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双重性质、战略考量与争议因素

王剑峰

【内容提要】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牵头打造的以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为主要战略任务、以遏制中国为核心战略指向的小多边主义安全架构。基于美英澳内部视角，AUKUS可以被定性为正式的国际安全机制和盎格鲁—撒克逊小军事集团；
基于印太或全球视角，AUKUS可以被定性为战略大三角和威胁制衡式军事联盟。战略收缩背景下以低成本手段维系印太领导地位是美国主导构建AUKUS的首要战略考量；
脱离欧盟后在印太地区彰显“全球英国”战略抱负是英国参与AUKUS的终极战略目标；
“中等强国”战略与AUKUS的多重契合点是澳大利亚追随美英加入AUKUS的根本战略动因。围绕AUKUS的构建和运转衍生出了若干争议话题，诸如核动力潜艇与装备核武器的潜艇的边界，AUKUS与印太既有安全架构的关系，小多边主义安排与欧洲盟友的多边主义安全构想以及AUKUS扩容与否等。伴随着AUKUS的正式成型，美国依凭印太联盟体系围堵中国的战略意图日渐清晰。

2021年9月15日，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宣布三国共同建立新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这一军事与安全领域的联盟现象随即引发全球战略与外交领域的密切关注。2021年11月22日，美英澳三国代表在堪培拉正式签署《海军核动力信息交换协议》(TheExchangeofNavalNuclearPropulsionInformationAgreement)(1)“Agreement for the Exchange of Naval Nuclear Pro-pulsion Information,”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1036009/MS_8.2021_Agreement_UK_USA_Australia_Naval_Nuclear_Propulsion.pdf,访问时间：2022年5月9日。，标志 AUKUS以国际机制的形式正式确立。2022年4月5日，美英澳三国政府共同发布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具体实施方案。(2)“Fact Sheet:Implementation of the Australia-United Kingdom-United States Partnership(AUKUS),”The White House,April 4,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4/05/fact-sheet-implementation-of-the-australia-united-kingdom-united-states-partnership-aukus/,访问时间：2022年6月1日。在此背景下，本文意在先行梳理出AUKUS的内在与外在性质，进而分别从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国视角出发探究这一新的国际安全架构形成的战略考量，最后是对AUKUS中存在的争议因素进行分析。

从不同的维度来看，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国共同缔结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是一个具有双重性质的国家间军事、安全合作架构。已有的学术研究多从外在性质的其中一个方面，即军事联盟的角度出发解释AUKUS，而忽视了它应有的内在性质。事实上，只有统筹考虑其内在的和外在的若干特质和属性，才能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美、英、澳三国在印太地区构建的这一全新的安全机制。

(一)内在性质：美英澳内部视角

一方面，“AUKUS”是一个正式的国际安全机制。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将安全机制(security regime)界定为“允许国家克制自己的行为以换取他国回报的原则、规则和规范”。(3)Robert Jervis,“Security Regi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357.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构建的安全伙伴关系实际上意在通过互惠式的规范和制度拓展和稳定对己有利的战略行为，进而在三国之间打造一个新的安全共同体。莫里森在三国元首发布的共同声明中指出“AUKUS是一种将我们的技术、科学家、工业和防卫力量进行共同合作的伙伴关系，最终会形成惠及所有人的更加安全与稳定的地区。”约翰逊强调美英澳更加密切的合作折射出三方“相互信任的程度、友谊的深度以及共有的自由与民主价值的持久力量。”而拜登则将英、澳视为美国最亲密的两个盟友，认为AUKUS体现了三国增进和提升共同的能力以接受21世纪各种威胁的挑战。(4)“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Prime Minister Morrison of Australia,and Prime Minister Johnson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nouncing the Creation of AUKUS,”The White House,September 15,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9/15/remarks-by-president-biden-prime-minister-morrison-of-australia-and-prime-minister-johnson-of-the-united-kingdom-announcing-the-creation-of-aukus/,访问时间：2022年6月5日。从三国首脑的共同声明中可以看出，三国构建安全伙伴关系的根本目的在于摆脱军事安全问题上的各自为政行为和短视利益，转而追求一种正面合作所带来的长远效益。因此，就内部安全来说，AUKUS本质上是一个自我互惠的国际安全机制。

根据成员国之间是否建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权力—义务关系，国际机制存在正式与非正式之分。(5)刘宏松：《非正式国际机制的形式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0期，第74页。具体而言，正式的国际机制通常都以明确的条文对成员国产生实质性的法律约束力。在此意义上，美英澳共同缔结的《海军核动力信息交流协议》决定了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是正式的国际安全机制。这个“正式性”体现在该协议以权威性法律文书的形式明确了各方的责任和义务。例如，在该协议的“保证”条款中明确规定“缔约国及其权限内的个人不得与任何未授权的个人或者在缔约国管辖和控制范围之外依据本协议进行海军核动力情报的传递与交换”；
“情报传播”条款明确要求“缔约国不得将其他缔约国依据本协议提供的海军核动力情报与任何其他国家、国外或国际实体以及缔约国国民之外的个人进行传递和交换”；
“最后条款”明确规定“本协议生效后如果任何缔约国在任何时间实质性违反、终止或废除本协议，其他缔约国有权要求归还或者毁坏任何依据本协议传递和交换的海军核动力情报”等。(6)“Agreement for the Exchange of Naval Nuclear Pro-pulsion Information,”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1036009/MS_8.2021_Agreement_UK_USA_Australia_Naval_Nuclear_Propulsion.pdf，访问时间：2022年5月9日。透视该协议的具体条款可以看出，AUKUS本质上是具备国际法约束力和国际法地位的国家间安全倡议，不是松散的军事合作，而是正式的国际安全机制。

