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宗族观念庶民化与宗族的形成——以江西地域宗族为例

施 由 明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农业考古》编辑部，江西 南昌 330006)

宗族源自父系氏族对世系的重视，形成于周王朝将血缘关系用于国家统治制度建设，即构建宗法制宗族，也即在周代及秦汉时代。宗族只是王室及皇室和豪族专享的概念和社会群体，他们非常重视明确世系、记载清楚世系，用之于祭祀及权力和财产的分配与继承；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无所谓宗族不宗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选官讲究出身，婚配也论出身，官僚贵族家庭都重视编修记载世系传承的族谱，以作为选官和婚配的证明材料。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制，即宗族规制仍然是王公贵族专享，普通民众仍不讲究所谓宗族。

隋唐时代，科举取士为庶族地主走向政治舞台开辟了道路；
但隋唐科举取士的名额少，社会结构尚没有较大的变化，名门士族在政治和社会上仍然享有较大特权，王公贵族们的婚配仍然讲究门第，宗族的概念仍然局限于王公贵族阶层。

宋代是读书改变命运的时代，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要科举上榜，不论出身，都可走上仕途；
所以，宗族的观念在这样一个时代发生了较大变化，宗族观念走向了庶民化，宗族不再是宗法制宗族，从而促使了庶民宗族的形成。

宋朝建立之初，为解决治国理政所需要的大量人才，并解决武臣拥兵自重问题，为扶持新贵与抑制旧贵，宋太祖赵匡胤沿用了隋唐科举取士的旧制，但取士名额逐年不断扩大，两宋310多年间，共取进士11万多名，迄今在经过宋元战火之后残存的《宋代登科总录》中还能查到4万多进士的档案资料。这11万多名进士是两宋时代的文化精英，对两宋310多年政权的传承、国家的治理、文化的发展等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提升了身份、升格为新贵族阶层的文人士大夫，在北宋时代有少部分文人士大夫首先意识到了普通民众树立起宗族观念的重要意义，这就是普通民众通过祖宗的认同、血缘关系的串联、对先人重要事迹和优秀品德的弘扬和传承，可以使族人们得到凝聚，在地方社会中可以形成一个有力量的群体，更有利于族人的生存。而祖宗认同、血缘记述、族人凝聚的重要媒介就是原本用来表明政治出身、社会地位出身的族谱。首先认识到这一点并赋予族谱新的社会作用、文化作用的是北宋前期的著名文人和官员、江西吉州人欧阳修(1007—1072)。

欧阳修在修纂《新五代史》《新唐书》时，一项重要的资料来源就是族谱资料。在这两部史书中欧阳修引谱入史，在《新五代史》中专设了《十国世家年谱》，在《新唐书》中记述宰相389名、世系98族，大量使用了族谱资料。

当欧阳修撰写完这两部史书之后，他意识到族谱不仅仅可用来表明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既可以用来选官和婚配，也可以用于庶民宗族凝聚族人，使族人不至于时间久了而情感疏远，于是，他开始整理自家的血缘关系谱系，即自家的谱图。在宋仁宗皇祐、至和年间(1049—1055)，“以家之其旧谱，问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诸本，以考正其同异，列为世次，为谱图一篇”[1]511，并撰《欧阳氏谱图序》，对欧阳氏的祖籍地、欧阳氏如何来到吉州定居、先人的动人事迹和优良品德等作了记述。欧阳修创立了“断自可见之世”的修谱原则和用列表式及五世以下“别自为世”的修谱方法，即所谓的小宗修谱法，开启了平民化修谱的历程，树立了平民修谱的范式，对后世影响巨大。

