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拍卖江湖:金钱游戏20年】 金钱游戏亚当史密斯pdf

　　 【编者按】艺术品拍卖，行业小，圈子大，一只小小拍槌下砸出的数字甚至能引起全球关注。2011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总额超过1000亿元，位列全球第一。是何种原因让中国艺术品拍卖行业的发展远超艺术本身的发展，又是哪些人在过去20年主导着中国拍卖行业江湖，影响艺术、财富甚至中国精神文化产品的价值指标？
　　 “我今年花的飞机票钱就快200万了！”董国强在2011年秋季拍卖季即将开始前说。
　　 董国强是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也是艺术品经营行业的老大哥。6年间，北京匡时单场拍卖成交额已经从2亿多元增长至20多亿元，2011年全年成交额突破38亿元。这种惊人的业绩增长是董国强在成立拍卖公司之初所未料及到的，更是在他上世纪90年代初刚刚进入艺术品经营行业时所无法想象的。
　　中国拍卖初长成
　　 国际拍卖业两大寡头苏富比和佳士得分别成立于1741年和1766年，他们一度控制着全球90%以上的文物艺术品拍卖份额。在这两家拍卖公司成功运营200多年后，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文物艺术品拍卖才开始萌芽。
　　 当时国家明令禁止私人私下进行文物交易，只有像北京文物公司、荣宝斋、上海朵云轩等一些国营的文物公司和商店允许文物买卖。当时的文物艺术品根本就没有市场概念，文物价格由政府统一制定。
　　 成立于1993年的中国嘉德，是内地最早一批文物艺术拍卖公司之一。据公司元老、现任副总裁寇勤回忆：“有一位在‘文革’后喜获落实政策的藏家，守着价值上百万家财的文物，却穷得装不起一部家庭电话，与其联系都是通过住宅小区电话传呼站的大喇叭实现。”
　　 中国文物交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犹如一潭死水，毫无生气。
　　 苏富比和佳士得完成亚洲布局时，中国尚不知拍卖为何物。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形成中国特有的“下海”经商浪潮。
　　 年轻的董国强辞去在海关工作的“铁饭碗”，毅然“下海”。董国强开办过运输公司和文化公司，积累了数百万资产。从小喜爱艺术的董国强有了经济基础后，成为最早一批艺术品买家。
　　 1993年6月，上海经营艺术品的国营百年老店“朵云轩”成立了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并举行了“首届中国书画拍卖会”。此后，国营文物商店和文物公司纷纷陆续成立艺术品拍卖公司，这其中有北京文物公司于1994年1月成立的北京翰海拍卖公司以及同年由北京荣宝斋成立的北京荣宝拍卖公司。
　　 早于翰海成立半年，中国出现了第一家股份制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它的成立打破了建国以来国营企业垄断文物艺术品经营局面。显然，中国嘉德肩负了政府对文化艺术产业开发的探索责任。当年，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立酒会上，国务院副秘书长徐志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尚清、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王梦奎等各界重要人士都亲临现场，一家拍卖公司能举办如此高规格的酒会，史无前例。当然，这和嘉德的创始人陈东升出自体制内关系甚大。
　　
　　开拍卖公司，想不赚钱都难
