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发展视野下社会治理的主体间性与治理目标探索
时间：2022-12-08 16:35:03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文/刘进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不断创新社会治理的方法路径，实现了改革、发展、稳定的较好结合。然而，我国社会也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决定了克服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已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关系到社会治理的理念革命。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倡导协调发展理念，启迪我们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要发展地看待问题，以辩证思维把握社会治理中各要素、各环节、各层面以及各个目标之间的关系，创新社会治理，提升治理效能。
“论道经邦，燮理阴阳。”社会治理本身就具有理顺各种社会关系、协调发展的含义。当前社会治理必须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大的治理方略、贯穿辩证思维、善于运用协调发展的理念，正确协调社会治理的主体间性关系、秩序建构与培育活力的治理目标关系[1]。
社会治理的主体间性是指治理主体间的分工协作和对话互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在治理方式上发生了由一元主体到多元协同主体的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公众等均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这符合人民主体地位和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共治”并非指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在社会治理中权责、功能、地位完全一样，而是有所差别，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在打造共治格局上要做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
（一）继续培育社会治理的主体间性
目前多主体治理更多的是理念先行，在体制机制的设计和落实上还有待加强。我国的社会组织的培育、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地位以及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均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协调治理主体间关系就要继续鼓励社会组织发展和参与社会治理并在其中发挥自身优势，要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优势同政府的资源整合优势、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社会组织的群众动员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打造全民参与的开放治理体系。”培育治理的主体间性，就是要设计建立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以打造城乡社区空间为中介，为民众表达治理意见、参与治理过程以及治理主体就治理事务开展对话协商提供支持。
（二）加强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党在社会治理中要持续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各种利益关系调整需要党的领导，治理目标的制定需要党的领导，各种社会资源的整合需要党的领导，治理的理念创新、制度机制创新以及保障和发展民生事业均需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可以整合政府、非政府的治理力量。执政党的政治地位、勇于创新的传统、思想上的先进性等决定了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加强党的领导，是说党在社会治理中，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创新上、社会动员等方面加强宏观层面的领导。党的领导不但不会降低社会治理的主体间性，反而会让社会治理的主体间性真正地发展起来。为了支持培育社会组织和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提高民众主体地位，党要继续加强社会治理创新，优化多主体协同治理的联动机制[2]。
（三）加强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责任
各级政府在社会治理中要明确自身的主体责任，要从全局出发，加强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要从加强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建设出发，提高社会治理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政府要明确自身和社会的界限，做好自身的分内之事，通过放权、分权和授权的形式精简政府机构，把那些政府不该管也不容易管好，却适合社会和民众治理的事物交还给社会和民众去治理，赋予社会组织和民众治理权，要着力动员和整合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建设。政府还要加强对其他治理主体的考核评估、监督检查工作，并加强制度设计和监督机构的组建，以法规的形式明确多主体间的权责关系，增进多主体的合作渠道，提升治理效率，杜绝责任推卸、消极懈怠、拈轻怕重。最后，政府还要坚持科学行政、依法行政、民主行政，可将社会治理的政策以及政策制定过程向其他治理主体开放，征求其意见和建议，提升治理政策的科学性。政府与社会组织和普通民众关于治理进行互动，可以增强社会大众的理性表达诉求，使他们有序参与治理过程、提升依法照章办事的意识以及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四）坚持人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中心地位
人民对治理最有参与权和发言权。“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体现了党对人民的社会治理主体地位的尊重。治理本身就是不断优化社会结构、均衡基本公共服务、促进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一个社会过程。人民可以充分表达利益诉求，表达对治理的目标和愿望。人民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参与社会治理，社会、民众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同向偕行，群策群力，可以降低政府解决处理社会事务的行政成本，提升治理的实效，增强人民当家做主的主人翁意识和公民的治理成就感与获得感。人民和社会力量在政府授权的治理范围内有相对独立的主体地位和治理权利，政府要在引导、评估、监督的同时坚持治理主体间的对话沟通[3]。
社会治理的目标是既要追求稳定有序，又要追求充满发展的活力。两者并不是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交织重叠，我们有必要维持社会稳定。但是，我们不能从表面上要求整齐划一，而忽视了社会矛盾形成的原因，错失了面向群众、解决矛盾的良机，造成一种虚假的稳定有序。“单纯维稳，不解决利益问题，那是本末倒置。”人民需要的稳定是各得其所、欢畅、民主、团结、活泼的稳定。社会治理要实现有序与活力的良性互动，不能片面地强调秩序、强调安定、强调和谐，而是要充分激发和调动各个社会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全社会充满发展的活力。
（一）确保社会稳定有序的策略
