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青年

　 鲁迅说青年

　2014年5月4日 10:06

　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 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说佛法的和尚，卖仙药的道士，将来都与白骨是“一丘之貉”，人们现在却向他听生西的大法，求上升的真传，岂不可笑！

　但是我并非敢将这些人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说话的也不过能说话，弄笔的也不过能弄笔；别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则是自己错。他如果能打拳，早已打拳了，但那时，别人大概又要希望他翻筋斗。

　有些青年似乎也觉悟了，我记得《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曾有一位发过牢骚，终于说：只有自己可靠！我现在还想斗胆转一句，虽然有些杀风景，就是：自己也未必可靠的。

　我们都不大有记性。这也无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但我们究竟还有一点记忆，回想起来，怎样的“今是昨非”呵，怎样的“口是心非”呵，怎样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呵。我们还没有正在饿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饭，正在穷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钱，正在性欲旺盛时遇见异性，而且很美的。我想，大话不宜讲得太早，否则，倘有记性，将来想到时会脸红。

　或者还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较为可靠罢。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五月十一日。

　中国名校为何无缘世界百强大学学术榜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今日正式发布了2014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排名列出了全球领先的500所研究型大学，中国内地共有32所大学上榜，相比去年增加了4所，其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6所学校进入世界前200名。（《

　2014年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

　据报载，2014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结果显示：美英大学的优势仍然非常明显，哈佛大学连续十二年蝉联全球第一，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剑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牛津大学分别位列第二至第十名。欧洲大陆排名最高的是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排在世界第十九位，紧随其后的是排在第三十五位的巴黎六大。亚洲大学中表现最好的是日本的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名次分别为第二十一名和第二十六名。澳洲大学中排名最高的是墨尔本大学，位列全球第四十四位。今年我国内地位列世界500强的大学共有32所，相比2013年增加了4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6所学校进入世界前200名，其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还首次跻身世界前150名；中山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6所学校排在第201～300名；吉林大学、东南大学等13所学校排在第301～400名；有7所学校排在第401～500名，这其中华东理工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和首都医科大学都是首次入围世界500强。

　学术水平是一间大学的灵魂，是一间大学科研实力的考评指标。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出炉，从相关的排名来看，中国名校学术的排名情况很值得思考。笔者在此谈谈个人的几点看法。

　一、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平在进步，但进步缓慢，这是缺失崇尚学术精神的环境所致。据悉，今年我国内地位列世界500强的大学共有32所，相比2013年增加了4所。近年来，中国高校在发展，学术得到发展是一个方面。但是，中国大学的学术没有有被广泛重视，学术水平提高缓慢。当前的中国大学，铜臭味很浓，拜金成风，成浮躁的名利场，很少有人可以静下心来潜心研究学术，教授们热心于挂职公司的顾问、媒体的演说等，名望往往成为一种媒体炒作的泡沫，这种浮躁的学术环境，确实不利于学术水平的提高。

　二、中国名校无缘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百强，反映中国大学的学术管理水平不成熟。当前中国大学的学术管理，还出现较多的管理漏洞，比如：任用不懂学术的人做学校科研官员，这些人管理学术的效果不会很理想。不懂学术的人当科研人员，在中国学校管理中很普遍。这样严重的后果是，学术管理阶层变成权力游戏阶层，造成人才错位，科研经费浪费，而学术研究成为虚假的摆设，沦为一种形式主义。

　三、大学的学术弄虚作假现象严重，是造成中国大学学术滞后的重要原因。从当前媒体曝光的学术造假新闻来看，大学教授、校长论文造假的现象不少。大学的学术环境乌烟障气。当前中国大学的学术环境是“天下文章大家抄”的氛围，学术变成一种职场游戏，变成权谋游戏。哪怕是不学无术的“南郭先生”，只要善于表演，善于讨好权贵，也会在学术界混得风生水起，左右逢源，名利双收。但是，真正搞学术的人，由于专心于学术研究，不善于讨好人，没有更多的精力用于官场游戏，同时又是一群不懂学术的人当领导，他们即使学术再突出，也被边缘化。

