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典审美构建现代语境下的文化认同

袁姣素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新型的现代文学历经一段历史性的蜕变后逐渐成型，面对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人性复杂的社会体验，人们对文学的审美情趣有了新的认知。现实主义精神主导着社会潮流，文学以各种形式提出时代诘问。王跃文的《国画》《大清相国》《漫水》等一系列作品的问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时代的奏鸣曲，既提出问题、解剖问题，又回应问题。从文体上来说，顺应时代、感召时代、刻录时代，甚至悖反时代等，是小说作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自20世纪80年代就有不少现实主义作品提出不同的社会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陈忠实的《白鹿原》提出的历史反思，肯定了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与时代命题;阎连科的《受活》以“残酷美学”的方式大胆突破历史与现实的诸多艺术性难题;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从时空变幻中脱颖而出，其中深刻的文化底蕴与内涵见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神秘魅力;贾平凹的《废都》则以个性化的时代特征提出“文化失落”的问题等。可见，文学艺术的生命意义在于其对社会与时代的思考，是一种历史性掘进与实践，它的光芒闪耀在理想主义、先锋性、探索性的荆棘丛生的道路上。如此，王跃文的小说创作亦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他的《国画》不仅有时代诘问与思考，在文学形式上也有特征鲜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掘，文风亦庄亦谐，笔力遒劲，底蕴深厚，从现代技巧到古典描摹，运用自如，直抵灵魂。《大清相国》借鉴历史警示后人，在甚嚣尘上的现代社会，具有古风长存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历史意义。而《漫水》则用一种残缺之美驻守在人们心中，一曲乡村“异托邦”久久萦绕，释放着传统文化的古典之美与现代文明的历史性转折的神奇能量。在时代困境中，王跃文的系列小说作品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时代链接，有着整体表达的现实意义与探索精神，寻找并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的别致路径。

一、诗意中的延展与境界之上的升华

其实，抒情文学可算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源头活水。众所周知，经过不断变革后的抒情传统，已经脱离了韵律、格调、平仄等的束缚，追求更为自由的表达方式。但无论是古典还是现代，境界与灵魂的抵达仍然是精神贵族的最高标准。按照王国维《人间词话》的观点来看：“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成高格，自有名句。”王跃文的《漫水》则是抵达了一定的高格，余公公和慧娘娘用他们真挚而淳朴的爱演绎了一段人间佳话，塑造的人物形象润泽了中国的乡土大地。其境界之美可谓诗意洇染，温暖着乡村伦理主义的新生。王跃文的诗性表达，构建出人们向往与追求的乌托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另一角度去理解，这种境界上的“孤独”之美与诗意延展其实是相互依托、血肉相连的。《漫水》中余公公和慧娘娘宁可守着那份心灵的孤独也不愿伤害身边的人，直到对方离开人世。他们把深深的情爱用一种“孤独”所取代，因为唯有“孤独”，方能保持乡村本色，维持乡村古老庄严的秩序，在现实的日常中感受悲情之下的美好。慧娘娘的隐忍和善良也是特写的一笔，她不计较个人恩怨与得失，无私地帮助乡民，奉献自己的爱心，沉静安然，屈从命运。这种灵魂上的升华仍然是诗一样的浪漫，就比如余公公看到慧娘娘的灵棺好像是一条火红的飞龙驾着慢慢地升上天去，“笔陡的山路翻上去，那里就是漫水人老了都要去的太平垴。”是的，生命轮回，情义永在，这种古典式的幽微结尾给人以泪流满面的冲动。

