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润与连通：胡适现实主义文学观述论

王光和，刘维佳

（湖北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长期以来，胡适的文学思想被认为是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这当然也包括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但胡适一直声称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是基于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考察而形成的：

觐庄大攻此说，以为Utilitarian（功利主义），又以为偷得Tolstoi（托尔斯泰）之绪余；
以为此等十九世纪之旧说， 久为今人所弃置。

余之大笑不已。

夫吾之论中国文学，全从中国一方面着想，初不管欧西批评家发议论。

吾言而是也， 其为Utilitarian，其为 Tolstoian〔托尔斯泰主义〕，又何损其为是。

吾言而非也，但当攻其所以非之处，不必问其为 Utilitarian，抑为 Tolstoian 也。[1]（P403-404）

可惜的是胡适没有对此深入的论述。

近人周质平的《胡适文学理论探源》认为胡适的文学思想最主要还是从对中国传统文学发展史的观察中得出的， 但他也还是承认胡适文学思想受到了西方影响[2]（P166）。

只不过，周质平讨论的是胡适的总体文学观。

本文持论与之相似，因篇幅所限，下文只论及胡适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源流， 尝试从中西两个角度对胡适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形成及主要特征进行梳理和阐述。

胡适对现实主义观念的偏爱由来已久。

十六七岁时他就声称“不作无关世道之文字”，美国留学时又把文学区分为“无所为”和“有所为”两种类型，但依然把“能兼两美”看成是文学的最高境界[1]（P223-226）。

胡适很早就认识不同流派的文学在功能的分野和侧重，主张“两美”（审美和教化）的“得兼”，但总体上看，胡适更看着文学之反映现实与改良社会的作用。

梳理胡适现实主义文学观形成的脉络， 可以清晰地发现其中西文学文化资源相互交流和融合的印迹。

一方面，胡适受到杜甫、白居易和元稹等人的较大影响， 尤其是对白居易所强调的诗歌之“为时”、“为事”而作以及对“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文学主张极为推崇。另一方面，进化论、 实用主义哲学以及西方近代文学观念的浸染， 使他得以站在世界文学的立场重新审视中国文学， 从而更新其早先的相关文学观念。

这就是说， 胡适对现实主义的诠释是以西方话语为标准的。他以“实际派文学”之“檄文”——白居易的《与元九书》为中国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典范文本，把现实主义的特征归纳为“本乎事物之固然” “不隐恶而扬善，不取美而遗丑”[1]（P213-215），体现了他对文学真实性有着清晰的理解和把握：
文学对社会现实不进行刻意的美化或丑化，既反对歌功颂德，也反对揭“黑幕”、发“谴责”或娱乐化。

概括起来说，胡适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是在融合中国传统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和西方批判现实主义观念的基础上而形成的， 而且还受到了西方科学主义、实用主义、易卜生主、自由主义等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影响。

一

清末民初时期， 内忧外患的深刻危机使得文学思潮开始向现实主义的方向转变。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又深受强调“经世致用”、“格物致知”的宋明理学的影响， 胡适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自然备加推崇， 对胡适的现实主义文学观进行了早期塑型。在传统儒学经典的浸染下，胡适逐渐为宋明理学学以致用的治学精神以及传统文学中的现实主义观念所吸引，上海学习期间他就曾抱着“破除迷信、开通民智”之改良社会的愿望在《竞业旬报》上发表时论并习作小说。

这种功利性的创作动机虽然主要是源于风靡大上海的西方新思想和梁启超提倡的“政治小说”熏染，但也与中国传统中现实主义精神在胡适身上的积淀相呼应。

“政治小说”在清末虽处于文学的边缘，但其明显地区别于传统小说的改良启蒙色彩却能与传统的文以载道之功能气息相通。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对中国传统的文学之反映和改造社会的教育功能的认同就是顺理成章的， 其以平民主义观念对白话文学史的构建就是明证。

