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还原看《文子》与《淮南子》之关系

张洪兴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在道家思想体系中，文子及其思想历来不受重视，地位不高，甚至常被人忽略。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文子其人不确切，《文子》一书思想驳杂，有伪书之嫌。从辨伪角度而言，李定生先生曾详细梳理了《文子》作伪的三大依据：“一，依班固自注，文子是老子的学生，与孔子同时代人，而称周平王问，孔子后于周平王几百年，哪有与孔子同时的人能和周平王问答的？二，《文子》和《淮南子》很多辞句相同，究竟谁抄袭谁的？由于第一个理由，从而认为是《文子》抄袭《淮南子》。三，《文子》内容庞杂，不像道家的文子，因而也认为是抄袭《淮南子》。”[1](P3)由此可见，《文子》与《淮南子》的关系是《文子》辨伪的关节点，本文试从历史还原角度，重点谈一下二者之间的关系及传世本《文子》的真伪问题。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了竹简本《文子》(残本)，计“竹简有277枚，2790字”，[2]其“理道深至，笔力劲练，非周秦间人不能为”。[2]其中，“与今本《文子》相同的文字有六章，不见今本《文子》的还有一些”，[1](P1)传世本真伪究竟如何？传世本与竹简本《文子》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余嘉锡先生在《古书通例》中，指出了古书所题撰者、命名、成书等基本特点，如“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3](P18)“古人著书，多单篇别行”[3](P30)“古之诸子，即后世之文集也。出于门弟子所编，其中不皆手著，即题为某子。出于后人所编，非其门弟子，则书其姓名”，[3](P33)所言甚是。除上述情况外，结合先秦文字的特点，我们在先秦古籍传承方面还应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认识：其一，东周各诸侯国文字形体不同、风貌各异，王国维把战国文字分为东土(六国)、西土(秦)两大系统，秦用籀文，六国是古文，[4](P124)李学勤将战国文字分为秦、三晋、齐、燕、楚五系，[5]文字形体与风貌的不同，势必会影响人们的辨识与判断，在书写过程中可能会改变字形、字体甚至用词用语。其二，先秦典籍通常写在竹木简上，而制作竹木简是一个繁杂的过程，因竹简或木简体积、重量大，不方便携带，以单篇形式流传亦是不得已而为之；
且在竹木简上书写字形复杂的古文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书写者不是“机器人”，错简、漏简、讹误在所难免，实不能求全责备。其三，由于时代、地域乃至于个人喜好、水平不同，书写时未必会完全忠实于文本，文字可能会有改动，若仅以文字的演变规律，如借鉴西方理论以单纯词与合成词的演变规律作为依据，来判定学说出现的早晚、著述的真伪未必符合先秦古籍传承的客观情况，我们不能以所谓科学的名义抹杀曾经存在的基本事实。其四，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学术的传播往往通过师生授受的方式，在以竹木简为主要书写载体的时代，师生之间“说出来”与“写下来”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说出来”或可有所准备，或可即兴发挥；
“写下来”则需要竹木简，需要笔墨，需要撰写者取舍与斟酌。我们以儒家为例，孔子“述而不作”(《论语·述而》)，重在“说出来”，而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们如何“写下来”传下去，则自会有所差异，所以《韩非子·显学》篇记孔子去世后，有“儒分为八”的说法。其五，先秦诸子文献具有“公共资源性”特征。[6]一方面，诸子学说是对西周末年“礼崩乐坏”的因应，或顺承，或反动，道德、仁义等范畴是其共同话题，某个学派或有侧重，但绝不是其所专有；
另一方面，在学派内部，各学者观点虽或不同，但他们应有共同遵循的文献(历史资料)，亦会呈现“公共资源性”特征。故而，在考证古籍时，我们应有历史的想象力，在尽可能还原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判断古籍尤其是先秦古籍的传承情况。

我们上面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先秦古籍传承的基本常识，是因为有些人常常忽略它们，凭空或仅以西方的某种理论想当然地去辨伪。下面我们来看关于《文子》相关的几个问题。

