，开放程度不断提高[3]。新形势为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挑战，同样也是新时代对我国服务贸易质量提出的新要求。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入，产业内贸易逐渐发展为国家间贸易的常态，一般认为产业内贸易发达的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也就越高[4]。鉴于服务贸易对于我国提升世界经济贸易地位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了解中日服务业贸易现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产业内贸易水平与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日在该产业上的国际竞争力与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
（一）进出口服务贸易规模
自2001 年12 月加入WTO 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断深入，同时服务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服务贸易规模逐渐增大，并成为双边经济贸易发展的新动能[5]。如图1，可以看到中日两国的服务贸易总额是呈上升趋势的，2005 年中日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仅为144.37 亿美元，2019 年增至398.05 亿美元，十五年间增长了175.72%。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 年中日双边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相较于上一年下降了11.98%，也是两国服务贸易进程中仅有的一次下降，2010 年双边贸易额即开始缓慢回升并一直持续到2019 年。从出口上看，除了2009 年中国对日本服务贸易出口额有所下降外，在2013 年以及2015 年到2016年间也略有下降，2018 年有所回升，到2019 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达到119.24 亿美元，整体上呈现曲折上升趋势。进口上，2005 年到2019 年中国从日本进口与两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变化情况趋同，除2009 年与2019 年出现小幅下降外其余年份皆呈现出逐年递增的态势。其中，2018 年中国从日本服务贸易进口额为283.86 亿美元，为近年的最高进口额，占同年中国服务贸易总进口的5.4%，日本是中国重要的服务贸易进口国。
图1 2005—2019 年中国对日本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单位：亿美元）
（二）进出口服务贸易商品结构
两国服务贸易的商品结构，2014—2020 年中日服务贸易的主要内容为旅游、运输和其他商业服务（如图2）。作为传统服务贸易的旅游服务的贸易额虽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但直到2019 年都一直是两国服务贸易额占比最大的行业，2020 年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疫情下日本入境限制政策的影响，旅游服务贸易额由2019 年的189.25 亿美元降至2020 年的26.72 亿美元，下降了75.3%。同样为传统服务贸易行业的运输服务，尽管贸易额占比高，但近年来持续呈现下降趋势，已从2014 年的63.32 亿美元下降到2020 年的39.63 亿美元。与此同时一些新型服务贸易的规模开始扩大，知识产权使用费所占比重逐年上升，同样的还有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在2020 年知识产权使用费和其他商业服务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传统服务贸易中的旅游和运输，金融服务的贸易额也由2014 年的1.66 亿美元增至2020 年的6.04 亿美元，增长了263.86，也是极具发展潜力的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也反映出服务贸易的商品结构的改善。
图2 2014—2020 年中国对日服务贸易进出口商品结构
（一）服务业产业内贸易静态指数测算
采用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GL 指数）来测算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静态效益，该指数由 Grubel and Lloyd提出。计算公式为：
其中，为行业i 的出口额，为行业i 的进口额。GL指数的T 值取值范围是[0，1]，指数越大说明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T=0 时，表示没有发生产业内贸易；
T=1时，表明产业内进口额与出口额相等；
T 值越大说明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
从图3 中可以看出，2014—2019 年间的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GL 指数呈现的是较为显著的递减趋势，在此期间内两国间的整体产业内贸易水平逐渐降低，2014 年后，GL 指数即降至0.75 以下，2020 年有所回升并增至0.75 以上的较高水平。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虽逐年降低，但整体上仍旧属于较高水平的产业内贸易。
图3 2014—2020 年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GL 指数
