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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东盟印刷出版物贸易现状与提升对策

    时间:2023-01-23 10:40:08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田常清,黄凯健

    (1.中南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12;
    2.南京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政策的双重推动下,中国和东盟互利共赢,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发布的贸易数据,中国—东盟跨境贸易总值由2010年的2934.3亿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6852.5亿美元,2020年中国—东盟贸易指数已达到241.09,是2010年的2.4倍多,东盟已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1]。其中,印刷出版物的贸易作为支撑中国—东盟社会文化合作支柱的重要途径和双边国家文化交流与互鉴的重要桥梁,在相关政策支持和双边系列图书巡回展等活动推广下,为双边国家图书出版业务交流、版权交易和市场拓展提供了机遇。

    伴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者对产品需求层次及类型的多样化,产业内贸易成为各国对外贸易中日趋重要的贸易合作形式。所谓产业内贸易,是指两国间对同一贸易商品或产品组同时存在进出口贸易的活动,其本质是两国产业在国际产业链上分工的结果。作为一种贸易专业化的双向国际贸易形态[2],产业内贸易能够直接反映国际贸易合作关系,较高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也代表着两国产业的密切合作,稳定的产业内贸易也被认为是高质量的贸易关系。与两国间对同一贸易商品或产品组只出口或只进口的产业间贸易相比,产业内贸易更能促进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学界对各类产品跨国贸易的研究较多,而对图书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研究相对薄弱。邓向阳、袁英曾对2005—2006年间中国出版业产业内贸易进行了分析,指出当时我国出版产业内贸易结构不平衡,贸易逆差较大,多数出版物贸易指数较低[3]。随着深耕“一带一路”出版市场及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纵深发展,中国对外出版合作与贸易步入提质增效阶段,构筑起出版业国际化发展的新格局[4],就与东盟国家的出版物贸易而言,其年均出口总额近1亿美元,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额的比例最高[5]。因此,利用产业内贸易的相关理论及测量指标进一步分析双边印刷出版物贸易,将有利于提升中国印刷出版物跨境贸易的综合实力,促进图书出版业深度合作,加深双边人民间的文化交流,对中国文化强国建设和巩固中国—东盟社会文化合作支柱有着重要意义。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分析2011—2020年东盟对中国的印刷出版物贸易进出口额及增长率情况,以总体把握中国—东盟印刷出版物贸易现状。具体研究中,选取产业内贸易指数静态测度、产业内贸易指数动态测度和产业内贸易类型测度这三项国际权威指标作为分析依据。具体思路为:首先,利用G-L指数及加权产业内贸易指数对中国—东盟印刷出版物贸易数据进行测量,分析当前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及其形成原因;
    其次,以1年作为间隔期,通过对中国—东盟在2011—2020年间相邻两年的印刷出版物产业内贸易作动态测量,进一步分析其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动态特征并与静态产业内贸易水平相互印证;
    最后,利用GHM法和Giuseppe Celi细分法得出中国—东盟印刷出版物产业内贸易的具体类型。

    (二)数据来源

    从统计角度看,计量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数据统计标准,采用的是国际贸易中常用的两类统计标准:一类是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编码),另一类是国际协调商品名称及编码制度分类(HS编码)。目前的海关进出口数据统计,均依照HS编码对贸易商品进行分类统计,故本文将以HS分章编码作为数据整理与搜集的标准,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按照HS4901(印刷书籍和书册等)、HS4902(报纸和期刊等)、HS4903(童书和图画绘本等)的分类,获取2011—2020年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印刷出版物进出口贸易数据,并进行整理、测算与分析。

    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贸易关系一直保持着较高的依存度,经贸合作基础深厚。2020年东盟超过欧盟,跃升为中国最大货物贸易伙伴,中国也连续12年保持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6]。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中HS4901、HS4902、HS4903类印刷出版物的统计数据来看,HS4901类印刷出版物的进出口贸易额最大,其次为HS4903类印刷出版物,HS4902类印刷出版物的贸易额最小。2020年,东盟对中国印刷出版物贸易进口额为6852.8307万美元,占东盟对世界各国印刷出版物贸易进口总额(32961.5399万美元)的20.8%,中国图书在东盟国家市场的认可度与需求度较高;
    同时,出口额为2645.9722万美元,占东盟对世界各国的印刷出版物贸易出口总额(9517.8858万美元)的27.8%,双边贸易关系较好。本文结合2011—2020年东盟对中国的印刷出版物贸易数据,分析了东盟对中国的印刷出版物进出口额及增长率,如表1所示。

    表1 2011—2020年东盟对中国的印刷出版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年增长率及贸易差额

