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游牧历史变迁，推进草原畜牧业现代化
时间：2022-11-18 17:30:0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郝益东
蒙古高原是欧亚大草原的东半部。人类历史从采集狩猎阶段向前发展，草原的特定环境决定了游牧成为必然选择。现在所说的草原五畜即绵羊、山羊、牛、马、骆驼，大约在距今 4000—8000年之前已相继被人类驯化，各以不同的性能通过放牧利用各类牧草资源。人类跨上马背具有了管理大群牲畜的能力。车的发明运用便于随季随时选择水源和草场进行搬迁。生产生活军事一体化的社会组织为扩张远征创造了条件。大约在距今3000年前后，开始有了关于游牧的文字记载。
(一)兴盛时期（匈奴）
两千多年前，史学家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系统地记载了畜种俱全、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产生活。东汉时期的蔡文姬根据12年匈奴王庭的生活经历，在《胡笳十八拍》中以“逐有水草兮安家葺垒，牛羊满野兮聚如蜂蚁，草尽水竭兮羊马皆徙”的诗句，描写了游牧盛况及迁徙特点。
(二)衰落时期（霸主交替）
从公元91年北匈奴西迁到1206年大蒙古国建立，蒙古高原相继由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契丹、女真统治，每100多年就发生一次霸主交替。《蒙古秘史》叙述了成吉思汗22代先祖约四五百年的历史，所涉及的所有部族和人物的活动都与狩猎密切相关，却很少出现牲畜及畜产品。例如，书中记述的关于第10、第11世祖和有圣母之称的阿阑豁阿的曲折系列事件，由4个部落、3代人所构成，与牲畜有关的信息只提及过几次骑马、马奶、篷车、羊肉和马群。而有关狩猎的叙述不仅出现次数多，涉及时空范围广，而且对诸如驯鹰捕鸟、猎取野鹿的年龄、猎物分割烤制等细节都有描写。一条野鹿腿交换一个孩童作奴隶的事例则表明了当时食物极端匮乏的境地。结合书中所写其它事例可以判断，在成吉思汗登上历史舞台之前，蒙古草原长期处于半狩猎半游牧，有些阶段不排除是以狩猎为主的生产生活状态。成吉思汗在青少年时也经历过异常严酷、长达数年之久的采集狩猎生活的磨炼。游牧遭遇如此长期衰败的原因，只能归结为争夺霸权造成的整体社会动荡。
(三)鼎盛时期（蒙元）
根据对《蒙古秘史》中关于游牧信息的解析，从成吉思汗的曾祖父合不勒汗时期开始，记载有关牲畜的场合越来越多，表明游牧处于加快恢复发展状态。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后游牧生产发生了几项重大变革。一是封户封地，由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十户长4级官职自上而下统治，人、牲畜、草场都处于有序管辖之下，消除了长期以来部族割据和相互侵扰对生产秩序的破坏。《大扎撒》等法令都是在这一管制基础上颁布实施的。二是牲畜所有制从部族共有转变为官有统管和私有户养并存。三是建立定额贡税制度，制止对百姓随意征收赋税而加重负担。四是除了所封为数极少的自由自在者（答剌罕）有自由选择牧地的特权之外，将所有草原的放牧使用都置于严格的许可管理之下,并且设置管理营盘草场的官职（嫩秃兀臣）。五是开展草原上最早的基础建设——驿道和打井。窝阔台汗颁布指令道：“使臣们要沿着驿站来往，不得烦扰百姓。”“国家要给百姓分配营地（嫩秃黑）和水。”“旷野地方除野兽外别无牲畜和人烟。派营盘官统领找水砌井，让百姓能散开住得宽展。”这些措施保障了游牧业再未出现之前那样长期性全局性衰落。草原打井的开启则表明，当时单纯依靠河湖水源的草场已经无法满足人畜增加的需要，必须开辟无水草场作为常年可放牧的营地。元世祖忽必烈继续大量“派军士漠北浚井”，可知游牧规模扩大的景象。
(四)徘徊时期（北元以后）
由于社会动荡、割据和封闭、人口减少等原因，游牧业处于几个世纪的起伏徘徊。根据王明珂先生在《游牧者的抉择》中的记述，苏联学者的研究结果认为匈奴人的牲畜头数为人均19头，而近代蒙古草原的牲畜仅为人均17.8头。日本学者的研究显示，匈奴人平均拥有牲畜数量与苏联学者的结论相同，但近代蒙古草原仅为人均11—15头。由此可见草原游牧虽然有过蒙元鼎盛阶段，但是总体而言，在持续了两千多年后，人均拥有牲畜几乎下降了1/3。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初，堪称水草丰美的锡林郭勒盟总面积20万平方公里，牧民人口6.8万人，人均拥有牲畜17头。