另一方面，“AUKUS”是一种内蕴特殊情感纽带的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小军事集团。AUKUS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联盟史上一个最为特殊的现象。特殊性主要体现为三个缔约国美国、英国与澳大利亚是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由此就形成了一个基于纯粹血缘关系的军事集团。共同的母语基础(英语)、基督教信仰、白人至上的种族中心主义是AUKUS内蕴的最显著的盎格鲁—撒克逊特征。无疑，共同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缘基础、情感纽带和价值观念将深刻塑造AUKUS联盟的共有战略认知和战略心理。有如英国首相约翰逊指出的，在推进核动力潜艇技术这一事业上，澳大利亚是美国和英国的老朋友、是与美英有血缘关系的国家、是共同的民主国家和天然伙伴。(7)“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Prime Minister Morrison of Australia,and Prime Minister Johnson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nouncing the Creation of AUKUS,”The White House,September 15，2021.而在更广的意义上，“集体认同国家愿意帮助那些它们认同的国家，即使是自己的安全不直接受到威胁时也愿意出手相助。”(8)[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2页。也就是说，基于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集体认同将大大统一美、英、澳三国在面对地缘威胁时战略行为的一致性。

AUKUS内在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使得三国的军事安全联盟在基于共同的外部威胁、利益诉求和地缘考量等动因之外，更是增加了情感纽带和观念认同两大更为稳定的和持久的因素。有学者指出，AUKUS不仅展现了盎格鲁国家伙伴关系的持久韧性，还指明了它们在印太地区的共有战略利益和共同图景。(9)Jagannath Panda,“Between AUKUS and the Quad Scaling European Interest in the Indo-Pacific,”February 15，2022,https://hcss.nl/wp-content/uploads/2022/02/GTC2-Panda-HCSS-2022.pdf,p.1,访问时间：2022年6月23日。显然，这种兼具利益一致性和共有观念基础的军事安全联盟，其运行的稳定性、内在凝聚力以及行为的协调程度要远远高于那些基于单纯物质利益或外部威胁构建起来的联盟。更重要的是，美国在当今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及其精神领袖象征，使得英国和澳大利亚对美国在AUKUS中的强势领导地位持一种完全服从的认同感。概而言之，盎格鲁—撒克逊的特殊血缘情结极大地强化了AUKUS的向心力与黏合度。

(二)外在性质：印太或全球视角

第一，“AUKUS”是“战略大三角”的经典模型。“战略大三角”(strategic triangle)是国际体系结构和国家间战略互动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当然，并非任何三个国家间互动都能产生战略大三角的格局或效应，其形成的一项重要条件就在于构成大三角的国家必须是国际体系结构中的重要一极，至少也要是区域性的大国或强国。这是基于参与三角互动的国家对全球性或区域性事务的影响力标准而言的。一般来说，战略大三角包括两个基本类型：一是纯粹合作型的战略大三角，三方基于共同的安全威胁或利益诉求展开军事和外交互动而形成的战略体系，以二战期间的德意日“邪恶轴心”集团为代表案例；
二是竞争—合作混合型的战略大三角，参与战略互动的国家之间两两互为合作或互为竞争，且这种竞争与合作会随着参与国战略认知和(或)国际体系的变化而向其对立面转移，即原本互为合作的国家会走向竞争，反之亦然，冷战时期中美苏三边关系是这一类型的经典模式。

透析当前的AUKUS可以看出，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共同打造的AUKUS联盟是一种战略性的三角关系。首先，美英澳三国完全具备战略大三角的准入标准。美国和英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拥核国、G7成员；
澳大利亚是大洋洲、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的中等强国，它们对全球性或区域性事务的影响力甚或决定权是显著的。其次，AUKUS是纯粹合作型的战略大三角。在合作内容上，AUKUS的首要倡议就是“共同致力于支持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获取核动力潜艇。”(10)“Agreement for the Exchange of Naval Nuclear Pro-pulsion Information,”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1036009/MS_8.2021_Agreement_UK_USA_Australia_Naval_Nuclear_Propulsion.pdf,访问时间：2022年5月9日。此外，AUKUS还以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发展势头以及提高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武力使用成本作为核心合作计划。(11)Michael Shoebridge,“What is AUKUS and What is It Not?”December 8，2021，https://warfareofficers.org.au/pages/what-is-aukus-and-what-is-it-not-399,访问时间：2022年9月12日。可以说，共同的国家利益和民族血统以及中国作为安全威胁的地缘设定是促成美英澳合作型战略大三角形成的重要变量。无疑，物质和观念双重动因驱使下的美英澳围绕核动力技术与遏制中国等议题打造的合作型战略大三角将更具稳固性和持久性。

第二，“AUKUS”是基于威胁制衡而构建的军事联盟。所谓联盟，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从一个宽泛的视角出发将其界定为“两个或更多主权国家之间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安排。”(12)[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页。从这个意义上讲，AUKUS是美国、英国与澳大利亚三国之间打造的正式的安全合作机制，据此，它的联盟属性是毋庸置疑的。不同于传统的权力制衡动因说，沃尔特认为促成国家结盟的根本原因在于威胁失衡情况下，国家为了对抗最具威胁性的国家而选择与他国结盟，此即威胁制衡。而一国对他国威胁的感知程度取决于后者的综合实力、地缘毗邻性、进攻能力及侵略意图。(13)[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第272页。本质上，美英澳三国结成AUKUS军事联盟是为了制衡其所感知到的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威胁。展开来看，美英澳对以下几个因素的战略认知刺激了它们缔结对中国进行威胁制衡的AUKUS联盟。