在尘嚣之上的现代环境下，面对世事纷扰、物欲横行，浮躁动荡的不安定因素充斥着社会的每个角落。如此，伊丽莎白·毕肖普式的孤独成为一种高贵的时代元素，在混沌、迷惘、不确定性的状态下，人们更需要清醒的认知和明辨是非，这种沉重而浪漫的多元性构建了他的“唯有孤独，恒常如新”。这种诗性表达在社会与日常中同样具有独特的有效性。而《漫水》的安静气质给这个日渐喧闹的社会注射了一支镇定剂，让人不自觉地停下忙乱的脚步，回望一眼日渐归隐、行将消失的熟悉家园。在那僻静和纯净的一隅咀嚼人生，安放自己落满尘埃的灵魂。也正是这种高贵的孤独给《漫水》充盈着素朴的魅力，给人憧憬和期待。这种自由人性和自然抒情的乡村牧歌在全球化时代的语境下具有一定的民族性，是一种用独有的经历转化为经验的美学方式。《漫水》的温暖格调和古典抒情不仅仅是自然属性，更是社会与历史的属性，试图在感觉主义中寻找与完成一种文化多样性的生命常态。这片“乡土中国”的开掘，重组了现实主义中剥离的诗意与怀旧，成为乡愁观照下的慰藉，构建出家园式的灵魂栖居与诗性回归的乡村图景。正如南帆说的，“乡村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记忆所制造的话语——而不是现实本身……乡村是一个思念或者思索的美学对象，一种故事，一种抒情，甚至一种神话。然而，恰恰因为不是现实，乡村在作家的思念或者思索之中极大的丰富起来，生动起来，以至于承担了现实所匮乏的含义”[1]。

在故事的背景中，《漫水》是一种寄寓的存在，从狭小、闭塞的空间中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上，复苏着人们的记忆。在时代的投影下，漫水这个地方的人文思想、民俗风情、地域特征，见微知著地成为“乡土中国”的瞭望台，见证着一个时代的乡愁与发展历程。而其无限的空间思维，超越了乡土的文化差异，打破了认识框架的疆域，获得了生命之上的尊严。那些曾经被遗忘的事物和美好，在这群朴素的人民身上闪光，让乡土时代重返时间的河流，复活我们共同的原初。当然这種抒情的主体，离不开中国文化的传统，在阐释本土经验中恰恰是契合了一个时代的潮流，所谓寻根文学，大抵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发芽。而在全球化时代的漫延与覆盖下，《漫水》的民族特征、理性思考、古典气味，无疑又是无可替代的中国经验，是一种抒情的极致。

于情境韵味的起承转合中，《漫水》《国画》《大清相国》《梅次故事》《爱历元年》等作品，在叙事上隐含着传统的抒情美典，有着诗意延展的境界之美。即在小说文本中，隐含的感性思考、感觉结构、感情境界，自然铺展一种中国式的抒情传统，其中的文化内涵、境界抵达、语言的多样性等都有着殊途同归的意味。正如学者龚鹏程所指出的，“律诗与抒情并无必然的关系，因为不讲格律丝毫也不会影响对情感的抒发”[2]。如《爱历元年》中的孙离和喜子，他们把两个人自己的年历称为爱历，主人公对爱情充满着浪漫情愫的冲动，而当他们的命名诞生时，就已经给生活注入了诗意，不管两人将要面对什么，文本的诗性表达在这时就已经确定了。《大清相国》亦是如此，文风儒雅，布局巧妙，有着古典文化的深意与诗意。而其中的史料借鉴更是显出了文学上艺术性重塑的重要意义。如金宏宇说的“只有通过文学学的方法正确解读和阐释作品，才能提取其中蕴涵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信息，进而凸现其史料价值”[3]。当然，文本中隐含的哲学思考，以及陈廷敬的不倒翁精神则是小说境界的升华。再如《国画》中的古典叙事，这种感觉结构的绵密、人物肌理的丰富质感、酝酿的悲凉浩渺之气，都集中体现出了古典韵味与现代风流的云山雾罩。FFDBD9A3-A847-4540-886A-5974B42858DF

自然，提及当代抒写的宏大叙事，传统文化元素的创造性转换，世情百态的出神入化，感觉结构的渗透和呼应等摹写，无论是外部结构，还是内里的精神奥义，抑或文学上的历史价值与艺术生命，应该还没有可以与《红楼梦》相媲美的作品。但从《国画》中能嗅到世情小说的古典幽微，主人公朱怀镜的诸多人生体验，情境之中的浪漫多元，说到底还是有一种诗性的舒缓有致。无论是人物的精神境界，还是情趣喜好，意境的营造和思想动态，都介于现代与古典之间。在现实的生活中，朱怀镜行走官场，看似春风得意，却也如履薄冰，其中的社会学问题可见一斑。就如姚文放所说“文学社会学对现代小说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变迁的解释就堪称范例。这种理论概括层次的悬殊决定了文学社会学往往弃置囿于文本本身的微观细察，而转向放眼社会历史的宏观视野”[4]。