从欧阳修撰《欧阳氏谱图》得到启发，紧随欧阳修之后意识到族谱对平民家族凝聚族人有重要作用的人，是与欧阳修同时代的著名文人苏洵(1009—1066)。

苏洵认为其苏氏宗族在四川已壮大(其先祖为唐代前期著名诗人苏味道流放四川时所留一子)，为了凝聚宗族，使族人不至于相见如“途人”，使族人都能保持孝悌之心，“观吾之谱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2]373于是，他撰写了《苏氏族谱》，并且在欧阳修创立小宗谱法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创立了自称的“大宗谱法”。“洵尝自先子之言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世次，而其本出于赵郡苏氏，以为《苏氏族谱》。它日欧阳公见而叹曰：‘吾尝为之矣。’出而观之，有异法焉。曰：‘是不可使独吾二人为之，将天下举不可无也。’洵于是又为大宗谱法以尽谱之变，而并载欧阳氏之谱以为谱例，附以欧阳公题刘氏碑后之文以告当世之君子，盖将有从焉者。”[2]371-372

从苏洵的这段话可知，他不仅仅自己效法欧阳修修谱，还期望当世的君子们也效法欧阳修和他自己那样修谱，并将欧阳修的谱法和他自己的谱法并举以为范式。苏洵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是儒家学者，饱读儒家著作，他认同宋朝自开始就提倡以“孝悌”治天下的做法，认为原本出于政治目的的谱牒可以用于在普通民众中树立孝悌之心，可以凝聚亲情，符合朝廷的需要，所以他创立了谱牒范本。

欧阳修和苏洵的率先垂范毫无疑问对宋代宗族观念的庶民化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稍后的理学家张载(1020—1078)、程颐(1033—1107)，在他们实践的基础上，为庶民构建宗族创立了理论基础，并提出了庶民宗族通过建家庙和祭祖来凝聚宗族的设想。

张载说：“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古人亦鲜有不知来处者。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3]68

张载主张将上古的宗法制普遍化、民间化，普遍建立各自的谱系，使人人知“来处”，并从理论上提出了建立族谱的必要，开创了宋代主张庶民立族谱的理论先河，对后世族谱的普及与兴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张载还主张不分贵族、官僚和庶人都建家庙祭祖：“凡人家正厅，似所谓庙也，犹天子之受正朔之殿。人不可常居，以为祭祀吉凶冠婚之事于此行之。厅后谓之寝，又有适寝，是下室，所居之室也。”[3]103并且主张“庶人亦须祭及三代”，“大夫、士有大事”可以“祫及其高祖”，即祭及四代祖先[3]101。

程颐比张载更明确地提出，士大夫和庶人都可以建家庙，且士大夫可以祭祀始祖和先祖。程颐说：“收合人心，无如宗庙。祭祀之报，出于其心。故享帝立庙，人心所归也。系人心，合离散之道，无大于此。”[4]1002“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祢。……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设二位。常祭止于高祖而下。”[4]240

从欧阳修、苏洵的率先撰谱垂范，到张载、程颐的理论建构和庶民祭祖观念的提出，为宗族观念的庶民化普及铺平了道路，并为庶民宗族的建设提供了可操作的方式，即不仅仅要修谱，还要建家庙祭祖；
不仅仅祭及三代，还可祭及四代(高祖)。

欧阳修、苏洵之后，北宋时期有一些文人士大夫起而应之，即修谱和建家庙祭祖。

有学者梳理了文渊阁《四库全书》与《全宋文》现存的“谱序”“世谱序”“家乘序”，包括欧阳修、苏洵所撰“谱序”和“族谱亭记”共23篇，涉及18个家族[5]40，王安石撰写的《许氏世谱》和曾肇撰写的《曾氏谱图》未计算在内。这个数字说明北宋时代庶民修谱尚不多，庶民宗族观念还只是少部分文化精英接受了，他们认识到了族谱作为宗族建设的重要手段，对宗族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认识到了族谱可以记载清楚祖宗是谁、从何而来、血缘传承、家族的支派、人伦排序等，所谓“且豺獭皆知报本，人灵于物者,不知祖宗之所自出，枝派之所由合，亲疏之所以别，昭穆之所以序，豺獭之不如也”[6]254。作为人，之所以要明了这些，是因为人是有灵性的，是要报答祖先的传续之恩、前辈的养育之恩的，否则，不如动物。

二是认识到了只有明确血缘世系的传续关系，才能达到“敦伦睦族”[7]123，即族人在明确的人伦关系下和谐相处，忠厚传家，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