其一，关于传世本中出现所谓“周平王问”的问题，其原因要么是传承者(抄写者)疏漏、笔误，要么是其有意为之，即班固所谓“似依托者也”,[7](P1729)“依托”即假托，如《庄子》寓言中人物，借历史名人、显贵、王侯来彰显其学说，至于是不是历史上真实的周平王或楚平王，(1)清代孙星衍在《问字集堂·杂文四·文子序》中说：“案书称‘平王’，并无‘周’字，又以班固误读此书，此平王何知非楚平王？……文子师老子，亦或游于楚，平王同时，无足怪者。”见孙星衍著，骈宇骞点校《问字堂集·岱南阁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88页。似无关紧要。

其二，关于传世本内容驳杂的问题。柳宗元《辨文子》称：“其辞时有若可取，其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书，盖驳书也。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辈数家，皆见剽窃，然而出其类。其意绪文辞，义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欤？或者众为聚敛以成其书欤？”[8](P5902～5903)谓其为“驳书”，“剽窃”其他经典，并有了或为他者“增益”或为“众为聚敛以成书”的猜测。《文子》内容驳杂或与其学术背景或者说与“公共资源性”有关。老子五千言以“无为无不为”为根基，重原则而轻实践，这就需要在具体的实践层面进一步扩展、完善乃至于修正；
文子作为老子的弟子在这方面用力，是很自然的事情。《文子》主要内容或者说主体部分当成书于战国中后期，(2)笔者认为，《文子》是文子及其弟子后学、追随者共同创作完成的，内容驳杂，可视为文子一派思想的汇编；
古本(竹简本)成书于战国中期；
传世本《文子》，虽经过后人整理、编纂，但其成书时间当在汉初，当在《淮南子》成书之前，下文中予以讨论。其时诸子百家学术之争鸣，已经出现彼此吸取、彼此兼容的倾向——在这种学术流向的影响下，“道家的《鹖冠子》，名家的《尹文子》，兵家的《六韬》，杂家《吕氏春秋》，都有兼该儒墨道法的倾向。儒家著作《荀子》汲取法家,《易传》吸收道家。《文子》正是这种学术风气下的产物”。[9]文子的后学弟子、追随者包括传抄者，在文子思想或已有《文子》文本的基础上，兼取儒家、法家思想，整理成为古本《文子》。鉴于此，我们认为，古本《文子》成书时间当在战国中期。

其三，关于传世本《文子》与竹简本《文子》的关系。据统计，竹简本《文子》有竹简277枚，2790字；
传世本《文子》有39000余字，与竹简本《文子》有1000余字相同。这里有两点我们需要明确：一是竹简本《文子》损毁严重，是个残本，或许只是其完整本的几分之一甚至更少，李学勤先生曾指出：“八角廊竹简的《文子》原系全书，不过由于朽坏残损，现今仅剩下比较连续的一小部分。我是比较倾向于这个看法的，理由是残存的简中有一支很像是书的标题，看来竹简《文子》应较完整。”[10]故而，我们对竹简本《文子》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只能部分地揭示其特征，甚或更多的是推测的内容。二是竹简本《文子》与传世本《文子》关系密切，虽然在现存的2790字中只有1000余字与传世本相同，但它们之间必定有共同的源头，或分属不同的抄本系统，或分属文子学派不同的分支，更或者竹简本是传世本的蓝本；
但是，我们研究《文子》，尤其是研究文子的思想，还是应该主要依据传世本《文子》(除非出土了更为完整的古本《文子》)，竹简本《文子》可作为补充，也可用以校正。

柳宗元以降，历代学者大都致力于《文子》的考证、辨伪，而作伪者亦是说法各一，如“元黄震《黄氏日钞》疑为唐人徐灵府，明胡应麟《四部正讹》、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疑为元魏李暹，近人章炳麟《菿汉微言》疑为东晋张湛”，[9]《文子》一书在唐以后几成伪书，其关键证据确如李定生所言，即传世本《文子》抄袭《淮南子》，《淮南子》的光芒遮蔽了《文子》，文子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黯然失色。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传世本《文子》39000余字，其中与《淮南子》相同或相似的文字有近31000字，占《文子》的80%，这就涉及“抄袭”的问题，究竟传世本《文子》“抄袭”《淮南子》呢？还是《淮南子》“抄袭”了传世本《文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依据的材料大体一致，但得出的结论却恰恰相反。