　四、中国大学重视建大楼，而不重视培养大师的现象很普遍。中国大学有大楼，但大师缺失，这是中国大学面临的困境。其中，培养大师的前提条件是要重视学术研究，大师不是媒体炒作出来的，不是被官员吹棒出来的，而是潜心研究，甘于寂寞，是通过付出智慧与挥洒汗水得来的。大师是重视灵魂培养的工程。中国当前的大学，在建高楼，以建高楼为荣，但是，大师的培养却不重视。

　?中国名校无缘世界百强大学学术榜，可能在评价机制上存在过度使用西方标准和忽视中国独特发展所致，但是，中国大学学术不被广泛重视，学术的人事机制扭曲，确实是一个问题。中国大学的发展跟不上中国经济的发展，学术腐败的风气让学术贬值。笔者在此提出，学术美则中国大学美，学术强则中国大学强，学术精神崇高则中国大学精神崇高，学术高贵则中国大学高贵，学术让中国大学提升智慧，学术让中国大学拥有人文内蕴。

　中国大学之殇

　王福重?发布于2014年8月13日 06:37

　只剩下大楼

　一般认为，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387年在雅典附近的Academos建立的“Academy”，是欧洲大学的先驱。彼时正是中国的春秋时期，中华文明最灿烂的季节，百家争鸣，蔚为壮观，空前绝后，可惜当时的中国没有产生大学。1810年，德国著名学者和政治学家洪堡（Friedrich Wilhelm Christian Carl Ferdnant von Humboldt，1767－1835）创建的柏林大学，则是世界第一所现代大学，它的最大特点是把教学和研究相结合，并确立了大学精神：自治和学术自由。那一年在中国，是嘉庆作皇帝，言论禁锢，万马齐喑。知识分子们不过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继续从故纸堆中找寻“新发现”。更不可能有洪堡意义的大学出现。

　大学的使命，是衣钵传承人类的文明，并为人类认识世界提供新知识和新技术、新方法。这也是人类赋予大学的崇高使命。所以，大学必须是独立的，必须不能成为任何势力或者权力的附庸，甚至必须蔑视权贵，否则就不足以或者不配担当大学的崇高功能。也因此，世界最杰出大学，哈佛大学的校训是“真理”（Veritas），大学只能与真理为伍。

　上世纪四十年代前，是中国大学的“黄金时代”。北京大学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发祥地。那个时候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1937年在抗战烽火中草草组成，偏居昆明郊区一隅的西南联合大学，大师云集，群星璀璨：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以上四位即清华国学院著名的“四大导师”）、陈独秀、鲁迅、胡适、蔡元培、金岳霖、闻一多、朱自清、费孝通、王力、陈岱孙、梁思成、华罗庚、吴有训、叶企孙、钱伟长… 。西南联大还培养了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钱钟书在内的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实业家、作家、艺术家等等。直到今天，人们听到的最美丽的学人传说，还是那个年代、那些人的“趣闻轶事”。

　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的第一个大动作，是院校调整。核心是模仿前苏联的模式，大办专业性学院。连出了人文科学“四大导师”的清华大学，都转变成了一所专门培养工程师的工科大学，其文科大部分并到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工科院系，调整到清华大学。损失最大的应该是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这个曾经“亚洲第一”的大学，被完全肢解了。

　经过此次调整，中国综合性大学从55所减至14所，工科院校由28所增至38所，师范院校从12所增至33所。总共323 个专业中。工科有183 种。1947 年文法商科在校学生占大学生总数中的47.6%，1952 年降到22.5%，1957 年又降为9.6%。被污为“耍耍嘴皮子”的大学文科教育，被严重压制。

　更重要的变化是，原来的大学，基本是独立王国，校长可以不理会“总统”。但此后，大学被纳入了行政系统，实行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管理体制。大学被分成三个档次：全国性大学、中央部委主办的大学，地方性大学。大量部（含委属，下同）属学校的出现，是此次院校调整的主要成果。比如北京，在重组北大、清华外（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取消，相关专业师生并入北大、清华等诸校，北大从城里的沙滩，整体迁入位于西郊的原燕京大学校园，即今日北京大学之燕园）就建设了“八大学院”，①全部是工科大学。虽然有点折腾，但是，那个时期的中国大学，还是很有学术活力的，这是过去的良好基因在发挥作用。文革之前的十七年，中国高等教育是有成就的，培养了一大批各行业的中坚。