所以说，孔子的“兴观群怨”[3]（P17）、《毛诗序》的“诗言志”等体现儒家“美教化、移风俗”[3]（P53）的政教伦理及“载道”等诗文传统，对胡适来说自然都是可以继承和借鉴的历史遗产。当然，根据胡适的进化文学观，他所提倡的“道”已经被替换为现代社会的各种现实与普通百姓的真情实感。

从文学史来看， 汉代之后， 儒学传统得以深固。董仲舒力主“独尊儒家”，突出儒学经典的现实意义，使得文学的“文以载道”倾向得到巩固和加强。

班固力主文学要“缘事而发”、“有补于世”，褒扬乐府诗“观风俗，知薄厚”[4]（P301）的教育功能。

凡此种种都对胡适“润物无声”。所以，胡适虽然反感汉代儒家以美刺说对《诗经》进行政治化解读，认为《诗经》很多作品是普通百姓喜怒哀乐的自然流露，但同时也承认，这种喜怒哀乐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5]（P603-604）。

王充接续荀子思想之精义，强调真实，排斥虚妄。

司马迁则提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4]（P244-245）的“实录”精神，被后世奉为史学和文学写作的基本准则，白居易、韩愈、李贽、袁枚、金圣叹等人都从中汲取了有益的思想资源， 而熟读典籍的胡适自然也难以例外。

潜移默化之中胡适逐渐显现出对现实主义的偏爱， 这在其对李白与杜甫的评价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胡适把李白和杜甫分别当作了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把李杜二人文学成就所取得的时间节点解释为当时两大文学潮流随着时代变化而导致的此消彼长的自然逻辑。

胡适认为在安史之乱之前， 许多人已经感受到浪漫主义所带来的空泛虚夸，因此就开始寻求向“人间”的“平实”“平淡”的现实主义的回归。

战乱频仍和社会动荡， 诗人们显然不能再吟诵风月， 而强作“壮语”的豪迈或“无病呻吟”的感伤也难以为继。自然， 以文学作为博取功名之阶梯以及以资乐工歌妓、权贵豪富之娱乐的功利游戏色彩得以淡化，使得中唐诗风逐渐转向沉郁深挚，开始表现“民间的实在痛苦，社会的实在问题”[6]（P463-464）。

因此，胡适对安史之乱之后的文学进行了重新认定， 把它称为“呼号愁苦”“痛定思痛”的写实文学。

他把白居易等人走向现实主义道路的原因归结为“唐朝的政治到了很可悲的田地”，它使人们“心体悸震，若不可活”，不能再“嘲风月，弄花草”[6]（P463-564）这就是说，因为手持现实主义标尺，胡适才把李白归入山林隐士，虽狂放飘逸，超拔不群，但与百姓生活相距甚远，其人其诗难觅平凡百姓的尘世烟火。与杜甫、白居易等现实主义诗人相比，作为“天上谪仙人”的李白，因其“歌唱的不是我们的歌唱”[6]（P449）而被胡适移入了浪漫主义诗人的殿堂。不难看出，胡适的抑“李”扬“杜”虽源自于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的进化的历史文学观，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其对现实主义文学观的认同和提倡。

胡适并没有清晰地清理白话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的边界， 但他对白话文学的平民主义内核的坚守却隐含着对现实主义的强烈倾向。

胡适对元明清三代白话文学的整体评价是基于语言标准的：金元时代“古文学的权威减少了，民间的文学渐渐起来”， 这其中白话的词曲和杂剧获得了发展， 取得了成绩；

而明代文学总体上是在摹古复古，但白话小说仍然取得了较大发展，进入到“成人时期”[7]（P327）。

进入清代，传统诗文的发展显然难以超越前朝，使得白话文学得到快速发展，白话小说这一最具现代性的文体日臻完善，把《红楼梦》《金瓶梅》《西游记》等古典小说名著出在明清两代看成是白话文学史发展的必然。

胡适虽然没有明确提到现实主义作品在元代之后六百多年间的发展情况，但他推崇的白话小说，除了《西游记》，几乎都是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当时主要称作“写实主义”或者“自然主义”）文学作品。在胡适那里，白话文本身就隐含了平民主义， 白话文学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现实性和现实主义。