在竹简本没有出土之前，认为传世本《文子》抄袭《淮南子》的学者，如黄震、王念孙、梁启超、章太炎等，如章太炎在《菿汉微言等》中说：“《文子》九篇，本见《七略》，今之《文子》，半袭《淮南》，所引《老子》亦多怪异，其为依托甚明。……今本疑即张湛伪造，与《列子》同出一手也。《隋书·经籍志》有《文子》十二卷，宜即此伪本。”[11](P52)而认为《淮南子》抄袭传世本《文子》的学者，有王应麟、孙星衍、唐兰等。如孙星衍指出：“《文子》胜于《淮南》，此十二篇，必是汉人依据之本，由当时宾客迫于成书，不及修辞达意，或有非贤，厕于其列，杂出所见，聊用献酬群心。又怪其时汉之阙庭无能训其龃龉，古今好学之士，久己稀覩也。赖今《文子》具存，可得援征。”[12](P88～89)唐兰先生则认为：“《文子》与《淮南子》很多辞句是相同的。究竟谁抄谁，旧无定说。今以篇名袭黄老之言来看，《文子》当在前。先秦古书见于《汉书·艺文志》的，如《六韬》之类，过去都认为后世伪作，近西汉墓中所出古籍，证明很多是西汉初已有的古籍。《文子》中有很多内容为《淮南子》所无，也应当是先秦古籍之一。”[13]

在竹简本出土之后，相关的争议仍旧复杂，我们这里再举一反一正两例说明。葛刚岩在《〈文子〉成书及其思想》一书中，在区分传世本《文子》与竹简本《文子》的基础上，从六个方面对照了《淮南子》与传世本《文子》之后，指出“在二者的对比中，有许多证据能够证明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而这些证据又是‘增补修饰’说所难以辩解的”，并认为，如果仅以“后人篡改”来解释，则难以服人，今本《文子》是对《淮南子》的择要摘录。[14](P111～130)而李定生在《文子校释·论文子(代前言)》中则明确指出“《淮南子》抄袭《文子》”，并强调“《文子》是西汉时已有的先秦古籍，它先于《淮南子》。《文子》虽经后人篡改润益，但不是伪书，可以作为研究《文子》思想的主要资料”。[1](P6～14)

如果真如主伪者所说传世本《文子》抄袭《淮南子》，那么，作伪者的动机是什么呢？张心澂在《伪书通考·总论》中，概括了九种“作伪之原因”，对照传世本《文子》，则“牟利贪赏”“为求名”似有可能，[15](P4)葛刚岩则联系历史上新兴王朝“采掇亡书”“搜访异本”并予以赏赐的情况，认为“东汉末年至两晋之际，原本《文子》残损，今本《文子》是在原本《文子》残篇的基础上，经过后人两次整理而成书。在成书过程中，整理者出于邀赏的目的，不惜大量抄袭《淮南子》原文，以充原卷”。[14](P129～130)这里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

其一，历史上每次浩劫之后，新王朝统治者往往会大力搜集、整理辞典图书，但未必每个王朝都是如此，郭侃在讨论《穆天子传》的真伪问题时，曾详细梳理了汲冢竹书被发掘的历史背景，指出“作伪者在此时期内作伪并不会得到古今作伪者所追求的‘名利’，他们并无机会从一心想完成统一大业的晋武帝处得到褒奖与名利”；
[16](P372)葛刚岩认为传世本《文子》产生于“东汉末年至两晋之际”(笔者不认同此观点)，故郭侃所论亦同样适用，传世本《文子》作伪者求名利、赏赐之说并没有依据。

