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老舍小说英雄形象塑造的嬗变研究
时间：2023-01-16 20:30:10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田文山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兰州 730070)
老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最致力于塑造英雄形象的作家之一。青少年时期的悲惨境遇、市民色彩浓郁的文化生存空间、激荡变革的时代背景等共同构成老舍英雄崇拜情结产生的深层原因。追慕英雄气质并将其投射于小说人物形象塑造中，是贯穿老舍创作生涯的重要母题。从青年时代的旅英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的归国时期再到“杀上前去”的抗战时期，老舍对英雄形象的塑造始终贯穿于其小说创作中，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英雄形象谱系；
同时，他在不同创作阶段所塑造的英雄形象又各自具有迥异的鲜明特征，体现出复杂的嬗变过程，并且将其在不同时代语境和人生境遇下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思索熔铸其中。
老舍生于1899年，满族人，自幼生活在底层旗人中间，家境贫寒，直到九岁才在宗月大师的资助下进入学堂接受教育。1899年正逢世纪之交与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前夜，第二年，老舍的父亲战死于抵抗八国联军的战斗中，刚满一岁的老舍也在这场浩劫中险些死于非命。随着老舍渐渐长大，独自艰辛支撑家庭的母亲经常向他讲起父亲的英勇与侵略者的残暴，“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1]8。耳濡目染的国恨家仇使血液中流淌着尚武、好强民族基因的幼年老舍早早在心中种下了忧国忧民的种子。1913年，十四岁的老舍考入京师第三中学，却因无法承担昂贵的学费于半年后被迫退学，转而报考公费的北京师范学校。童年的苦难、少年的困顿使老舍较其他同龄人更为早熟，而极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未沉沦于自身的不幸，接受了新式教育的青年老舍开始深入思考国家、民族的命运，在一度因找不到答案而感到悲观、茫然时，幸而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他“明白了一些救亡图存的初步办法”[2]。“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正是老舍那一代知识分子普遍拥有的家国情怀。
苦难的个人际遇与深重的国恨家仇相交织，催生出老舍终其一生对于英雄的崇拜情结。旧社会底层市民阶层历来就有敬慕侠客英雄的传统，老舍深受这种民间侠义文化的熏染，经常偷偷模仿《小五义》《施公案》等侠义故事中的人物，“有一阵子很想当‘黄天霸’，每逢四顾无人，便掏出瓦块或碎砖，回头轻喊：看镖!”[3]在对英雄人物由衷的追慕中，老舍渐渐找到了超越屈辱感的方法——成为英雄豪杰，为国家民族的振兴而奋斗甚至牺牲！二十多岁时老舍在南开中学“双十”庆祝大会上将这种英雄理想概括为背负起两个十字架：“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的文化，我们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4]通过身体力行甚至牺牲生命为国家、社会、民族求得一个光明的未来，是老舍终其一生的理想，也是其小说中的英雄形象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指出，只有为他人、为社会的发展而奋斗的人，才能够真正获得优越感并摆脱自卑感。青年老舍的所想所为无疑与这一理念高度暗合。
老舍于1924年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并在旅英六年间创作出《老张的哲学》(1925)、《赵子曰》(1926)、《二马》(1928)三部长篇小说。这三部长篇小说既是老舍小说创作的起点，也标志着他所塑造的英雄形象谱系中第一批英雄形象的诞生。从人物身份来看，三部小说中的英雄形象大致可分为两类，即市民英雄和知识分子英雄，这两类英雄形象的共同特征是都被赋予了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市民英雄形象以《老张的哲学》中洋车夫赵四和年老的孙守备为代表，他们爱憎分明、急公好义，从他们身上一眼就能看出民间侠客的影子：总能在众人身处危难而束手无策时，仿若神兵天降，力挽狂澜。知识分子英雄形象以《赵子曰》中的李景纯、《二马》中的李子荣为代表，他们是当时老舍心目中启蒙理想的化身。李景纯代表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总是教育赵子曰这类游手好闲的新式学生：“没有充分的知识而做事，危险！”[5]364李子荣更是以现代知识分子的清醒喊出“只有国家主义能救中国”[5]529。两类英雄人物尽管在身份、性格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的行为动机都是希望通过个体努力拯救周围人的命运。
