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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的国际政治思想探析

    时间:2023-01-25 08:25:04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姜小坡

    (天津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天津 300270)

    《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时期,《史记》中记载齐人孙武将兵法十三篇呈于吴王阖闾,按此计算,距今约有2500年。全书仅六千余字,分为十三篇,言简意赅又系统阐述了孙子具有辩证色彩的军事理论思想。说其系统是因为它并非仅是一本讲述交战技巧的兵法之书,也不仅仅讲了如何能在一次战役中取胜,而是主张全面地考虑战争,既考虑国家治理、外交政策等政治问题,又考虑战前物资动员、战时财力支撑等经济问题。说其具有辩证色彩,不仅在于其具有对优劣势转换的考量,也在于其对种种客观因素的全面把握。

    春秋时期华夏国家间形成的体系与近现代国际体系不同,《孙子兵法》中也基本不涉及对一国与其他诸侯国间或与当时的中央政权西周王室间关系的研究,因此相比于对孙子思想在军事、经济、管理等领域的探讨,国内外学者对孙子关于国际政治的思想探索较少。但笔者认为,仍然能以孙子对战争的全面分析为基础,探讨其思想内涵中所延伸出的国际政治主张。故本文将尝试从战争、理性、权力、国家战略这四个方面梳理孙子思想中对于国际政治的观点,进而得出结论。但笔者并非试图以孙子的思想为基础产生某种国际政治理论,或主张将其思想直接应用于现代,而仅是力图从国际政治的视角挖掘《孙子兵法》中更为丰富的思想内容。

    春秋时期的华夏大地由于周王室的衰落,诸侯并起,战争不断。尽管当时社会与近现代国际社会环境不同,但诸侯国之间除了战争与冲突,也存在会盟、签订盟约、推举霸主等政治制度安排,而这些制度也是以国家自身实力为基础的。弱小的国家会被兼并,强大的国家则以战争为主要手段谋得领土扩张,并掌握中原政治体系的话语权,即形成“霸权”。因此,可以将当时的华夏大地描述为一种国际无政府状态,国家只能通过“自助”的方式谋求生存。

    战争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带来利益,也会导致灭亡。一场久拖不胜的战争对一国的消耗会使“诸侯乘其弊而起”,因此必须要“尽知用兵之害”(《作战篇》)。孙子对军事的考量带有全局观的眼光,《孙子兵法》开篇就在强调战争为“国之大事”,并将此篇命名为“始计”,既强调了战争的危险性,也揭示了战争与国内政治的联系。一国之大事必须经过全盘考量,发动战争前必须审视自身:治理者是否施行了明智的统治,战争的目的、措施、时机是否明确,信息掌握是否全面,主要军事负责人和军队是否能胜任等等。孙子将其系统化地总结为“五事七计”,展现了其理论化的思维和概括能力。

    战争既是政治的延续,也是经济实力的比拼。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一国的权力由其潜在权力和军事权力组成。潜在权力指的是用来构筑军事权力的社会经济要素,它主要以一国的财富和总的人口规模为基础[1]62。孙子也强调经济实力的重要性,他认为,战争的物资准备包括各种战车、装备、粮草、人力成本支出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作战篇》)。与此同时,战争大量的消耗也会推动物价上升,“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作战篇》),进而加剧社会动荡。因此,主动挑起一场不知何时胜利的战争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如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举介入越南战事,不仅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导致了国内经济的疲弊和美元地位的下降,更影响了地缘政治格局——在东亚进一步助长了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崛起、在中东的石油控制权和地区影响力被削弱、苏联借机缩小了对美差距并于随后的20世纪70年代开始扩张。