三是认识到了通过族谱记载祖先的光辉业绩，可以激励后人为光宗耀祖而奋发努力，所谓“光前人之烈以垂裕后昆也”[7]124。

从上述可知，包括欧阳修和苏洵在内的一些北宋时代的文化精英，对宗族的观念、对宗族的建设、对族谱的重要作用和祭祖的重要意义，已完全跳出了魏晋隋唐时代人们的观念与认识，不再将宗族与族谱看作政治的工具，而是从社会建设大视野来看待宗族建设和族谱的作用及祭祀祖先的意义。

关于庶民宗族的形成，我们可以以宋代江西地域(1)当代江西的省境范围基本与元明清时代相同(婺源县原属徽州)，这种行政格局奠定于唐代广德二年(764)改洪吉都防御等使为江西观察使，治八州(洪、饶、吉、江、袁、信、虔、抚)，这八州之地即今江西省境域(婺源县除外)。北宋和南宋时期的行政区划参照唐代“道”的划分，在各州军之上划分为“路”。江西境域分属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在北宋时期，江州、饶州、信州、南康军隶属江南东路，洪州、虔州、吉州、袁州、抚州、筠州、南安军、临江军、建昌军、兴国军隶属江南西路。南宋时江州划规江南西路。虽然在宋代江西地域分属江南东西两路，但考虑到唐代及元明清至今的江西境域格局，学术界在研究宋代的江西时，仍然按十三州军统计，即将江州、饶州、信州、南康军包括在内，一并算作江西上。本文所指江西地域即此观点。为视角来说明。之所以选择江西地域，是因为在元明清时期江西地域是中国宗族势力的强盛之区，对其宗族形成的探讨有典型意义。

所谓宗族的形成，首先是一个家族或宗族在一个地域内的人口规模达到了家族或宗族的规模，往往是一个开基祖经过了五代人的传续、繁衍和分支扩展，在人口规模上至少达到了100人，才称得上一个家族，由家族发展成宗族；
其次是家族或宗族中人都有强烈的族人认同感，并自觉地进行宗族建设，如修族谱、共同祭祖、置族田、办族学等。

从现存的文献来看，江西地域宗族在南宋后期才形成，其主要标志是到南宋后期才出现了较多的“族谱序”，标志着南宋后期江西地域的宗族比较普遍地进入了自觉的建设时期。此外，宗族集体祭祖和设族学、置族田也是宗族形成的标志。

(一)修族谱是南宋江西地域宗族形成的主要标志

尽管早在北宋时期欧阳修、苏洵及其后继者张载、程颐等人已阐述了普通民众进行宗族建设(如修谱、祭祖)对族人、家庭、宗族、社会的益处，如明亲疏之别、厚风俗、“敦伦睦族”等，但北宋时代的宗族理论经过了较长时段传播，到南宋后期才普遍地被基层文化人所认同并接受，因为作为基层社会组织的宗族的建设者主要是基层文化人，他们编修族谱之后请其当代文化名人撰写序言，这就是我们从南宋时代文人们的文集中所见到的“族谱序”。

从人口规模上说，南宋后期江西地域的宗族进入了自觉与正式的宗族建设，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唐后期至北宋末与南宋初移民而来的中原移民，经过一两百年甚至两三百年的开枝散叶，人口规模已达到成为家族或宗族的状态。这些传承着中原文化精神的移民后裔，在宋代以孝治天下和北宋以来的宗族理论的影响下，对宗族的凝聚、祖宗的记忆等有着特别的渴求，从而开始了自觉的敬宗收族。

有学者就文渊阁《四库全书》和《全宋文》统计，现存南宋时期的族谱序跋67篇，涉及60个家族；
其中江西地域的文人士大夫所写族谱序跋共17篇，涉及13个家族[5]41。如欧阳守道的《巽斋文集》中有《书欧阳氏族谱》，刘辰翁的《须溪集》中有《王氏族谱序》《泰和胡氏族谱序》《吴氏族谱序》，文天祥的《文山集》中有《李氏族谱亭记》《跋吴氏族谱》《燕氏族谱序》《瑞山康氏族谱序》。

