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松原市那拉街城址及窑址调查简报
时间：2022-12-09 13:35:0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8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松原市那拉街窑址进行了考古调查，确认该城址为辽代城址。同年，为配合哈大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德惠市城岗子城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显示，城址的主要使用年代为辽代①，不同于此前发掘认为城址为金代城址②的结论。城岗子城址所在的吉林省中部地区辽金时期城址众多，为了进一步摸清这些城址的年代、属性问题， 2021年，又对前次调查资料整理过程中存在问题的部分城址进行了复查。对松原市那拉街城址及窑址的调查取得了一定收获，现将调查资料简报如下：
那拉街城址位于吉林省松原市哈拉毛都镇东阿拉嘎村西侧，城址所处位置为一处较缓的临江岗地，城址北临松花江，东侧为松花江的小支流郭家店河，城址保存较好(图一)。地理坐标为东经125°06′，北纬44°91′。据《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文物志》记载，该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城墙长400米，南北城墙长300米，周长1400米，开东、西二门③。同时文物志还记载城墙曾经遭破坏，后当地群众又曾在原城墙上补筑。城址内地表现种植大量果树，果树之间种植花生、蔬菜等经济作物。
图一 那拉街城址位置图
2017-2018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吉林省中部伊通河、饮马河及西流松花江流域的辽金城址进行了系统调查，其中包括前郭县那拉街城址。通过对城址的实测可知城址方向196°，北墙长约271米、南墙长约280米、东墙长约312米、西墙长约317米，周长1180米。城址内采集遗物皆为辽代篦纹陶片，多平折沿、重唇口沿标本。另采集到一枚“元丰通宝”④，调查确认城址应为单纯的辽代城址。据《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文物志》记载各面城墙上都有突出城墙的马面，每面四个，2017-2018年的调查过程中，未发现明显的马面痕迹，也未发现明显的北门及瓮城痕迹，考虑到城址曾经受破坏及补筑的记载，采信了城址设置了马面、瓮城的记录。
2021年，为了明确城址的形制问题，再次对城址进行了复查，地表踏查确认城址各面城址确无马面迹象，北门处有较为明显的凹陷。为了进一步查证该问题，通过社科院考古所刘建国先生提供的早期卫星图片我们找到了70年代那拉街城址的影像资料，卫星图片显示（图二），那拉街城址北门外存在着明显的圆弧形右开瓮城。北门及瓮城的存在说明城址尚未遭受破坏，但是城墙之上不见明显的突出马面痕迹。同时，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顾伶博对城址进行了航空测绘，并形成了高精度的高程渲染图（图三），从图上亦未见到明显的城墙基部突起迹象，综合上述现象，基本上可以确认，那拉街城址并未设置马面。
图二 那拉街城址早期卫星图像
图三 那拉街城址高程渲染图
