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凋零的诗歌人生:永不凋零小说
时间：2019-05-14 03:20:2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被自己所诞生的时代所湮灭，而在时过境迁之后大放异彩的“潜在”写作群体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少见，魏晋南北朝时期隐士诗人与文革时期进行“潜在写作”的诗人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两个现象。通过对这两个写作群体的代表作品的阅读和比较分析，以及对其中代表作家心理的深度剖析，可以看到时代的起落在诗人心中的投影，更可以感受到历史进程对文化审美的影响。
关键词：“隐性写作” “竹林七贤” “潜在写作” “地下诗歌”
诗人和诗歌受当时环境限制不能自由创作、发表，或者因为无法获得“官方肯定”而被抑制的现象，在古代文学史和近现代文学史上都存在过。这种不自由的、非正常的、极端的写作状态通常被称为“隐性写作”，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隐士诗人”及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就是相似历史条件下两个“隐性写作”的代表现象。魏晋南北朝之际的“隐士诗人”的创作和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诗歌，都表现出了迥异的、独特于同时代主流创作的明丽的文学光芒，其隐性写作方式及作品所传递的诗人自我与思想内涵，也存在着鲜明差异。
一、“出新意于沉潜之中”——两个创作群体创作背景的分析
中国传统社会中，文人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是统治集团的重要构成力量，往往在文学创作中以个人的发现与表达传递社会心理。但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良好关系主要出现在文人与统治集团处在一种顺向关系的状态时。当处于弱势地位的文人与当权统治者产生逆向心理与行径时，其命运堪忧，以诗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常常成为专政和压迫的对象。具体到本文的两个论述对象，是“竹林七贤”或狂或隐于山林，仍不能独善其身；“文革”中的大批诗人被严重“边缘化”，有些甚至遭到残酷迫害而失掉生命。诗人个人的生存境况尚堪忧虑，更遑论他们的诗歌创作能够得到独立和尊重了。
魏晋南北朝的四百年间，历经多次政权更迭。政治环境严酷，舆论自由受到抑制。人的生命被视若草芥，人的个体价值得不到发掘。文人们，通常有着比普通人更为敏感的心灵感受，尤其处在魏晋之际的乱世中。他们深深感受到生命的短促与无常，所以比以往任何时期的人都更珍惜自己的生命。随之而来的，就是比以往都更为严峻、深刻的关于人生价值的思考。因此，魏晋南北朝文学便奠定了其悲剧性的文学基调。由此产生的许多诗歌主题，就是根源于乱世的大背景的，如“游仙主题”、“隐逸主题”、“生死主题”等等。在这些主题中，都包含着对“生死”的普遍思考。在这种广泛的普遍的思考最终合流之后，带来的人们思想上的改变就是人生追求的总体取向，从传统的群体意识转向了个体意识，并最终推动了文学的自觉。思想上，当时正值中国思想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儒学衰微，玄学兴起。玄学崇尚自由，崇尚个体精神，与魏晋文人对自由安定生活的渴望、对个人价值的追求不谋而合。儒学的衰微与玄学的中兴在嵇康那里，凝聚成“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魏晋之际玄学的煽炽，成就了文人们个体精神的高涨，他们更多地关注内心的情感动态，抒发着内心的自由欲求，表达着对闲适、自然的追逐与认同。