胡适对《红楼梦》评价不高，称其为“平淡无奇”的自传，批评曹雪芹把主要的笔触落在了作为没落贵族对个人身世和家族兴衰的感怀和悲鸣上， 使得描写平民百姓的笔墨不够，因此作品的现实性和思想性有所削弱，但对曹雪芹如实反映社会现实和家庭情状的“悲剧的眼光”深表“佩服”。胡适把《儒林外史》的文学史地位归功于吴敬梓的“见识高超，技术高明”以及对封建科举所进行的无情的嘲笑和鞭挞。

比较而言，胡适更欣赏吴敬梓，认同其超越时代的批判精神和反抗意识[8]（P746）。继之，胡适高度评价《醒世姻缘传》是“一部最丰富又最详细的文化史料”[5]（P407），而认为《儿女英雄传》只是传达了“一个迂腐的八旗老官僚在那穷愁之中作的如意梦”[9]（P538）。

胡适进而指出， 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的深刻危机使得文学的现实主义倾向更为突出。他认为，鸦片战争以后， 清王朝的腐败无能以及西方列强的侵略把中华民族迅速逼近亡国灭种的危机边缘，因此很多有识之士都投入到救亡图存的活动中去，使得“载道”和“致用”的文学传统和学术传统在知识界迅速得到强化。

梁启超因此指出，“最近数十年以经术而影响于政体， 亦远炎武之精神。

”[10]（P22-23）“炎武之精神”就是指“经世致用”精神。

清朝末期，魏源、方东树、曾国藩、严复、康有为、 梁启超等都表达过以学术或文学进行社会变革的意识或思想。某种程度上，作为国人普遍的潜意识或者说心理结构，“经世致用”和“文以载道”的实用主义观念在晚清达到了一个高峰。

尤其是“小说界革命” 对清末民初的文学发展影响深远，使文学的功利性得以提升。

比如，黄远庸提倡“新文学，”把“经世济用的”文艺当作改革社会的根本出路：文学“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7]（P309）。

严复则输入西方的历史经验，认为国家治理需要“得小说之助”[11]（P12），梁启超则进而提出以“新”小说的文艺手段达“新民”之目的[12]（P157）。

王钟麒、狄楚卿等则把小说的功能提高到“使无功德之人”有“爱国心”“合群心”“保种心”[12]（P224）的高度，认为小说是“社会之X 光线”[12]（P234），是反映和揭露社会的利器。章士钊也主张文学革命须从政治下手，而陈独秀不仅提出建设新文学以改良政治和社会， 还明确推崇以左拉(émile Zola) 为代表的自然主义[13]（P228）。

反映到文学实践上，清末民初白话文运动虽趋于低潮， 但依然出现了不少反映现实和揭露黑暗的白话小说，比如《孽海花》《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等。虽然现今的文学史冠之以谴责小说、黑幕小说，对其艺术成绩有所贬抑， 但对其揭露评判对官场腐败和社会黑暗的揭露仍然给予了肯定。正如袁进所说，因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对民初（民国初期）文学的否定态度以及以偏概全所导致的误解， 民初文学的历史贡献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

因为他们并不完全是游戏消闲的茶余饭后的谈资， 或者说都缺乏反映现实和反抗现实的态度和深度。事实上，民初文学中也有不少作品“依旧宣扬爱国热情，批判黑暗现实”[14]（P50-51）。可见晚清民初的知识界基本都把小说当成了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的重要“致用”工具，这无形中推动了清末民初的文学思潮朝着现实主义的方向倾斜， 对胡适早期的文学态度产生了影响。

由此可见， 中国文学史上一直流淌着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深刻影响了胡适的文学观念。

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以及强调“格物致知”和“经世致用”的宋明理学，最终成为胡适学习西方的前提和指南， 使得胡适在浩瀚的西方资源中有针对性地摘取了西方近现代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和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 用以完善其现实主义文学观念。

二

胡适在学习中国经典文学的同时阅读了大量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对现实主义文学有着深刻且多元化的理解。