那拉街窑址位于松原市哈拉毛都镇东阿拉嘎村东南，窑址临郭家店河的支流而建，现因河水冲刷下切形成高大的自然剖面，剖面上暴露出大量遗迹遗物（图四）。根据《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文物志》记载遗址东西约70米，南北约50米，出土陶片以篦齿纹居多，器型有圆唇侈口瓶、大口瓮、高领罐等，编写者认为属于金代遗物⑤。同时亦记载在遗址东侧的取土坑断面上有凹坑痕迹，坑内填有木炭、陶片等遗物，四周有大量红烧土。
图四 那拉街窑址位置图
2021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那拉街窑址进行了系统调查，调查显示，窑址区主要遗存分布区南缘为郭家店河支流，东至阿拉嘎屯与阿拉嘎村之间村路，北缘至岗下林地南界，西至一现代果园附近。遗址内遗迹遗物集中分布范围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100米。遗址所在位置为一处岗地，地表植被除少量林地外，其余皆为旱田，多数种植玉米，另有少量蔬菜类经济作物。
因此次调查距离文物志编撰已经三十余年，经多年河流下切冲刷，在冲刷及取土的剖面上未见到带有大量木炭的灰坑类遗迹。本次调查在河流北侧剖面及遗址地表上发现遗迹主要有大型灰坑、烧窑废弃堆积和窑址。调查采集遗物均为陶器，主要以篦纹陶片为主。
本次调查发现遗迹情况如下：从村路沿郭家店河支流的北侧断崖向西首先可见大型灰坑两处，呈阶梯状分布于断崖剖面上，灰坑均为直壁平底，坑内堆积为灰土，底部夹杂有大量的料姜石和泥块。沿断崖继续向西可见一处烧窑废弃堆积，堆积厚约20-30厘米，主要由碎陶片构成，该堆积从断崖顶部地表亦可见，呈现两个隆起的丘状堆积，高约0.5米，半径约3米。沿断崖继续向西可见剖面上有陶窑址，窑址为土窑，底部有较厚的红烧土层，内部有大量倒塌剥落的红烧土块。
本次调查采集的陶器主要器类有罐、盆、瓶等类，按口沿形态不同可分为斜折沿盆、平折沿盆、斜折沿罐、直口重唇罐、敛口罐等多类。拣选其中典型标本简介如下：
斜折沿陶盆 2件。2021SYNLJ采：1，泥质灰陶，斜折沿，方唇，唇下垂出棱，敞口，微束颈，斜弧腹，颈下施粗篦纹，形态为单排倒三角、单排短竖线与单排长竖线纹饰组合，口沿及内外壁皆可见轮制痕迹。口径63厘米（图五，3）；
2021SYNLJ采：2，泥质灰陶，斜折沿，方唇，唇下垂出棱，唇面内凹，敞口，颈微束，微束颈，斜弧腹，颈下施粗篦纹，形态为单排倒三角与单排长竖线纹饰组合。口径47厘米（图五，7）。
平折沿盆 2件。2021SYNLJ采：3，泥质灰陶，平折沿，圆唇，唇口下垂，直腹。器表素面无纹，口沿及外壁可见轮制痕迹，陶器口径42厘米（图五，6）；
2021SYNLJ采：4，泥质灰陶，平折沿，圆唇，斜直腹，口沿及内壁上可见轮制痕迹，沿下施一道戳印纹，腹部由于烧制原因膨胀变形。口径33厘米（图五，5）。
斜折沿陶罐 10件。2021SYNLJ采：5，泥质灰陶，斜折沿，方唇，唇下垂出棱，敞口，颈微束，弧肩，颈下施粗篦纹，形态为斜排短竖线纹（图五，2）；
编号2021SYNLJ采：6，泥质灰陶，平折沿，方唇，唇上下出棱，唇面内凹，敞口，短束颈，弧肩，器表可见部分素面无纹，口沿及内外壁皆可见轮制痕迹（图五，1）；
2021SYNLJ采：7，泥质灰陶，平折沿，方唇，唇下垂出棱，唇面内凹，敞口，口沿内外可见轮制痕迹（图五，4）；
2021SYNLJ采：8，泥质灰陶，平折沿，方唇，唇下垂出棱，唇面内凹，敞口，微束颈，弧肩，颈下施粗篦纹，形态为单排倒三角与四排竖线纹饰组合，竖线纹有交错，内壁可见轮制痕迹。口沿52厘米（图六，3）；