无论是市民英雄还是知识分子英雄，二者都寄寓着老舍在文化启蒙视野下的英雄想象，并或显或隐地留有市民文化的痕迹。老舍无疑是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走向文坛并成为一名现代知识分子的，但正如前文所述，老舍自幼生长在底层市民社会，在美学主张、思想建构等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市民文化的影响，并为其创作风格打上独特的烙印。老舍也因此具有了现代知识分子和底层市民阶层代言人的双重文化身份，但这种特殊的文化身份也注定了老舍当时对于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接受与理解较之思想更为激进的知识分子是有限的，他本人就曾吐露过“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6]451的心声；
加之他于1924年前往英国，正如他所言：“我们的消息只来自新闻报，我们没亲眼看见血与肉的牺牲，没有听见枪炮的响声。更不明白的是国内青年们的思想。”[6]455因此，对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隔膜感也是正常的。由此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是老舍创作思想中市民文化因子最为活跃的阶段，而这种文化因子自然也会投射到上述两类英雄人物的塑造中，使人物形象特质更加富有层次感。市民英雄形象的文学价值在于，“描绘和表现了普通市民身上所具备的英雄品格和英雄气质，洗刷了新文学自发生以来涂抹在普通市民脸上的灰色油彩，用侠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等民族的‘优根性’置换了民族的‘劣根性’”[7]。行侠仗义的市民英雄形象再现了市民文化传统中的英雄想象，他们虽然没有接受过多少文化教育，但却拥有扶弱惩恶的善良本性。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分子英雄形象，他们身上虽然也有着浓厚的市民文化色彩，但更多的是蕴藏着老舍当时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思考。
出于市民文化的立场，加之与当时国内新思潮的隔膜，老舍在最初的小说创作中最为关注的是社会秩序是否稳定的问题，而对以暴力为手段的社会革命持怀疑态度，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以稳定的社会秩序为前提，市民社会才能获得良性发展的空间，而暴力革命无疑会破坏这种稳定性。这一点在他所塑造的知识分子英雄形象上得到了突出反映——奉行温和的改良政策，试图通过文化启蒙来唤醒国民的现代意识。这类英雄人物都不是社会革命的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倒与鲁迅所呼唤的“真士”有几分相似：没有因被激进、功利的社会思潮冲昏头脑而变得盲目，而是脚踏实地、埋头日常，致力于人格与知识的启蒙，因而与小说中那些反动军阀以及那些“两病交伐”的新式学生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既不同于“五四”时期鲁迅笔下的“狂人”，亦不同于冰心笔下的“超人”，更非郁达夫笔下那些自甘“沉沦”的知识分子，从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既可以看到儒家传统的救世精神与担当意识，又能感受到西方理性精神传统的影响，是一种中西优秀文化的结合体。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英雄所反复提到的“国民观念”“知识”“意志”“民心”等，事实上正是老舍文化启蒙思想的直接反映。由此可以推断，融合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以温和、渐进的文化启蒙促进国民思想现代化——而不是靠激进的暴力革命，正是这一阶段老舍所构想的现代化方案，而将这一构想投射到他的英雄人物形象塑造中，便是知识分子英雄“李景纯”们。
客居异乡的弱国子民老舍对于祖国轰轰烈烈的大变革怀有热切的希望：“我们在伦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针插在地图上：革命军前进了，我们狂喜；