    结合表1数据可知,2011—2020年东盟对中国的印刷出版物贸易总额年均增速达4.96%,印刷出版物贸易进出口额在10年间虽呈上下波动态势,但与2011年相比,2020年东盟对中国的印刷出版物贸易进口额增加了2550.9913万美元,出口额增加了804.6756万美元,整体看呈增加趋势。其中,东盟对中国印刷出版物贸易进口额年均增长率为5.30%,东盟对中国贸易出口额年均增长率为4.11%,说明双方贸易合作势头良好。但是也不难发现,2011—2020年,东盟对中国整体的印刷出版物贸易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的状态,其中2011—2014年间贸易逆差扩大,于2013年达到峰值4266.0326万美元,随后逆差逐渐缩小,到2017年的1475.4517万美元,随后2018—2020年间逆差又继续扩大,呈现出东盟对中国印刷出版物贸易失衡的状况。细分HS4901、HS4902和HS4903三类印刷出版物贸易产品组,东盟同样呈现较大的贸易逆差,中国在印刷出版物贸易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与此同时,从东盟各国的具体贸易数据来看,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对中国印刷出版物的进出口占比较大,而菲律宾、缅甸、老挝、柬埔寨、文莱等国对中国印刷出版物的进出口贸易额相对较少。以进出口贸易额最大的HS4901类印刷出版物为例,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五国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东盟十国总额的92%,其中,新加坡对中国的进口额占东盟十国进口总额的比重最高,达33.4%,其次为马来西亚的26.4%和泰国的13.9%;
    出口额的比重也是新加坡占据榜首。可见,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出版物贸易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现象。

    (一)中国—东盟印刷出版物贸易G-L指数分析

    Grubel和Lloyd率先对产业内贸易进行了计量的探索,提出了G-L指数[7],主要用于计量各国之间在各个类型贸易商品或产品组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是目前国际上较为权威的产业内贸易静态测度。2011—2020年东盟对中国的印刷出版物贸易G-L指数如表2所示。

    表2 2011—2020年东盟对中国的印刷出版物贸易G-L指数

    从东盟对中国的印刷出版物贸易总体的G-L指数来看,2011—2020年间,2013年、2014年东盟印刷出版物贸易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低于0.5,很大程度上是受到2012年欧洲债务危机等影响,其余年份的G-L指数值均在0.5以上,产业内贸易优势突出,最高时为2017年的0.8338。同时,指数变化趋势幅度也较为显著,在2011—2017年间,虽有过小幅下降的趋势,但整体呈上升态势,主要原因在于2013年底,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面向东盟铺就海上丝绸之路,紧密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国际贸易联系,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和东盟经贸合作水平的提升。由此,中国与东盟国家印刷出版物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持续增强。而2018—2020年,G-L指数值虽有小幅的滑落,但并不影响印刷出版物产业内贸易的优势。新冠肺炎疫情对2019年的进出口贸易影响程度较小,但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各国采取一系列疫情防控举措冲击了全球生产、贸易系统,使得全球贸易预计萎缩13%~32%[8],出版实物出口贸易也受到相应影响,这是2020年东盟对中国印刷出版物贸易G-L指数下降的主要原因。

    从HS4901、HS4902、HS4903三类印刷出版物产品组的静态产业内贸易G-L指数看,HS4901类印刷出版物在10年间的G-L指数值均大于0.5,总体上以增长为主,2017年0.9198最高,近三年虽有回落,但基本都在0.75左右,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HS4902类印刷出版物在2011年、2014年、2015年、2016年G-L指数值大于0.5,其余6个年份均小于0.5,属于产业间贸易。因此,2011—2020年中国与东盟国家报纸和期刊等印刷出版物贸易属于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并存。HS4903类印刷出版物在10年间的G-L指数值均偏低,趋近于0,此类商品基本属于单向流动,以对中国的童书、图画绘本等进口为主,出口极低,产业间贸易较为突出。

    此外,分析与中国印刷出版物贸易较为活跃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国家2016—2020年的G-L指数发现,关于HS4901类印刷出版物,新加坡的产业内贸易程度最高;
    关于HS4902类印刷出版物,新加坡的产业内贸易程度同样位居第一,其次为越南;
    关于HS4903类印刷出版物,越南在2018年和2019年体现出较高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其余国家均偏向于产业间贸易。总体而言,东盟少数几个国家对中国的印刷出版物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双边贸易主要还是以资源要素禀赋的产业间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