2021SYNLJ采：9，泥质灰陶，平折沿，方唇，唇下垂出棱，唇面内凹，微束颈，弧肩，口沿抹光，颈下施粗篦纹，形态为双排长短交错平行竖线纹、单排长平行竖线纹与单排短平行竖线纹组合，口沿内外可见轮制痕迹。口径43厘米（图六，1）；
2021SYNLJ采：10，泥质灰陶，唇面内凹，敞口，微束颈，肩部施篦纹，第一道形态为质灰陶，平折沿，方唇，唇下垂深压单排倒三角与单排短竖线纹，第二道篦纹印压较浅，其下见一道单排短竖线纹，口沿可见轮制痕迹（图六，7）；
2021SYNLJ采：11，夹砂灰陶，胎体可见明显的沙粒，平折沿，方唇，唇下垂出棱，敞口，微束颈，弧肩，腹略外鼓，颈下施单排倒三角与单排短竖线纹施组合，两组篦纹之间间隔较宽，篦纹施纹较浅（图六，5）；
2021SYNLJ采：12，泥质灰陶，斜折沿，方唇，唇下垂出棱，敞口，弧腹，口沿抹光，颈下施粗篦纹，形态为单排竖线纹，口沿内外可见轮制痕迹（图六，2）；
2021SYNLJ采：13，泥质灰陶，平折沿，方唇，唇下垂出棱，唇面内凹，敞口，微束颈，颈下施粗篦纹，形态为单排倒三角纹饰，经两次滚压而成，形成纹饰重叠迹象，口沿内外可见轮制痕迹。口径52厘米（图六，4）；
2021SYNLJ采：14，泥质灰陶，平折沿，方唇，唇下垂出棱，敞口，束颈，弧肩。口径25厘米（图六，6）。
图五 那拉街窑址折沿类陶器
图六 那拉街窑址斜折沿陶罐
直口重唇罐 2件。2021SYNLJ采：15，泥质灰陶，直口，圆唇，口沿外侧有两周褪化重唇，形成三道凸棱，凹陷处有开裂现象，圆肩，器表素面无纹，陶器口径27厘米（图七，1）；
2021SYNLJ采：16，泥质灰陶，外部为直口，内部口沿外撇，圆唇，口沿外侧有一周褪化重唇，在口沿外侧形成两道凸棱，凹陷处有开裂现象，口沿内外可见轮制痕迹。口径23厘米（图七，2）。
敛口钵 4件。2021SYNLJ采：17，泥质灰陶，敛口，平折沿，圆唇，口沿与器身交界处外突起棱，圆肩，口沿及外壁抹光，腹部施篦纹，形态为单排长倒三角纹饰，经两次滚压形成纹饰重叠现象（图七，3）；
2021SYNLJ采：18，泥质灰陶，敛口，平折沿，圆唇，口沿与器身交界处有不明显的起棱迹象，圆肩，口沿及肩部抹光，器身饰篦纹，内外壁可见轮制痕迹，陶器口径17厘米（图七，6）；
2021SYNLJ采：19，泥质灰陶，敛口，平折沿，方唇，口沿与器身交界处外突起棱，凸棱与肩部相接处有开裂现象，圆肩，口沿及肩部抹光，内外壁可见轮制痕迹。口径15厘米（图七，8）；
2021SYNLJ采：20，泥质灰陶，敛口，平折沿，圆唇，口沿与器身交界处下凹形成一周凹槽，口沿内外可见轮制痕迹，圆肩（图七，5）。
微卷沿陶罐 2件。2021SYNLJ采：21， 泥质灰陶，口沿上缘半卷，下缘平折与颈部垂直，尖圆唇，敞口，微束颈，弧肩，肩部由于烧制原因凹凸不平，口沿抹光，器表素面无纹，口沿及内外壁皆可见轮制痕迹。口径49厘米（图七，4）。2021SYNLJ采：22，泥质灰陶，口沿上缘半卷，下缘平折与颈部垂直，尖圆唇，敞口，微束颈，颈部由于烧制原因膨胀变形，器表素面无纹，肩下可见多周轮制形成的抹光痕迹。口径45厘米（图七，7）。
图七 那拉街窑址采集陶器
半卷沿陶罐 5件。2021SYNLJ采：23，泥质灰陶，半卷沿，圆唇，敞口，束颈，弧肩，口沿抹光，颈部可见轮制痕迹，颈下施两道凹弦纹，其下施粗篦纹，形态为短、长竖线纹纹饰组合。口径46厘米（图八，7）；
2021SYNLJ采：24，泥质灰陶，半卷沿，圆唇，敞口，束颈，弧肩，器表素面无纹，口沿抹光，沿内外可见轮制痕迹。口径52厘米（图八，4）；
2021SYNLJ采：25，泥质灰陶，半卷沿，口沿外援卷曲程度较小，尖圆唇，敞口，微束颈，弧肩，器表素面无纹，口沿内外可见轮制痕迹，陶器口径43厘米（图八，2）；