二、现代语境下人性密码的激活

众所周知，小说中关于人性的探讨应当是文学艺术的核心问题。而新时期的中国文艺批评的趋势也出现了更为缜密的思考，文艺批评形态在宏观视野上有了一种原则和方法论。普列汉诺夫说，“只有那种兼备极为发达的思想能力跟同样极为发达的美学感觉的人，才有可能做艺术作品的好批评家”。因此，有学者认为艺术批评的主要标准和最高标准应是“美学的历史的”。而作为文学的人学，这种“美学的历史的”标准评判就应回到人性的剖析与深层的挖掘上来。

前面说到《国画》从古典摹写转换到现代语境的抒情叙事，朱怀镜从政治的风起云涌到大浪淘沙之后的凝重和苍茫，画家李明溪的古怪与疯癫，文人曾俚的迂腐与倔强，玉琴的暗香和对爱情的意乱情迷与坚贞，以及皮市长等一些大小官员的宦海沉浮，他们在社会的巨大诱惑与旋涡中漂流，迷失，寻找，彷徨，挣扎，反抗……那种人性矛盾的自审到最后灵魂裂变的无所归处，烘托着繁华落尽的悲凉，那些丰富的人性密码，散发着古典气味的氤氲，在时空流转中回响着哀婉而深沉的苍茫之音。不难看出，作者在人物命运的走向中，设置了种种矛盾冲突与精神磨难，在不同的人生面前，他们跌宕起伏，力挽狂澜，最后不得不走进属于他们的命定与选择。这种宿命般的安排，让有着文人情结的朱怀镜们在权力面前俯首听命，钻营算计，各取所需。这些时空中的历史碎片如一个巨大的哈哈镜，映照着芸芸众生。这正是作者力图复现的古典神韵与现代的灵魂观照。正是这种世情小说的精神世界产生的灵魂裂变，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的诘问，艺术地表现出古典摹写与现代语境的文化认同。无疑，这是一种成功的尝试，在传统文脉中注入新鲜的血液，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而在世情之下，小说在人性的剖析上，可谓精细入微。作者用现代语境的白描，融合古风意味，将每个人物的出场和他们鲜明的个性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人物的心理活动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如同一个高倍的显微镜，把人性中的脆弱、残酷、贪婪、柔软和隐忍纤毫毕现。王本朝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批评史、文体史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都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文学思潮、文学批评、文学概念的历史叙述也或多或少包含着社会思潮、作家观念和文本思想的诸多内容，对文学思想史的书写显然会有镜鉴意义”[5]。而《国画》中的各色人等都与现时代的社会有着藕断丝连的交际，他们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进行着各种等价的交换，说着属于他们的行话、套话，谨小慎微地生活着。这些生活场景全景式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潮。

小说在叙事的把握与拿捏上同样处理得炉火纯青，表面看风平浪静，实际却暗流汹涌，波澜起伏、暗藏玄机。细节上的丰满与人性的丰饶更是力透纸背。譬如朱怀镜老婆的表弟因为被人殴打住院，朱怀镜用他的心机与聪明为表弟谋得的医药补偿费居然也去伸手占为己有;又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表弟谋得工程之后，也明里暗里地暗示要表弟赚了钱也要给他分杯羹，可见他的贪欲与精明。

当然，污点之下也有朱怀镜的性情与仁慈，在得知李明溪疯了后，他几次去看望李明溪，在李明溪的单位为他争取应得的权益。这是一种复杂的人性闪光，说明主人公仍然是有悲悯之心的，他的良知在社会转型期经济高度的冲击下上下沉浮，难以安分和稳定下来。他迷失了自己，他想寻找出路进行自我救赎，却不知人生是否还有归途。米兰·昆德拉说，“永远不要认为我们可以逃避，我们的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我们的脚正迈向我们自己选定的终点”。《国画》在文本叙事上以官场生活痛惋人性，洞察灵魂，在现实主义的叹息与理想主义的呐喊中琴瑟和鸣，折射出文学艺术的神秘魅力。