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对现实世界深刻、冷静、真实的揭露以及对社会的教化和改革作用使得胡适对中国传统现实主义观念更加自信，并有意将中西观念连通在一起。胡适所接受的西方哲学、 文学等观念的影响， 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是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浸染。

欧洲现实主义文学观察和反映社会现实的冷静眼光、真实描写以及深刻揭露深深吸引了胡适。

这些在《胡适留学日记》中都有清晰的记载。

在康奈尔大学胡适长期研读过作为大学必读书的介绍西方文史经典的《哈佛丛书》（也称五尺丛书），接触到西方近现代的一些文艺思潮，对莎士比亚、达尔文、华兹华斯、司各特、歌德、霍普特曼、都德、托尔斯泰、 屠格涅夫等欧美文学大师的作品做过深入的研读。从思想内容上看，大部分都属于现实主义的小说、戏剧以及政论性散文。但在阅读西方文学的同时，胡适也一直保持着对中国传统经典的研读，因此，在这种中西文学经典的交互研读中，胡适把中西文学连通了起来， 把中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文学观念连接到一起。

由于西方现实主义经典作品和文学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 胡适对于现实主义文学观念有了更深刻的体悟和了解。

胡适认识到， 上述种种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范例不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还是社会教化和改善现实的强大工具。

这使得他对其来源于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更为自信。

与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等“五四”前后的知识分子一样， 当时的胡适也激进地相信社会进步和文化变革比起在当时能够尝试的政治改革（尤其是在诸多的政治改革流产或失败之后）更为迫切和有效，因此现实主义文学（尤其是小说戏剧等叙事文体）就成了最为理想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胡适已经能够把握西方现实主义的基本特质：
强调客观真实地描写现实，力求宏观地反映时代；
主张揭露和批判社会现实的黑暗和肮脏；

提倡描写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讲求真实性和典型性；
注重性格刻画、心理描写、情节结构等等。

正是基于对西方现实主义的认识，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易卜生主义》 等论文中才旗帜鲜明地申说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性以及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经典对“五四”新文学的参照性。

其二是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

实用主义与现实主义都主张思想和文艺对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工具性。

胡适对现实主义的偏爱与对现实生活的关注，除了中国传统文人学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情怀的使然外，胡适对詹姆斯的实验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接受也是一个显在因素。

他把詹姆士实验主义之“实在论”提炼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实用指南，“世界的拯救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须要我们各人尽力去做”，“这就是淑世主义的挑战书。

詹姆士自己是要我们大着胆子接受这个哀的美敦书的”[15]（P299）。

杜威的实用主义对胡适的影响显然更为深刻。胡适早在1915 年5 月9 日就表明了对实用主义哲学的态度，“凡思想无他，皆所以解决某问题而已。……思想所以处境，随境地而易， 不能预悬一通常泛论， 而求在适用也”[1]（P121）。

杜威的哲学并不注重形而上的理论思辨，而是强调其思想的应用性和实践性价值。

杜威提倡哲学要关心社会的重建和社会福利的提高，提高教育的普及水平， 增强平民改善自身的社会基础。

这也使胡适与杜威产生了强烈共鸣。

因此， 胡适的文学观也有着杜威文艺观念的深刻烙印。杜威特别强调其反映现实、改善现实的工具性。

杜威认为：“有意识地进行的美术具有特殊的工具作用的性质”，“美术和工业技术都属于实用方面的事情”[16]（P193-194）。在杜威看来，文学艺术的作用和价值不仅仅是分析社会现实， 揭露和批判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有改造社会的“药方”，以求改良社会。针对西方流行的各种现代派文艺，杜威不无针对性地指出， 如果艺术继续是一个封闭的领域，艺术家一直闲坐于象牙塔里，那么就不能期望它有什么样的变化。