　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大学基因彻底突变，工农兵推荐，替代了入学考试。学生大部分根本没有知识基础，大学做的是“无米之炊”，教学和学术功能尽皆丧失。按照前苏联的经验，文科大学更是几乎全部停办，只在综合性大学保留了某些文科院系。因为既然新中国已经成立，社会的前进方向已然明确，再探索那些人文社会科学的命题，不但没有意义，还可能搞乱人们的思想，大学的主要任务，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是做点实在的事情，做好技术性的工作，做好各个行业的工程师。文科大学和文科教育，除了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说外，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不但如此，就连五十年代大办特办的工科大学，也不受待见了，比如农业、林业、矿业大学最有用，但是在城里办学，被认为是“活见鬼”，于是搬到农村、林区、矿区去，“与工农相结合”去了。留在城里的学校是政治斗争的中心，北大清华更是重灾区，文革最著名的写社论高手“梁效”，就是（北大和清华）“两校”中的几位大师级的人物。在这乱哄哄中，一代青年人的学习、成才被耽误了。

　文革结束，一些被停办的学校，也复活了，大学渐渐有了些模样，但是学校建设，欠帐太多了，校园破破烂烂，实验室陈旧不堪，缺乏基本的科研和学术条件。

　上世纪80年代末，专业学院流行改名，学院改大学。如北京航空学院改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钢铁学院改为“北京科技大学”，南京工学院改为“东南大学”等等。大学的本意是多学科的集合体，无所不包，这样改名，多少有些矛盾，既然是航空航天这么专门的学校，怎么好叫大学呢？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是世界一流学府，也没改名成大学。

　原来中国高等教育实行重点大学制度，主要是一些综合大学和工科学校，不同时期，由中央政府确定，前后总数大约是100所。重点大学就是国家重点投入的大学。上世纪90年代之后，实行新的重点大学制度，名为“211工程”，也就是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大学或者学科。211工程学校，就是新的全国重点大学。除了教育部所属的全国性大学、各部委所属的大学外，地方高校，基本按照地域来分配，每个省级行政区至少有一所。

　在本质上，211工程是提升学校硬件的投入工程，高校建设的大跃进开始了。省属学校最积极，各种公关手段用尽，因为进入211，就意味着不但能得到所在省的财力支持，也能得到中央政府的更大支持，但是，得益最多的还是那些老牌重点大学。一种说法是，全国211工程一半的资金，给了北大和清华两所大学。

　1998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纪念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纪念大会讲话中提出，要面向21世纪，努力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就是著名的“985工程”的由来。985第一期只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共9所大学，后来又有30所学校加入，最后39所大学进入985工程。985工程大学，是中国大学中的国家队，是重点中的重点。

　跟在经济领域，政府搞重点工程、大项目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如出一辙，认为一流大学，包括世界一流大学，可以通过政府的规划、大规模投入，辅以引进高层次学术领军人才产生，是政府主导“211”和“985”工程的背后逻辑，也表现了中国在经济迅速增长，国力日益强盛背景下，渴望出现世界一流大学的迫切愿望。985工程学校，每年动辄得到几亿到十几亿的政府资金。

　经过211和985工程的带动，中国的大学的硬件水平，包括校园建设、教学设施、实验室建设、后勤设施都与发达国家大学相媲美，有的校园已经美轮美奂。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大学似乎更像大学。

　不但如此，中国的大学，学科齐全，教授众多，论文数量也排在世界前几名，国际交流频繁，还招收了国际学生，如果从数字和报表上看，已经是世界高等教育的强国。

　梅贻琦（1889－1962）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先生是清华大学任期最长的校长，也被清华师生尊称为“永远的校长”。梅先生这句名言，传诵至今，因为道出了大学核心精神之一部分。

　中国的大学，在大楼上，已经不输给任何国家的大学。但是，60多年来，中国的大学，没有培养出一位学术大师，无论是理科、工科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有人说，理科、工科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分法本身是不科学的）。如果说以前有10多年文革的耽误，但是，改革以来的30多年，确是高等教育春天，天时地利人和齐聚，还是没什么收获，就值得反思体制问题了。