其二，即便朝廷大规模搜罗天下遗书，献书者能否轻易得到赏赐呢？在古代，对图书的搜集、整理是国家一项非常严肃的政治工作，是国家实行教化的重大举措，刘向、刘歆父子奉诏整理图书即是如此。我们这里再看北魏时期孙惠蔚牵头的一次图书整理工作。据《北史·孙惠蔚列传》记载，孙惠蔚先是上书北魏宣武皇帝，指出“东观”陈书存在的诸多问题；
得到诏许之后，孙氏组织四门博士及众多儒生开始工作，对所献之书都要仔细甄别、校勘。[17](P2717)另，我们也能从孙氏上书皇帝的奏书中看到当时人们对整理图书的认识，他在《上疏请校补秘书》中从图书典籍在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的重要性谈起，并以历朝历代新兴王朝在搜集、整理、校勘图书方面的工作予以佐证，请示北魏朝廷开展图书整理工作。[18](P3713)试想一下，一个投机取巧的人，抄本旧书献给朝廷，获得朝廷赏赐的可能性会有多大？在古代，欺骗朝廷是大罪，被发现的话可能性命都不会保全——以传世本《文子》为例，假如一个人献给朝廷一部39000字的书，其中31000字跟《淮南子》相同，就没有人发现吗(比例小一些的话还可说得过去)？我们知道，古代儒生文人所学、所读、所识都是所谓圣贤书，大都是饱学之士，那些负责整理图书的馆臣阁员就没有人看过《淮南子》吗？我不信也。故而，所谓抄袭《淮南子》献书邀赏说，笔者是不赞同的。况且，史书或其他文献中也没有明确记载传世本《文子》献书者(作伪者)任何信息。

其三，换一个角度来说，传世本《文子》只有39000余字，而《淮南子》有15万余字；
假设传世本《文子》抄袭《淮南子》，也就意味着《文子》有五分之四的内容与《淮南子》雷同，这个作伪者送给谁看呢？只是去邀功请赏吗？在中国人崇古尚古、重读圣贤书的大背景下，一部经典的出现必然会引起关注甚至轰动，肯定会有人审核、校勘吧，就没有馆臣阁员读过《淮南子》吗？就没有馆臣阁员发现作伪吗？我们认为，搜集、校勘图书是新兴王朝的重要政治活动，这里可再举王应麟《玉海》之《庆历崇文总目》条为例说明：“自太祖平定四方，天下之书悉归藏室。太宗、真宗访求遗逸，小则偿以金帛，大则授之官。又经书未有板者，悉令刊刻，由是大备，起秘阁贮之禁中。景祐元年闰六月，以三馆秘阁所藏谬滥不全之书，辛酉，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祁，将馆阁正副书看详，定其存废，伪谬重复并从删去，内有差漏者，令补写校对。仿《开元四部录》，约国史《艺文志》著为目录。仍令翰林学士盛度等看详，至是上之。庚寅，以提举张观、宋庠、王尧臣及冠卿稹并加阶，封编修，吕公卓等进职。”[19](P996)宋朝建立之后，宋太祖、太宗、真宗朝都在大力搜集图书，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下诏整理、校勘秘阁图书——我们想强调的是，这是一项严肃的、严谨的、重大的政治工作(以致主要参与者官职都得以晋升)，参与者都是饱学之士，任何铤而走险、投机取巧或玩忽职守、消极怠工等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相对于传世本《文子》而言，肆无忌惮地抄袭《淮南子》而不被发现，这种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呢？至少在笔者看来，《淮南子》辑录《文子》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据杨栋、曹书杰《二十世纪〈淮南子〉研究》一文，《淮南子》的成书时间有几种说法：牟钟鉴先生认为，《淮南子》写作时间自汉景帝平息七国之乱(前154)后开始，完成于汉武帝建元二年刘安入朝(前139年10月)前夕；
张岱年、吴光先生认为，《淮南子》很可能是景帝时写成，到武帝时献上；
熊礼汇在《〈淮南子〉写作时间新考》一文中认为，《淮南子》写作于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冬十月之后，成书于建元二年冬十月之前；
日本学者金谷治氏则认为，刘安所献的只是《内篇》，把他与今本《淮南子》等同起来“不太适切”；
《淮南子》是刘安死(前121)前，逐次书写完成的。[20]综合各种情况看，《淮南子》当成书于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刘安为什么组织门客编写《淮南子》？其初衷(动机)是什么呢？

