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学老师的“教育家梦”】从做中学的教育家是
时间：2019-04-14 03:16:22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马小平是个好老师吗？ 深圳中学学生李舒扬记得一个细节：家长会结束以后，马老师被很多家长围住，责问他为什么不教课本上的内容。马老师显得很疲惫，甚至有些手足无措。“后来马老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去到办公室的时候就看到他在那里泣不成声，非常难过。”
“要赶在灾难尚未毁灭人类之前，把能够应对这种灾难的一代新人给培养出来。”马小平生前曾多次谈到他的教育理念。不知者大概要谓其危言耸听；知者，如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则谓马小平为所识教师中“最具世界眼光”，“可以称得上是教育家”的人。
教育灾难与灾难教育
马小平的理想，源自英国教育学家汤因比的“与灾难赛跑”的教育理念。汤因比认为，人类面临着“破坏自然环境”与“战争冲突”这两项灾难，而教育是实现自我救赎的唯一途径。
但在现实的教育实践中，汤因比的教育理念与一名中学语文老师的具体工作，却又隔得很远。
“马老师其实一直都很孤独。马老师的格局超过一个中学老师的格局，他其实很难在应试教育的大框架里实现人文教育的理念。应试和人文的冲突一直存在，这对学生是很现实的选择，对他来说也是种挣扎。”王翔，马小平昔日的学生，他认为马老师最可贵的是，他具有远远超出他“身份”的视野和格局。
“很可惜的是，学生当中很多人的眼中还是只有应试教育，很多人也不是很重视他的人文课程。所以我感到很遗憾，对不起马老师。”胡正，马小平生前的学生，深圳中学毕业生，“等到马老师病重，真的离开我们的讲台了，我们才真正了解到老师是这么重要，这么有价值。我觉得这真是我们一生的遗憾，我们将用我们一生的时间来弥补。”
马小平和汤因比因灾难教育而邂逅，与其经历有关。1953年，马小平出生在湖南湘潭。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伴随他长大的是一连串灾难，教育灾难是其中之一。1968年，15岁的马小平初中毕业，接下来的十年，他没有读高中、读大学，而是去了浏阳的茶山林场种树。当时他未满16岁，本不符合上山下乡的标准，但想得到组织认可的他拼命争取，终于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977年，马小平作为湘潭地区的27名典型之一，去参观大寨，还带回一把锄头。那时他诚恳地相信其中的意义，并展现了“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的性格，他成了林场的团总支书记。
高考恢复，1978年，马小平考入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不用费太大的劲，他就意识到自己在过去十年所失去的。这让他多年以后不仅懊恼，甚至恐惧。2000年时他撰文回忆道：“说到青春被耽误的十年，我内心有一种发狂的冲动：谁说失去的十年是可以补回来的？一个人害了十年大病，他能从何处找补回来？一个人饥饿了十年岁月，他的健康怎能保持常态？”
在大学，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成了马小平的偶像，他迷恋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与理念。在上世纪50年代，苏霍姆林斯基即提出“和谐全面发展”“要思考，不要死背”“走进大自然”“没有‘差生’概念”的口号。这些都被马小平奉为圭臬。而帕夫雷什中学则更是他心中的圣地，他常说，这一辈子，只要能到一所像帕夫雷什中学那样的学校去教书就值了。
1982年，马小平29岁，他回到家乡的湘潭十中，成了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在“怎么成为一个好老师”这个问题上，苏霍姆林斯基的观点是要多读书——“要读书，要如饥似渴地读书，把读书作为精神的第一需要……”
马小平遵循苏霍姆林斯基的教导，还组织青年教师一同阅读。4年后当他调任湘潭市一中的时候，藏书已有六千余本，而他向新东家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要有一间自己的书房。