综合实力方面，中国巨量的领土和人口规模、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军事和国防能力的持续现代化、以5G技术为代表的科技等客观力量在美英澳战略认知下皆成为显著威胁。英国基于这些实力将中国视为“体系竞争者”(14)HM Government,Global Britain in a Competitive Age:The Integrated Review of Security,Defence,Development and Foreign Policy,London:APS Group,2021,p.26.，拜登政府认为中国的综合实力使其已然构成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唯一对手”。(15)“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The White House，March 3，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p.8,访问时间：2022年9月11日。与中国在地理位置上的临近大大增加了澳大利亚对华威胁认知的敏感度；
而尽管存在巨大的水域阻隔，但美英与中国在印太核心地区利益拓展上的地缘重叠亦加大了其对华威胁感知。所谓的进攻能力和“侵略”意图方面，澳大利亚学者迈克尔·舒布里奇(Michael Shoebridge)的看法很能代表当前美英澳三国对中国军事的认知偏见，即中国政府不断提升解放军在印太地区的作战能力以赢得各种战争，因此，AUKUS必须转移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平衡，并增加中国的武力使用成本。(16)Michael Shoebridge,“What is AUKUS and What is It Not?”December 8，2021，https://warfareofficers.org.au/pages/what-is-aukus-and-what-is-it-not-399,访问时间：2022年9月12日。可以说，上述四个层面对华军事意图上的知觉是美英澳为阻止中国在印太地区日渐增进的权势和影响力而对中国进行威胁制衡的根本动因。就此而言，AUKUS是基于威胁制衡而构建起来以遏制中国为核心的军事联盟。

国家利益是驱使国家行为的根本动因。美国、英国与澳大利亚基于各自的战略利益考量共同构建了全新的军事安全合作架构。对美国来说，如何在霸权实力相对衰落的背景下，以可控的战略成本遏制中国崛起从而继续维系其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地位是其核心战略设计；
对英国来说，脱欧后追求大国外交的自主性以及彰显“全球英国”战略的存在感是英国参与创建AUKUS联盟的重要战略目的；
而对澳大利亚来说，“中等强国”战略与AUKUS的多重契合点是其积极配合美英打造新印太安全架构的根本战略动因。

(一)美国：战略收缩背景下以低成本手段维系印太领导地位

国家的战略收缩固然包括削减武力使用、压缩同盟数量、降低军费开支以及更加注重国内建设等内容，但是，战略收缩绝不完全等同于放弃使用武力、取消同盟、闭关自守等消极性战略行为。美国在霸权相对衰落背景下的战略收缩进程始于奥巴马时期，及至当前，拜登采取了不同于特朗普的极端型战略收缩，而是类似于奥巴马的温和型战略收缩。在具体的联盟问题上，极端型战略收缩贬低联盟的功效，视海外联盟体系是美国大战略的负担；
而温和型战略收缩则重视联盟的作用，试图通过广泛的联盟安排来避免美国在全球性和区域性军事安全问题上的单打独斗。拜登政府的温和型战略收缩在联盟安排上体现为通过盟友间的集体合作来降低美国在安全和防务上的负担，进而以可控的成本继续维系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地位。积极牵头打造AUKUS是拜登政府的首要战略考量。

拜登时期印太依然是美国大战略的核心阵地。2021年3月的《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指出，“美国意识到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与印太、欧洲和西半球有着深刻的联系，”“美国的自我定位是威慑对手以捍卫国家利益以及与伙伴国并肩合作，因而美国在印太和欧洲的存在将更加强势。”(17)“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The White House，March 3，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访问时间：2022年9月11日。继续保持印太霸权是拜登政府大战略规划的重中之重，其关键就在于如何在不额外增加美国战略负担的前提下进行“印太战略”架构的设计。而拜登政府的战略选择就是修复、强化和重构海外联盟关系网，进而通过责任和义务转嫁以及成本均摊的形式削减美国维系印太霸权的负担。2022年2月的《美国印太战略》将美国的安全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称为美国“独一无二的巨大的非对称力量”，并直言AUKUS联盟是美国团结印太和欧洲伙伴的新路径。(18)“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White House,February 11,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p.12,p.13,访问时间：2022年9月12日。事实上，AUKUS联盟之所以能够以可控的成本继续推行美国的印太霸权，主要就在于通过向澳大利亚转让核动力潜艇技术而加强其核威慑能力，能够强化澳大利亚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围堵中国的代理人角色，而通过纯粹的核技术扩散强化盟友实力的成本要远远低于过往美国对盟友施予武器和财政等军事援助的代价。