(五)变迁结局（近现代）
近代以来，蒙古高原上分属不同国家的游牧业形成了不同的变迁结局。
终止型——俄罗斯的草原畜牧业基本消亡。现今俄罗斯境内的布里亚特、图瓦、伊尔库茨克、赤塔等部分地区，地理位置处于蒙古高原的北部。苏联时期实行的国有化和农庄化摧毁了草原放牧的生产方式。现在的状况是大面积草原闲置（无人区）和牛羊产品短缺并存。草原的生产功能和民生功能缺失，文化功能弱化，单纯体现着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功能。
维持型——名实有别的蒙古国游牧业。苏联主导的经互会组织时期，蒙古国提出过发展“文明牧场畜牧业”。上世纪90年代自由化变革后，蒙古国的主流观点要维持和恢复草原游牧，但是实际上畜群长年很少搬迁，大部分牲畜一年四季基本上都固定在某个河湖附近的草场上放牧。主要原因，一是先占用近水草场的人一般不愿意再离开；
二是适合游牧的畜力“草原列车”基本消失；
三是使用高费用的汽车进行搬家无法满足游牧对搬迁频次的要求；
四是在河湖流域固定圈栏和房屋的自发建设不断增多，生产生活条件优于其它草原地区。其结果是真正游牧的效能无法发挥，搞建设又缺乏产权明晰的保障，草原荒漠化却越来越严重。据2017年蒙古国政府主管部门向议会报告称：气候变化、对草牧场的不合理利用以及无序的矿产开发等多种因素，导致76.8%的土地已遭受不同程度荒漠化，而且仍以较快的速度向东方省、肯特省等优良草原地带蔓延。近几年基本上风调雨顺，蒙古国的牲畜头数每年增加几百万头，河湖附近的草场遭受空前的超载过牧压力。十多年前政界、科技界、畜牧界出现的“改变粗放经营”“牧民享受现代生活”的声音不断增强。据新华社报道，2018年蒙古国出台纲要文件，要求着力发展集约化畜牧业。
建设型——内蒙古草原畜牧业的转型发展。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经过几十年持续不断的改革和建设，使原来单纯依赖自然条件、抵御灾变能力十分脆弱的游牧业，转型为主动建设、具有内生发展动力和较强抗灾能力的稳定产业。现在草原牧区生态生产生活兼顾，呈现出初步繁荣发展的面貌。
游牧转变为建设型畜牧业，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区别，更重要的是生产全程的要素投入、劳作方式、产出成果以及经济社会与外部环境都要发生相应变化。
(一)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为转型发展提供了动力和环境
一是在自治区成立之初，针对过去长期处于人口下降、牲畜锐减、民生凋敝的历史困境，制定了以“人畜两旺”为重点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出“保护牧场”“千条万条发展牲畜第一条”的生产建设方针。二是针对牧区社会的历史特点，推进渐进式的社会改革，实行“稳宽长”“三不两利”特殊政策，调动了全体社会成员的生产积极性。三是针对游牧生产的脆弱性确定了畜牧业基础建设的重点。1947年发布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施政纲领》中就提出了“畜牧改善饲养法，打井、储草，增进医疗卫生防疫及兽医设备”。之后，各个时期根据实际情况对建设内容适当进行调整和充实。四是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率先实行草畜双承包政策，制止追求牲畜增长造成的超载过牧退化，形成了草原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五是在国家反哺农业政策中，先后安排防灾基地、防沙治沙、退牧还草、生态补奖、牧业机械补贴等项目，增强了建设型草原畜牧业的发展活力。
(二)配套基础建设极大地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