我们先看一下“主编”刘安本人的情况。刘安(前179至前122年)，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据班固《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高诱《淮南子·叙目》等文献，刘安为人好书，善属文，有辩才，汉文帝时“诏使为《离骚赋》，自旦受诏，日早食已”；
[21](P5)(3)按，此处记载，高诱《淮南子·叙目》与《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有异，高诱认为是汉文帝时，班固则认为是汉武帝时，笔者以为，高诱所言更合乎逻辑，可能更接近历史真实：刘安在文帝时因《离骚赋》而名声大噪，宾客方术之士才会不断去依附他，才会有集聚数千人的规模(肯定不会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为其后来编纂《淮南子》提供了人力、智力支撑。其实，《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中所谓“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武安侯迎之霸上，与语曰：‘方今上无太子，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宫车一日晏驾，非王尚谁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遗武安侯宝赂”(班固《汉书》(第七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2146页)，更是让人莫名其妙，汉武帝生于公元前156年，建元二年刘安入朝时仅十七八岁，田蚡与刘安谈论武帝立太子事，很难让人理解(若强为解释的话，则要么是在“忽悠”刘安，要么是暗示汉武帝死于非命或鼓动刘安“造反”)。由是名声显赫，天下方士、文士多依附之，“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
而新继位的年少的汉武帝，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对作为叔叔的刘安，还是“甚尊重之”。由上可知，刘安作为刘氏皇族，大汉是他们刘家的天下，而刘安也自恃才华，想在治理国家方面施加自己的影响，且因其父厉王刘长在文帝时被废弃,死于迁徙道中而心衔怨恨，甚至长时间谋划起兵篡夺皇位。

刘安如何对新继位的汉武帝施加影响呢？我们知道，西汉建立后，为了休养生息，自刘邦、吕后，到汉文帝都以黄老道家作为治国方略，窦太后更是笃信不疑，《史记·外戚世家》中更是记载她“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22](P1975)汉景帝、太子刘彻及窦氏外戚都不得不读黄老家言。这些情况，作为淮南王的刘安应该很清楚；
在刘彻继位后，他自然而然地就会以为，刘彻会延续大汉的国策，黄老之术还会绽放光芒。为撷取黄老之术(道家)精华，刘安及其宾客广罗先秦典籍尤其是道家典籍，在有限的时间内，(4)熊礼汇在《〈淮南子〉写作时间新考》一文考证，《淮南子》成书前后不及一年时间，当是一说。或节录，或改写，或袭用，或新作，于是就有了以黄老之道为主，儒、法兼之的内容驳杂的《鸿烈》。“鸿，大也；
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21](P5)刘安希望他们编纂的《鸿烈》彰明大道，而非成就一家之言。故而，《鸿烈》本身并不是要著书立说，而是为新皇刘彻探寻以黄老之术为主的治国理政方略。建元二年刘安入长安朝拜汉武帝，即把《鸿烈》献上——向侄子皇帝表达忠心、为他出谋划策并施加自己的影响力，实乃最正常不过的心理，其编纂的时间，当在刘彻被立为太子(前150)之后、建元二年之前的几年时间里。漆子扬在《〈淮南子〉未见于〈史记〉及作者问题》一文中说：“刘安本来是仿效吕不韦《吕氏春秋》作《鸿烈》，但没有像吕不韦一样以氏题名，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外，按照汉人著书的惯例，不出自著者，一般不以自己姓名命题。《鸿烈》系刘安带领淮南宾客共同编著而成。更主要的原因，可能刘安比较注重本书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并不认为《鸿烈》是学人之作，……不足以名家，故未以姓名题名。”[23]或者我们可以说，正因为《鸿烈》广采《文子》等先秦或汉初著作，恰恰证明了《文子》等著作不伪。