因此杜威建议，“艺术应当走出神秘的角落，走到日常生活中来，成为富有建设性的向导、榜样和动力，而不仅仅是某种想入非非的装饰或逃避现实的处所。”杜威对那些以“艺术性”进行自我标榜、高高在上的所谓高雅的、前卫的文艺嗤之以鼻， 并努力剥除其伪装的专制外衣，使艺术重回民间，从而焕发出一种厚重朴实的、民主自由的精神，从而改善人的生活，确立一种艺术新理论，使之成为社会改革的重要力量。[17]（P108）因此， 杜威的美学观念与那些标新立异的脱离社会人生的形而上的美学格格不入， 体现出其关注现实人生的显著特征。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对现代派艺术的隔膜与杜威竟然有些不谋而合。

翻阅留学日记可以发现，胡适虽然阅读非常广泛，但涉猎最多的或者较为关注的则是现实性强的朴素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叙事性作品，如小说、戏剧和传记等。文学革命之后，徐志摩曾与胡适讨论现代派诗歌，但胡适依然坚持己见，并引Masters 的观点，以没有思想和情感为由，把T.S.Eliot & E.E.Cummings（艾略特和康明司)等人的诗歌看成是闲坐在艺术象牙塔中的一种标新立异，“都是站不住的”。[18]（P78）

杜威强调真实和客观，对“有意”或“刻意”的浪漫主义艺术抱有“天然”的反感和不满。

杜威认为浪漫主义艺术“越于圆满终结限度以外而发生作用的倾向感太过分了”，“激起所提示的可能性”过分夸张，“超过了任何经验中能有效地达到的范围”，是“任意做作的”[19]（P240），因此难以称之为真正的艺术。杜威对浪漫主义的艺术的态度有些偏激，但这也恰恰说明了他把艺术看作反映现实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的实用主义观念， 反映了他对现实主义文艺的坚持和偏爱。

杜威美学观念中的平民色彩及改造社会的功利性思想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非常有吸引力，因为它与中国传统中的“经世致用”的精神是相通的。

也正因为此，有着强烈的“文以载道”和“经世致用” 等中国传统文艺观念的胡适与杜威哲学一拍即合。胡适自己多次提到，杜威思想的影响涉及到胡适思想的各个方面， 对胡适“一生的文化生命”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20]（P248）。

而胡适对浪漫主义的排斥， 在杜威那里或者说在其实用主义文艺观上能找到解释。

胡适早期接触过拜伦等不少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 但他对浪漫主义却一直保持着疏离：“大概由于我受‘写实主义’的影响太深了，所以每读这种诗词（艳诗艳词），但觉其不实在。”[15]（P156）胡适把浪漫主义文学当成是“堕落”“空虚”的表现。

1921年7 月22 日，在上海与沈雁冰（茅盾）、郑振铎谈文学问题（茅盾1920 年12 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主张提倡写实主义，不赞成盲目追赶西方文学潮流：“不可滥唱什么‘新浪漫主义’？ ”[21]（P380）把那些认为写实主义已经落伍的人斥为 “妄人”[21]（P283）。如此贬抑的口吻竟出自爱惜羽毛的胡适笔下着实比较罕见， 可见其对现实主义的主张有多么坚定的坚持。

胡适认为当时的西方之所以能够产生新浪漫主义的文学， 是因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规律使然， 因为西方已经经历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阶段，经历过写实主义的洗礼，留下了现实主义的历史积淀。

因此无论他们如何提倡新浪漫主义或其它的什么文学思想， 都不会“堕落到空虚的坏处。

”[21]（P381）胡适以比利时象征主义戏剧家如梅特林克(Meterlinck)的作品为例，认为其神秘色彩虽然浓厚，但依然摆脱不了写实主义的痕迹，原因就是因为“受了十九世纪中欧洲文学写实主义的洗礼”[21]（P283）。

三

胡适的个人经历和成长环境对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也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压抑、困顿的童年生活使得胡适较早萌生了对社会和人性的批判意识。

他早期的文学观念主要受到宋代理学思想的影响，对现实持有一定的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并一直持有经世济民的强烈责任感。因此，面对清末民初悲惨的社会现实和当时频繁发生的革命活动，胡适走向现实主义文学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家庭境遇使胡适较早萌生了关注社会问题的敏感意识和批判精神。