具体到服务贸易各行业来看，GL 指数在不同产业间展现出了较大的差异。表1 显示，运输、建筑、保险和其他商业服务相较于其他行业来说始终是中国和日本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的行业，是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进程的推动产业。尽管中日间的旅游业是两国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实际上产业内贸易水平并不高，并且同样呈现出逐年递减趋势，这表明我国旅游业的产业内贸易发展还较为滞后，表现出单项的产业间贸易的倾向。计算机和信息服务GL 指数逐年攀升，到2020 年已经表现出较高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其他一些行业诸如金融和知识产权服务，这类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趋于稳定，但由于国家对金融行业的垄断行为以及对知识产权等领域的保护，使得这些行业仍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表1 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分行业GL 指数
（二）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动态指数测算
由于GL 指数仅为产业内贸易的静态衡量指标，在衡量不同时期产业内贸易时可能产生偏差。基于此，Brulhart 提出了MIIT 指数，这是一种动态产业内贸易度量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表示一段时期内出口额变化量，表示一段时间内进口额变化量，MIIT 指数取值范围为[0，1]，以0.5 为界，数值越接近0 表示该产业的贸易增量更多来源产业间贸易，越接近1 表示该产业的贸易增量主要来源于产业内贸易。
在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动态分析下，可以看出中日服务贸易的大部分行业在过去的几年中处于产业间贸易的情况居多，尤其是旅游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以及政府服务，2014—2020 年始终处于产业间贸易，这归因于中日在一些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上的发展水平差距大，并且中日之间的旅游服务贸易常年处于逆差的状态。其余行业大都是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两种表现交替出现。运输服务、建筑服务和保险都是在2014—2015 年处于较高水平的产业内贸易状态，2015—2019年的贸易增长主要依靠两国的产业间贸易，之后又表现为产业内贸易的拉动，虽然波动幅度显著，但整体上体现出了这些行业发展速度的加快。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在2014—2018 年始终以产业间贸易带动贸易增长，2018—2020 年则开始以产业间贸易为主，显示出向产业内贸易发展的趋势。尽管中日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新型服务行业和传统服务业的发展程度不同，但可以看出的是中日之间的服务贸易结构正经历调整。
表2 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分行业MIIT 指数
（一）结论
从中日服务贸易规模和结构来看，双方贸易发展迅速，但进出口间以及具体行业间存在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两国服务贸易总额逐年递增，中国始终处于服务贸易逆差状态，并且随时间增加逆差呈扩大趋势。在贸易结构上，中国主要以劳动密集型的传统行业为出口对象，日本则是以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为主，其中贸易额占比较高的旅游业和运输业2020 年出现下滑趋势，而知识产权服务与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贸易规模逐渐扩大。
从产业内贸易指数来看，两国的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总体上呈现出递减趋势，且不同行业的产业内水平差异明显。静态上，始终表现为稳定产业内贸易的有运输服务、保险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近年来有所上升。动态上，中日2014—2020 年间的服务业主要是产业间贸易，旅游服务、知识产权和政府服务的表现尤为突出，其余的行业表现出的产业结构的优化趋势与静态数据类似，尽管中国服务贸易的重心在传统劳动密集型领域，但出现了向新兴服务业态转型的趋势。
（二）建议
在中日间首次达成区域贸易协定，双边贸易市场进一步扩大的基础上，为优化中国服务贸易结构，缩小与日本服务贸易差距，需要增强我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提高两国服务产业的互补性。基于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发展较为滞后的现状，应当加快本国优势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积极利用现代科技以及信息技术，借助货物贸易的良好基础[6]，优化服务业产业链，培育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产品，比如金融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与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提高其出口能力和中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抓住疫情环境所催生的线上经济等服务贸易的新模式，在以数字与科学技术为新发展趋势的当今世界中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其次，可以在吸引外商投资上进行政策倾斜和引导，放宽日资在服务行业的注册资本，将重点放在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提高国际投资质量，改变传统的依赖资源和劳动力走出去的出口方式，实现外资的技术经验与中国生产模式的有机结合，以提高我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充分利用RCEP 下的中日服务业相关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7]，针对两国重点开放的金融、医疗等领域扩大两国的双边合作，形成优势互补的局面，探索互利共赢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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