(二)英国：脱欧后在印太地区彰显“全球英国”战略抱负

自2016年正式启动退出欧盟进程之后，英国的外交与战略旋即进入了积极转型的探索时期和过渡阶段，最终构想出“全球英国”战略。英国政府层面上，“全球英国”话语意味着“一个具有积极外向精神的行动状态、基于国际规则的秩序的守卫者、拥有全球贸易抱负的国家和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民主或人权价值观的捍卫者，以及拥有强大防务、外交和软权力资源的行为体。”(22)张飚：《“全球英国”:英国政府、反对党、智库和媒体的话语分析》，《欧洲研究》2021年第1期，第131页。根本上，“全球英国”的战略构想内蕴着浓厚的“大英帝国”怀旧心理和重振昔日帝国雄风的愿景，由此导致脱欧后英国外交战略的域外指向和全球拓展趋势愈发显著，而印太在这一趋势中逐渐成为英国大战略顶层设计的重中之重。2021年3月，约翰逊政府发布《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安全、防务、发展与对外政策综合评估》(以下简称“综合评估报告”)，是首次正式而系统阐述“全球英国”战略的标志性文件。其中，该报告的“印太倾斜(Indo-Pacific Tilt)框架”部分明确强调“印太地区对英国的经济、安全以及支持开放社会的全球抱负至关重要”。(23)“Global Britain in a Competitive Age:The Integrated Review of Security,”HM Government,Defence,Development and Foreign Policy,p.66.

事实上，“全球英国”的概念本身就具有冲破欧盟乃至欧陆框架的约束而在更广阔的战略空间上重塑大国形象的身份动机在内，“综合评估报告”明确将英国界定为“一个拥有全球利益的欧洲国家”，认为“在欧洲国家中，英国拥有独一无二的全球性利益、伙伴关系和能力”。(24)“Global Britain in a Competitive Age:The Integrated Review of Security,”HM Government,Defence,Development and Foreign Policy,p.60.而印太之所以被英国框定为彰显“全球英国”战略抱负首要之地的原因就在于：一方面，印太地区是潜在的国际地缘冲突点、大国云集区域、未来世界经济新的重心，介入印太事务可以显示英国作为世界大国的远距离投射能力。另一方面，中国快速发展及其衍生出的“中国威胁”在当前和可预见的未来都将是印太地区地缘角力的显著事件，“崛起的中国显然是当今世界最重大的地缘政治因素”，(25)“Defence in a Competitive Age,”Ministry of Defence,London:APS Group,2021,p.5.因而任何与中国崛起和“中国威胁”相关的战略动向必然能够迅速集聚全球行为体的关注。因此，在AUKUS的架构下主动参与美国主导的遏制中国的军事行动，能够助推“全球英国”中的战略构想在印太地区付诸实践，从而极大满足约翰逊政府追求的全球性大国地位的荣誉性心理动机。

透视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可以发现，印太的地缘价值与“全球英国”的目标指向是高度匹配的，而AUKUS联盟恰是“全球英国”战略构想在印太地区得以实现所必须依赖的工具。有如英国议员比利莫里亚(Karan F.Bilimoria)在2022年1月英国上议院就《海军核动力信息交流协议》展开的辩论会上所指出的，AUKUS能够满足“全球英国”战略所追寻的通过科技维系战略优势、塑造未来开放的国际秩序、强化国内外安全与防务以及构建国内外抵御能力四大目标，“全球英国”与AUKUS是行动一致的。(26)“Exchange of Naval Nuclear Propulsion Information Agreement,”UK Parliament,January 17,2021,https://hansard.parliament.uk/Lords/2022-01-17/debates/5f409558-004a-402e-a763-f2dbe9de0247/GrandCommittee，访问时间：2022年6月30日。具体来讲，约翰逊政府的“全球英国”战略希冀塑造一个外向型的世界大国，而印太地区愈来愈有成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的趋势。因此，以印太为立足点，以科技、信息和人员交流为主要内容，以民主、自由和开放为共有价值基础，以围绕遏制中国而进行的军事能力升级为根本战略内核的AUKUS联盟，完美地为“全球英国”构想在印太地区的推进提供了现实路径，正是英国积极协助美国打造AUKUS的终极战略目标之所在。

(三)澳大利亚：“中等强国”战略与AUKUS的多重契合点

所谓“中等强国”，有学者基于既有定义给出了综合性衡量标准：中等程度的物质和非物质实力；
对“中等强国”身份的自我认知；
他者对本国“中等强国”地位的认同；
国际体系特定领域内的影响力；
区域性影响。(27)Tanguy Struye de Swielande,et al.,eds.,Rethinking Middle Powers in the Asian Century:New Theories,New Case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19,pp.20-23.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形象是其基于自身的实力状况和观念认同以及一定的体系影响和强大的区域性影响而构建出的国家身份。澳大利亚自我宣称中等强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并且，从长远来看，在具备区域性和全球性影响力的大国的崛起等外部威胁下，澳大利亚对中等强国身份的强调将更甚。(28)Andrew Carr,“Is Australia a Middle Power A Systemic Impact Approach,”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8,No.1,2014,p.76,p.81.Jeffrey Robertson,“Middle-power Definitions:Confusion Reigns Supreme,”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71,No.4,2017,p.364.针对中美在印太地区地缘角力愈加激烈的现实，莫里森政府趁势助推美国构建新的军事安全联盟，是因为AUKUS的建立能够“重构澳大利亚作为带有坚定政治意志的‘中等强国’形象。”(29)Jagannath Panda,“Between AUKUS and the Quad Scaling European Interest in the Indo-Pacific,”p.1.实际上，正是由于AUKUS与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战略存在内涵与路径上的契合点，才促使澳大利亚将当前与未来的对外战略所依赖的基础转移到这一新的安全架构之上。