    对于诸侯国之间频繁的战事以及彼此间或联盟、或对抗的状态,如何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外交的作用不能忽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谋攻篇》)“伐谋”近似一种一切已尽在我方掌握之中的情况,即我方在实施行动之前就已确定针对该行动对方的反应会是什么,即在谋划策略的阶段就已知可胜对方,但这种理想的情况由于客观环境的制约并不能经常发生,因此很多时候还需要通过外交手段达到目的。“伐交”并非专指以外交手段直接战胜敌人,也包括用外交创造有利于取胜的态势。孙子提出了“衢地”的概念,即与除交战双方外的诸侯国相连、有利于争取到外部援助的地点。因此,“衢地则合交”(《九地篇》),即应在合适的条件下主动结交诸侯,巩固并维持关系。吴楚柏举之战和吴齐艾凌之战中,吴国都尽力争取盟友,积极创造利于己方的战略环境。吴楚之战中,蔡、唐两国早就与楚国有隙,尤其蔡国曾以质子的方式请晋国出兵伐楚,晋随即召诸侯会于召陵共谋伐楚,尽管结果不了了之,但显现出了楚于国际社会中的不得人心。柏举之战前,吴联合蔡、唐,达成伐楚协议,壮大了己方力量;
    艾凌之战前,吴趁齐国君更替之际联合其宿敌鲁国,共同伐齐,取得了胜利并成就了春秋时期一场著名的围歼战。

    发动战争并不是从动员军队时开始的,而是从一国努力实施巩固内政、发展经济、培养人才、强大军力、潜心谋划等的举措时开始的,两军交战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胜负已分的阶段了,“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形篇》)。孙子所言的“战”是一种广义的战争范畴,既在横向上包括了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诸多领域,又在纵向上分为了“战前”和“战时”两个时间阶段,其中“战前”阶段,包括国家一段时期以来的治理、战前谋划、物资动员、外交准备等不同部分;
    对于“战时”阶段,《孙子兵法》更是阐述了系统的战术思想和实际战法,包括时机、信息、用兵、地形、行军、计谋等丰富内容,体现了孙子对战争全面、系统的理解。这种理解的背后蕴含着孙子的理性思维,而理性也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行为特征。

    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行为主义革命使政治学倾向于向经济学这一与自然科学理论形式最接近的社会学科靠拢,加之当时全球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以贸易战、经济战为表现形式的国家间争端日益增多,使关于经济问题的研究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地位凸显。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设就被引用到了国际政治领域,其中“理性”意指行为体所追求的目标是使自身权益最大化。国际政治中的主流理论,如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将国家假设为理性行为体。威廉·赖克认为,凡是有目标的行为都可称为理性行为,其主要假设是行为体明白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并且可以对目标列出优先顺序[2]。克劳塞维茨也强调,正是战争从属于政治的特点使战争完全归属于理性[3]50。

    根据孙子对战争的态度,可以看出其对国家理性的强调。战争是全面的谋划、精确的计算、冷静的分析和机智的应变,涉及并影响国内外政治、经济、民生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因此,战争不能依靠情绪化的决策,而是需要按照一定的准则对客观信息进行分析。孙子十分重视对利益的考量以及进行详细谋划的重要性,包括通过了解发动战争的弊端才能充分地利用其有益的一面,如“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作战篇》);
    认识战争中缴获敌方物资的重要性,如“智将务食于敌”“取敌之利者,货也”,即通过缴获物资、善待俘虏,最终做到“胜敌而益强”(《作战篇》);
    国君、将领保持理性的必要性,如“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火攻篇》)。保持理性的目的是达到对“利”的追求这一目标,即“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篇》)。

    《孙子兵法》中对战争胜负因素的描述具有理论模型的雏形,“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形篇》),其中“度、量、数、称、胜”是五个变量因素,而它们之间的关系被描述为:“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形篇》),但这五个因素间并非简单的因果递进关系,而是阐明了每一种因素的决定要素,依次倒推就可得出能够实际投入到战争的力量到底有多少,进而更全面地把握战争。如“地生度”并非只是简单地比较两国国土面积,更重要的是国家是否有动员一次战争所需资源的基础,而基础是“地”。但一个大国并不一定能在一次战争中有效投入足够的资源,抑或在一定时间内组织起一定数量的优势兵力。因此,充分的国内动员、良好的外部环境、合适的时机选择与合理的战术运用,能使绝对意义上的“小”转化为相对意义上的“大”,足以获得“以镒称铢”(《形篇》)之优势和“决积水于千仞之谿”(《形篇》)之“形”。