胡适幼年起家道中落， 生活的困顿、 世态之炎凉对胡适的性格和人生观的形成都有着一定的影响。胡适在1914 年1 月9 日的日记中就曾记录他在上海时“悲观之念正盛”[22]（P267）。父亲早逝，家庭内部的纷争所带来的痛苦、摩擦、压制和不公， 使得胡适母子长期处在隐忍和压抑的精神状态之中[20]（P24-25），使得胡适较早地萌生了对社会和人性的批判意识。

胡适自幼就接触了新儒学的一些读本， 儒家文化那种经世致用的入世精神， 对他的理性气质和实用观念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从《四十自述》里我们可以了解到，胡适在其学术积累的早期阶段受到宋代理学思想的较大影响， 接受了中国人文主义传统中的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胡适曾坦承，朱子《近思录》使十几岁的他开始重视思想的方法，使他“后来的思想走上了赫胥黎和杜威的路上去”[20]（P76）。

胡适十三岁到上海接受新式教育。

上海西式学校（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以及中国新公学等）的学习和生活，加深了胡适的传统文化修养，同时也学习了英语和一些自然科学课程，接受到了进化论和“新民”等新思想，为胡适打开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受梁启超“政治小说”理论的影响，胡适在上海期间在《竞业旬报》创作了连载小说《真如岛》。胡适抱着稚嫩的启蒙主义者情怀，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进行揭露和批判， 以达到破除迷信、开通民智的目的。小说在内容上触及到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 客观上不自觉地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因为“启蒙时代观念的主流，似乎是在社会政治秩序中寻找人类困难和罪恶的根源”。

所以，胡适说，“这时候我读了不少白居易的诗， 所以我这时期的诗， 如在家乡做的《弃父行》，很表现《长庆集》的影响”[20]（P79）。

同时， 清末民初的社会现实也激发了胡适的批判意识。身在上海这个国际性的港口城市，胡适第一次意识到他处在一个充满革命热情的大环境中。清王朝摇摇欲坠，也预示着革命的风暴即将到来。胡适在在中国公学的三年多时间里，接触到了不少的革命志士。胡适身在其中，无疑会受到这些革命活动的鼓舞和激荡， 对社会现实增加了一份批判和反抗（参与筹建中国新公学即是代表性的事件），这对其之后倡导文学革命、提倡现实主义文学也是一种潜在的思想准备和性格养成。

胡适终其一生都保持对社会和国家的热切关注。

《送许肇南归国》一诗中胡适豪气干云：“吾曹少年国之主”“誓为宗国去陈腐”。他和一帮同学提议成立“社会改良会”[22]（P449）。这些都折射出胡适经世济民的强烈责任感。

1915 年5 月8 日，胡适在观看某西方戏剧之后曾感叹：“国家多难， 而余乃娓娓作儿女语记梨园事如此， 念之几欲愧汗”[1]（P120）。

故此，1916 年2 月3 日胡适写信给陈独秀，对陈独秀的“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Classicism),理想主义(Romanticism)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1]（P440）的文学主张表示认同，并提出“译书须择其与国人心理接近者先译之”[1]（P318）的意见。

胡适强调的是文学翻译与时代以及社会心理的关系，认为包括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在内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并不契合当时国内文学发展的语境， 因而提倡多翻译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胡适高度评价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小说，其原因除了小说所展现出的卓越艺术成就外， 还与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风格对胡适倡导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有一定呼应和支撑也有较大关联。胡适对易卜生的作品《娜拉》的译介，也是为了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反映人生和社会问题，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甚至到1940 年3 月21 日， 他在给学习社会科学的儿子胡思杜的信中说，“应该到内地去看人们的生活实况”[23]（P470）。

可见，胡适从中国传统文学史中吸取了“有所为”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但同时他也发现中国传统文学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论述不够系统和科学，这促使他去寻找新的资源来进行补充和深化。而留学美国则给胡适提供了吸取西方资源的契机， 从而使他能够完善自己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认识和理解。

尤其是他在美国深刻体察到文艺之于社会改良的强烈的功利性， 更使得他对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观推崇有加， 进而有意识地把中西现实主义文学观念连接起来。