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战略及其行为逻辑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地缘安全基础上的联盟外交倾向；
功能主义视阈下的地区外交倾向；
行为主义影响下的多边外交倾向。(30)崔越：《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外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5、6章。而莫里森政府配合美英打造的AUKUS恰能很好地满足这三方面的战略偏好。(1)AUKUS的军事安全联盟本质。“与美国结盟在澳大利亚的安全、其战略与防务计划中始终处于中心位置”，(31)Miguel Alejandro Híjar-Chiapa,“Australi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o-Pacific,”in Ash Rossiter & Brendon J.Cannon,eds.,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New Geopolitical Realitie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20,p.85.《2020新版国防战略》强调“澳大利亚政府将持续深化与美国的联盟并强化对印太的区域介入”，(32)“2020 Defence Strategic Update,”Department of Defence,https://www.defence.gov.au/sites/default/files/2020-11/2020_Defence_Strategic_Update.pdf,p.4,访问时间：2022年9月13日。参与美国主导的AUKUS军事安全联盟能够提升澳介入印太事务的战略水平。(2)AUKUS的印太地区范畴。“‘印太叙事’在澳大利亚以各种方式得以表达、巩固和延续”，(33)Timothy Doyle & Dennis Rumley,The Rise and Return of the Indo-Pacifi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p.118.印太作为澳中等强国战略的核心指向区域与AUKUS的“印太战略”定位形成了地缘投射上的一致性，AUKUS由此成为澳在印太地区推进中等强国战略行动的地缘平台。(3)AUKUS的小多边主义属性。近年来，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外交逐渐放弃了战略上的模棱两可而转向一种更加坚定的地区立场。战略转向呈现出澳大利亚对多边主义和规范性路径的重视，而AUKUS联盟等小多边主义安排能够弥补澳大利亚在追寻这一战略目标转向过程中国家实力不足的困境。(34)Gabriele Abbondanza,“Whither the Indo-Pacific Middle Power Strategies from Australia,South Korea and Indonesia,”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8,No.2,2022,pp.410-412.

除了上述三个维度路径和内涵上的战略契合点之外，AUKUS联盟还蕴含一项消解澳大利亚身份认同与中等强国战略定位二者之间内在紧张状态的功能。澳大利亚孤悬于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交汇处，临近亚洲强国且远离白种人国家的地缘现实加剧了其内在的不安全感和身份焦虑，而这显然与其中等强国的自我角色定位所呈现出的战略进取是相抵牾的。不过，这种战略心理、战略现实与战略定位上的矛盾格局伴随着澳大利亚协助美英构筑AUKUS联盟得到了有效缓解。加入AUKUS既能通过追随信奉“白人至上”的美英而强化其盎格鲁—撒克逊身份认同，亦能借助联盟的军事力量遏制中国快速发展从而缓解区域安全上的危机感。同时，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依凭AUKUS获得了与大国英国和超级大国美国“平起平坐”的象征，抬升了作为中等强国的澳大利亚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存在感。概而言之，AUKUS与澳大利亚中等强国战略行为逻辑的内在一致性，连同其重塑澳大利亚中等强国的身份认同与安全信心，是后者不遗余力倒向美英特殊关系，进而共建AUKUS的根本驱动因素。

当前，AUKUS已进入到具体实施阶段，而围绕这一美国主导的印太地区新的军事安全架构的推进过程亦衍生出了若干争议话题。例如，核动力潜艇与装备核武器的潜艇的边界、AUKUS与印太地区既有安全机制的关系、排他性的小多边主义军事集团与欧洲盟友的多边主义安全构想以及联盟扩容与否的问题等。

(一)“核动力潜艇”向“装备核武器的潜艇”转化的潜在风险

美英澳三方围绕核动力潜艇展开的军事合作是否仅仅存在于技术层面是首要争议话题。在2021年9月三国首脑的联合声明中，莫里森直言“AUKUS最初的主要倡议就在于为澳大利亚交付核动力潜艇舰队”。约翰逊亦声明AUKUS的第一要务就是“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核动力潜艇舰队”，不过，约翰逊特别指出这里的“核潜艇”是通过核反应堆驱动而非配备核武器。拜登则强调澳大利亚获取的核动力潜艇属于“常规武装”。(35)“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Prime Minister Morrison of Australia,and Prime Minister Johnson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nouncing the Creation of AUKUS,”The White House,September 15,2021.从缔约方领导人的讲话中不难看出，美英澳三国都在为AUKUS指向的核动力潜艇所衍生出的核不扩散全球舆论降调。尽管美英澳三国领导人集中强调AUKUS在核动力潜艇问题上的技术合作属性和纯粹的技术交流形式，但是，这一核技术扩散却带有不可忽视的潜在风险，即澳大利亚拥有的核动力潜艇可能会向装备核武器的潜艇转化，在更深的战略层面上，亦不能排除澳大利亚从无核国转向拥核国的可能。