    孙子对国家理性的思想也体现在其对“全胜”的阐述上。《孙子兵法·谋攻篇》中提出了从“全国”“全军”直至“全伍”的理念,并提倡“以全争于天下”。不战而胜能使己方实力得到最大保存,即以最小的代价实现利益。因此,当“全胜”成为决策目标的同时,也为决策者的策略制定限定了条件,进而使“全”成为一种贯穿于顶层设计的思想。但“全”的理念与“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九地篇》)的战术应用并不矛盾,因为对如何制定和执行策略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外部环境和自身情况的客观现实,在有条件争取“全胜”的时候一定要把握机会,务必将成本降至最低,而在陷入险境的时候则要因地制宜,将能够发挥关键作用的有利因素发挥到极致。“全”与“胜”之间具有内涵丰富的辩证关系,“全”既是一种“胜”的方式,也是追求“胜”时必须考量的因素,小规模的战斗可以是险胜甚至惨胜,但国家不能在大战略上孤注一掷、铤而走险,必须考虑“全”这一理念;
    “胜”是目的,“全”不仅是“胜”的保障,也是“胜”一种方式,而“全胜”则是最高目标。对“全”的追求及实现,也表明当时国家间关系之中已经包含了诸多要素内容,武力已并非当时国家或国家间政治的全部。

    春秋时期的孙子基本明确了国家应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这一理念。而欧洲则是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从马基雅维利对国家理性的主张,到黎塞留将国家利益置于宗教利益之上,很长一段时期内世俗权力才逐渐摆脱教权的束缚,使国家最终得以作为独立行为体从自身利益出发行事。这一点也反映了华夏文明中一直以来的世俗主义传统。从知识界的导向角度看,人们十分重视经世致用[4],这一传统长久以来促使了理性、务实的政治文化的形成。理性的国家也必须考虑自身权力扩张的程度,建立并维持均势还是建立霸权,是保证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重要选择。

    肯尼斯·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认为,明智的政治家总是试图拥有适度的权力[5]48,因为弱小或过于强大都会招致攻击。从《孙子兵法·作战篇》中对战争经济准备的分析可以看出,孙子不主张发动不符合自身实力条件的战争,因为过度扩张必然会暴露自身的弊端,招致他国的攻击,尤其是在战争的拖累下,国家经济入不敷出,民众负担加重,社会动荡。华尔兹的理论更多的是从国际体系的结构层次出发,强调体系趋向于权力均衡的趋势,一国的过度扩张会使其他国家感到恐惧,使各国结成联盟抵制或主动攻击强国,如拿破仑战争中的七次反法同盟。孙子则主要从国内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角度出发,强调以自身实际情况为基础,权衡本国的政治环境、可动用的资源、可用的将领等因素,进而决定是否发动战争。孙子并未强调体系的均势趋向会对国家扩张产生限制。

    因此,这是否意味不考虑结构层次限制的孙子会主张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争取权力最大化,或孙子是否会更倾向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观点呢?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大国永远有增加自身权力的动机,当大国认为,改变均势的成本过于高昂时,它们不得不坐等更有利的形势,但猎取更多权力的欲望不会消隐,除非一国达到了最高的霸权目的[1]2。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更多的是以美国的发展史为基本经验,通过其实施大陆扩张政策、门罗主义政策、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充当离岸平衡手等几个阶段,阐述了美国追逐霸权的过程,认为最终阻止美国真正称霸世界的原因主要是大洋阻隔所导致的兵力投送困难和其他国家抵制占领的民族主义力量,而美国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接近全球霸权的国家。春秋时期也会产生霸主,它是历史发展新秩序的产物,是在周天子式微的情境中,人们企图用和平的手段和订立契约的方式推举一位领导者来协调各种社会群体的关系,以补救散沙一盘、群龙无首的时弊[6],霸主会在经济利益上盘剥诸侯国,并且在政治上要求服从,即霸主权利的体现;
    但诸侯国在一些情况下可以求助于霸主,如发生内乱或外患等情况下,即霸主义务的体现。《孙子兵法》中并未出现孙子反对国家称霸的描述,由此可见,理性地追求更大的权力似乎并不违背孙子的思想,孙子也不反对争取霸主地位,唯一限制权力扩张的因素是自身的实力,而以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地理环境来看,则基本不必考虑国际体系结构层次的限制和不可逾越的地理因素。