一是棚圈建设从敞圈敞棚、封闭式暖棚、太阳能暖棚逐级换代，解决了过去游牧年代仔畜成活率低的“顽症”。二是打草储草从人工钐刀、马拉打草机、机引打草机发展为刈捆青贮联合作业和社会化储草站，消除了游牧牲畜存在的“夏壮秋肥冬瘦春弱”的季节性循环现象，抗灾保畜达到了“大灾无大害，中小灾保丰收”的程度。三是草原打井从浅筒井、大口井、深机井发展到风光互补电井，使游牧年代只有积雪适中才能放牧的无水草场，变为常年可以供水放牧的草场。牧民实际利用的草场范围大幅度扩展，为落实放牧压力分散化、均衡化的家庭承包创造了条件。四是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态共同催生了草库伦与草原围栏。围建草场一直贯穿着解决草原退化缺草问题这一主线，历经抗灾型、分界型、轮牧型提升了功能。草原围栏的用途、类型和数量不断增加。围栏轮牧还使传统跟群放牧对牧民劳动力数量和时间的占用显著减少。五是以牧民自我积累资金的方式完成了定居建设。各地实现定居放牧有先有后，一致的路径都是“生产设施建设配套—畜牧业产出增加—改善人居条件需求推动”。牧户至今普遍重建过两三次住房，居住功能越来越好。
(三)草原畜牧业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
考察每一个牧业旗都会看到，自治区成立以来草原面积只减不增，但是每年的牲畜存栏量至少增加了几倍，出栏量增加了10多倍、20多倍，畜产品产量和收入的增长倍数更多。究其原因，就在于游牧转变为建设型草原畜牧业后，生产潜力得到不断释放。一是提高草地生产率。无水草场的开发利用、冬春补饲取代部分枯黄草放牧、围栏轮牧保护牧草良性再生、草地改良和少量饲料基地开发等项措施，增加的营养供给有效地转化为畜产品。二是提高畜群生产率。在游牧年代，畜群只能维持每年“吃7卖8共出栏15%”的低水平。现在牧区全面实行短周期、快周转生产模式，羔羊4—6月龄出栏，犊牛6—18月龄出栏，肉用畜种出栏率接近发达国家草地畜牧业的平均水平。三是改良畜种，提高个体产量。地方良种牲畜得到提纯复壮，高产品种不断扩大推广。
(四)具有现代生产要素的家庭牧场不断增加
持之以恒的基础建设为科技推广创造了条件，并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进入本世纪以来，部分旗市自行开展了现代家庭牧场示范建设。各地自定的标准尽管有所差别，但是都符合畜牧业现代化的方向。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尺度：使用现代机械装备，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树立现代经管理念，遵循生态保护法制。具有专业知识和现代视野的新型牧民越来越多。
(五)适应现代化的草原管理体制不断完善
在古代游牧社会，草原归属层层所封的领主和王公管辖。清代按旗设界，分佐领（苏木）、十户长管理营盘及草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后实行民主改革，草原管理权由人民政府行使。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时期，与生产队成为具体经营草原的基层单位相适应，将历史形成的常年移动范围划界固定，遇灾跨界走场也维持传统范围。改革开放后以解决草原特有的内在矛盾和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渐形成了以法制为中心，三权分置为基础，内容涵盖草畜双承包、规范使用权流转、草畜平衡制度、轮-休-禁新型放牧制度、生态补奖机制、规范植入项目绿色发展的草原管理体制。牧民承包权益的保护、经营产权的流动性、草原生态可持续等规定方面，已经与发达国家没有实质性差距。根据遥感资料和取样实测，近十多年来内蒙古草原植被的高度、密度、资源量都处于总体稳定，局部改善状态。
成功的草原畜牧业现代化必然是立足于本土的内生发展结果。千百年来游牧沉淀的草原文化和生产技能应当是现代化的有机构成。北美草原的“牧牛王国”转变为现代肉牛生产之后，牛仔（草原）文化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全世界经久不衰地流行。当前内蒙古的不少家庭牧场享有初步现代化成果和民族文化生活兼得的优越性，有的还成就文化名人。国内外经验都证明，现代生产方式和弘扬草原文化可以按照各自的规律相得益彰地发展。
