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时间：2022-12-09 21:45:03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庞亚飞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人文与教育学院，广东 佛山 528225）
生态语言学发展至今已有50 多年的历史。简单地说，生态语言学就是从生态的角度研究语言与语言使用［1］，是一门应用语言学学科［2］。目前，生态语言学主要有两种研究路径。［3-4］1970 年，豪根（Einar Haugen）在奥地利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做了题为“On the Ecology of Languages”的学术报告，将“任何特定语言与它所处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比作特定动植物物种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5］，这就是生态语言学中的“豪根模式”，也称“机构生态语言学”（institutional ecolinguistics）,是生态语言学的隐喻研究模式；
1990 年韩礼德（Michael Halliday）在希腊举行的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发言中强调了语言学家切不可忽视语言在不断增多的环境问题中所起的作用［6］，语言学家开始尝试将语言作为一种解决社会与环境问题的方式，这就是“韩礼德模式”,也称“系统生态语言学”（systemic ecolinguistics），是生态语言学的非隐喻研究模式。这两种研究路径并非互相排斥，而是互补关系。［7］
随着世界范围内生态语言学的蓬勃发展，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个领域，尤其是最近几年，生态语言学研究在中国发展迅猛。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国内生态语言学展开研究：首先回顾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并概括各阶段国内生态语言研究所呈现出的主要特点；
其次，探讨国内生态语言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中国，最早研究语言生态的是郑通涛，接着是李国正［8］9，因此本研究文献检索范围是国内学者自1985—2021 年间在生态语言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本研究以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收录的文献（包括期刊论文、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会议论文和报纸）为数据来源，以“生态语言学”为主题进行匹配检索。为确保搜集文献均与本研究主题相关，主题检索的基础上又辅以人工核对，去掉12 篇无关文献，最终保留有效文献共1 030 条，其文献数量时间分布如图1 所示。
从图1 可以看到，2016—2021 年生态语言学文献数量明显比2016 年以前增多了，尤其是在2016—2018 年间，数量激增。那么是不是其他语言学这个时间段也是文献数量激增呢？笔者把几个同为西方引入的语言学（如结构语言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以及《辞海》里列举的同为应用语言学的计算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的文献数量进行增幅趋势比较，如图2 所示。
图1 生态语言学文献数量时间分布图
图2 语言学分支文献数量时间分布图
笔者发现，结构语言学与计算语言学研究发展历程类似，研究文献数量没有多大变化。系统功能语言学在2003—2015 年间研究文献较多，但是2016—2021 年间研究热度处于下降趋势。社会语言学是语言学研究的主流，在2000 年到2012 年间有了飞速的发展，然而2012 年以后研究热度逐年降低。心理语言学研究热度峰值出现在2011 年，在此之前呈缓慢上升趋势，而2011 年之后则是逐渐走下坡路。而生态语言学近20 年，基本趋势一直向上，尤其是2016—2020 年间发展飞快。在其他语言学研究关注度下降的情况下，生态语言学反而发展极其迅速，这说明，近几年中国学者对生态语言学研究热情高涨。
根据CNKI 整理出的关于生态语言学的主要文献资料，结合对国外生态语言学的引入尤其是对豪根模式与韩礼德模式的引入状况，以及关于生态语言学的学术活动开展状况等方面对中国生态语言学发展特点进行考察，发现中国生态语言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萌芽阶段（1985—2003）、引入与探索阶段（2004—2015）、快速发展阶段（2016 年至今），具体论述如下。
（一）萌芽阶段（1985-2003）
该阶段研究主题比较分散与单一。一方面社会语言学理论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对国内生态语言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9］；
另一方面，20 世纪80 年代，豪根的语言生态学隐喻用法被广泛使用。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以“豪根模式”为主。如郑通涛从生态学的自然生态系统里借来“语言生态”一词。［10］他指出语言系统中语音、词汇、语法等要素错综复杂，但又相互依存；
语言里存在强弱不平衡，互为消长、互相制约的关系；
语言在不平衡的发展中为了保持平衡，而导致一系列语音、词汇、语法单位的变更。语言里这些互为关联的现象，与自然生态中的系统非常相似。［10］李国正借用西方生态系统理论研究汉语生态学。他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观点就是语言是一个与生态环境相互整合的，多层次、多功能，具有自我组织、自我调节能力的开放系统。［11］这种新观点与西方形式主义语言学者把语言看作封闭的符号系统截然不同，它是语言研究理论的一个新突破。杨艳丽研究跨境语言，探索语言生态［12］；
徐红、杜国英从语言生态学角度探索言语文明［13］。这一阶段是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开始阶段，相关文献并不多。