    其实,孙子不仅不反对有实力的国家在理性的基础上追求霸权,甚至主张一统天下,这也是当时华夏国家间政治体系的特点,因为这一权力地位远远超出了近现代国际社会中曾经出现过的霸权国的权力范畴。《孙子兵法·用间篇》末提到了“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
    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不仅表明了伊尹、吕尚二人的能力和获得敌方信息对商、周两朝的建立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也可以看出孙子认为国君应该任用智慧超群的人,以成就类比于建立商、周的“大功”,即统一华夏大地,取得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实现这一目的必然需要相对应的国家战略,这一战略的选择既不能过于保守,也不能过于激进,应根据自身情况和事态发展灵活应变,以不断接近最终目标。

    20世纪90年代,现实主义学派中产生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相比于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它更注重对国家内部政治的研究,包括对一国外交政策和战略形成的解释。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以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实力作为自变量,以国家结构、决策者的感知等因素作为中介变量,以国际体系中的国家行为作为因变量,去分析外交政策[7]。孙子的思想也涵盖了其对国家政策的主张,由于《孙子兵法》中没有展现孙子对当时国际体系结构的认知,我们暂且认为孙子秉持一种具有还原主义倾向的国际政治思想,即以国家内部情况为主来考虑国际政治。孙子强调以自身情况为主要依据进行决策,并主张发挥主观能动性,既要因时制宜地做出改变,又要积极引导态势使之向我方预设的方向发展。这与新古典现实主义架构中的“自变量”与“中介变量”类似,这两者最终导致“因变量”,即国家的战争行为。《孙子兵法》中关于一国如何考量自身实力这一“自变量”因素前文已有论述;
    对于“中介变量”,孙子间接提到了其对国家内部治理的观点,而“不可胜”思维的建立、对“知彼”与“知己”等的认识则是对决策者感知因素的强调。

    对于国内政治,孙子认为良好的国家治理是重要的政治基础,“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计篇》)。如果要做到“民与上同意”,则国君必然要采取施仁政、减赋税等体恤百姓的措施,唯此才能使上下同心,巩固国内统治。对于决策者,必须认识到取胜的先决条件是先做到“不败”,然后等待可以“胜”的机会。这既是看问题的不同角度,也是理性的辩证分析——要想做到“胜”,需要双方的状态同时达到一定要求,即己方胜的同时对方败;
    而“不败”则是对一方状态的描述,己方达到“不败”后静观对方之变,对方若急于取胜则必定会露出破绽,我不败、对方败,即我胜;
    对方如果也以“不败”为策略,双方谨慎相持,即我不败、对方不败,最坏的结果就是平手。因此,“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形篇》)是代价最小,且利益最大化的、可控的策略。孙子对于敌我信息重要性的论述也体现了力求“不败”的思维。他认为:“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
    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谋攻篇》)通过这三种情形可见,在“不知彼”的情况下,就至少会有战败的风险;
    而“知己”并不能保证不败。由此突出了对敌方情况进行了解、分析的重要性,能做到“知己”已经十分不易,做到“知彼”就是对战略制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句中“知彼”一词的位置均在“知己”之前。然而,即便是对敌我双方情况都做到了全面、客观的了解,也仅是做到了“不殆”,即没有危险,而并不能保证胜利。