退却了，懊丧。”[6]455这种希望投射在其小说创作中，便是李景纯、李子荣式的知识分子英雄形象的诞生。老舍于1930年回国，途中曾在南洋逗留，在那里他目睹了中国人开发南洋的功绩，并因大受鼓舞而满怀激情地提出“民族崇拜”的口号，立志要写“这些真正的中国人，真有劲的中国人”[8]64。但当他真正踏上祖国大地时，却看到了完全不同的社会景象，一种强烈的落差感席卷了他的内心并使他陷入了巨大的悲哀与愤懑：“头一个就是对国事的失望，军事与外交种种的失败，使一个有些感情而没有多大见解的人，像我，容易由愤恨而失望。”[1]466不仅他心中所期待的知识分子英雄没有出现，而且连那些他最为关注与热爱的市民英雄也被残酷的社会现实逼向了毁灭的边缘。
在这种背景之下，老舍的内心被悲观、幻灭的情绪所支配，英雄形象的塑造也由此发生嬗变：由赞赏英雄人物转而描写英雄人物走向幻灭的过程。《猫城记》(1932)是一部充满讽刺色彩的小说，在讽刺猫人——象征贪婪、自私、愚昧的中国人——的同时，塑造了大鹰、小蝎两个知识分子英雄形象。与之前塑造的知识分子英雄形象的命运不同，大鹰、小蝎企图拯救猫国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陷入了失败的深渊。尽管大鹰以牺牲自己的方式希望唤醒猫国军队的崛起，但猫国人仍在不抵抗且自相残杀中走向灭亡，而且小说借小蝎之口所传达出的强烈的愤恨、无奈的情绪更是之前所没有的。《断魂枪》(1935)中的沙子龙和《离婚》(1933)中的丁二爷是老舍所塑造的市民英雄形象在这一时期的延伸。沙子龙本是武艺高强的镖局师傅，凭借五虎断魂枪法和行侠仗义的英雄气概而威震江湖，可如今镖局改成客栈，昔日的英雄岁月已一去不返。丁二爷在危急关头杀掉了无赖小赵，像侠客一般拯救了张大哥一家，却依然被张大哥看成是“废物”，最后不得不离开北平。“侠客”遁形甚至毁灭，而小市民的庸常生活仍在继续，这就是令人愤恨与无奈的现实。将这一主题阐释得最为全面且深刻的是《骆驼祥子》(1936)。与之前老舍笔下的英雄形象相比，祥子的身上没有多少英雄色彩，但在故事开头他所拥有的个人奋斗的理想以及那种不甘与丑陋社会同流合污的傲气和自尊，都是老舍笔下英雄形象所共同拥有的性格特征，而到了小说结尾，祥子不但没有成为市民英雄反而彻底堕落。如果说老舍对大鹰、小蝎、丁二爷、沙子龙等英雄人物还怀有一丝赞赏和幻想，那么到了祥子这里，连那样一丝赞赏和幻想也动摇进而幻灭了。
仅仅依靠个体启蒙无法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这一点早已被历史所证明，然而直至20世纪30年代初，老舍却依然执着于他的文化启蒙理想。在《猫城记》里他借大鹰与小蝎两个英雄形象之口再次强调了自己的救国方案：“怎样救国？知识与人格……打算恢复猫国的尊荣，应以人格为主。”[5]261同时对暴力革命依然持怀疑和否定态度：“革命、革命，每次革命要战争，而后谁得胜谁没办法，因为只顾革命而没有建设的知识与热诚，于是革命一次增多一些军队，增多一些害民的官吏。”[5]275甚至这一时期老舍笔下的共产党员形象，如《离婚》中的马克同和《骆驼祥子》中的阮明，不是“革命思想与动机完全是为成就他自己”[9]，就是打着革命幌子的地痞无赖。由此可以看出，之所以这一时期的老舍深陷于找不到出路的苦闷与彷徨之中，症结就在于当时的他已无法借助其一直信奉的现代化构想为日趋复杂的中国社会问题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思想上，我没有积极的主张与建议……既不能有积极的领导，又不能精到的搜出病根”[6]466。正是由于作者感到无路可走，因此其笔下的英雄形象才无法逃脱毁灭的命运。
强烈的现实关怀与面对现实的无力感使老舍的思想悄然产生新变。除了彻底否定个人主义理想的《骆驼祥子》以外，就考察老舍思想变化的轨迹而言，《黑白李》(1933)这部作品颇值得注意。黑李是传统道德的化身，白李是一位革命党人。虽然老舍依然将肯定的天平偏向黑李，而对白李的玩世不恭提出批评，但在小说结尾却安排了黑李替弟弟白李英雄般赴死，而活下来的白李继续从事“砸地狱门”的革命事业这一情节。由此可以看出，或许老舍在情感上仍然偏爱黑李，但在理智上却已清醒地意识到依靠黑李这样的“老好人”是改变不了现实的，于是在白李身上——这位他一向有些看不起的革命党人——寄寓了某种隐晦的期望。这一点老舍自己也承认：《黑白李》这部作品“足以证明我在思想上有了些变动”[6]540。尽管这种“变动”是有限的，但毕竟为老舍后来的思想嬗变提供了某种可能。