（二）探索阶段（2004-2015）
2004 年，学者范俊军、宫齐翻译了奥地利语言学家艾尔文·菲尔（Alwin Fill）的论文《当代生态语言学的研究现状》。论文中艾尔文·菲尔对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范式进行梳理。他认为，当前生态语言学有两个研究范式即豪根模式与韩礼德模式。［7］艾尔文·菲尔关于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的区分很有意义，在中国也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中国学者越来越关注这一新的学科。这个阶段的生态语言学研究与萌芽阶段相比，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首先，“韩礼德模式”得到推广。范俊军［3］、韩军［4］等中国学者用“韩礼德模式”探索语言在生态环境问题中所起的作用。其次，相关论文发文量增多。其中，范俊军、张艳玲、辛志英、黄国文、赵奎英等学者进行了生态语言学的理论研究［3，14-16］；
朱长河［17］、王小娟［18］、赵奎英［19］等学者进行了生态语言学的应用研究。再次，除豪根、韩礼德之外，奥地利的菲尔、美国的Mufwene 等国外著名生态语言学家开始引起中国学者关注；
另外，还出现与生态语言相交叉的学科理论研究，如生态语言学与翻译的交叉［20］，生态翻译学与认知语言学的交叉［21］。也有学者开始关注生态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22］
（三）快速发展阶段（2016 至今）
2016 年，系统功能语言学者黄国文教授在《中国外语》期刊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生态语言学论文《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23］，文中介绍了生态语言学及其兴起的背景。之后，黄国文教授又在中山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做了20 多场关于这个话题的讲座。在生态语言学知识的普及与推广下，国内越来越多的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学者如黄国文、赵蕊华、何伟等加入生态语言学研究队伍中，中国系统功能语言学者对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学科定位、研究方法等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韩礼德多次强调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适用性，认为它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理论，用以帮助识别和解决问题，可以广泛应用到各个实践领域。［24］学者们基于此假设，构建了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框架，具有实际操作性的生态话语分析模式。中国学者还基于系统生态语言学的理论基础，提出具有创新性的和谐话语分析模式并进行相关应用研究。实践证明生态语言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结合具有可行性，中国生态语言学进入快速发展期。与前两个以个体研究为主的阶段相比，这一阶段具有以下3 个特点。
1.创立组织、举办会议与中外对话
各种研究机构的设立和团队的组建（如“生态语言学研究所”“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会”、华南农业大学的黄国文教授团队、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何伟教授团队等），极大地推动了国外前沿成果在中国的引进。各种生态语言学研讨会议（如2017 年至2021 年举办的六届全国生态语言学研讨会，以及由中国学者组织的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等），展示了专家的前沿学术成果。学者们通过与国外较有影响力的生态语言学家进行对话与交流，探讨生态语言学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如黄国文教授与英国的斯提比（Arran Stibbe）［25］，周文娟与菲尔［26］，何伟与香港岭南大学荣誉教授安德鲁·格特力教授(Andrew Goatly）［27］都进行了深度的学术访谈。
2.生态语言学论文数量激增
2017—2019 年期间四届生态语言学讲习班的举办让一批教师和学生有机会聚集一堂学习生态语言学知识，进行跨学科研究和探索。根据文献统计，2016—2021 六年间，相关的期刊论文与硕士、博士论文总数780 篇，占近20 年生态语言学论文总数的74%。黄国文作为中国生态语言学的领路人［28］，在多家核心期刊主持了“生态语言学研究专栏”，如分别在2016 年第5 期《中国外语》、2016 年第6 期《外国语文》、2017 年第5 期《现代外语》、2017 年第5 期《中国外语》主持了生态语言学研究专栏；
他还在综合性学术期刊《鄱阳湖学刊》主持了菲尔和斯提比“生态学术名家”专栏，集中译介了西方学者关于“豪根范式”“韩礼德范式”以及斯提比的生态话语分析理论。韩礼德的生态语言学思想、斯提比的生态话语分析等国外理论被系统引进。［29］
3.本土化的研究
中国生态语言学界重视汉语的隐喻研究，即汉语的生态研究，同时也关注汉语语言多样化、少数民族语言与方言活力。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承载着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保护对传承中国文化、实现语言生态平衡至关重要。在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研究方面做出贡献的学者有刘继文、良警宇、纳日碧力戈、王晋军、黄兴亚等。除此之外，还有暨南大学的范俊军教授。范俊军提出保护民族语言数字遗产的理念，呼吁建立保护语言数字遗产的学术规范和技术准则，科学开展民族语言数字遗产保护实践。［30］他还指出在少数民族双语教学中，教育工作者应该转变观念，建设科学务实的课程体系和持续有效的民族语文人才师资培养机制，解决长期存在的缺乏教材和课程规范、缺乏师资等问题，使双语教学真正落到实处。［31］中国生态语言学本土化研究还涉及对方言的研究，进行相关研究的学者有何芳芝、范俊军、马海布吉、邹晓燕、李现乐、刘逸凡、张沥文等。