    面对强敌时,还要做到“因敌变化而取胜”(《虚实篇》)。一个庞大复杂的组织,其自身内部会不断产生问题,这些问题有其能够及时发现并解决到的,也有其不能及时发现的,还有已经发现但并不能解决的——系统的惯性和复杂的机制会影响其纠错的能力和效率,这也是要时刻警醒做到“先为不可胜”的意义所在。近年来,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引发了美国的恐惧,从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科技战”与“复活”冷战思维,再到拜登政府上任后对上一任对华政策的大体延续,继续不遗余力地建立对华遏制的“小圈子”,这既反映了美国对自身实力地位的担忧,也反映出了美国的战略误判。2007年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及其引起的欧债危机暴露了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深层次的经济及社会结构问题,但十余年来这些问题的根源并未得到真正的解决,近年来新冠疫情的冲击又进一步反映了其政府职能的失效和社会的割裂。美国如果一味地将主要精力投入到遏制中国上,寄希望于阻碍他国发展而保持自己的相对地位,而非用于正视和解决自身问题,必将南辕北辙。

    总体上,春秋时期孙子的思想与历史上长久以来最终形成的华夏对外战略思想相似,它们基于审慎精神和战略保守主义,契合华夏与“蛮夷”之间的哲理关系的儒家意识形态,集中或优先地致力于华夏国家本部的稳定、繁荣和安全,从而非常注重对外目标的适切性、可用能力的限度和尽可能最合算的成本效益[8]1。

    《孙子兵法》作为一部军事理论著作,其思想内涵和方法策略在各个领域被广为应用,其理论价值和智慧的光芒在两千多年后依然熠熠生辉。将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思想应用于国际政治研究中时,多会被认为基础不同——过去的东亚朝贡体系不同于近代欧洲或现代世界的体系、古代诸侯国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但是,凡能经历时间考验的经典著作,无不因其揭示了或是人类的共性、或是群体的共性、抑或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虽然孙子的思想并不能直接应用于现代国际政治,但在发掘两者共性的基础上,逐步提炼中国传统思想的精髓,为其以后的发展做好储备,是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工作。

    经过前文所述,根据《孙子兵法》,孙子对于其所处时代的国际政治观点可概括为:第一,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国家必须考虑自身的生存,战争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而战争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国家的诸多领域、时间跨度上包括多个阶段,应该以全面、系统的思想来考虑战争;
    第二,国家的利益首先是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是在结合自身实力并进行了充足准备的基础上对外扩张,谋取更大的权力;
    第三,国家是理性行为体,应通过系统、周密的战争准备追求利益,对利益目标的设定也应以自身风险最小为原则,同时,外交对战争胜利的作用不容忽视;
    第四,权力的基础是物质资源和兵力,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国家为此所能投入的有效资源,有实力的国家应积极追求权力的扩张,其上限取决于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能投入的有效资源的极限;
    第五,重视国内政治的作用,国家应追求总体上审慎的对外政策,国家战略制定应进行全面谋划,在扩张势力范围或面对危机时应首先从自身内部着手,做到己方不会被对方所战胜。

    春秋时期的孙子具有类似于现代国际政治中现实主义思想的观点,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思想是符合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的。在孙子所处时代的二百多年后,秦统一了六国,随后加强中央集权,实施了郡县制,使“大一统”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中成了华夏大地的主旋律。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至今接近四百年的时间里,国际政治被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基调的西方政治思想所主导,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为扩张自身的权力和削弱别国的权力进行着无休止的斗争。在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部分国家仍然秉持霸权主义和权力政治思维,不顾自身国内问题,意图通过遏制、打压别国转移内部矛盾,获取自身利益。然而,这必将只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世界也终将归为“大一统”,但这一过程并不是靠武力征服或权力扩张,而是靠多边主义推动下全球经贸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以及世界各国携手应对全球问题,在合作中谋求共同发展。尤其是在当今全球气候问题已经愈发威胁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情况下,使全人类凝聚成为命运共同体,既是历史客观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类文明走到今天所应选择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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