稳定有序是社会治理追求的一个价值目标，也是善治的体现。社会有序也是社会各系统之间功能协调的优化状态，其外在表现是社会有健全的、相互支撑的规范体系，且社会成员明白规范体系的意义价值，遵守规范体系，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也由于这些规范体系和人们的遵守而达到一种稳定和谐的状态。一般来讲，良好的社会秩序来自良好的社会结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有基本的结构性关系，即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结构属于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除此之外，一个社会还有阶层结构、群体结构、组织结构、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当前，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是协调阶层群体的利益，要本着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协调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使党组织、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相互配合，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成长，政府有序地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控制人口总量，调整人口性别比、优先发展老年事业和加强老年社会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加强劳动技能培训，提升社会就业率。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下完善法律法规，以法律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使社会在运行过程中做到“人相和，利相谐。”加强道德规范建设，道德的约束是从人们的内在约束人们的行为，要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四个方面着手，以道德的力量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润泽人们的内心世界，激励人民团结友爱、与人为善[4]。
（二）确保社会发展充满活力的策略
一般来说，社会活力可以通过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主体性、积极性、创造性以及社会成员的发展空间、发展机遇和社会流动性来衡量，具体表现为对社会风险的敏感性和预控能力，以及迅速摆脱社会失序状态恢复正常社会功能的能力。社会活力与合理适度的社会控制有关，与社会成员的自由是否被尊重有关。社会发展充满活力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各阶层群体和个人的利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不同的利益才能达到最大程度的和谐，即所谓“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为了达到治理目标，社会治理必须坚定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自由、民主、公正、法治的价值观深入社会人心，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要尊重社会组织、人民的治理主体地位，了解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了解人民的愿望和心声，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建立政府与群众以及社会不同阶层群体之间沟通互动的体制机制，使人民可以理性表达自己的诉求，鼓励他们作为主体自由地参与社会治理，锻炼提升他们的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反对过度的、不必要的社会管控模式，坚持适度控制的、人民参与的社会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模式。党委、政府要发扬民主，广泛征求社会组织、学校、企业等关于社会治理的意见，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社会主义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活力的制度保障，改革创新能力是社会活力的核心要素。
（三）社会秩序与社会活力有机统一的办法
对我国社会治理来说，保障社会秩序与社会活力的统一办法有很多，其中两大办法比较重要，那就是建设城乡社区公共空间。城乡社区公共空间的建设要去行政化和商业化。社会各阶层群体要本着民主、法治、合作、公正的原则坚持社区公共空间的平等理性互动。各级党委、政府应该有计划地放权、分权，以平等的治理主体身份参与城乡社区公共空间的交流互动，领导不宜过多干涉支配社区公共空间的具体互动过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区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城乡社区公共空间建设应该本着党委政治领导、政府宏观指导、社会组织协同、人民广泛参与的原则朝着一个理性平和、有序有效的社会互动的公共空间发展。社会成员无论属于哪个阶层，都是生活在社区里。社区的治理实际上是社会治理的具体落实平台，社区公共空间的有序化、合理化和社会化必将有益于社会成员的自我治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从而使得社会秩序与社会活力相互融合，社会获得良性发展。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活力体现之一是社会的流动性提高了。当今中国社会无疑是一个大流动的开放型社会。缺乏流动性的社会是僵死的、停滞的社会。社会流动性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但并不是流动性本身带来的，而是由于社会治理模式、政策法律法规、社会服务体系不适应流动社会导致的。要保障社会活力就要保障社会合理有序、健康理性地流动。我国目前的人口横向流动主要是由于经济原因的流动，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是流动的主要原因。城乡间的流动是流动的主要形式。为了促进人口有序、健康流动，避免超大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压力，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缩小城乡差距，而不是抑制流动。如果抑制流动，只能得到表面上的稳定安宁。实际上，抑制流动会剥夺人民就业的机会，加大贫富分化，引起群众的不满，形成不稳定因素。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举措是生产力的协调配置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此外，要完善户籍管理制度，消除各种形式的户籍歧视，取消户籍与社会福利挂钩的传统做法，改革“不适应流动性”的社会保障体制，建立基于身份证的国民社会福利保障体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就业供需信息发布，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效流动。流入地城市应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对其进行法制教育、当地城市的地域文化教育和熟悉流入城市的环境教育，为流动人口子女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并鼓励社会组织和专业社会工作组织为流动儿童提供帮扶服务。最后，要打通社会晋升通道，防止阶层利益固化，鼓励学校、公司、企业、社会组织树立德才并举的科学用人观，反对户籍歧视、性别歧视。大力推进教育公平，大专院校在招生上要推行公平公正的原则，奉行唯才是举的原则，反对地方保护，反对歧视农村考生。深入实施党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大发展事业出发，振兴农村产业、建设农村社区、富裕农村人口，进而消除城乡差异，保障城乡人口自由、有序、理性地流动，使城乡青年一代共同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社会治理创新必须贯彻协调发展的理念，从整体上把握社会治理中的各要素，深入探索中国社会的阶段性特点、社会矛盾的新变化，协调好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明确不同主体的治理权责；
保证发展，既稳定有序又充满发展活力，弘扬自由价值观、秉承公平正义，增进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灵活性、创新性，预警防控社会风险的能力，促进社会有序健康流动。从三个着力点的辩证统一关系入手，统筹兼顾，整体谋划，认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的战略规划和“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努力营造“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把党的领导、政府治理、社会参与、社区自治等各方面的力量统一起来，培育社会理性，打造城乡公共空间，形成一股社会治理的合力，通过协调发展来建立社会秩序和培育社会活力，进而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