中国生态语言学界也很重视汉语的非隐喻研究，逐渐兴起了通过话语分析来揭示语言生态性的研究模式。话语分析在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经历了从对生态话语的分析（analysis of ecological discourse）到对任何话语的生态分析（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的发展过程。黄国文教授提出“和谐话语分析”是在中国语境下提出的话语分析，它从中国的生态哲学观出发，其核心是“和谐”［8］71。不同的生态语言学研究者可能秉持不同的生态哲学观，所以他们所做出的分析与解释往往带有各自的价值取向。和谐话语分析的生态哲学观［8］98是在中国哲学中寻找思想根源和理论支撑。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思想成为和谐话语分析的主要指导思想。学者们在进行和谐话语分析时，根据具体语境，考察语言的语义层、词汇语法层、音系层等特点，并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生态观进行解释与评估，解释语言是如何构建现实的。［8］159-160例如，卢健、常晨光在和谐话语分析视角下分析了不同历史语境下的两首《洪湖水》。［32］这两首《洪湖水》跨度近60 年，虽然都是有益性话语，但是因为时代主题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变了，生态意识也发生了从自发到自觉的变化，所以两首《洪湖水》所构建出的现实也自然不同。孙莉、杨晓煜在和谐话语分析视角下，对“百篇网络正能量文字作品”进行解读，发现网络正能量文字作品对传播正能量、构建和谐社会起到积极作用。［33］另外，赵蕊华从生态语言学角度出发，指出利用语言掩饰与模糊生态问题的严重性，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34］
通过CNKI 关于生态语言学的文献资料分析，近几年国内生态语言学发展确实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理论研究的创新性仍有待加强。以功能生态语法研究为例，功能生态语法是中国学者对原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细化和拓展，为生态话语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模式。但是，黄国文、赵蕊华指出功能生态语法只是在功能语法的基础上增加了生态维度，功能生态语法里子系统间缺少关系连接，未能有机地融合在一起。［8］199
生态语言学是一门大有可为的学科，但是，生态语言学的发展尚未成熟，生态语言学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笔者认为今后国内生态语言学发展既要注意理论的完善也要注意加强实践应用研究。
（一）加强理论研究
刘杲在《理论创新是学科建设的灵魂》一文中指出，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一门学科如果没有理论创新，其发展将会停滞，甚至萎缩。［35］中国学者对引进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创新，但是，生态语言学理论研究还处于发展阶段，国内学者仍主要关注两大传统范式的研究［36］。生态语言学具有超学科属性［8］23，在国外，至少有来自哲学、语言学、数学、心理学和生态学等学科的理论应用于生态语言学中，生态语言学超学科研究已经初具规模。［36］同样，我们也可以利用生态语言学的超学科属性，从其他学科门类中汲取养分，不断创新，发展本土理论。所以，我们需要更多对生态学与语言学有兴趣的不同领域的学者一起努力。
（二）加强实践研究
生态语言学研究的目的之一是提供切实的语言服务，营造良好的语言生态，所以我们要加大生态语言学的实践运用研究。
在汉语生态隐喻研究中，对汉语的隐喻研究是中国生态语言学本土化研究的一部分。Cowley 认为，一个地方独特的历史、地理和文化等要素塑造了一个群体独特的生态环境，生态语言学研究者应该基于这些认识，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思考其存在的生态问题，解决与现实相关的区域性生态问题。［37］目前，从生态语言学角度对汉语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濒危语言与方言的研究，但是，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与有关语言发展变化的一些调查研究。理论研究与调查记录不能等同于语言的实践保护行动，生态语言研究者应开展具有实效的语言保护研究和实践行动，提供切实的语言服务，营造良好的语言生态。［38］另外，我们还可以思考如何从生态语言学角度翻译好外宣资料，进一步推进对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工作。
同时，教师应将生态语言学理论研究积极融入教学实践中，通过生态教育将生态语言学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教师应该在教学中注重提高学生的生态素养。教师需要在进行语言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学生读写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对生态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加强学生的生态认知。在学生所使用的教材中，语篇的具体内容不仅涵盖社会生态还应该涉及自然生态。在课堂活动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发现语言中的生态问题，反思自己在解决生态问题中能做出哪些贡献。总之，我们有责任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强烈生态意识的“生态人”。［39］这种呼吁增强生态意识、投身生态实践的生态教育，与我国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发展目标也是相契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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