汉武帝拿到《鸿烈》之后，如何处理该著作呢？《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记载，刘安献上《内篇》(即《淮南子》)后，“上爱秘之”。[7](P2145)漆子扬强调“上爱秘之”四字中间应断开，句读为“上爱，秘之”，并解释说：“按照正常逻辑推断，‘上爱’应当是刘安在朝中献上《淮南》时，汉武帝当时对刘安的神情态度，武帝即使出于礼节也要表现出喜爱的样子。而‘秘之’，则是后来汉武帝读了《淮南》的处理态度。”笔者深以为然，汉武帝之所以要“爱之”，一方面是因为窦太后健在、势大，他刚继位羽翼未丰，无法与之对抗；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刘安是他叔叔，文名显著，他虽不仰仗刘安，但也不能得罪，起码的尊重还是应该的。汉武帝之所以要“秘之”，一方面是因为16岁继位的汉武帝，正是青春叛逆、年少轻狂的年龄，他以前“不得不读黄帝、老子”，极有可能产生了逆反情绪(就如同现在一些中学生，越是家长让做的，他越是不做)；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武帝想改弦更张，已不重视甚至抵触黄老之学，他需要的是雄图伟业、天下一统，所以他继位之后，建元元年(前140)十月，汉武帝即召集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讨论治国方略，董仲舒上书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武帝“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24](P555～556)可见董氏策对，年少的汉武帝深以为然；
建元五年(前136)，武帝设五经博士；
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
元光元年(前134)，武帝诏贤良问策，“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7](P212)从此便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

可以说，淮南王刘安错估形势，其所献书只落得个“秘之”的结果，被汉武帝、西汉朝廷雪藏起来——这大概也是司马迁《史记》没有记载《淮南子》的原因。(5)漆子扬在《〈淮南子〉未见于〈史记〉及作者问题》一文中解释说：“刘安死后，也没有人敢冒生命危险关注这部书的下落，司马迁在因李陵牵连，遭受宫刑后，也不敢再为《淮南》一书引火烧身，所以《史记》对此只能讳莫如深。”见漆子扬《〈淮南子〉未见于〈史记〉及作者问题》，《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在一定程度上，《淮南子》是一部“急就章”，作为主编的淮南王刘安，当然不会殚精竭虑地亲力亲为，否则他就不可能养数千名宾客术士；
而那些参与的宾客术士本来就是为刘安“打工”的，在编纂的总原则、基本框架确立之后，本着“为我所用”的原则，最省时省力的办法即是去辑录、改写或袭用，以至于“牢笼天地，博极古今”，[25](P291)相对于传世本《文子》来说，更是典型的“驳书”，这一方面早就有学者注意到，并予以细致梳理，如马启俊在《〈淮南子〉中的〈庄子〉12条异文比较研究》一文中，指出“《淮南子》采撷引用前人书面资料最多的是《吕氏春秋》，其次是《庄子》和《老子》，再次是儒家众多经典和《韩非子》《墨子》《战国策》《国语》《管子》等著作”，其中“《淮南子》中出自《庄子》的全部引文应该远远超过一百条”；
[26](6)按，根据司马迁《史记·庄子列传》，古本《庄子》有十余万字，今本郭象注本删除了其中“十分有三”的内容，包括“或出《淮南》”的部分。若古本《庄子》没有被郭象删减的话，《淮南子》“辑录”《庄子》的内容应该多得多。且郭象所言并没有什么依据——《淮南子》晚出，古本《庄子》如何“或出《淮南》”呢？杨栋在《〈淮南子〉引帛书〈黄帝四经〉举偶》一文中，比较《淮南子》与帛书《黄帝四经》之后，指出“《淮南子》袭用帛书《四经》凡八十余处，足见其对《淮南子》的影响”。[27]

此种情况，对《文子》而言尤为突出，我们前文已经指出，《淮南子》与传世本《文子》相同或相似的文字比例高达80%，毕沅在《吕氏春秋新校正序》谈到传世本《文子》时即指出：“《道藏》中《文子》十二篇，淮南王书前后采之殆尽，间有增省一二字，移易一二语成文者，类皆当时宾客所为，而淮南王又不暇深考与！”[28](P1868)孙星衍则指出其原因是刘安门客“迫于成书，不及修辞达意，或有非贤，厕于其列，杂出所见，聊用献酬群心”，[29](P1224～1225)极为鄙视。《淮南子》为什么对《文子》情有独钟、大规模地抄录、袭用《文子》原文呢？这应该从《文子》的思想内容说起。