　　 艺术品拍卖作为一个新兴行业，在90年代初，已经形成不可遏抑的发展势头。1995年12月15日，国家文物局批准在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北京荣宝、中商盛佳(后改名为中贸圣佳)、上海朵云轩、四川翰雅等6家企业实行文物拍卖直管专营试点。得到“正名”的这6家拍卖行组成中国拍卖初创时期的最初格局。
　　 按照董国强的话说：“那时候，只要国家允许你开拍卖公司，想不赚钱都难！”
　　 文物艺术品拍卖依靠中国丰富的文物资源，引起了港台华人和中国正在发展中第一代富人们的关注。现任北京翰海总经理的温桂华回忆起她参与翰海第一拍时，依然有掩饰不住的兴奋：“1994年，翰海第一场拍卖拍了3000多万，我们当时觉得已是天大的数字，现在可能连买一件东西的钱都不够。”
　　 翰海拍卖成立首拍在保利剧场，温桂华说：“当时没有拍卖师，就临时找人充当，因为没有经验，在拍卖之前，我们还特地带30个员工去保利剧院彩排。”
　　 “现在回想起来，拍卖在当时是新生事物，每人都是一种兴奋状态，下面每出了一个价钱，我们都觉得那么高，不太相信，”温桂华说：“这种模式完全颠覆了传统文物商店的价格体系。“
　　
　　拍卖江湖初形成
　　 董国强是中国大陆拍卖行业最初见证者，他认为中国拍卖业能够发展起来，有两个人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个是中国嘉德的创始人陈东升，另一个是北京翰海首任总经理秦公。
　　 陈东升在成立中国嘉德之前，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副总编(副局级)。20年前，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大拍卖巨头已经完成了亚洲布局，然而在受政策限制进入大陆受阻后，陈东升抓住这个机会，颇具远见地察觉到拍卖这种形式会极大地适应中国文物艺术品行业。
　　 中国嘉德成立后，陈东升出任董事长及总经理，旗下有两位年轻的副总经理：王雁南及甘学军。
　　 王雁南之前是长城饭店副总经理，从事的是和文物艺术品毫无关系的酒店管理。3年后的1996年，陈东升出走创建泰康人寿保险公司，退居幕后成为嘉德的股东，由王雁南继续带领中国嘉德走到今天。
　　 “嘉德创建之初，包括领导层在内的员工几乎都没有从事艺术品交易的经历”嘉德元老之一、现任董事副总裁的寇勤说。
　　 当时与王雁南一同担任副总经理的甘学军，曾任文化部党组秘书、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副主任。他1997年创建了自己的文化公司，并于2001年重回拍卖业，成立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甘学军带领华辰已走过十年，也曾一度成为国内重要的拍卖公司。
　　
　　江湖前十年的终结
　　 2000年，北京翰海拍卖第一任总经理秦公因病突发逝世，震惊拍卖业。1993年，时任北京文物公司总经理的秦公，在国内文物系统中较早顺应形势举起拍卖大旗，并自任总经理，奠定了翰海拍卖在行业中长时间的领先优势。
　　 秦公去世后，由同他一起创业的温桂华领导翰海拍卖至今。而曾经在秦公和翰海周围的一批人如今也都成为这个江湖的关键人物。
　　 董国强和秦公因拍卖而结识。董国强在书画界有一定人脉，成为翰海的“编外”人员，开始帮助秦公组织拍卖。自此，董国强开始与艺术品拍卖结缘。这段宝贵的经历使董国强在2005年创办匡时拍卖 公司时，游刃有余。与董国强一起给翰海帮忙的还有易苏昊和马未都。易苏昊后来成为中贸圣佳拍卖公司总经理，马未都后来建立观复博物馆，成为妇孺皆知的收藏专家。
　　 与此同时，董国强的另外一个同行兼朋友赵旭，除了自己做书画经纪人，还不时地参与组织北京荣宝的拍卖活动，最好的时候，他一个人可以组织两到三个专场拍卖。赵旭后来成为2005年成立的北京保利拍卖实际操控人。
　　 “拍卖场上，80%的人我都认识”董国强在描述上世纪90年代的拍卖场时说。当时拍卖公司少，从事艺术品行业的人也不多。无论是拍卖公司之间，还是拍卖公司和行家(艺术品经纪人)及收藏家之前都相互熟识。