《国画》尾声中的留白，弥漫着巨大的悲怆，给人一种萧萧风寒的古风苍茫。从“美学的历史的”的角度去理解，这便是现代语境下的人性密码的激活，是形而上的高标准。如此，《国画》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叹息与呐喊，也是历史进程中的中国经验。在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上，《国画》中的众生百相，方圆相托，虚实相衬，情理相生，完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幅人情世态的巨大画卷。这种波澜之下的时代诘问阐释了当时的社会人情与迷失中的宦海群像，也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纠葛缠绕，难舍难分。难能可贵的是其现代语境下的古典摹写体现出一种传统技法上的“脱域”表达。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言，“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脱域。‘脱域表明脱离一个具体地点和空间，将某种知识或者规范推广到世界范围”[6]。而《爱历元年》则用一对夫妻的感情波折与现实生活，揭示20世纪国人的精神走向。用寻常百姓的一隅，再现现实生活中的欢喜悲苦、爱恨情仇。从一个单一的家庭元素辐射到整个社会的关系网络，展示人生，剖析人性，释放情爱，抗争命运，折射出现实主义抒写的成功奥秘。

他们的沉浮与经历，欲望与追求，以及那些成长的磨难，都是这个时代的缩影，是社会变革下的形形色色的物种发酵和变异。所幸的是，他们的“大不忍”和对生命的“怜恤”，最终挽回了流离失所的灵魂，让人扼腕叹息，又喜极而泣。作者用一种超細精微式的镜像伸缩效果放大社会潮流，抵达精神贵族的旷达与渺远。从叙事的表达上，呈现出张弛有度的旋律节奏，意境的刻画也是匠心独运，彰显出独具个性的艺术魅力。FFDBD9A3-A847-4540-886A-5974B42858DF

三、古典摹写与精神重塑

王跃文的《国画》《大清相国》等作品的创作模式，紧扣时代发展的需要，积极回应了当代中国文学亟需面临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从新古典主义的勃兴开始，中国近代的古典摹写在历史的土壤下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创造性转化，人们从《诗经》《楚辞》的传统抒情中开辟出一条新的文化道路。小说中的“抒情美典”与人物灵魂精神上的裂变形成了相对的和谐的阵线联盟，在中华文化的抒情道统上，文本的精神境界达到形而上的意识态势，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独有特色。故此，在瞬息万变的时代环境下，社会思想文化日益多元、多样与多变，这种复杂的思想转换、价值多样化、审美情趣的改变，丰富着当下人们的现实生活。这就要求作品的多重理念与精神的呈现更为丰饶。

在浩瀚无垠、绵延不绝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大海里，在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与传承中，当代中国语境下的现代彰显，是我们面对历史文化传统应该具备的主体使命与责任担当，使之与全球文化与世界文明达到多样性的和谐与统一。由此，从《大清相国》主人公陈廷敬的宦海生涯中可窥见这种灵魂重塑的实践探索。历史小说需要一个将人物复活的过程，在创作的过程中需要巨大的想象力，以情景铺陈，虚实相生，丰润着人物的个性特色。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场景与年代中把人物还原，通过碎片化的历史记忆，虚构与史实钩沉的交织与缠绕，再现三百年前的官场风云。一个秉持青年时期的“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的誓言与信念，永葆初心，善始善终的清官形象擦亮了历史的尘埃。作者围绕着陈廷敬是“清官”“好官”“能官”“德官”等角度展开宏大叙事，用大量理性的冷峻与感性的跌宕，给历史人物注入血肉和灵魂，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精神与现代性意义上的价值观，完成了人物丰满与精神重塑的完美提炼。小说同样运用古典摹写来完成现代性的语境以及其社会思想多元的思考，重塑历史人物在其特定的历史环境与时代背景下的精神坚守与人生价值观。如刘成纪所言：“中国历史，无论是其哲学背景、内在精神还是表现形式，均是趋于审美化的。史道一体、礼乐相济是其向美生成的两大要素”[7]。