从这些族谱序可以看出南宋时的江西地域文化人对于宗族建设、编纂族谱形成了一些共识。

一是宗族建设是必要与重要的。

在魏晋时代由于门阀士族制，选官和婚配都看重出身，看重宗族名望。自隋唐科举取士之后，人们渐渐不看重宗族了，宗族建设的主要举措——编撰族谱，也就渐渐废止了。到北宋较大规模的科举取士以后，编撰族谱的政治需要已完全消失了，但是欧阳修、苏洵等人意识到了族谱除政治作用之外重要作用，这就是凝聚族人、认同亲情、和谐族人、有序伦理等重要作用。在欧阳修、苏洵等的示范作用及张载、程颐的理论影响下，南宋时许多文化人士接受和认同欧阳修、苏洵、张载、程颐等的思想，他们在写“族谱序”时虽然没有从理论的高度去论述宗族建设的必要和重要，但是他们大多都会论述通过修谱以达到明世系、明亲情关系的重要性，因为他们已不必再从理论上去论述宗族建设的重要性了。张载、程颐等人早已有了理论的阐述。所以，南宋的文人们只需要在写“族谱序”时着重阐述修谱这一宗族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即可。

二是通过修族谱而明世系，这对宗族和宗族中的每个人都是必需的和非常重要的。

南宋乐安人、著名文学家、诗人曾丰(1142—1224)在所写《重修族谱序》中阐述其家族重修族谱的重要性时写道：“虑夫吾诸子孙之不学，莫知吾曾氏所由来也世远，而不自奋发，以迎天之报，故次其世加详焉！”[8]308曾丰认为，把世系写明，让子孙不会由于世代远了而不努力奋发，以光宗耀祖。

南宋后期的吉州著名文人欧阳守道(1208—1272)在《黄师董族谱序》中说：“族非谱无以知枝叶本根之分合，然生今之世，家有此者亦罕矣。盖虽大家往往失其传也。”“世遇乱离，人不自保，遂使子孙不得尽知先世之所从来，可痛也已。”[9]450欧阳守道认为一个宗族或家族没有族谱就无法知道世系传承和宗族的分支情况。在他那个时代，家有族谱者少，即使许多大家族对世系传承和家族分支也搞不清楚了。因为经历了战乱，个人都难自保，使先世的传续也就搞不清楚，令人痛心。

从欧阳守道这段话可知，即使在南宋后期，编修了族谱的宗族还是不多，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行为。虽然欧阳修、苏洵的典型示范已一两百年了，但是因为没有政治需求的原因，编修族谱直到南宋后期还是没有形成强劲的驱动力。

南宋后期著名的爱国文人文天祥在《李氏族谱亭记》中写道：“苏老泉有《族谱引》，又有《族谱亭记》，引专言父祖子孙出于一本，不可忽忘，记则以乡人不义不睦者为戒。愚尝谓引之词,极论骨肉之所从，而动其内心之爱，此宜与贤者道。至于记之所载，其言他人戕贼之故，而惟恐族陷于不淑。‘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则此训又亲切焉。”[10]333

文天祥的这段话不仅称赞苏洵撰写《族谱引》和《族谱亭记》，更为赞赏的是苏洵阐明了人不可忘本、不可忘记祖先，否则，会导致族人乡人不义和不睦。只有族人们都清楚彼此的骨肉亲情关系，才能发自内心地互爱，整个宗族也才不至于陷于不淑。

曾丰、欧阳守道、文天祥是南宋时代江西地域文化精英的代表，对通过修族谱达到明世系的作用和重要性有深刻认识，并由此成为元明清时代江西乃至中国人热衷修族谱的驱动力。

三是通过族谱记载先人的光辉事迹或美德可以激励后人奋发努力。

南宋后期吉州著名文人刘辰翁(1232—1297)在为其家乡吴氏宗族所写《吴氏族谱序》中写道：“此谱有科目者表而出之，班班自南唐至近年愈甚盛，惜也观止此。使科目不废，学不坠，皆将有列于上陈如蒙庵者，尤吾望焉，此则事之可感者也。吾故论其绵绵于谱之外，科之外者，使其万子孙永永其逊焉，则继此谱者，其不益又盛于此也，勉之。”[11]202