在湘潭的十年，是马小平教育思想的形成阶段。1988年，他写下了《关于语文教学及研究的哲学思考》，提出“把语文教学提到一个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关于语文教育，马小平认为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事关人格养成、公民责任以及智慧与情感。
邓白洋是湘潭一中1986级320班的学生，马小平的语文教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忆，马老师会用初一、初二两年的时间教完三年的课程，初三一整年都用来进行课外阅读，大量讲述鲁迅、卡耐基及中日文化比较研究；而课外，马老师还经常和他们下围棋、国际象棋，打桥牌，打篮球。
邓白洋感慨：“那是真正意义上的启蒙，我们尚显稚嫩的心灵模模糊糊感知到了诸如自由之思想、平等之精神等概念，开始认识到人生最重要的是要追寻意义和价值，知道了自信的重要，以及做自己喜欢的事更能激发潜能。在这些层面，马老师从不直接给我们答案，只是启发我们的思考。”
“同学们，我把课堂还给你们了”
1992年，马小平开始教育生涯的第二个十年，他来到了东莞中学。这是马小平思想系统化的时期。他开始尝试“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能够走多远”。
2002年，马小平来到了深圳中学。在这里，高一、高二通常不会涉猎应试技巧，马小平过了更为如鱼得水的两年。
马小平的原则是：教育不是折磨，不是遥不可及的幸福，而是当下的幸福。在来到深圳中学的第一节课上，他就宣布：“同学们，我把课堂还给你们了。”学生们回忆，他讲到忘我时，常常连课本都不会去摸一下，只是依靠自己大量的知识储备进行发挥，和学生们互动，带动学生们跑进思考的草原；甚至，他会让学生们合上书本，在课堂上看电影，听音乐，欣赏诗朗诵。
他不仅成为学生的老师，还成为老师们的老师，王赫、薛安康、王东文等老师表示他们经常收到马小平送来的各种书籍和电影，经常被拉着进行受益匪浅的长聊。
“我一想起马老师就记起他每次见到我的时候，就远远地对我招手，然后轻轻地说：来来来。然后马老师就从他肩上取下他永远斜背的背包，一条腿支起来，把包放在腿上，然后就从里面翻出一张碟来问我：哎，这个你有吗？”回忆起马小平，王赫开始哽咽，“我现在一想起马老师来就记得他低头找光碟的样子。”
马小平唯一没有打动的是病魔。在过去的20年间，他坚持大量阅读和思考，常年睡眠不足，高强度的工作终于反噬了他的健康。2004年，他被查出患有胶质瘤，位于脑部。 此时，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他要在最后的时间里留下些什么？马小平又一次想到了“与灾难赛跑的教育”。怎样才能塑造能跑赢灾难的一代新人？他并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答案，而是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是当代中学生最缺乏的？”他回答道：“他们有知识，却没有是非判断力；他们有技术，却没有良知”，他们患有“人类文明缺乏症、人文素养缺乏症、公民素养缺乏症”。
医生发现，病人马小平从不过问自己的病情，而是整天在病床上捣鼓笔记本电脑和扫描仪——马小平从逾千册藏书中挑选了130篇文章，按类别分成“人文素养比数理能力更重要”“公民的诞生”等16个篇章，合编成《人文素养读本》。文章的作者有罗素、爱因斯坦、龙应台、王小波、贺卫方……
出院后，马小平坚持重返岗位，并向学校建议开设“人文素养选修课”。此后，《人文素养读本》内部刊印两万本，而马小平因该课连续三年被评为最受欢迎老师，直至2009年癌症复发再次住院。
有一天，阳光很好，深圳中学学生向婧看见马小平老师站在教学楼下，茫然四顾，半天不动。原来，马小平因为脑部的胶质瘤，连去教学楼的路都不记得了。
2012年1月18日，马小平的追悼会在深圳中学举行。一切仿佛一个普通的教学日。在马小平30年教师生涯结束的这一刻，他的学生和同事纷纷俯拾昔日时光，在悼词、挽联中追寻马小平过去的点点滴滴。马小平在生前既不引人注目，其讣告也仅仅惊动有限的几所中学。他唯一得到的特殊待遇，是追悼会开得如教育研讨会一般。几乎每一位致悼词的人都谈到了教育，谈到了课堂上的点点滴滴和诗歌、小说的种种细节——对于这个生前将生活和工作缠绕得如此紧密的人来说，这便是归宿吧。
附录：
教育本质上是理想主义者的事业
○钱理群
马老师走了，一个真正的教师走了，我感到特别失落。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第一线老师，因为我越来越觉得，中国的教育和改革，最终都要落实到教师的具体教学活动里，他们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先后在东莞中学、深圳中学任教的马小平老师即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作为一个中学教师，却很早就有全球教育眼光，在21世纪的世界大格局，人类文明的大视野下，来审视和思考我们所面临的教育问题、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