“七七事变”前夕，老舍正在山东青岛苦心经营他的“职业作家”理想，然而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却踏碎了他的这一理想，使他再次体验到幼年时曾经的国破家亡之感，但这一次他已无法再作旁观者。他在1937年11月发表的《友话来北平》中写道：“在手脚还自由的时候先扑奔敌人的喉头去！”[8]208呼吁中国的知识分子务必要将抗日救国作为第一要务，并选择与所有主张抗日的作家坚定地站在一起，从中能够看出此时的老舍思想上已经产生了重大变化。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老舍一改不介入政治的人生态度，加入了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平津学生流亡会”并积极参与组织筹备工作。南下武汉后，老舍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甘愿“以个人的才力——不管多么小——与艺术——不管成就怎么样——配备着抗战的一切”[6]130。由此可见，那个向来不愿介入政治且极具小市民情调的老舍，在民族危亡面前其思想已然发生质的飞跃，成为一名抗战旗帜引领下的爱国作家。
与思想嬗变同步发生的，是其在小说中所塑造的英雄形象的嬗变。首先，这一时期的英雄形象已不再是具有侠客气质的市民英雄和知识分子英雄，而是如《蜕》(1938，未完成)中的爱国青年厉树人、《人同此心》(1938)中的知识青年王文义、《四世同堂》(1944-1946)中的钱仲石、《火葬》(1944)中的石队长，他们都摆脱了狭隘的个人理想，成为为民族大义慷慨赴死的战士。其次，在这一时期所塑造的英雄形象身上还寄托了老舍对于民族文化如何在战后走向新生的思考，这是因为他在这场伟大的全民抗战中进一步发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品质。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写道：“诗人与猎户合并一处，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它既爱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时候又会英勇刚毅，肯为和平与真理去牺牲。”[10]所谓“猎户”指涉的是一种敢于抗争、敢于流血的初民精神，在老舍看来，只有重新唤醒这种精神才能挽救由于文化早熟而导致的中庸和麻木。小说中的人物钱默吟正是作者这种文化理想的寄托：抗战前的钱默吟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典型代表，是一位终日醉心于赏花吟诗而不问世事的雅士；
战争的爆发加之经历过敌人的严刑拷打，使他终于醒悟并化身为勇敢抗击侵略者的勇士。
在主张“诗人与猎户合并一处”来提振民族文化、唤醒民族斗志的同时，老舍对资本主义文明罪恶一面的认识与批判又上升至新的层面。他敏锐地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的背后乃是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并从文化视角对其展开不遗余力的批判。这一点从《四世同堂》对大赤包、冠晓荷这些卖国求荣的汉奸所进行的无情揭露与嘲讽中便可一目了然，老舍通过对人物和情节的精心安排，来使国人警惕资产阶级文明罪恶的一面所带来的精神戕害：变态的物质欲望会使人丧失基本的爱国心。正如汪晖所指出的：“中国对现代性的寻求是在殖民主义时代条件下开始的，这种寻求本身包含着抵抗殖民主义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历史含义。”[11]老舍所寻求的现代化方案正是建立在这种抵抗和批判的基础之上的。或许正是由于目睹了资本主义文明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老舍才转身向内，试图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寻求现代化良性发展的药方。
老舍是一位拥有深厚爱国情怀的现代知识分子，他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关注着中国的社会现实，并基于深刻的理性思考针对未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出诸多方案。从旅英时期文化启蒙理想下塑造的快意恩仇的侠客式市民英雄与知识分子英雄，到归国初期塑造的走向毁灭的悲剧英雄，再到抗战时期塑造的为国家民族慷慨赴死的抗日英雄，老舍笔下的英雄形象不仅是纯粹的审美创造，更熔铸着作家本人在不同阶段的现代化构想。市民英雄、知识分子英雄、抗战英雄这一英雄形象谱系及其嬗变的背后，隐含着的是老舍思想深处的嬗变过程，这个嬗变过程即由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文化启蒙到肯定民主革命的合理意义，由不参与政治到突出政治立场。通过以时间为轴进行梳理，可以窥见一位具有浓厚市民文化趣味与思想的知识分子如何在时代浪潮中积极回应现实并不断改造自我的精神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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