可以这样理解， 尽管当时西方对现实主义的概念仍然争论不一，但出于引介和阐述的需要，胡适还是根据个人的理解， 对现实主义文学进行了较为明确的阐述：其一，文学要反映时代、社会和人生。胡适接受了西方18、19 世纪近代文学“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客观反映”，“文学是人学”。其二，文学要“自然”、“写实”，“以事物之真实境状为主”，“不以作者心境之去取，渲染影响之”[1]（P213），反对违背情理的凭空想象， 提倡从实际的人生体验中获得“经验”。

胡适在其《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以“实写”来衡量文学的真实性，并以此去推动中国文学从讲求主观真实转向重视客观真实。

胡适以西方的“镜子说”和“摹仿说”为标准，较早地从理论上确立了二十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最根本的命题之一——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客观反映。再次，要求作品具有典型性，以艺术的手法，以真实、具体和细节的描写反映一类人和事的本质特点或者内在规律。

这三项基本原则在我们今天看来已经耳熟能详， 但在当时则非常新颖并具有切实的指导作用。

四

胡适对中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融合吸收具有历史语境限制和动态性、多元性等方面的特征。在历史语境制约方面，中国文学“文以载道”的思想对胡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促使他自觉承担起救亡启蒙和再造中华文明的重任。

因此胡适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期待颇高， 希望能借此发挥文学的社会变革作用，起到思想启蒙和救亡图存的效果。其次胡适的文学思潮还具有动态性和多元性的特点， 动态性是指胡适的文学观念随着他接触的相关理念和外界环境的变化在不断地发展；

多元性是指胡适的文学观念呈现出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兼具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精神的状态。

作为世界文学范畴内普遍共同的文学观念，中国传统现实主义观念与欧洲近现代现实主义文学在本质上当然是相通的，只是在系统性、理论性上有所区别。

中国传统文学中的现实主义观念主要表现为一种文学态度或者说是一种整体的笼统的风貌，论述较为零散和模糊，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而胡适所吸纳和借鉴的西方现实主义观念，无论是理论体系还是创作原则方法都要完备得多。不仅如此， 胡适提倡的西方现实主义带有意识形态化的特征，其中还包含了凸显民主、自由等观念的自由主义思想， 呈现出浓厚的平民主义和人道主义色彩，因而与“五四”新文学的时代要求步调一致。这种融合创化既受制于多方面的历史语境，也呈现出了一定的动态性和多元性。

首先是历史语境的制约问题。我们以为，胡适之所以能够坚持倡导现实主义文学， 中国文学的“文以载道”的“大传统”对他产生了较大的内在制约，而且这种传统本身与西方的“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并未产生冲突，只是国情和时代不同，“道”和“生活”都可作新的理解。因此说，无论作为士大夫还是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胡适都要担当起救亡启蒙和再造中华文明的历史责任，因此，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形成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限制和平衡。

胡适高度评价李白和杜甫二人， 认为他们分别是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两个流派的杰出代表， 在中国文学史上呈现出双峰对峙、相映成辉的姿态，影响深远。但胡适显然更为欣赏杜甫， 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但要求文学能够反映民生疾苦、 揭露社会黑暗、拯救民族国家等“经世致用”的中国传统观念显然更符合胡适的文学趣味和审美心理结构，使胡适更容易与现实主义文学产生共鸣， 这也和他后来译介西方近现代文学时大多选择现实主义作品的事实相一致。也可以说，正因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直有着现实主义的传统， 胡适在吸收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资源时才更能有的放矢，取其所需，为他所用。