基于具体技术来讲，核潜艇(nuclear submarine)包括两种不同的类型。其中，“核动力潜艇”(nuclear-powered submarine)是指“通过核反应堆获取推进能量的潜艇，它不一定会携带核武器”；
而“核装备潜艇”(nuclear-armed submarine)则通常意味着配备了核武器的潜艇。(36)Institute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Beyond the Jargon on AUKUS:A Nuclear Submarine 101,”http://www.ipcs.org/issue_briefs/issue_brief_pdf/ipcssr211_interview_beyond%20the%20jargon%20on% 20aukus.pdf,p.1，访问时间：2022年7月5日。由于澳大利亚目前并未掌握核武器，因此一旦其最终实质性获取核动力潜艇，那么它将开创全球首个无核国掌握核动力潜艇的先例。但是，掌握核动力潜艇技术的现实却大大增加了澳大利亚从无核国演变成拥核国的可能。一般来说，国家拥核需满足以下四项条件：高浓缩钚或铀、工艺技术流程、搭载核弹头的运载工具和政治意愿；
(37)罗曦：《美英澳核潜艇协议可能导致国际核不扩散体制溃堤》，《世界知识》2021年第22期，第17页。而核动力潜艇向装备核武器的潜艇转化的必要条件就在于当事国是否拥有核武器。按照AUKUS确定的实施计划，美国将向澳大利亚提供用于建造核反应堆的高浓缩铀、核动力技术以及核动力潜艇，那么澳大利亚突破无核国的边界只剩下纯粹的“政治意愿”。目前，澳大利亚政府反复强调其无意获取核武器，“澳大利亚将保持无核国，并将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其他相关协定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下的义务”。(38)Australia Government,“AUKUS:Trilateral Security Partnership,”https://www.defence.gov.au/sites/default/files/2021-09/AUKUS-Factsheet.pdf，访问时间：2022年7月2日。然而，未来澳大利亚的战略认知以及印太地区安全形势的不断变化都意味着澳政府当前“政治意愿”上的承诺不足以确保未来本国核事态的具体演变方向。

一方面，在获取一系列物质和技术支持后澳大利亚具备发展核武器的潜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核政策项目主任詹姆斯·阿克顿(James M.Acton)指出，无核国掌握核动力潜艇的漏洞使得澳大利亚有可能会脱离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管而转移核材料的使用目的，在其想要成为拥核国时能够在海军核反应堆的掩盖下发展核武器。(39)James M.Acton,“Why the AUKUS Submarine Deal is Bad for Nonproliferation:And What to Do About It,”September 21,2021,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1/09/21/why-aukus-submarine-deal-is-bad-for-nonproliferation-and-what-to-do-about-it-pub-85399，访问时间：2022年7月2日。这一潜质在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战略抱负愈发激进以及其感知到的区域安全压力和威胁日渐强盛时会更有可能转为现实。另一方面，在中国持续发展日益逼近美国霸权所能容忍的临界点，比照自身实力相对衰落的不可逆趋势，美国助力澳大利亚实质上拥核的意愿不容忽视。白宫新近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印太行动计划”表明，美国将通过AUKUS尽快向澳大利亚海军提交核动力潜艇视为“强化威慑”的手段之一。(40)“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White House，February 11，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p.15.在未来，霸权焦虑和衰落恐慌情绪笼罩下的美国是否会助推澳大利亚的核动力潜艇转为装备核武器的潜艇，以根本性提升澳在印太地缘对抗中的对华核威慑能力，是值得警惕的战略动态。总之，本国战略认知与区域安全态势的演变，发展核武器的物质技术和政治意愿的成熟，都意味着澳大利亚未来的核动力潜艇发展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二)小多边主义军事集团与盟友的多边主义安全路径依赖

AUKUS是美国继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之后在印太地区打造的全新的区域性安全架构，表明印太军事安全问题上的小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选择愈益成为美国大战略的主导偏好。有学者指出，印太区域安全架构中小多边主义的出现源于对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力及其联盟网络的可持续性的不断质疑，以及既存多边主义安排在解决战略上的区域性挑战时的不足。(41)Bhubhindar Singh & Sarah Teo,eds.,Minilateralism in the Indo-Pacific: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Mechanism,and ASEAN,London:Routledge,2020,p.2.在这里，AUKUS小多边主义安全机制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它是为解决遏制中国的特定问题而设计的专门性军事集团，其成员仅限于核心利益高度一致的美、英、澳三个国家，并有效避免了一般的多边主义安全模式下因成员国利益错综复杂导致的战略目标分散、无休止协商和行动迟缓等弊端。这是近年来美国在解决印太地区安全问题上越来越青睐小多边主义“意愿联盟”的根本战略出发点。

然而，美国在印太地区安全议题上掀起的小多边主义浪潮与欧洲盟友在印太安全问题应对上的多边主义取向是不那么一致的。AUKUS协议的签署加大了美国在印太地区通过小多边安排，而不是构建一个包容性多边主义秩序来制衡中国的意愿，其与欧洲介入印太的图景是截然不同的。(42)Benedetta Girardi & Paul Van Hooft,“Did AUKUS Torpedo Transatlantic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https://hcss.nl/wp-content/uploads/2021/12/Snapshot-Did-AUKUS-Torpedo-Transatlantic-Cooperation-In-The-Indo-Pacific-HCSS-Dec-2021.pdf,p.4,访问时间：2022年6月30日。2022年3月，欧盟理事会发布的《安全与防务战略指南针》强调“欧盟在印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上有着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欧盟的“印太战略”表明其将寻求促进一个开放的、基于规则基础的印太区域性安全架构。(43)“A Strategic Compass for Security and Defence,”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March 21,2022,https://data.consilium.europa.eu/doc/document/ST-7371-2022-INIT/en/pdf,p.10,p.43,访问时间：2022年9月13日。尽管美英澳三国亦宣称AUKUS致力于促进基于规则基础上的印太秩序，但是在共同的印太地缘范围內，AUKUS联盟的小多边主义排他属性与欧盟谋求构建的地区安全架构上的开放图景却是相矛盾。AUKUS表明“北约和跨大西洋关系在口头上是美国利益的核心，但却在逐渐降级至次要位置”。(44)Alper Cokun,“QUAD,AUKUS and the American Pivot to Asia:Implications for Turkey and a Case for Recalibration,”September 24,2021,https://edam.org.tr/en/quad-aukus-and-the-american-pivot-to-asia-implications-for-turkey-and-a-case-for-recalibration/,访问时间：2022年7月4日。无疑，拜登政府在印太地区新建的AUKUS小军事集团不仅会严重影响其致力于修复的欧洲盟友关系，还大大刺激了欧盟在印太安全架构上追求战略自主的决心。