　　 “我当时跟行业内的人都特别熟，易苏昊是我艺术行业的老师，董国强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早年跟荣宝拍卖合作很多，荣宝现任总经理刘尚勇对我的帮助很大，跟嘉德、翰海很多人都非常熟。”现为北京保利拍卖执行董事的赵旭说，“即使2005年，我任职于拍卖公司，跟之前的很多朋友成了竞争对手，但是我们的友谊依然没有丝毫减弱。”
　　 这种既是对手又是朋友的微妙关系，形成了中国拍卖业在原始积累阶段的基本气质，所以它是一个行业又似江湖。
　　
　　2005年拍卖大布局
　　 从1993年到2003年这10年，中国拍卖业虽然有一些经营不善的公司陆续退出一线竞争行列，但总体来说，江湖一直都风平浪静。2003年下半年，“非典”疫情减弱，艺术品拍卖一度消沉后，重新启动，大家积攒的热情在那一刻爆发。拍卖公司业绩开始大幅攀升，这其中滋生了巨大商机。
　　 对中国艺术品行业观察了十几年的董国强决定出山开办拍卖公司，并于2005年10月正式成立北京匡时国际艺术品拍卖公司。而在匡时成立的3个月前，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依靠保利集团的强大品牌和实力，强势建立。资深艺术品行家赵旭出任执行董事，实际操控保利拍卖的运营；而前一年的12月，位于杭州的西泠印社拍卖公司也依靠“西泠印社”这块百年品牌而成立。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成立的北京保利、北京匡时和西泠拍卖的掌控人赵旭、董国强、陆镜清(2001年曾任杭州荣宝斋负责人)，都是在艺术品市场摸爬滚打十几年的资深行家，与1993年左右拍卖公司几乎清一色的国企背景领导者大相径庭。
　　 2005年，北京永乐国际拍卖公司几乎和匡时同时成立，但这家公司显得尤为不同——得到国际拍卖巨头佳士得的商标授权。2005年永乐举行第一场拍卖后，“国际拍卖大鳄终于攻陷大陆”的消息不胫而走，掀起了艺术市场的轩然大波。在国内不允许外资拍卖公司在中国内地开办拍卖业务的情况下，北京永乐的出现，被认为是佳士得在“借壳上市”。
　　 在随后的几年发展中，事实证明，永乐并没有因为有佳士得的商标授权而在内地取得太大优势，佳士得是否是借壳上市也再没有人谈起。永乐拍卖总经理董军表示：“永乐拍卖是一个独立的内地拍卖公司，佳士得仅仅对永乐是指导和顾问的关系，就像老师带徒弟。永乐拍卖也是完全参照佳士得的操作标准要求永乐。”
　　 董国强在建立匡时之初，已经对内地拍卖格局有清醒认识。中国嘉德依靠成立时间早和相对完备的管理已树立起优质品牌；北京翰海依托国有背景和对市场经济的适应，也已有稳固地位；新成立的保利也依托在实力雄厚的国企之上；早匡时成立一年的西泠拍卖，也有“西泠印社”的牌子作为号召力。
　　 那么匡时作为一个新公司靠什么生存呢？单靠自己的经验和人脉显然不够，自己的公司也不可能去挂靠其他事业单位和企业。
　　 “在当时的情况下，资本实力至关重要，”董国强说。于是他想到了在上海金融行业做得颇为顺风顺水的刘益谦。
　　 刘益谦号称“法人股”大王，是上海新理益集团董事长，2010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排名第204位，坐拥50亿资产。他在2005年匡时成立之前就在艺术市场上收藏作品十余年，并在这期间和董国强成为互相信任的朋友。当董国强找刘益谦合伙成立拍卖公司时，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2006年，他还投资开办了上海道明拍卖公司。
　　 刘益谦对近三年的拍卖市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和夫人王薇被誉为新一代的“封面王”，凡是拍卖公司拍卖图录的封面作品，他们多会拿下。有人称如果没有王薇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购藏，中国当代艺术将会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一蹶不振。刘益谦夫妇最近几年每年都投下10亿元左右购买艺术品，这10亿元加上它的杠杆作用(有些作品刘益谦和别人竞买，虽然没买到但是也将最终成交价格抬升了很多)，对整个拍卖市场起到了持续发酵的作用。