“竹林七贤”诗人们身处乱世而不愿迎合当权者的好恶，由此而转入对生命意义、人生价值、自我个性等关注的创作姿态，及背向时代或隐或显地实现自我追求的独特现象，同样出现在“文革”时期的一批富于知识分子良知的诗人身上。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发展，文艺路线政治属性十分显明，目的性很强，主流意识形态倡导与崇尚的是群体语言。政治力量的持续介入使文艺形态日益演变成政治意识的延伸和泛化。当权者个人提出的文艺政策与理论观念在个人崇拜的话语环境中不容质疑地获得拥护和执行。新中国的文艺形态被称作“共产主义的文艺形态”[1]。事实上在这种所谓的文艺形态下的文艺创作“现实性”被大大削弱，成为了政治话语工具，过分强调了工农作家、忽视专业知识和艺术水准。[2]“革命浪漫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等概念的提出以及它们的畸形结合，使得文艺创作不再是精英行为，而仅是为工农政权的巩固而组织的大合唱。个体话语权被剥夺，任何与之相左的正当表达都被扼杀。它极力削弱文学创作、活动与政治行动之间的界限，并在文革中直接演变成为对文艺创作者们的政治迫害。
比较两个群体创作的时代背景可以发现，“竹林七贤”们虽身处乱世，却也正处于一个社会思想极度丰盈的时代，各种思潮并存而未曾出现一种压倒一切的权威声音，被禁锢的诗人们依然有多种思想的滋润。而“文革”潜在诗人却没有这么幸运，借由政权而推行的单一化的文学话语挤压了其他声音，他们藉由自己的作品而发出的微弱声息不仅无法与主流话语抗衡，连忠实于自我的创作个性与创作权力也被剥夺。因此，正始时期的文学发展依然能够在“建安风骨”的强大惯性作用中向前发展，“文革”语汇中的政治煽情和夸张修辞却使对现实人生的个性化体验和表述在公开发表的诗歌中已经不可能，诗歌中的个人情感完全被革命的“大我”所倾覆。[3]“潜在”写作的诗人们关于失却言语的痛苦体验，只有在隐秘的写作中才获得拯救，人被蒙蔽的诗性，亦只有在隐秘的诗歌群落里回归。
二、“厥旨渊放，归去难求”——两者隐性写作方式的选择及“隐”的内涵解读
“竹林七贤”与“文革”期间“潜在写作”诗人群因为面临的社会环境存在上述的差异性，其归隐的主观意图并不一致，选择的隐性写作方式也不尽相同。显然,“竹林七贤”的归隐主动性和自觉性要比“文革”期间“潜在写作”诗人群的“隐秘写作”强得多。并且他们的隐逸生活更加个性化,他们的集群、行动与他们的诗文创作相辅相成。而非似在讨论“潜在写作”诗人时只能集中于他们的诗歌创作,他们的性格、偏好等都较难考证。因而其创作中对“隐”的内涵的阐释与传递也有明显差异。
“竹林七贤”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鲜明的人格范式，“竹林之游”是历史上一个无法僭越的极致存在。“竹林七贤”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鲜明的文化象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精神偶像，是因为他们在行为举止、言论看法和创作理念上表现得那么独特，不合时流。《世说新语 任诞》中说：“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竹林，是他们这一群人的精神栖息地，是他们和世俗抗争的大后方，同时也是他们“隐士生活”和“隐士创作”的标签，可以说是一种举世皆知的群体行动。
或许可以用“狂放不羁”和“惊世骇俗”来概括他们的隐逸生活。宽衣阔袖，倜傥风流，手持麝尾，口吐玄言，散发垢面，裸袒箕踞。同时，又惺惺相惜，寄情山水，放达酣饮。阮籍失路痛哭；嵇康临市弹琴；刘伶携酒车上插铁锹以游，说“死便埋我”；阮咸立竿挂短裤于庭，称“未能免俗”；向秀灌园于山阳，不虑家之有无；王戎丧子而深悲，痛言“情之所钟”。可以说，他们选择“隐”，既是躲避，也是迎战。他们用超越常规、常理的举动去蹂躏教条、蔑视礼法，同时也蔑视了自己；用展示自身的丑陋的方式展示社会的丑陋，尽管他们比谁都更珍惜自己。既然不愿意被玷污，他们就只能为自己割断后路，以疯狂的姿态完成对社会的进攻。所以，他们是自知的，他们的“隐”，主观性十分强烈，目的性十分明确，就是为了宣扬与社会、与政治的不合作态度。
“竹林之游”又不仅仅是为了表达内心的反抗与不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其内心迷惑彷徨的折射。虽然他们雅好老庄，并且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但这并没有在根本上解决个体与社会的矛盾，他们不知道该把自己放在哪一个层次哪一个位置，只有通过类似于癫狂的“隐逸”表达内心的焦虑与疑惑。这两种情感的焦灼，以阮籍的《咏怀诗》为代表。“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帏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飞鸟翔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诗人营造了忧虑、孤独、愤懑的气氛，这情思既包含对身家性命的积虑，也有自我认识的模糊，也解释了为什么在隐逸期间，“竹林七贤”中有多人“吏非吏，隐非隐”，最终接受司马氏的权利招安而出仕了。