　各有关部门，包括大学自己，也都觉得奇怪：我们该做的，都做了啊。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规划、计划十分认真，投入十分巨大，而且完全比照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建设的，各项指标都考虑到了，还是几无所获，真乃咄咄怪事。

　其实，资金是重要的，大楼是重要的，但是，不是必要的。“四大导师”那时候，大楼还没有呢。计划、规划更是不值一提，有哪个世界一流大学，是计划、规划出来的呢？一流大学和大师的产生，需要深厚的土壤，这土壤不是资金，也不是大楼，而是学术自由的氛围。这是所有一流大学的唯一共同的特征。我们什么都做了，就是没做到这一点，什么都重视了，就是忽略，甚至漠视了这一点。而学术自由，才是一流大学最核心、最灵魂的东西。

　表面上，中国大学也倡导和标榜学术自由，《高等教育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国家依法保障高等学校中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但是，学校和老师们，理解政策的能力很高，实践上也并不身体力行这种提倡，而是心里有根弦，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研究什么不该研究，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校和老师们。中国大学对学术自由，是有一点叶公好龙的。但是，在所有其他方面，都是实实在在地努力做的。只画龙而不点睛。

　中国任何一所大学，在校友榜上，永远把那些高级官员排在最显著的位置，然后再是学术界的人士，即使你学术造诣再高，也只能屈尊。而外国大学，不敢这么排列，即使你当了总统，可能也不能那么显眼。比如牛津大学，出了几十个国王、首相，但是在学校网站看不到这些杰出校友的介绍。大学就是大学，学术大师，才是最尊贵的。

　现在，在中国的大学，只剩下了大楼的外壳。

　行政化

　新中国之前，中国的大学私立的多，国立的少，即使是国立大学，政府也基本不干预，教授是学校真正的王，学校是独立的，校长也是有很大权力的，他可以不听命领导人，但是，却怕教授。新中国高等教育的特点是，高等教育全部由政府举办，这跟高校的新的目标，即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有关。学校的行政化，在开始就定型了。改革之后，民办高校出现，但是重要性和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中国正规大学，仍然都是政府举办的。

　《高等教育法》第39条规定，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并具体列明了校长的职责。但是，在实际的管理上，校长却并没有那么多的权力。首先，校长是主管部门任命的，不是真正由学校民主过程选举出来的，也不见得懂得高等教育。985或者211大学的校长，基本是院士或者某行业的知名专家，但是，院士专家不见得就懂学校管理，可能根本是外行。而且，正由于是著名的专家，更可能一意孤行，排斥异见。自然校长要听命于主管部门的。不止是主管部门的领导，就是主管部门的一个处级干部，也能得到学校“充分的尊重”，因为手里握有学校所需要的重要资源。

　985大学的书记和校长，享受副部长级待遇，是表示对学校的尊重。但是，也强化了学校的行政化色彩。社会有“某某大学是副部级大学”的说法。实际上，中国所有的本科大学，在行政上都是司局级，985大学的书记校长不过是享受副部长待遇而已。

　政府管理高校的办法是审批，审批在计划经济时代，很普遍，改革后，审批迅速减少，改革、取消审批是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由之路。但是，有关高校的审批，不但没有减少，总量还在增加。

　大学的经费，都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门等政府机构手里，它们是学校的“衣食父母”。需要的话，就得申请，经过审批才能得到。比如211工程和985工程，本质上是一个高校办学经费的分配问题。首先是，各学校，以及高校的主管部委和地方政府要向教育部报送各种材料，这个工程，十分浩大。缺一项证明不行，缺一个数字不行，缺一个公章不行，缺一个签名也不行。然后，教育部组织各部门，如发改委、财政部的专家等进行评估，这些专家来自各个行当，并且也不一定懂高等教育。有些学校是当然的211和985工程学校，但是，有些在边缘（两可）之间的学校，就要看自己的主观努力了。评估就有主观成分，就有人情，于是，各种说情，各种较力，各种公关纷纷上演。211和985工程，掀起了浩大持久的审批运动。