《大清相国》在结构布局与叙事技巧上也有着深入的拓展，其用宏大叙事的技巧纵横捭阖，把陈廷敬这个人物形象准确定格和托举重生。文中的矛盾冲突处理也是细致入微，有着道德与行为的艰难选择，在真实人性的抒写和挖掘上转换自如。比如陈廷敬从晋身官场之日起，接踵而来的有种种利诱与荣华富贵，这些冠冕下的繁华自然与其立志心怀百姓、造福于民的官场理想处处相悖。但他的理想主义并没有因此发生变异，而是利用手中的正义之剑直面邪恶和阴暗势力，同后来权倾朝野的明珠、索额图恩怨交媾难断，后又遭遇徐乾学、高士奇等人居心叵测的明争暗斗，权术阴谋的围攻陷害。在屡次涉险、多次犯上的境况下仍坚持正义，保持操守，连康熙皇帝都赞他是完人。陈廷敬用自己的明心慧志成功运用“等，稳，忍，狠，隐”的五字官场秘诀，渗透高明的心机与深谋的韬略，终于建功立业，名垂青史。在道德范畴与价值观的理解上，让后人有了明确的方向认知与智性启迪。正如沈湘平提出的关于人的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他强调要以人为本，从现实的人出发，尊重人的主体地位;要求“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使正确的价值观“入心入脑”“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注重运用马克思的经典表述比如“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等文本依据，并予以多方面的解读等[8]。由此可见，《大清相国》中现代语境下的古典审美，给后人的为人为官树立了一面明镜。

《大清相国》在布局和叙事上尽显了宏大叙事的可能性，人物故事有50年的经纬跨度，鲜明的人物个性，极富传奇色彩，彰显出巨大的虚构魅力。在文本的历史意义上，《大清相国》不仅仅具有传统的“美德伦理”，主人公所获得的卓越成就及其优异的品格，通过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修炼得道，体现出智者的运筹帷幄。这一切的成功塑造，可见作品的虚构能量。美国学者艾瑞克·齐奥科斯基对于小说故事虚构的重要性也有着自己的理论——“作为一个文本，《红楼梦》强调它自身的文学本质和存在，探讨并生动展现了它自身的虚构性——用余国藩先生的话来说——即‘将故事的起源、发生、成书和接受逐字编织进故事本身的情节中”[9]。而这种逐字编织的过程就是故事产生与发酵的过程，也是虚构的过程。

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国画》与《大清相国》都渗透着丰富的古典文化元素，从里到外、于内及表的精神气质都弥漫着相同的古风古韵。《国画》中的古典摹写浓缩的同样是官场风云，却用另一种人格的矛盾与精神上的裂变展开一幅世情百态的现代官场探秘图。这幅巨大的画卷兼容了时代洪流之下的国人的混沌状态与心灵救赎的渴望，窥见了他们内心的隐秘，以及在这个红尘喧腾的世界中巨大的精神苍茫。故事和要表现的主体精神各有差异，但在叙事技巧上却有着相同的辙印，在要表现的人物主体与精神实质上，都运用古典式审美构建了现代语境下的文化认同，昭示了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历史演变，是一种延续传统文脉的成功尝试。

四、忧郁气质的悲悯哀伤与时代担当

说到忧伤的遥远牧歌，自然又会想到王跃文的《漫水》。《漫水》由内而外散发着的是一种悠远的乡愁文化，具有丰富的地域传统文化内涵与特定的时代语境。在全球化时代到来之际，各种文化语言在历史语境之下担负起了各自的社会责任。中国古典文学随着现代化城镇的“异軍突起”，渗透各类文脉分支，给冷酷的钢筋水泥输入温情的密码，以其独特的民族特质释放丰富的文化元素，弥补着现代社会的精神匮乏。而《漫水》扎根土壤的温情表现出独特的民族特质，作者用另类的表现手法体现着文本的精神价值，有着深刻的悲悯。

现代文学在传承古典文学的精髓上，中国的乡土文学曾作出过巨大的贡献。沈从文的《边城》便是中国乡土文学的代表，小说具有静水深流的悲悯之力，虽说有些悲剧意味，但不悲伤，结尾的留白，给人以无尽的希冀与期待。其语言如水一般的纯净，悠悠袅袅，温婉而去。而王跃文的《漫水》抒写的是中国式的乡村爱情，具有一种忧郁气质的悲悯情怀，文本中的精神格调有着人间烟火的凄美与悲情，充满着浓厚的浪漫元素。《漫水》诠释了乡村道德伦理的人文精神与价值，其尾声的灵魂皈依与升华在传统文化的古典意义上可谓是“琴瑟和鸣”。《漫水》虽然没有一条氤氲着水汽的河流，余公公与慧娘娘的情爱却在中国的乡土大地上整合了属于他们的那个时代。文中流淌的悲悯气质呈现出人性的孤独之美，充满着人性的温爱，这是他们“暖”的精神特质，而文中隐藏的悲凉命运同样有着“冷”的忧郁气质，这种残缺之美洞穿人性的忧伤，充满悲悯之力。在精神差异上，更倾向于传统美德伦理的当代境遇，于传统文化的历史语境中，有着开掘性的精神延续。FFDBD9A3-A847-4540-886A-5974B42858DF