“竹林七贤”按隐逸的高度为自己设定人生范式，按道家的境界给自己排列精神课程，是期望自我人生价值的自然化的实现。这和当时隐逸之风盛行，隐逸成为高士名流的标格的潮流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诗人个体的价值追求，和文人群体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所以嵇康阮籍等人的“隐”，虽然有无奈于世事的成分，但也绝算不上苦行。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高蹈山林、栖遁岩穴的人数大大增加，为此，范晔的《后汉书》专门立了《逸民传》，甚至在身居魏阙的士大夫阶层中，亦广泛浸染着希求隐逸的心态，可见当时隐逸之风行了。在这种情况下，隐遁便不再仅仅是避世，甚至可称为是标榜了，有主观秀世的成分。
而“文革”中的“潜在”诗人的创作则是一种真正的“隐性”行为，其潜在创作的诗歌行为不仅不能让当局获悉，甚至也不能为周遭的人所察觉，更不可能出现与“竹林七贤”的归隐举动相同的群体文化行为，否则会招来残酷打击甚至是灭顶之灾。这批“潜在”写作诗人既包括“老一辈”的绿原、曾卓、牛汉等“七月派诗人”和穆旦等“九叶诗人”，也包括作为文革时期“潜在诗歌”创作的主力军出现的青年诗人。
从面世途径而言，“文革”时期文学的极端政治化，个体话语权的缺失，诗人的“诗人身份”被剥除以及诗人生存环境的恶劣，任何出于内心最深密、最真实情感而作的诗歌已不再有发表的可能。相反，这些诗作的公开可能会给诗人招致更深的迫害。写诗，遂成了秘密的“地下”创作活动。与魏晋时期隐逸成为士人文者争相追逐的风尚相较，“文革”期间诗人们是被迫从事隐秘的创作活动的，他们的诗歌创作是政治强权下诗的反弹。[4]他们的“隐”不是如“竹林七贤”般充满玩世意味，而更多了悲剧色彩。他们的“隐”是对自身精神领地的坚守，是自我舔舐的隐忍书写。对他们而言，“隐”是私人化的言说，是对自身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不可或缺的表达，记载了个体的精神轨迹。
从对诗歌精神的传承而言，“文革”政治灾难，使诗歌正常的审美的现代性追求被拦腰阻断，五四时期开创的对诗歌现代性的挖掘的文化遗产遭到彻底遗弃。然而，诗人思维在“文革”苦难里受到完全的、巨大的触动，颠覆了他们既有的知识逻辑，引发了他们本能地诗性思考。因而，在“潜在写作”的“隐”的内涵中还包含了诗人们对诗歌艺术的执着的现代性追求。“现代性意味着对文学中理性精神、人文精神的关注，对人道、理性、民主、平等、自由等普遍规则的关注，意味着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5]“人在歌唱/自然在歌唱/生命在歌声里回响”(林莽)，人和自然都是歌唱的主体，自由的主体，表达了诗人对独立的人格、自由的人性的追求，契合了文学现代性对人生的观察，代表了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
在“竹林七贤”的诗歌作品中，最鲜明、感情最激烈、表现最精彩的是他们对传统名教的否定，对礼法之士的讽刺。因为这是他们的处世基础，是他们的旗帜和口号。阮籍在《大人先生传》极其细致地描绘了礼俗之士的形态、仪貌，显然是极力将自己和他们区分开来；在《咏怀 洪生资制度》（第六十七首）中，阮籍辛辣地讽刺了当时的礼法之士：“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写鸿儒们谨守礼法制度，循规蹈矩；“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紧接着就揭露了这些儒生的道貌岸然的可恶嘴脸。类似于这样的“讥刺”，在咏怀诗中比比皆是。嵇康等人，也在《与山巨源绝交书》等作品中，和传统名教和礼俗人士划清界限。正如嵇康在《释弘论》中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所传递的一样，“竹林七贤”正是要带领着人们冲破儒学的虚伪而走向飘逸自然的理想人格。
嵇康的诗，以表现其追求自然、高蹈独立、厌弃功名富贵的人生观为主要内容。其四言《赠秀才入军》，想象其兄嵇喜在军中的生活：
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