2021SYNLJ采：26，泥质灰陶，半卷沿，卷曲程度较大，圆唇，敞口，微束颈，弧肩，口沿及肩部抹光，腹部施粗篦纹，形态为单排倒三角纹饰，其下见单排竖线纹饰，口沿及内外壁皆可见轮制痕迹，陶器口径42厘米（图八，5）；
2021SYNLJ采：27，泥质灰陶，半卷沿，圆唇，敞口，微束颈，弧肩，口沿及肩部抹光，口沿及内外壁皆可见轮制痕迹（图八，1）。
陶 壶 4件。2021SYNLJ采：28，泥 质 灰陶，平折沿，圆唇，颈部斜直内收，口沿抹光，口沿及内外壁皆可见轮制痕迹（图八，3）；
2021SYNLJ采：29，泥质灰陶，平折沿，圆唇，侈口，口沿抹光，颈部斜直内收，颈下见单排倒三角篦纹，口沿内外可见轮制痕迹。口径25厘米（图八，8）；
2021SYNLJ采：30，泥质灰陶，上沿圆弧，下沿平直，圆唇，直口，颈部斜直内收，口沿及颈部抹光，口沿及内外壁皆可见轮制痕迹。口径14厘米（图八，6）；
编号2021SYNLJ采：31，泥质灰陶，上沿圆弧，下沿平直，圆唇，直口，颈部斜直内收，沿上抹光，口沿内外可见轮制痕迹。口径13厘米（图八，9）。
图八 那拉街窑址陶壶及卷沿陶器
圆唇陶罐 1件。2021SYNLJ采：32，泥质灰陶，直口，圆唇，实心厚沿，圆肩，鼓腹，器表素面无纹，口沿及肩部抹光，口沿内可见轮制痕迹。口径18厘米（图九，1）。
敞口陶罐 1件。2021SYNLJ采：33，泥质灰陶，敞口，尖圆唇，唇与外壁结合处有开裂现象，束颈，弧肩，器表素面无纹，口沿及内外壁皆可见轮制痕迹（图九，2）。
宽沿陶罐 1件。2021SYNLJ采：34，泥质灰陶，圆唇，大平沿，口沿抹光，沿下与颈部交界处有一周宽凹槽，口沿内侧可见轮制痕迹（图九，3）。
陶瓶 1件。2021SYNLJ采：35，泥质灰陶，直口，平沿，圆唇，短颈微束，圆肩，口沿内外可见轮制痕迹（图九，4）。
陶钵 1件。2021SYNLJ采：36，泥质灰陶，口微敛，平折沿，圆唇下垂，弧腹，腹部施一道附加堆纹，附加堆纹上施印压平行短竖线纹，口沿及内外壁皆可见轮制痕迹。口径18厘米（图九，6）。
图九 那拉街窑址篦纹陶片等
2021年对那拉街窑址的调查，除采集大量陶器口沿标本外，还采集到大量带有各式篦纹的腹片，根据实验考古研究，这些篦纹多为滚压施纹⑥，本次调查采集的篦纹陶片标本亦体现出明显的滚压迹象，现拣选其中典型标本介绍如下：
篦纹陶片 2021SYNLJ采：37，泥质灰陶，外壁抹光后施篦纹，可见两周纹饰带，上部纹饰带形态单排倒三角与一排短竖线下接一排长竖线纹饰组合，两次滚压形成纹饰重叠迹象。下部纹饰带形态为短竖线与长竖线纹饰组合，陶片内外可见轮制痕迹。胎厚约为0.6厘米（图九，5）；
2021SYNLJ采：38，泥质灰陶，属于陶器肩部，外壁施粗篦纹，可见四周纹饰带，形态为单排长竖线、正反两次滚压形成纹饰重叠迹象，陶片内外可见轮制痕迹。胎厚约为0.9厘米（图九，11）；
2021SYNLJ采：39，泥质灰陶，外壁施粗篦纹，可见六周纹饰带，其中每两周距离较近，形态为单排长竖线纹饰组合，陶片内外可见轮制痕迹。胎厚约为0.7厘米（图九，10）；
2021SYNLJ采：40，泥质黄褐陶，属于陶器肩部，外壁施粗篦纹、纹饰密集交错，形态为近颈部施单排倒三角纹饰，其下先施斜向三排点状篦纹，再斜向滚压双排短竖线纹，最下部为连续滚压两次三排的短竖线纹。陶片外壁可见轮制痕迹。胎厚约为1厘米（图九，12）；
2021SYNLJ采：41，泥质灰陶，属于陶器肩部，内壁抹光，外壁施篦纹，可见五周纹饰带，颈部施单排重压倒三角纹，其下为三角波折状长竖线纹组合。胎厚约为0.9厘米（图九，7）；