    (二)中国—东盟印刷出版物贸易MIIT指数分析

    Hamilton和Kniest为了衡量特定时期增加的贸易量中产业内贸易所占的份额,提出了动态产业内贸易的概念,即边际产业内贸易(MIIT),Brülhart在此基础上,提出了MIIT指数的计量方法[9]。2011—2020年东盟对中国的印刷出版物贸易MIIT指数如表3所示。为了便于分析,笔者制作了MIIT指数的趋势图(见图1)。

    表3 2011—2020年东盟对中国的印刷出版物贸易MIIT指数

    图1 2011—2020年东盟对中国的印刷出版物贸易MIIT指数趋势图

    从印刷出版物贸易整体上看,东盟对中国的印刷出版物贸易总体的MIIT指数趋势呈波浪形波动,在2011—2016年间波动幅度较大,在2013—2014年间达到其近十年峰值0.9758,其主要原因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极大加深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印刷出版物的贸易关系。但在此期间,也出现了2012—2013年的0.1560这一最低值,说明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图书贸易增量是单向流动和双向流动的贸易形态并存而产生的。而在2016—2020年间,指数虽较以往有所下降,但波动幅度相对稳定,在0.550上下波动,增加的贸易量以产业内贸易凸显;
    2019—2020年的MIIT指数在该阶段最低,这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并伴随全球经济出现负增长进入深度衰退期密切相关。

    本文对HS4901、HS4902、HS4903三类印刷出版物产品的动态产业内贸易指数MIIT进行进一步分析发现:HS4901类印刷出版物在2011—2016年间MIIT指数整体呈现攀升状态,在2012—2013年间存在最低值0.1844,此期间进行的完全为产业间贸易,而在2015—2016年达到最高值0.9762,代表着东盟国家此时间段HS4901类印刷出版物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极高,并伴随着东盟国家HS4901类印刷出版物贸易逆差的不断缩小,2011—2016年间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优势凸显;
    在2016—2020年间,MIIT指数上下波动幅度较大,起伏不定,此期间表现为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的交替进行。HS4902类印刷出版物在2014—2015年间MIIT指数达到0.9326,其次为2011—2012年的0.6920,其余年份的MIIT指数相对较低,东盟国家对中国HS4902类印刷出版物的进口不断加深,贸易逆差也在不断扩大,说明双向贸易程度较低,产业间贸易更为明显。HS4903类印刷出版物10年间MIIT指数一直处于极低的水平,产业内贸易水平极低,最高值也仅为2016—2017年间的0.4993,MIIT指数的上升会带动着G-L指数的上升,也从侧面印证了2017年HS4903类印刷出版物G-L指数上升的原因。

    此外,对与中国印刷出版物贸易较为活跃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国家2016—2020年的MIIT指数进行分析发现,部分年份的MIIT指数值大于0.5,这表明期间产业内贸易是双方印刷出版物贸易增长的主要原因,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从MIIT指数上看双边贸易增长主要是依靠产业间贸易。新加坡在HS4902类印刷出版物上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总体而言,东盟对中国的印刷出版物贸易增长量主要是靠产业间贸易拉动,与上文对G-L指数的测量结果趋于一致,产业间贸易突出。

    (三)中国—东盟印刷出版物产业内贸易类型分析

    Greenaway、Hine和 Milner提出GHM的计量方法,是对产业内贸易类型进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判别[10]。本文通过对2011—2020年中国—东盟的HS4901、HS4902、HS4903三类印刷出版物产品组的产业内贸易类型测度GHM进行测算,并利用Giuseppe Celi的产业内贸易类型细分法对中国—东盟印刷出版物产业内贸易类型进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HIIT)、高质量的上垂直型产业内贸易(UP-VIIT)和低质量的下垂直型产业内贸易(DN-VIIT)的划分。

    从整体上看,东盟对中国各类印刷出版物贸易总体的GHM值在0.31~0.71间波动,为下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下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具体表现为某国进口产品的质量高于出口产品,处于垂直产业内分工的低端。从不同产品组来看,HS4901类印刷出版物在2017年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其余年份均为下垂直型产业内贸易,GHM值分布在0.38和0.69间;
    HS4902类印刷出版物的GHM值分布在0.09和0.54间,为下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HS4903类印刷出版物,10年间的GHM值均极低,下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现象突出,反映了中国童书、图画绘本等出版物质量较高。但从国别来看,新加坡在HS4901和HS4902类印刷出版物、越南在HS4902和HS4903类印刷出版物上都呈现出较高的上垂直型产业内贸易(UP-VIIT)趋势,但总体上,东盟国家在印刷出版物产品上的贸易地位较低,侧面反映出我国出口的印刷出版物处于垂直产业内分工的高端位置,有利于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做好出版“走出去”,并以高质量的“走进去”实现中华文化的深度国际传播。