这虽然是嵇康给其兄送行的诗歌，但那洒脱的、自然的情趣却是属于嵇康的。这是老庄的境界在诗人心中的图景，是诗人心中的伊甸园。虽然，除嵇阮之外的人曾表达过和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强调自然与名教的对立的不同看法，如向秀在《难养生论》中，就肯定了人的世俗欲望，认为人的欲望也是一种自然。但两者并无本质的悖逆，其目标都是追求自然状态下人格的完整，人的自我满足。所以，他们对自然的追求，在创作中其实是一致的。
在正始诗歌中，还普遍形成了“忧生”的主题，“颇多感慨之词”和“忧生之嗟”。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最能表达潜匿在诗人心中的幻灭感和危机感，除此之外，作为这种幻灭感与危机感的补充，也有表达对隐逸和游仙的向往。《咏怀 夜中不能寐》就是表达忧思的典型代表。
“文革”从事地下诗歌创作的诗人，普遍有一种“被放逐”感。对于基本的生活环境的不自信、对人生路途的迷茫也使他们的诗作也有了和“竹林七贤”一样的疑惧和漂浮。
他们或曾为新生的政权热情颂歌，或曾立志为其奉献所有青春光热，或从出生伊始就被歧视和忽略。但是当他们被国家放逐到远离国家中心的领域，被放逐到各种苛苦的劳作中，甚至被放逐到囹圄和监牢中，诗人心中生出的对国家和人生的不信任与惶惑，便化作惊疑和忧郁的诗句。“我冲出黑暗，走上光明的长廊，/而不知长廊的尽头尽是黑暗”(穆旦);“日子像囚徒一样被放逐。没有人去问我，没有人去宽恕我”(芒克)”。这是诗人对政治理想落空的哀叹，伴随着逐渐清醒的认识，而认识的深化又伴随着痛苦的深化。似乎是竭力的奔跑之后才发现所走的道路是对自己灵魂的盘剥，于是哀叹终于到来，这倒是和阮籍的“失路痛哭”有着异质同趣的对应。
在老一代诗人的诗歌创作中，除却这种普遍的“放逐意识”，诗人由丰富的人生阅历而生出的本能的思考也在诗中显现。这思考是一种沉静的反问、理性的反抗与对光明的不懈追求他们的诗歌中有一种特定的、由年龄和阅历带来的沉郁和执着，“凝结成一种将生命置于逆境中的硬汉精神，粗糙、暴烈的强力意志和坚韧、强悍的生命意识。”[6]他们对苦难从不轻易言输，反而在诗中始终表现出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相对于青年诗人，老诗人对政治有更加矛盾焦灼的情感。少却知青诗歌明显的丢弃与灰色，呈现出红黑相间的色谱----赤诚和不屈。“又何必追求破纸上的永生/沉默是痛苦的最高的见证。”(穆旦)“诗意让诗人获得了生命基本的价值和意义，也实践了生命的完整性。”[7]
文革中这些青年诗人大都处于创造力最茂盛，表达欲望最强烈的时期。相对于老一代诗人的沉静与理性相比，青年诗人的有着更为张扬的诗性，情感上更直露而浪漫。从他们的诗歌中能够读出鲜明的失落感。“失去了青春的热情/失去了言语的坦白/然而更可怕的----/是失去了正直的胸怀”(食指;“他们已被高级的社会丛林所抛弃/并受限于这样的主题:/仅仅是为了衬托世界的悲惨/而出现的，悲惨/就成了他们一生的义务”(多多)。“青春的热情、正直的胸怀”是青年人们共同的人格目标，是他们彼此交流的、彼此相惜的青春符号。符号被抹去了，诗人和诗歌就都被抹去了。然而,文学表达的“自觉”不能被抹去,因为,这种“自觉”为人性找到了一个出口。并且,人类也只能永远通过这个“出口”在文学的道路上行走。
注释：
[1]郭沫若,周扬:中说,"诗歌和劳动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民歌可以说是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1958年第19期社论在阐述9月份的中国文联主席团扩大会议精神时说:"现在提出建设共产主义文学艺术的任务,不是太早,而是适时的,必要的."华夫撰写的专论(1958年第18期)中说,"建设共产主义的文学艺术,并不是一件神秘的高不可攀的事情,"并说"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最有利于共产主义文学艺术的创造".
[2]《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3],,刘志华著,2007年1月第1期第23卷.
[4]李润霞著,,,2001年第6期.
[5]\陈祖君著,,,2002年第4期.
[6]李润霞著,,,2001年第6期.
[7]王学东著,,,2011年第31卷第三期.
作者简介：李思文，女，浙江龙游人，浙江财经学院，学历:本科在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