(一)绿色发展是草原畜牧业现代化的生命线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要贯穿到草原畜牧业现代化的全过程，用完善的政策和法规防止经营者只顾生产、掠夺性经营的利益冲动。以草畜平衡制度落实对生产过程的生态监管，以遥感和实测相结合开展资源动态监测，运用智能技术实现监管监测全覆盖，确保草原生态良性循环，永续不衰。
(二）草原畜牧业现代化的切入路径
一是培育发展现代化经营主体。对现有家庭牧场制定现代化标准引导提升，进而示范带动普通牧户，是全面推进现代化的一条捷径。牧民合作社的优势在于解决传统分散经营的不足，更加有效地对接市场。完善适应现代生产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上述两大经营主体的健康发展。二是完善种源生产供应体系。首先应大力提高冷配区的母畜繁殖率。同时在冷冻种源覆盖率低的畜种和地区，建立覆盖全部牧户的种公畜生产推广体系。按照“原种场—中心扩繁场—基层扩繁场”的系统，实现供给种公羊不出村（嘎查），供给种公牛不出乡（苏木）。三是育肥业分工。肉牛生产要完善牧区繁殖、农区育肥的区域化分工。肉羊生产要组织就近节粮型育肥。主要利用高蛋白牧草与青贮草料，把育肥场办在牧区，提高育肥的时效性。同时牧民可就近入股经营或委托育肥，兼顾各方利益。四是青贮饲草料生产供应规模化。饲草饲料青贮是效率最高、损失最少、成本最低的“饲料加工”，是名符其实的动物“营养革命”。简而言之，什么时候能够把现在每年秋季数以万计拉运干草和饲料的车辆改为拉运青贮饲草料，什么时候就基本构成了完整的草原畜牧业现代化的生产经营体系。五是推广现代繁育方法，建立经济杂交体系。在严格防止混交乱配的基础上，首先在羊肉生产领域以基础母羊本土化、羔羊生产杂交化，大幅度提高产肉水平。六是标准化和品牌规范。为牧民摆脱牲畜“二道贩子”，直接成为市场主体创造条件。
（三）在牧区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牧民的劳动解放
历史以来，牧业活计的繁杂和跟群放牧耗时单调，一直影响着牧民生产生活的全面改善。现代化内涵要求的社会分工和机械化、智能化为牧民的劳动解放创造了契机。其中，围栏轮牧既可以取代守群看牧，也是现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一些围栏合理的牧户除出牧归牧、定时饮水等生产环节需要人工照料外，其余时间任由牲畜在围栏内自由采食和卧息，所需人力和劳动强度大为减少。牧民腾出时间可以扩大生产门路，丰富文化生活。同时，从根本上遏制外地“羊倌”流入，避免牧区人口的不合理增长。然而，过去草原围栏是在牧民自主、自建、自用的基础上发展普及的，既有自我积累、推广迅速的优势，也存在规划缺失和统筹引导的不足。结合现代化家庭牧场和合作牧场的发展进行草原围栏的优化调整正当其时。根据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划区轮牧可以使牧草在每一个生长周期的生长点保护、补偿再生能力、营养转化储备都能够达到均衡和优化状态，将可用牧草资源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畜产品。因而，达到划区轮牧功效的围栏轮牧将是兼顾生产、生态和民生的最佳放牧方式。在现代草原畜牧业的发展进程之中，草原围栏与其他现代化装备（包括所有机械化、电气化、智能化设施）一样，工具的属性不会改变。解放牧民劳动的作用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越来越显得重要。因为社会进步的目标最终要归结为实现“人的解放”。
纵观世界各国，欧亚大草原尚没有一个国家实现了畜牧业现代化。内蒙古畜牧业既面临进一步转型升级的客观要求，也具有率先启动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条件。国家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是一次历史性发展机遇。乘势而上推进草原畜牧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牧区，是全面落实人民至上宗旨的一项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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