　不但211和985 这些“最高层次”的事项要审批，学校招生计划、教师职务评审权、合作办学、国家重点学科、新增本科专业、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过去还包括某个博士或者硕士学位、专业硕士学位点的授权）、长江学者、各种“国家级”科研课题、教学名师、教学成果奖、科研成果奖、各种支持计划（如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等等）、各种优秀和先进评选等等也要审批。学校每天此等事务迎接不暇，各种会议、学习、考察、交流没完没了，学校完全围绕着行政部门的意旨转，学校必须积极配合，否则，就得不到资金和资源。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说，中国古代政府最大的缺陷，是“缺乏数目字管理”。今天，从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的管理看，数目字已经不再是问题。各种充满数字的表格，各种专门用于报送材料的“报送软件”，已经是寻常的技术。政府对学校的管理已经“科学化”、“系统化”、“精细化”。一所大学究竟如何，就是比较那些数字，如多少SCI、SSCI论文，多少某某级课题、多少XX学者、多少某某级奖励等等。

　这些数字指标看似完整和有理，实则弯曲了大学的正确方向。为了契合行政指标、获得办学资金等，学校不得不被动应付，虚与委蛇、削足适履，各种教学和科研评比、排行中的造假现象层出不穷，如2006年，为迎接教育部本科教育评估，个别学校不得不修改过去的学生成绩。为达到有关部门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的要求，大学毕业生“被就业”现象突出，社会对此颇有微词。但行政系统需要这样的统计数据，看起来还十分享受，因为这些数字证明他们很好地完成了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为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社会，做了几多贡献。

　也许，按照我们这里的指标，给哈佛、牛津、MIT打分，它们还真不一定就高于中国的大学。这也是行政部门很引以为豪的。但是，原创的学术成果，哪里是行政部门靠统计手段就可以激励出来的呢？为了凑数，为了完成任务，各种造假，无所不用其极。花钱买学术刊物的版面，重复发表论文，剽窃他人科研成果，学生写的论文导师一个字不写就署名第一等等。于是，学术打假又成了主管部门的一大任务，须知，正是这种数目字的管理才造成造假的泛滥的。

　全世界公认，美国的大学最有活力、创造力最强，没有美国大学的杰出学术，就没有美国的新技术革命的爆发和美国的强大。但是，美国1979年始有教育部，而且根本不管大学，美国没有教育部直属大学，教育部也没有任何审批大学事项的职能，美国最好的大学是私立的。虽然有州立大学，大学也从政府获得资金，但是，州政府并不会因此就可以对学校指手画脚。大学和政府的疏离，是美国大学成功的制度因素之一。

　不但政府主管部门对高校的管理，如同捆绑。学校内部的行政化倾向，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常情况下，学校必须有行政人员，但是行政人员必须是少量的，行政人员只是为教学科研人员服务的，不能喧宾夺主，更不能反过来，凌驾于老师头上。

　行政系统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中国高校的行政规模一直处于不断扩张的趋势。它们占用了原本可以用于教学、科研或学生学习的资源，比如在一所大学，也许教授们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但行政人员却有条件不错的办公室。机构多了，人员多了，没事也要找事做，各部门之间的“密切配合”，共同管理“老师”，就显得重要起来，相关的会议和决定不断。

　在行政化的中国大学里，行政后勤规模庞大，不少学校，行政后勤人员多于教师。不止是人多，行政人员还成了学校的主角，教师们，不过是行政治下的配角。

　学校的“数目字管理”跟政府部门一样细密，每年每学期，都要给老师打分，一篇论文多少分，一本著作多少分，每10，000元科研资金到帐多少分，一个国家级奖励多少分，校级奖励多少分，当院长可以顶多少分，系主任可以顶多少分，当班主任和辅导员可以顶多少分，都有具体的规定。

　数目字管理下，很多东西已经变形走样。洪堡开创的研究型大学的传统，经由美国人的发扬光大，取得巨大的成就。终于被中国人发现，并被推到极致。教学变得不再重要，科研才是唯一重要的，教书可以一塌糊涂，只要能发表SCI、EI论文，就被奉为上宾。很多大学提出了“研究型大学”的目标。