刘辰翁称赞吴氏在族谱中将宗族中有科举功名者和仕宦功名者，自南唐及其下皆不间断地记在族谱中了，可以激励子孙永远奋发努力。刘辰翁的这种对族谱的认识在元明清时期越加成为普通基层民众的共识，也成为元明清时期基层文人们热衷修谱的共识。

同样，早于刘辰翁的文天祥也是有同样的认识。文天祥在《跋吴氏族谱》(泰和吴氏)中称赞吴氏：“自魏晋以来，至唐最尚门阀，故以谱牒为重。近世此事浸废，予每为之浩叹。今观吴氏谱，源于禾川之燕市，派于西昌之白沙，自宋兴以来，衣冠灿然。盖升学者二十有二，举于乡者五十有七，荐于漕者三，奏于礼部及精究科、贤良科者九，而特科恩封、世赏拜爵者，又三十有四人。盛哉，可睹矣。自昔以知力持世功利，起家，有道所忌传不数世。惟诗书之泽，绵绵延延，愈久而愈不坠。赫赫而蹶，孰与循循而至者哉。天下之理，可久者必可大。吴氏代有人焉，其将有尤者，出以其时可矣。”[10]390文天祥感叹吴氏族谱列出了自宋以来有功名的吴氏家族人物，感叹其家族诗书绵绵，并预断其家族仍将人才辈出。

四是修谱追溯祖先时不可攀附名人。

刘辰翁在《泰和胡氏族谱序》中写道：“先生有小史以奠系世，其归在厚人伦。后世反崇华胄，自损其实而他冒，其名虽华非其所当，于其人奚益。假如言刘者宗汉，不知娄敬之刘得为汉乎！言李者宗唐，不知徐责力之李得为唐乎！胡之受姓以来，贵且华者莫逾汉太傅广，谱胡者孰不诧广为冠冕，惟泰和胡叔俊，独知广黄姓，而溯其自出之派，则本于河东，以及于金陵。叔俊固知辨名实者，其交予名文可者，叔俊族子也。其人狷狭多奇，尤喜赋新句。观其志，要有所树立，不欲茍附借于人。”[11]200

在南宋这样一个庶民尚不普遍修谱的时代，刘辰翁有如此认识，是难能可贵的。他称赞泰和胡氏在记述胡氏祖先之所出时，不攀附名人，而是实事求是地记述祖先之所出。尽管在南宋时代作为文化精英的刘辰翁已有了这种认识，但是后世修谱仍然难于避免这种做法，即追溯祖宗时总是攀附名人，直到现当代仍如此。

编纂族谱是南宋江西地域宗族形成的主要标志，是宗族自我建设的主要手段，但又不仅仅只以此为手段，还有祭祖、立族学和置族田也是宗族建设的手段。

(二)集体祭祖是南宋江西地域宗族形成的标志

祭祖是中国由来已久的习俗，每年人们都要通过一定的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和已逝亲人的怀念。据学者们研究，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就有祭祀鬼神的习俗，因为人们认为人死灵魂不灭，通过祭祀鬼神，以祈求祖宗保佑平安和带来好运。

中国的祭祖习俗经历了周代的宗庙祭祖、汉代的墓祠和家庙祭祖、唐代的家庙祭祖、宋代的墓祠和家庙祭祖、元明清时期的祠堂和墓地祭祖。

关于中国的祭祖与建祠习俗的由来及各朝代的情况，许多学者已有深入的研究，有研究成果。如对于宋代的墓祠和家庙祭祖，较重要的著作有王善军的《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及其论文《宋代的宗族祭祀和祖先崇拜》，对宋代的祖先崇拜、祠堂与祠祭、墓祭和宗族祭祀的社会作用等做了深入研究(2)参见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王善军《宋代的宗族祭祀和祖先崇拜》，载《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3期。。

宋代江西地域人如何祭祖，史料记载不多；
但少量的记载表明，到南宋后期，北宋文人们所主张的庶民宗族观念已被较多的江西地域文化精英接受，有些宗族已怀着血缘共同体的情感而集体祭祖，如南宋宝祐元年(1253)状元姚勉(1216—1262)所撰《丰城王氏家庙记》，记载其宗族将族谱刻于石碑，并将石碑立于庙中：