从文体、文本角度来说，自先秦开始中国典籍就形成了经传的体例，有经有传，如《易经》之《易传》、《春秋》之《春秋左氏传》、《韩非子》之《解老》《喻老》篇等。《老子》作为道家学派的开篇之作，自会居于“经”的地位；
而《文子》作“传”，对《老子》予以阐释，称其是《老子》义疏亦可；
在战国中晚期，竹简本《文子》(或还有其他版本)最终成书并流传；
在西汉初年，在黄老之术盛行的大背景下，整理者(或传抄者)以古本《文子》为蓝本(竹简本或只是古本《文子》的一个抄本)，融合儒法，对《文子》进行了整理——传世本《文子》应运而生。

从思想内容角度来说，《老子》五千言，确立了“道法自然”的根本原则，并以“无为无不为”为基本特征，从“圣人之治”“侯王之治”两个层面讨论治国方略，但在实践层面则简之又简，需要具体展开。文子作为老子的弟子，继承并发展老子思想，开黄老道之先声。《文子》思想驳杂，道、儒、法兼之，有几点需要特别注意：其一，道德下移。《文子》把道落实到形而下的层面，有天道、人道、地道、天地之道、圣人之道、王道、君道等，亦是各有各道，且常与人事相联系，为黄老之术、黄老之治奠定了基础；
而德更加具体，有上德、下德、天德、王德、玄德等，并和阴阳、仁义、性等相联系。其二，无为而有为。如《道原》篇中说“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
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1](P9)强调遵循物之本然，因顺自然，不多作为，不乱作为；
文子对无为与有为的关系阐释得更为深刻。其三，性静说。《文子》中有人性、天性、性命、性情、情性、物性等与性相关的概念，尤其强调性静说，如《道原》篇中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故通于道者，反于清静，究于物者，终于无为”，[1](P24)《微明》篇中说“清静恬和，人之性也”，[1](P273)把性静与无为结合起来。文子把静作为人性的基本特征，丰富了先秦诸子的人性论，是道家人性论的基本表现形式。其四，时论。《文子》中强调时的观念，内涵丰富，如应时，《自然》篇中说“进退应时，动静循理”，[1](P322)《符言》篇中说“君子逢时即进”；
[1](P176)如合时，《道原》篇中说“调其数而合其时，时之变则间不容息”，[1](P40)《上义》篇中说“意行均即穷达在时，事周于世即功成，务合于时即名立”；
[1](P442)再如顺时，如《符言》中说“不为始，不专己，循天之理；
不豫谋，不弃时，与天为期”，[1](P154)否则的话就会功败灭身。文子的时论，继承并拓展了中国先民的“农时”观念，成为黄老道家学说的重要特征。其五，法论。在文子看来，“法生于义”，义是法的根基，《上义》篇中说“治之本，仁义也，其末，法度也。……法之生也，以辅义，重法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首足也”，[1](P415)强调仁义为施政之根本，法是义之辅助，对儒家、法家思想兼收并蓄。

我们以为，黄老道家的精髓可用“因循为用、重法守时”八个字概括，就此而言，《文子》可谓“黄老学之始祖”。[1](P26)明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淮南子》大规模或辑录或袭用《文子》的原因了——《淮南子》欲申明黄老之术，《文子》则是其理论基础。

我们上文从四个方面，尽可能从历史还原的角度，讨论了《文子》与《淮南子》之间可能的关系。我们认为，传世本《文子》早出，而《淮南子》或节录或袭用了传世本《文子》内容，王利器先生在《文子疏义序》中谓“《淮南》，《文子》之疏义也”，[30](P13)宜也。最后，我们还想说明的是，受晚清考据派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古史辨派”的影响，《文子》《列子》等先秦道家典籍几乎都成了伪书，这显然是不客观的。我们在辨伪先秦道家古籍时，首先应该考虑文本的生成方式、存在形态与传承途径，尽可能还原历史基本真实，否则的话，或仅以西方某种理论为依据，或只为考据而考据、为学术而学术，纠缠于细枝末节，其结果可能本末倒置，削弱道家在中国思想、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得不偿失。而对于以辑录、袭用、改写为主要成书方式的《淮南子》而言，也不宜以当下严格意义上的抄袭、作伪目之，因为《淮南子》的编纂本就秉持“为我所用”的原则，侧重于黄老之术的实践价值，且有其理论体系与创新内容，可谓集黄老道家之大成，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不容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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