长期以来，“欧盟致力于多边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涉及与美国的伙伴关系”，(45)Yearbook of European Security 2021,EU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Luxembourg: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2021,p.48.尽管美国在印太安全架构上的小多边主义安排将欧盟或法、德等主要欧盟国家排除在外，但欧洲盟友参与印太事务的多边主义立场并未松动。2021年9月，在美英澳宣布构建AUKUS的第二天，欧盟旋即发布了《欧盟印太合作战略的联合声明》，其中强调欧盟与印太伙伴接触的基本原则就是多边主义合作，而在议程实施的关键行动中，欧盟声明将促成其“印太战略”成为与区域性和多边性伙伴的既存对话的主流。(46)“Joint Communication on the 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European Commission,https://www.eea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jointcommunication_2021_24_1_en.pdf，pp.2-3，16，访问时间：2022年7月5日。此外，在具体内容上，不同于AUKUS着眼的传统军事安全，以及核技术转移与遏制中国的主题，欧盟的印太多边主义框架既涉及传统的安全与防务话语，又包括区域繁荣、气候变化、海洋治理、数字治理、人权等议题，并且，欧盟的多边主义印太图景还重视与中国的多面接触，以及与区域伙伴共同维护核安全与核不扩散。(47)“Joint Communication on the 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p.4,p.14.比较发现，AUKUS在印太安全问题上坚持小多边主义立场和地缘对抗色彩，而欧盟“印太战略”则追求多边主义路径和包容性合作理念。战略手段和战略认同的差异意味着未来美国与欧盟在处理印太安全问题上势必存在种种难以调和的局面。

(三)AUKUS联盟与印太地区既有安全架构：互补或叠合

美国新近主导创设的AUKUS给QUAD、澳新美联盟(ANZUS)和五眼联盟(FVEY)的运行带来了新问题。印太地区既有的安全架构与AUKUS究竟互为补充还是存在叠合成为争议的又一项焦点。如表1所示，这四大印太安全机制在成员构成、核心业务、性质与定位、安全功能等维度上既有互补又有叠合。就互补来说，核心业务方面，AUKUS极力通过向盟友转交核动力潜艇来提升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防务能力，这是其他三大安全机制未曾有过的合作，并且，核技术扩散带给美国的地缘权力收益是其他安全机制下的任何合作无法比拟的。性质与定位方面，尽管同为联盟，但五眼联盟更多的着眼于情报共享而缺乏军事能力合作；
澳新美联盟则因新西兰坚定的无核化立场导致美新关系龃龉丛生而更多地外显为美澳双边关系，它们无法满足美国在印太地区愈益增长的权势需求，而竭力追求安全与防务能力建设的AUKUS军事联盟恰能很好地弥补这两大联盟的不足。无疑，AUKUS内蕴的这些弥合功能凸显了其在印太地区存在的必要战略价值。

表1 美国主导的印太地区安全架构

然而，在机制互补带来的战略效益之外，AUKUS与其他印太安全架构的叠合导致的问题亦不容忽视。首先，AUKUS与其他三大安全架构的最显著重叠在于其成员构成。正是这种成员交叉的现实，AUKUS被视为是从五眼联盟中独立出来的(48)“AUKUS:China Denounces US-UK-Australia Pact As Irresponsible,”September 17，2021，https://independent.ng/aukus-china-denounces-us-uk-australia-pact-as-irresponsible/，访问时间：2022年7月8日。，或被认为是五眼联盟的“瘦身版”(49)John West,“Minilateral Initiatives to Balance China in the Indo-Pacific,”October 5,2021,https://unravel.ink/minilateral-initiatives-to-balance-china-in-the-indo-pacific/,访问时间：2022年9月13日。。成员构成的高度重合引发了对AUKUS独立性程度的质疑。其次，安全功能方面，AUKUS与澳新美联盟都格外重视印太军力升级以强化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能力，尤其在后者当前的运作主要倚重美澳双边军事合作的情势下，AUKUS在安全与防务方面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合作必然会持续弱化ANZUS的安全价值并冲击该安全架构下美澳双边军事合作。此外，AUKUS与QUAD在解决印太安全议题和对抗中国等战略任务上存在严重交叉，特别是在“四方机制”愈益升级为美国“印太战略”核心依托的境况下，(50)翟福生：《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与中国周边安全》，《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2年第2期，第77页。AUKUS与QUAD围绕印太地区一系列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功能冲突势将更为严重。最后，AUKUS与其他三大安全架构都依赖首脑峰会和部长级会议，在成员构成和安全功能高度叠合的背景下。该运行模式导致AUKUS与其他印太安全机制在议程设置上的重复难以避免。如何处理AUKUS与其他三大安全架构在上述领域的叠合及其促生的战略掣肘将是AUKUS在未来运转过程中需急切解决的问题。