　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都是国立为主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学的职能比较单一，就是培养人才，对老师的要求也比较单一，核心就是教书。科研主要是专门的研究院所的任务，如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系统。当然后来的情况有所变化。可是，教学和科研不能完全分开，而且教学是公共事务，科研严格说是私人事务。就是外国的研究型大学，也断无轻视教学的意思，每个教授，每个学期至少要讲授2门课。如果大学可以办成“研究型大学”，则中国科学院，是不是可以办成教学型的研究机构呢？

　教师

　曾经，中国人尊师重教。“天地君亲师”，老师被摆放到无比尊崇的地位。这是真实的历史。孔子当老师的时候（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说，孔子是中国的第一位老师）。孔子坐着，学生们都站着，孔子对学生并不只是循循善诱，他是“温而厉”的，学生对老师的尊敬和害怕服从不亚于君父。到了理学大师朱熹（1130-1200）在岳麓书院讲学的时候，朱熹还坐着，但是听讲的人也都取得了坐着听讲的地位，朱熹他们的崇高地位，还保持着。就是到了鲁迅那一拨人在北京大学当老师的时候，师道尊严，也没有些微的损害，学生还是那么怕老师。鲁迅在北大的每月薪水，可买2，000多斤猪肉，不但是大学老师，中小学老师的薪水也不低，养个把专职保姆没问题，电影《城南旧事》里就有这些情节。

　文革后，给被错误批判的人平反，恢复工作，但是待遇已经大不如前，过去的大学教授们仗着有高收入，可以不用看人脸色，留有知识分子特有的清高，有“精神贵族”的风范。这些，都已成过去。也许是因为老师越来越多，物以稀为贵，不稀了就便宜了。尊重领导的风气，已经弥漫在全社会。知识分子的待遇总在改善中，但总是改善的不够似的，始终在社会的中等偏下水平徘徊。

　借着211和985机会，乘着高校扩招的东风，高校占有资源的能力的逐渐强大，大学老师的收入也进入中等水平，拿着大把课题经费的，更成了千万富翁，也能购买豪车别墅。不过，他们不再像原来那样受人尊敬，无论在社会还是在学校里，都是如此。

　行政化除了对教师有腐蚀之效，对学生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们的学习和学术积极性，被各种行政活动冲击着。学生们，更尊重校长、院长、系主任，行政人员，最不在意的是老师。

　这不奇怪！在学校已然成为行政机构附属单位的背景下，追求学术卓越，仅仅是少部分人的理想，大学里充斥着对学术研究没有兴趣，对教学和学生没有热爱的人。

　过去的大学，老师受尊敬，还因为老师是有权威的，老师用什么教材，什么方式讲授，如何考试，如何给分，完全是自己说了算，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他是课堂的“王”。外国的大学教授们，今天也有这些“特权”，所以学生怕教授是常态，教授是得罪不得的，否则可能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当然也不用担心老师滥用这些特权，老师如果滥用，信誉会受损，代价极大，但是首先相信老师的权威则是必要的，这也是学术自由的基础。

　在我们的大学里，一切都反过来了，行政部门对于教师的干预是“无微不至”的。在教学上，用什么课本，课件如何做，讲义如何准备，教学如何安排，考试题目如何拟定，成绩应该如何给。在科研上，学术刊物，被行政部门分为甲乙丙丁，ABCD等等级别，每种级别每年要发表多少篇，SCI一篇奖励若干，SSCI奖励若干，不发表又该如何等等。还有每周的政治学习、业务学习的会议，团委、工会的活动，如运动会、歌唱比赛等等也要参加。这些会议和活动，并无任何实际价值，仅仅是为了开会而开会，为了活动而活动，但是谁也逃脱不了。老师们如同流水线上的打工仔，必须听工头的话。

　在大学里，如果你不仅仅是个老师，还当了个院长、系主任什么的，那你的日子就滋润多了。行政主导的学校里，所有规定都是向“各级领导”们倾斜的。本来，大学只是一类人的天下，即对学术和教书有浓厚兴趣的人。但是，在行政化的大学里，人们的评价标准，不再是单一的学术，而是多元的。学校里的人，除了追求学术卓越或者教书之乐，还可以追求官位。而且追求官位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了。在大学稀缺资源的分配中，处于行政部门的人以及所谓“双肩挑”的人，往往左右逢源，处于最有利的位置。