　　 经过5年发展，至2010年，赵旭领导的北京保利以91.5亿元的全年总成交额领跑中国拍卖业，而王雁南领导的中国嘉德优质品牌依然屹立不倒。他们两家组成目前拍卖行业第一梯队。温桂华领导的翰海拍卖依然保持着老牌公司的优势，董国强领导的匡时依靠专业和业界口碑紧随其后；陆镜清领导的西泠印社拍卖在南方独树一帜；而北京永乐则依靠佳士得的品牌优势，业绩也在稳定攀升。
　　 陈东升和刘益谦现在依然分别是嘉德和匡时的股东，他们因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而成为拍卖场上的重要买家。
　　
　　江湖义气还是行业利益？
　　 一如赵旭所言：“竞争并不影响友谊”。这些昔日的圈内人都成为各自公司的领导，在竞争局面日浓的今天，他们还保持着一种“江湖义气”，或者说本身他们就在同一利益共同体中。
　　 董国强说：“不管哪家拍卖行我都会捧场，还会介绍我的朋友去买。”
　　 2011年春季，拍卖市场中出现了一件齐白石巨制《雄鹰图》，这件作品在中国嘉德以4.255亿元人民币成交，而这件作品的送拍者就是刘益谦。很多人疑惑地问董国强，凭他跟刘益谦的关系，为什么不让他把作品放在匡时拍。董国强说：“首先，我不想让别人说匡时某场拍卖的成功是靠刘益谦的藏品帮忙；其次也是为刘益谦的个人利益考虑，以他和匡时的利益关系，放在匡时谁敢来买？不管是哪家拍卖公司拍出高价的作品，我都会为他们高兴。”
　　 2009年，中国艺术品早期重要藏家尤伦斯夫妇决定将部分藏品拿出拍卖。这批重量级的作品是各家拍卖公司都梦寐以求的。尤伦斯方面提出要在拍前得到高达亿元的保证金，这对拍卖公司是有风险的，如果这批作品没能够超过保证金的价格拍卖出去，拍卖公司将会拿不到提前预付的保证金。当赵旭面临这个两难决定时，他想到找董国强商议，董国强为赵旭四处找寻可能为这批东西买单的藏家，以降低风险，其中就包括他的搭档刘益谦。最终，尤伦斯的藏品在2009年保利秋拍登场，取得了空前成功，仅其中吴彬《十八应诊图》一件就拍得1.69亿元，而出手购买者正是刘益谦。
　　 互相帮助，为私交也为利益。保利2009年秋拍尤伦斯专场的成功，为正处在2008年金融危机笼罩下的艺术市场清除了阴霾，各家拍卖行均在其中受益。在行业的初始阶段、在行业遇到危机时，聪明的人会意识到：内部要保持相对团结。
　　 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原因的影响，2011年的艺术市场又开始弥漫消极情绪。稍早开拍的2011香港苏富比秋拍成绩平平，这加重了人们担心的情绪。2011年11月16日，董国强在微博上写道：“艺术品市场进入‘维稳’时期。拍卖公司之间，行家之间要和谐共生，这个时候还给别人打枪的就是自杀。”
　　
　　江湖成海的困境
　　 艺术分析机构Artprice此前发布的《2010艺术市场趋势报告》称，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规模从全球第三(2007年)，跃升第一位(2010年)仅用了三年时间。此外，中国艺术家的拍卖成绩再次巩固了艺术市场从西方到东方的转移。
　　 通过中国拍卖市场的运作，不管是中国书画还是中国当代艺术，不管是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还是张晓刚、周春芽、曾梵志，其作品拍卖屡屡创造“天价”。拍卖额的恶性竞争，让各家公司疲于奔命。在每一个拍卖季前后，各个拍卖公司都是迎来送往，犹如战场一般。“每次到台湾征集作品，为了适应不同客户的作息，自己几乎24小时不睡觉，每天见十几拨的客人。”董国强说。
　　 翰海拍卖公司总经理温桂华在接受采访时，脸上有掩饰不住的倦容，她坦言自己已没有周末和时间的概念，“我是多么想各个拍卖公司能够停止拍卖额的竞赛，静下心好好在拍品质量和服务上下功夫。”