从作家的社会责任与时代担当上看，王跃文是敢于叩问时代、抨击丑恶的，他的多部小说已经回应了这个现实。在新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上，以他的《国画》为代表，在社会转型的特定时期横空出世，反映出的社会问题让世人震惊。尤其是其深刻揭示当代社会中的官本位思想的滋长和环境影响下的土壤，反映出一批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下的官场嘴脸，以朱怀镜为代表的政府官员追求贪欲，价值观错位，精神空洞，物欲横流，混沌不清等不良状态下的国人病态，在社会上引发了具有震撼性的效应。而从文学的审美形式上看，文学即人学，《国画》里诸多人物在人学的概念中一个个羽翼丰满、惟妙惟肖，在现实社会的土壤中散发出梦幻般的呓语，给人以巨大的想象空间。在结尾的意象中，表现出的巨大的精神苍茫，主人公朱怀镜在遇见貌似超凡脱俗的朋友李明溪时，朱怀镜的内心其实已经开始动摇，在迷惘的意识中有一种灵魂皈依、寻找自己的精神出路的冲动。这是作者在提出社会问题后赋予的历史使命感，有一种峰回路转，抵达彼岸的灵魂拷问，是一种时代命题下的担当精神。王跃文的《国画》诞生于20世纪末，在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历史研究上应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从小说精神内核上看，《国画》是用一种终极追问、时代自省体现生命的“冷”，欲望的“贪”，人性的“变”，从审“丑”的角度反映出一个时代在发展中遭際的各种变数，到最后的人性激活和苏醒，都纵横着时代脉络。结尾留白中的渴望和“回暖”回应了时代进程中的诘问。由此，《国画》的画外音其实也氤氲着“真善美”的终极追求。而《大清相国》中的智慧宝典则是一种正面的精神重塑，从古代官场还原现代形象，换言之，就是古风浩然、现代长存。两者对比，这一正一反，亦庄亦谐，在文学形式的审美意趣上达到了“殊途同归”的精神旨归。正如钱穆所说：“得于性而内在具足，再无所待于外，在儒家则成为圣，在道家则成为真，在佛家则成为佛。三宗教法各异，但就其德的一观念而言，则仍是相通合一，不见其有异”[10]。

不难看出，王跃文的一系列作品的整体表达与时代链接，在文本中显示出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完美结合，以及现代化语境下的古典摹写的成功转化，和从古典描摹构建现代技法的创新性发展，是其独特的艺术特征。其深刻内里、意蕴底气将在时代的洪流中留存光芒。

【作者简介】袁姣素：湖南省文联文艺与创作研究中心编缉。

注释：

[1]南帆：《启蒙与大地崇拜：文学的乡村》，《社会观察》2005年第3期。

[2]李春青：《论“中国的抒情传统”说之得失——兼谈考量中国文学传统的标准与方法问题》，《文学评论》2017年第4期。

[3]金宏宇：《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和方法》，《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4]姚文放：《细读/粗读：生产性文学批评的阅读状况》，《文学评论》2021年第2期。

[5]王本朝：《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的对象、理念及方法》，《甘肃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6]南帆：《文学理论：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性》，《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3期。

[7]刘成纪：《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时间、历史和记忆》，《北京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8]沈湘平：《价值观研究亟需自觉的人类学视角》，《哲学动态》2016年第11期。

[9]〔美〕艾瑞克·齐奥科斯基：《世界文学史的轴心时刻？——〈哈姆雷特〉〈堂吉诃德〉与〈西游记〉中的“故事套故事”》，吴冠文译，《复旦学报》2017年第2期。

[10]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页。FFDBD9A3-A847-4540-886A-5974B42858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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