　学术追求与行政追求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目标，后者在本质上恰恰与大学精神背反。科学研究是非常具有个人色彩的事业，需要独立的人格和批评精神，而在行政权力面前，这种独立和批判精神受到了压抑和挑战。老老实实做学术，可能不如争取个副处级干部来得惬意。

　学生

　2012年中国高考的升学率平均超过75%，上大学已经不再像30多年前、20年前那么难，但是，进入一流大学学习，还是不容易的。可以说，能进入中国正规本科学校学习的人，都是聪明人。但是，有这么好的生源和材料，中国的大学，包括中国的一流大学，三十多年来，并没有培养多少出色的人才。有人刻薄总结为，“吃的是奶，吐出来的是草”。

　中国学生和西方国家的学生不同，中国是中小学阶段的学生最刻苦用功，西方人则轻松愉快，主要是游戏。当然立志要进入一流名校的，也不轻松。但是，西方大学生活是艰苦而紧张的，中国的大学生活则轻松愉快，很男女生们谈着恋爱、打着游戏就轻松毕业了。

　大学培养的人，首先要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健全的人格、科学的思维方式，而不在于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但学校的专业设置，却越来越被要求去满足经济社会的需要。研究高级学问似乎落伍了。

　大学生在一、二年级时，疲于学英语、基础课，大三才接触本学科的核心专业课，很多学生要考研和出国，大三就开始准备，而进入大四第一学期，就要抓紧找工作和准备考研，最后一学期，找工作进入白热化阶段，论文只能在找工作之余，对付一下，反正一切都是走过场，除非抄的太烂，否则不可能通不过，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当然，不同学校之间是有差异的，极少数同学做的研究工作也属出色，我本人就遇到过一些。不过，整体上，跟学生和学校、老师们耗费的时间和精力相比，本科生写论文的价值趋于零。

　本科生的培养虽然有不少缺陷，但是，毕竟经过高考的严格选拔，学生素质还是过得去的，论文虽然可以凑合，但课程的学习和考试却是严格，甚至苛刻的。这就是中国人特别在意一个人本科学校来源的原因。

　但是，硕士生和博士生的问题，严重多了，有的简直是闹笑话。

　中国的硕士生的教学内容不规范，在内容和难度上，与本科生没有显著区分，而在课程学习上，要求更低，正规的课程考试就不多，特别是专业硕士（如工商管理硕士即MBA、公共管理硕士即MPA、工程硕士即ME等）。而博士生，教学环节，则多流于形式，有的学校干脆就没有教学这个环节。

　鉴于论文的抄袭之风日炽，近几年实行“查同”制度，就是用电脑软件检查论文是否抄袭，和他人的论文有多少重复率。一般说，如果“抄袭率”在20%以上，不能进入最后的答辩阶段，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根据软件的检查结果和提示信息，只要把抄袭的部分，照着原文的意思重新改写一下，就能通过查同考核。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还能让机器“憋死”，中国人深谙此道。

　普通硕士和博士生也允许招收在职人员，即不脱产，边学习边读硕士、博士学位。这方面的问题最严重。能有这个特权待遇的“学生”，一半是学校的主管部门的官员，所属行业的头头脑脑，国企的高层管理人员或者高级别的官员。如最近几年，有博士学位的市长、副省长、副部长们越来越多，美其名曰“高学历”、“知识化”，其实，官员哪里有时间和精力读书、写论文，不过是秘书代劳而已。这些官员与学校和导师之间不过是一种交易，学校和导师得到科研项目或者资金支持，官员得到文凭和学位，反正都是公款。这就是所谓的“假的真文凭”。③

　如果美国的某个州长，在当州长之余，还在哈佛大学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哈佛大学的声誉肯定受到极大损害，而州长势必要辞职。而在中国大学里，这不但不是耻辱，而是某种值得炫耀的“本事”，这也凸显了中国大学对于权利的依附和独立性的缺失。

　国人对中国出现一流大学有热切的企望，国家创新能力的建设也倚赖未来一流大学的支撑，为此，即使触动一些部门的局部利益，甚至造成一定程度的无序和失败，也不能再把这个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往后推了。长痛不如短痛，高校的独立和学术自由，终究是不可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