公(丰城王氏始迁祖)不安于夷狄，竟自北而南，徙家于豫章丰城之城头里，有至德观钟铭及碑可考。盖自契丹归时，中原云扰，故避地于江之南也。自五闰积至今(南宋后期)，凡二百余年，子孙蕃衍盛大，别派分枝星列棋处，绵亘十四五里，皆一姓。举进士者，代不乏人，团族彬彬皆儒。公之十四世孙某，惧其族之衍而岁且久，将忘其所自出也，乃于其里白马山之阴立一庙，而取其族谱图刻于中，俾公之子孙至斯庙者，皆得因流而寻其源焉。族之人虽数十百千，而其来实出于一，则协比友睦之心油然以生，不至于亲尽则疏，相视如路人。美哉斯意乎！夫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禽兽也。知有父母而不知有祖者，庶民也。为士则知有祖矣，知有祖则知有祖之始矣。联宗协亲，族序可以和；
别生分类，谱牒可以考。是庙之立，岂徒云乎哉？抑王氏知其祖之所自出，又当知其所自立也。[12]413-414

此文虽没有谈及丰城王氏在此家庙中如何举行祭祖仪式，但立石谱于家庙的目的就是通过祭祖以强化血缘共同体的情感，从而凝聚族人。

至于祠堂祭祖，宋代江西地域虽已出现较多的祠堂，但主要是祭祀先贤或时贤的祠堂。从现存宋代江西地域文人文集中的文章可知，宋代人对本地有贡献的先贤和时贤有着崇高的敬意，建祠祭之、敬之，但宋代江西文人文集中找不到记载宗族建祠堂祭祖的文章，表明直到南宋后期江西地域建祠堂祭祖的习俗还未普遍形成。姚勉和欧阳守道均为南宋后期时人，他们写了一些祠堂记，但都不是宗族祭祖的祠堂。假如朱熹在《家礼》中所创设的祠堂之制在江西地域已推开，可以肯定的是，在宋代江西的文人文集中肯定会有记载。由此可知，宋代江西地域民间祭祖仍然是家祭，即“祭于寝”，也即在厅堂摆牌位祭祖。

到了元代，建祠祭先贤和时贤及乡贤的习俗仍然在江西各地保持与传承着。元代江西文人文集中保存的一些“祠记”，表明民众对于为国尽忠的“忠孝节义”之士或有功德于当地的已逝或调离的地方官，是不会忘记。建祠堂祭拜他们，为民众树立做人做事的典范。同时，随着北宋文人的庶民宗族观念被基层文人们越来越多地接受，宗族建祠堂祭祀祖先的习俗在元代开始铺开。元代江西文人文集中已出现了一些宗族建祠祭祖的《祠堂记》。如元代大儒吴澄在《吴文正集》中有《豫章甘氏祠堂后记》，回顾了元代以前的家庙制和朱熹《家礼》创设的“祠堂”制。吴澄对于豫章(即今南昌地区)甘氏子孙的祭祖表示赞赏，并从这篇文章可知，甘氏已按朱熹《家礼》中的祠堂之制进行祭祖；
且吴澄认为，这样既隆重又简单，是“孝子慈孙”所应当做的。

(三)立族学与置族田是南宋江西地域宗族形成的标志

江西地域的家庭、家族、宗族自唐代后期以来就热衷于兴学和助学，非常重视宗族子弟的文化学习。特别是宋代以来，科举引领了读书人和家庭及宗族的价值取向，培养子弟科举仕进、光宗耀祖成为家庭、家族、宗族的追求，科举仕进成为士子们人生价值的重要取向。