虽然说文学有其自身发展和演变的内在规律，但胡适仍然希望“五四”新文学能够扮演思想启蒙和“救亡图存”的双重角色。

在胡适的想象里，通过有意的人为的提倡和推动，“五四”新文学就能够在继承中国文学传统和吸收西方文学资源的双重推动下走上现实主义的轨道。

其二是动态性和多元性。

胡适曾欣赏过浪漫主义文学，但文学革命之际却提倡现实主义文学，从而使其文学观念呈现出动态性。

胡适留学美国七年之久， 曾广泛涉猎或研读过包括浪漫主义文学在内的许多西方文学作品，如拜伦、华兹华斯、济慈等人的浪漫派诗歌以及布朗宁、邓耐生、爱默生等人的热情洋溢、乐观向上的诗歌，也接触过惠特曼、罗威尔等人的现代诗歌。这些作品本身有着很高的艺术水准， 表达了积极的乐观主义精神以及悲观失望、颓废沮丧或迷乱怅惘等精神状态。胡适甚至曾一度被拜伦、布朗宁、歌德、雨果等人的浪漫主义诗歌和小说所吸引， 积极翻译他们的作品。但是随着新文学运动进程的逐渐展开，这些浪漫主义的诗人和作家却慢慢淡出胡适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左拉、莫泊桑、惠普特曼、都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现实主义作家。

原因在于，随着文学革命进程的推进，限于时代的要求（当时的中国状况类似于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文化环境的制约（中国还没有经历过欧洲近现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历程， 不适合提倡浪漫主义）以及“启蒙”和“致用”双重使命的迫近（亟待普及教育、救民族于危亡，建立民族国家等） 的制约， 胡适适时地调整了自己的文学观念，逐渐转向现实主义。胡适以进化论为依据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学要远远落后于欧洲， 还处在类似欧洲文艺复兴前夕那种阶段， 因此才有意识地倡导兼有“思想启蒙”和“经世致用”功能的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想。

他所主张的“写实的文学”的主要内涵已经接近批判现实主义。

但讲求文学创作时的主观经验以及要反映作者的情感态度却又折射出胡适的文学观沾染了中国传统文学尤重抒情性的风格，主张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揭露和批判） 又使之趋向于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基调的现实主义， 体现了胡适与西方主张冷静客观、屏蔽作者情感态度的自然主义产生了疏离。这与他对晚晴黑幕小说和谴责小说的批判姿态自然也就形成了呼应。

胡适文学观念的多元性表现在， 其现实主义观念还带有浓厚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色彩。胡适1918 年6 月之所以会提出兼有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个文学观念在内的“易卜生主义”，一方面，可以理解为是社会变革的内在需要，即既要“社会改良”又要“思想启蒙”，是对当时“自由、民主”等社会思潮的即时反应；
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易卜生主义”是对“现实主义”的超越，既是对传统现实主义观念的超越， 也是对西方现实主义的调适。

从某种意义上说， 胡适在提倡现实主义的同时大力鼓吹自由主义， 除了折射其思想观念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历史语境对一些知识分子的内在规约以及当时各种思潮之间的纠缠和张力。

如果把胡适的这两种主张放在新文学发展初期的历史环境中，就可以发现“五四”新文学对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同等关注。

我们不妨说，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或是其它什么思潮，在新文学的初期，都需要体现出人道主义立场和自由主义观念的双重性。

这样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精神，正是“五四”时期“人的文学”之主张的最基本的立场和使命。

1955 年12 月29日在写给韦莲司的信中， 胡适就引用布朗宁的诗《一个文法学者的埋葬》并以“文法学者”自居，把自己定性为人道主义者：“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我基本上是个人道主文者。卜朗吟（即布朗宁）的‘文法学者’似乎捕捉到了这种精神，一种早期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一种 ‘不顾生命，只要求知’的精神”。[24]（P265）也就是说，在“救亡启蒙”的双重历史使命的催逼下，胡适在人道主义的大旗下以“易卜生主义”统合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人”的文学等各种文学观念， 试图使这些看似相异实则想通的观念各得其所、发挥各自的历史功用。

但由于在五四文学革命的进程中现实主义文学成绩相对突出，其功利性和依附性日趋明显，客观上导致了新文学在表现“启蒙”和“救亡”两大主题上的失衡。

后起者茅盾、 郑振铎等人顺应此主张，大力宣扬现实主义，扩大了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在新文学中的声势， 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西方浪漫主义以及其它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接受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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