    (一)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东盟国家与中国印刷出版物贸易关系日趋紧密,进出口贸易总额也保持着稳步的增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其近年的高效推进,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图书等印刷出版物的贸易提供了新机遇。但也不难发现,东盟国家对中国整体的印刷出版物贸易为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并存,其中,HS4901类印刷出版物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而HS4903类印刷出版物则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其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也偏低,不同类型印刷出版物贸易发展不平衡,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基础不牢。同时,东盟印刷出版物贸易基本上是通过下垂直模式实现的,处于生产体系中的低端位置。

    此种贸易现状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与贸易不平衡程度存在一定联系。中国与东盟国家印刷出版物贸易失衡,总体来看,东盟国家在印刷出版物贸易合作中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的状态,近十年间虽出现过逆差缩小的情况,但无法稳定保持。同时,东盟对中国出版印刷物贸易主要集中于HS4901类印刷出版物,对HS4902和HS4903类印刷出版物贸易比例偏低,进出口贸易结构有待改善与优化。此外,东盟各国与我国进出口贸易也存在不平衡的情况,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家与中国的印刷出版物贸易交流偏少。二是与各国人均GDP水平存在一定的关系,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会影响产业内贸易水平。人均GDP水平是决定消费者购买能力与行为的重要因素,与消费者对于产品需求的变化呈正相关,进而推动产品的差异化发展,以影响产业内贸易水平。根据世界银行发布各国GDP数据来看,中国近十年人均GDP持续增长,从2011年的5618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10500美元,超过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多数东盟国家,导致这些人均GDP低于中国的国家对出版印刷物的需求偏好重叠性降低,因而影响了中国—东盟印刷出版物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东盟各国与中国印刷出版物贸易的不平衡。三是与产品差异化程度有关。贸易产品的差异化作为产业内贸易的基础,面对不同市场,需要匹配不同的差异优势组合。东盟各国人文社会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组织宗教、风俗习惯等不同,导致不同国别的市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多样性。当前,东盟出版物质量与品质上的差异性还不够吸引消费者,高附加值的图书产品水平较低,应当通过深入调研,打造品牌,避免产品同质化,增加产品差异性。

    (二)建议

    针对以上结论,为进一步提高中国—东盟印刷出版物产业内贸易水平,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深化区域贸易合作机制,加强区域经贸合作,解决东盟各国与中国印刷出版物进出口贸易的区域不平衡问题。中国出版业应充分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平台,把握“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政策优势和贸易机遇,积极围绕“丝路母题”[11],在做好高水平“走出去”的同时,充分考虑东盟各国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差异,进一步系统梳理,制定“一国一策”,体现差异化[12],做到出版的高质量“引进来”。例如,对于与中国印刷出版物贸易往来较少的缅甸,中国应充分把握“一带一路”倡议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倡议的契机,并考虑到缅甸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等现实问题,制定针对缅甸的印刷出版物贸易的“一国一策”,促进贸易双向流动,实现贸易平衡,提高双边印刷出版物产业内贸易水平。

    第二,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解决东盟各国与中国印刷出版物出口贸易的类型不平衡问题。中国出版业应挖掘中国—东盟印刷出版物贸易潜力,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解决HS4901、HS4902、HS4903三类印刷出版物进出口贸易不平衡问题。由于中国科研水平不断提高,科研成果产出也日趋增长,学术出版作为高度国际化的产业,科技期刊成为“十四五”时期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重要阵地[13]。为此,应提升科技期刊质量,加大科技成果传播力,以增加HS4902类印刷出版物贸易量。此外,对于HS4903类印刷出版物的贸易,中国与东盟各国可充分利用中国—东盟少儿出版阅读论坛等交流平台,在进行童书创作及出版的过程中,主动把握不同国家的文化特点与属性,做到本土童书的国际化表达[14]。由此平衡不同类型出版物间的落差,提高区域印刷出版物产业内贸易水平。

    第三,中国优化对东盟的投资与产业布局,充分考虑与东盟国家出版企业优势互补,注重出版企业的价值增值,挖掘潜在互补性,提高区域印刷出版物产业内贸易水平,实现出版“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转变。广西具有东盟对口贸易省的天然优势,因而广西的出版企业如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可通过国际合作出版,在东盟国家设立出版机构,形成多元国际合作,并启动“中缅当代文学互译出版工程项目”,积极探索在老挝、新加坡等东盟国家设立出版社代表处,拓宽市场,强化跨国合作。同时,针对马来西亚与中国出版物市场的互补性较弱等问题[15],双方可在同质型产品的差异化上下功夫,扩大出版物的差异化,提高品牌知名度。由此推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出版“走进去”,提升产业内贸易水平,促进东盟国家形成高质量、上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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