宋代江西地域的书院和全国其他地域的书院一样，在宋朝廷重文教、重文士、规范的科举取士等因素的引导下，书院这种私人办学机构发展很快，较之唐及唐末五代，数量大增，创办主体和书院特点多样化。其中宗族办学是重要特点，许多书院或书堂为宗族所办，著名的有安义雷塘书院、华林胡氏书院、南康军雷湖书院等，此外如安福周氏秀溪书院、龙泉鲍氏金斗学堂、贵溪高氏桐源书院、修水黄氏双井芝台书院、泰和萧氏南薰书院、吉水张氏白沙书院、浮梁李氏新田书院等，都是属于宗族书院的性质。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宗族子弟科举仕进，同时是一种凝聚族人的宗族建设，表明北宋文人们的庶民观念更多地为基层文人和基层民众所接受，并用于基层民众的宗族建设。

除族学外，置族田也是南宋江西地域宗族形成的标志。有的宗族为凝聚族人，置有族田，并作为族中公产，如宋代洪迈《夷坚志》中的《界田义学》记载宋代浮梁李椿年家族置义学田：“自立义学，且建孔子庙，塑像严事，工制精华，至用沉香为舌，以春秋致祀，招延师儒，召聚宗党，凡受业者逾三十人，捐良田二百亩以赡其用。”[13]1 382南宋朱熹在《玉山刘氏义庄记》中谈到玉山刘氏设义田教育族中子弟：“始予守南康，邻境德安……后数岁，予以事过玉山，则刘侯以待次家居，复得相见，如平生欢。一日，慨然语予曰：‘吾家本单贫，而入仕又甚晚，顾无以仁其三族者，间尝割田立屋，聘知名之士以教族子弟，而乡人之愿学者亦许造焉。’”[14]120江西临江人向子諲《宋史》本传云：“子諲相家子，能修饬自见于时，友爱诸弟，置义庄，赡宗族贫者。”[15]9 211

虽然关于宋代江西宗族置族田的记载不多，但这不多的记载表明了在北宋文人的庶民宗族观念影响下，南宋时期江西地域的宗族进入了自觉建设时期，标志着江西宗族的形成。

从北宋前期文人士大夫将宗族观念庶民化，到南宋后期庶民宗族的形成，儒家文化培养出的文人士大夫和基层文人功不可没。南宋之后，元明时期江西地域宗族大发展，清代江西社会走向宗族化(3)关于元明时期赣鄱宗族的大发展及清代赣鄱社会走向宗族化，可参见施由明《论明代江西宗族的大发展》(载《中国农史》2013年第2期)、施由明《论清代江西农村社会的全面宗族化》(载《农业考古》2013年第1期)。，都是源自北宋文人将宗族观念庶民化，使宗族观念不断地为基层文人和基层民众所接受，从而使宗族组织机制不断完善和成熟，最终成为中国基层社会的结构单位。

但是，在看到中国儒家文人对宗族形成的推进作用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宗族的形成有其更深层的原因，这就是宗族是适应中国社会与文化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基层组织。

所谓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指的是由于中国乡村族人共同聚居的生活方式，聚居在一起的人们总有着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特别是在中国南方(如江西)，很多村庄就是源自一个开基祖传衍而成，即一姓一村，或一大姓兼及一小姓或几小姓而成，血缘关系使聚居在一起的人们有着天然的亲情感。人们祭祀共同的祖先，共同的祖先串起人们的情感，于是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组织方式，这就是宗族组织。宗族组织在中国的存在是环境的必然，是定居的和农耕的生活与生产方式的必然。只是儒家文化培养出的文化人将这种必然创制出实实在在的组织形式——宗族。在这样一种组织中，人们可以有序地生活，以光宗耀祖为共同的价值追求，在相互扶持、共同祭祖中得到温情，人们遵守共同的组织原则，如“族规”“祠规”等。宗族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农耕民族一种比较好的组织方式。

所谓文化的需要，指的是产生于中国农耕社会的儒家文化需要贯彻到基层民众中，而宗族组织特别适合儒家文化在基层社会贯彻和传承；
同样，儒家文化为宗族组织的孕育与发展准备了文化的支撑，宗族组织以儒家文化为灵魂，儒家文化引领宗族组织的发展。所以，宗族组织的产生是适应中国儒家文化的需要而产生的，只是文人士大夫是将儒家文化贯彻到基层的执行者。

总之，宗族这样一种中国特有的基层组织的产生，中国的儒家文人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但中国的儒家文人只是将历史的必然演化出具体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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