(四)联盟扩容的两难：吸纳正式新成员，亦或“AUKUS+”模式

印太广袤的地理范畴、美国盟友网络关系的错综复杂以及利益攸关方各自的战略盘算，使得AUKUS联盟一经形成之后便随即陷入到未来扩容与否的各种讨论与预测中。2022年4月，三国政府共同发布的《澳大利亚—英国—美国伙伴关系(AUKUS)的实施方案》明确指出，当美英澳在深海能力、量子技术、人工智能、高超音速与反高超音速能力、电子战等其他至关重要的防务与安全能力方面的三方共同努力趋于成熟时，将寻求在适当情况下接触其他盟友和亲密伙伴。(51)“Fact Sheet:Implementation of the Australia-United Kingdom-United States Partnership(AUKUS),”The White House,April 4,2022.不过以何种合理的、利益最大化的形式接触印太地区国家或其他利益攸关方是AUKUS需审慎考量的。

如前所述，既有的AUKUS能够在盎格鲁—撒克逊的血统纽带上强化英、澳对美国在其中的领导力的绝对认可与服从，并且这个小多边主义安全架构因其成员数量的精简有助于其在印太地区军事行动的统一性，而一旦允许新会员国正式加入其中，那么AUKUS既存的这些优势必将大大削弱甚或消失。2022年4月13日，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Jen Psaki)就日本受邀加入AUKUS的记者提问时指出，美英澳关注的重点已经最终确定为围绕一系列先进军事能力的三方工作项目，并无将AUKUS转为JAUKUS的计划。(52)“Press Briefing by Press Secretary Jen Psaki,”The White House,April 13,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s-briefings/2022/04/13/press-briefing-by-press-secretary-jen-psaki-april-13-2022/,访问时间：2022年7月4日。这表明开放AUKUS的准入资格、允许其他国家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加入其中并不符合美国当前的根本利益。然而，印太安全形势的错综复杂、印太安全议题覆盖面的广泛性连同解决印太安全问题的合法性基础等现实因素又使得单纯依凭美英澳自身无法得以有效应对。针对这一现实两难，另一种AUKUS的扩容模式逐渐显现，即“AUKUS+”，它意指在既有的美英澳小多边框架基础上，通过具体军事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协商等非正式形式将其他国家融入到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论坛中。

“AUKUS+”模式的基本特征就在于联盟安全功能扩大的同时原有架构安排与内在性质保持不变。不过，在“AUKUS+”应该吸收何种类型成员的问题上亦存在不同的战略认知。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阿赞·塔拉波尔(Arzan Tarapore)指出，由于AUKUS致力于极为敏感的与情报相关的技术，而这些技术美国只会托付与之最密切的情报伙伴，因此，AUKUS的根本性融合只可能存在于五眼联盟成员之间。(53)Arzan Tarapore,“AUKUS is Deeper than Just Submarines,”September 29,2021,https://fsi.stanford.edu/news/aukus-deeper-just-submarines,访问时间：2022年9月13日。而印度学者贾甘纳·潘达(Jagannath Panda)认为“AUKUS+”可以通过与日本、韩国、印度、法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开展具体领域的业务，从而实现AUKUS机制的延伸(Extension)而非扩展(Expansion)。(54)Jagannath Panda,“Is‘AUKUS Plus’a Viable Option,”January 26，2022，https://thediplomat.com/2022/01/is-aukus-plus-a-viable-option/,访问时间：2022年7月4日。事实上，不论接触何种类型的其他国家，“AUKUS+”在结构上的非正式性和灵活性都意味着它在印太地区有着更大的接受度，当然，这一松散的安全架构的最终模型根本上取决于美国大战略的需求。随着美国政府更迭带来的最高领导人战略判断的变化，甚或在更广的层面上，随着美国霸权实力相对衰落的不可逆转趋势导致大战略的更深刻调整，AUKUS究竟是以“AUKUS+”为主流，还是彻底的开放准入资格，仍将会是政界、学界和战略界争论的焦点。

联盟是国际政治发展演进中的一种重要现象，亦是国家对外战略问题上的永恒主题之一。长期来看，AUKUS是霸权实力相对衰落背景下拜登政府在印太地区新的安全与军事联盟构想，而短期上，拜登政府试图以此对冲阿富汗问题上的战略收缩带来的国内和国际舆论压力。在某种意义上，AUKUS意味着美国开始改变其在海军核推进技术问题上的最初立场，转而选择扩散这一威慑性技术以获取更大的印太地缘收益。通过向澳大利亚转移核动力潜艇来实质性地提升其海军的威慑能力与作战水平，以此作为一种成本可控的战略手段应对近年来实力日渐增长的中国海军及其可能打破印太地区军力平衡格局的潜在可能，是美国在既有印太安全架构之外急切打造AUKUS的根本战略指向。就更深的战略意义而言，AUKUS亦是美国在既有的“五眼联盟”、澳新美联盟、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菲同盟、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基础上，着力构筑的印太联盟体系的重要一环。基于中国视野进行必要的战略考量不难发现，一个横贯西太平洋、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旨在围堵中国的印太军事包围圈赫然显现，并且，这个印太军事链条大有与欧洲盟友和北约相勾连的潜在趋势。(55)时殷弘：《美国同盟和联盟体系的对华军事态势现状》，《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2期，第1页。回望历史，愈益成型的大印太联盟体系本质上可以被视为美国冷战时期推行的传统遏制战略在21世纪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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