　　 人不会在春风得意时反省人生，公司也一样。业内人士表示，这几年的行情根本就不给拍卖公司思考的机会，一迟疑，就会被反超。如果公司拍卖额不在前几位，就会被认为公司的购买人气不足，直接影响下一季拍卖的拍品征集。加上艺术市场的投机泡沫，艺术家、机构参与的炒作，完全改变了行业的竞争环境，从之前的买家市场转换为卖家市场，拍卖公司有好东西才是硬道理。
　　 2011年10月，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嘉德、北京保利、北京翰海、北京匡时等业绩最好的十家公司纳税总额5.81亿元，占全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纳税总额的72.63%。2010年上千万元的拍品共408件(套)，其中超过三分之二都集中产生在北京保利、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北京匡时等几家企业的拍卖会上。
　　 表面的风光，并不能掩盖背后的问题。在此次统计的408件上千万元成交拍品中，截止2011年4月31日，只有237件拍品完成结算，结算率只有58%，其余171件尚未完全结算或未结算，涉及成交额55.55亿元。
　　 付款难成为一大问题，这也让拍卖行沦落为求买、求卖、求付款的“三求”公司。
　　 虽然拍卖条约上明白写着：在竞买生效两周或者一个月内必须一次性付清全款。但是拖欠拍卖款成为拍卖公司最头疼的事情，为了不得罪客户，一般拍卖行都会采取忍气吞声。
　　 董国强说：“拍卖做了六年，赚的都是数，看不到钱。把拍卖行关掉，然后把所有欠款都追回来，那才知道真正赚了多少钱。”
　　
　　从江湖到行业
　　 不健康的发展，让中国拍卖业始终处于江湖式的金钱游戏中。而要让游戏继续玩下去的压力，则转嫁到各个拍卖公司掌舵人手上。董国强、赵旭、王雁南……这几个名字，直接决定了这个行业的走向、营业数字、甚至行业生死。
　　 这种资源与权力的高度集中，让中国拍卖业像是江湖地位的分割，各自守着一块宝地，小有纷争却相安无事，整个行业的发展却因此变得更功利、粗放、短视。董国强对此的分析是：“有些客户十多年的朋友，他基于对我个人的认可与匡时有业务来往，他们已经习惯了只和我打交道，派其他人去都不好使。我这个老板是全公司最累的人。”北京保利执行董事赵旭更是从拍品征集、宣传、销售、催款统统一把抓，虽然他手下有几十号人，但公司大事小情几乎都必须由他处理，或者经过批准。
　　 “大家都提醒我，不要像秦公一样，过早消耗生命。”董国强说，“秦公57岁就去世，尽管他在世时带领翰海勇夺全国第一，但是生命的短暂，再辉煌也不值。”
　　 在公司和行业初创时期，领袖的作用无疑是成长的原动力。然而，“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中，公司的品牌会成为主导因素，而不是个人。”永乐拍卖总经理董军说，不过他同时承认：“把正规化和本土的灵活度结合在一起的拍卖行会吸引到更多客户。”而拍卖公司品牌的建设任重道远，中国特色的操作方式依然具有现实作用。
　　 尽管代表中国拍卖行业声音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统计公报》最后认为，“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的主流企业运行正常，社会反映良好”。但事实上仍有一些公司存在着 “滥收费”、“知假拍假”、“假拍”等不诚信行为。有些甚至成为“艺术品身价炒作”的工具。行业的整体社会形象并不令人满意。
　　 20年前，拍卖企业少，参与者少，关注者少；而今天情景完全相反，局面复杂；20年前，中国拍卖业在政策夹缝中自发成长；今天它面对开放的经济大潮，一发不可收。但随着2011年中国火爆的拍卖行情略有降温，一些拍卖企业通过上市、资产重组等方式寻求变革，以及江湖重要人物的离开，中国拍卖江湖会开始新的一页吗……（源自《芭莎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