2021SYNLJ采：42，泥质灰陶，外壁施多道篦纹带，形态为平行长竖线纹饰两两成对或单排竖线纹组合，亦有部分反复滚压形成纹饰密集重叠迹象。胎厚约为0.5厘米（图九，8）；
2021SYNLJ采：43，泥质灰陶，外壁可见轮制痕迹，上部见多道密集凹弦纹，中部施篦纹，形态为倒三角与正三角纹饰组合，倒三角纹饰两次滚压形成纹饰重叠迹象。胎厚约为0.8厘米（图九，9）。
那拉街窑址内与城址内出土陶片风格及特征基本一致，可以确认二者年代基本相同，该窑址即是那拉街城址外用于生产陶器的制陶作坊遗存。这些陶器器类较为复杂，多大型陶器，器类风格与内蒙古中南部及辽西地区辽代陶器迥异。从器型上看，那拉街城址及窑址出土的方唇、折沿类陶器与桦甸苏密城⑦出土陶器风格相类，桦甸苏密城为渤海时期遗存，而那拉街城址及窑址出土陶器上大量使用篦纹具有明显的辽代风格，《辽史·营卫志》记载黄龙府下辖有铁骊、兀惹等与渤海关系密切的族群。由此，可以认为那拉街古城及窑址是辽代统治下的渤海相关族群的遗存。城址内未见到明显的金代遗物，可知城址的主要使用年代即为辽代。
通过调查和发掘可知，此类遗存还见于德惠城岗子古城、农安城子里古城、以及瓦盆城古城。这些城址和遗存，与《辽史》记载受辽代统治的铁骊等渤海族群相对应。同时，在白城金家遗址⑧、孙长青遗址⑨等辽代遗址中亦散见此类遗存，可知渤海族群在辽代的统治下，已经逐渐与契丹族群融合。
那拉街城址内基本不见瓷器遗存。通过调查可知，辽代中晚期，东北地区大型城址内瓷器使用已经比较广泛，但是小型城址内基本不见瓷器，这种迹象，可能与城址的规模、属性有关。城址及窑址内亦未出土小型钵、碗类陶器，这种不见小型生活类器皿的现象，亦值得关注与思考。
执笔：孟庆旭 孙明明 魏佳明 刘 派 顾聆博
注 释
①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惠市文物管理所：《吉林德惠城岗子城址2017-2018年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待刊。
②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德惠市城岗子金代古城发掘简报》，《北方文物》2000年第3期。
③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文物志》，1983年第65-66页。
④赵里萌、孟庆旭：《吉林省伊通河、饮马河下游辽金元时期的城址调查》，《边疆考古研究》2021年第1期。
⑤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文物志》，1983年第88页。
⑥李含笑、彭善国：《辽代篦纹陶器施纹工艺研究—以城岗子城址出土陶器为例》，《北方文物》2019年第1期。
⑦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桦甸市文物管理所：《吉林省桦甸市苏密城外城南瓮城考古发掘简报》，《边疆考古研究》2016年第1期。
⑧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省白城市金家金代遗址的发掘》，《边疆考古研究》2012年第2期。
⑨吉林文物考古研究所、白城市文物管理所等：《吉林省白城市孙长青遗址发掘简报》，《北方文物》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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