我要突出提及的，不只是马老师身上的“师德”，而是一个中学教师的大境界。我最初就是被马老师提出的“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能够走多远”的命题所吸引的。马老师说：“干教育这一行，如果不是十分的热爱，干得不愉快，而且还痛苦，那就真正要赶紧改行。但是我们如果执意选择教育，那我们就得朝最好的方面去做。”他还说：“我一生总在追求我达不到的境界。我对智慧的东西总在追求，而对非智慧的东西则非常反感。”他的学生因此说他“身上有一种很浓的少年气质，一种不平静的东西，一种燃烧的东西”。可以说马老师的生命是燃烧到最后一刻的：他一辈子都在他所献身的教育中寻找生命的意义，用自己的生命燃烧学生的生命。这样的精神状态，是许多“混饭吃”的教师所难以比拟和理解的，却是一个真正的教师所必需的：教育本质上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事业。
最能体现马老师对中国教育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是他所提出的问题：“什么是当代中学生最缺乏的？”他的回答更是惊心动魄：我们所培养的人才，并不缺乏知识和技术，“他们有知识，却没有是非判断力；他们有技术，却没有良知”，他们患有“人类文明缺乏症、人文素养缺乏症、公民素养缺乏症”。在我们的教育下，很可能将出现有知识、有技术，但没有文化、没有人文关怀和素养的一代人。在马老师看来，这正是全球性的现代文明病的恶果，我们的以成为“成功者”为目标的教育，必然导致实利主义、实用主义、虚无主义、市侩主义的泛滥，形成年轻一代精神与道德的危机，有可能导致整个人类文明的腐蚀与毁灭。马老师常引用一位教育家的话说：“我们留什么样的世界给后代，关键取决于我们留什么样的后代给世界”。我曾经说过，这大概就是马老师在重病缠身时，让他灵魂不安的问题，却使我们羞愧难言：因为人们早已麻木，不去追问这些问题了。现在马老师走了，只能由我们这些活着的、良知尚未丧失的人来面对了。
马老师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更是一个具有行动力和创造力的教育实践者。他追求教师的一种“诗意生活”：从改变自己的存在开始，以建设自己作为建设社会的开端，在意义真空的教育大环境里，进行有意义的教育的实验，在现有的框架之中加进一个异数，创造“第二教育”；牢牢地把握当下，不寄希望于一劳永逸地解决教育弊端的所谓彻底、根本的变革，而宁愿采取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态度，不是为了美好的明天，而是要创造美好的今天的每“一堂课”；从权力之外的下面、民间开始，立足于自身，立足于和自己一样的独立的人们，面对具体的一个个学生，能帮一个就算一个，做一个普通教师应该或可以做的事情，相信只要有一个人这样去做，就会带动了周围其他的人们。事实上，马老师和全国各地的“马老师们”，以及他们的学生们，都在努力地改变着自己的存在，改变着教育的存在，并在这样的改变过程中把握个人的存在意义，实现对意义的承担，这是一场静悄悄的变革。
现在，作为这场“静悄悄的变革”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马老师走了，我们在感到失落、遗憾的同时，是不是可以以此为契机，作一次严肃的反思：我们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我们的教育专家们，以及所有关注中国教育的人们，在讨论中国的教育时，注意到这场发生在教育底层的，以第一线有理想、有追求的“马老师们”为主导的“静悄悄的教育变革”了吗？我们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了吗？
马老师走了，他的事业需要继承，最好的办法，就是迈开我们的双腿，到基层教育第一线去，发现马老师那样的正在进行自觉的教育实验的真正的教师——他们在目前中国教师队伍中，比例不大，绝对量并不小，我们应该以他们为教育改革的骨干和依靠对象；还有更多的老师，特别是青年教师，他们心中其实都有“马老师”的种子，需要我们精心培育。只要有了一支真正的教师组成的队伍，中国的教育就还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