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的“知识骚乱” 经纪人是什么意思

　　摘 要：历史地看，现代经济学策动过两场理性主义运动：一是古典理性主义运动，它根源并隶属于苏格兰启蒙哲学传统；二是新古典理性主义运动，它根源并隶属于法国启蒙哲学传统。这说明，现代经济学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曾经分别隶属于两种不相容的理性哲学传统，也就是说，现代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这一核心假设曾经经历了一次“知识论转向”：从原生态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传统转向了新古典经济人的完备理性和完备知识传统。对于这次“知识论转向”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及其理论后果，哈耶克形象而准确地称其为“一场知识骚乱”。揭示经济人的这个“知识转向史”，特别是这场“知识骚乱”的性质，是深入解释现代经济学发展演变逻辑的关键一环。
　　关键词：原生态经济人;新古典经济人;知识论转向;知识骚乱
　　现代经济学史表明，经济理论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伴随着一次知识观上的认识论革命。知识观革命与经济理论变革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揭示出一个有待研究的经济哲学命题：知识问题及其经济学革命意义。在本文中，我们是在两个层面上定义经济学中的知识问题的：第一，现代经济学的知识观传统；第二，不同的知识观传统对经济理论建构所产生的不同影响。由于现代经济学的知识观是与其理性观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考察现代经济学的理性主义传统，也就成为我们探究经济学中知识问题的一条有效路径。历史地看，现代经济学策动过两场理性主义运动：一个是古典理性主义运动，它根源并隶属于苏格兰启蒙哲学传统；一个是新古典理性主义运动，它根源并隶属于法国启蒙哲学传统。由此可知，现代经济学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曾经分别隶属于两种不相容的理性哲学，其中隐含着一种逻辑必然：现代经济学的核心研究范式——经济人——曾经经历了一次大蜕变。这就是经济人的“知识论转向”。对于这次“知识论转向”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及其理论后果，哈耶克形象而准确地称其为“一场知识骚乱”①。我们认为，揭示经济人的这个“知识蜕变史”和“知识转向史”，正是我们解释经济学中知识问题由来的最为关键的一环。
　　一、原生态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传统
　　市场经济思想发展史表明，原生态经济理性和经济人理念早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创立现代经济学之前就已经基本形成。其贡献主要应归功于苏格兰启蒙运动哲学家——贝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1670－1729）、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1723－1816）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曼德维尔早斯密约一代人，弗格森被斯密尊称为老师，休谟则是斯密的挚友和文稿遗嘱执行人。他们的思想经由多种渠道特别是斯密对现代经济学的创立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就是说，原生态经济人一开始就是从属于苏格兰启蒙理性主义传统的。
　　原生态经济人在苏格兰启蒙理性主义传统中孕育而生。原生态经济人的基本要义是：个人自利行为自发生成和谐社会秩序。其中蕴含着两个基本思想：一是对市场经济社会秩序的人性自私论解释；二是对市场经济社会秩序的有限理性论解释。也就是说，在最初的意义上，经济人假设有两层基本内涵：一是人性自私论；一是理性观，即知识论。前者在整个正统经济学说发展史中始终如一，延续至今；后者则发生了本文将要探讨的“知识论转向”。这后一点经常为人们所忽视，而它恰恰是我们理解经济人思想变迁的秘密所在。
　　曼德维尔对人性论经济人有过如下经典论述：“芸芸众生中的首恶，亦有襄助公益的善举”；又言：“吾辈愚蠢的计算与虚妄，皆被迫为公利效力”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转引自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73、576；586；587；584；584；581；588页。。事实上，曼德维尔对知识论经济人有过更为精彩的论述。例如：“人的智慧乃时间之子。确定一个令理性动物对它保持敬畏的观念，建立一个供自己顶礼膜拜的偶像,既非出自哪个人的发明，亦非数载所能办到。”②又如：“我坚信人之理解力是有限的。我们稍加思考即可断定，它疆域狭窄，受着很大的限制。正是这一点，这个惟一的原因，阻止着我们洞察自己的来源。”③再如：“我们常把一些事情归功于人类非凡的天赋和深邃的洞察力，而实际上那是因为漫长的岁月和世代积累的经验，他们在天性和智慧上彼此并无多大差别。”④最后：“我们这里所说的智慧，并非来自精妙的理解力或紧张的思考，而是出自从长期实践的经验和丰富的观察中获得的可靠而周密的判断力。从这种智慧和漫长的岁月中产生的法律，使得治理大国如织袜。”⑤
　　在这里，曼德维尔所表达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观，是原生态经济人理念的直接思想来源，对斯密创立现代经济学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对此，哈耶克曾指出，“曼德维尔是亚当?斯密自由观的先驱，这是他长期以来得到公认的地位”⑥。他还说，休谟是近代“所有研究精神和社会的人中间……最伟大的一位”，而正是曼德维尔“使休谟成为可能”。这是因为，休谟是接过曼德维尔的思想“并认真加以思考的第一人，也是最伟大的一人。这一发展当然包括18世纪下半叶苏格兰那些伟大的道德哲学家，尤其是亚当?斯密和弗格森”⑦。熊彼特为我们提供的证据是：“曼德维尔的论点正是斯密自己的纯天赋自由论的一种特殊形式。”［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8页。马克思提供的证据则更为直接，他说斯密关于分工的论述“几乎逐字逐句抄自贝?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公共利益》的注释”［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1页。。由此看来，曼德维尔启蒙哲学对原生态经济人不确定性知识观的赋义是显而易见的。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另一思想家弗格森也有过一句名言：“国家的建立是偶然的，它确实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在这里，弗格森同样表达了一种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观，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哲学思想渊源之一部分，这种观念对原生态经济人理念的形成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哈耶克深刻地指出，弗格森关于处于本能和理性之间的“第三种秩序”参见［英］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一章和第四章。的描述，实际上是斯密“看不见的手”思想的一个先期版本：“只是到了18世纪，弗格森才终于指明，他们虽可以归因于人的行为，却不可归因于人的设计，它们既可以视为自然现象，也可以视为习俗，这全看采用哪一种方法。” ⑧ ［英］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22、228页。此外，关于弗格森对斯密的影响，马克思和熊彼特同样给出了自己的证据参见［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0、418－420页；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88页。。 　　与弗格森类似，大卫?休谟也曾有过如下名言：“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英］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53页。“原因之被人发现不是凭借理性，而是凭借于经验”，因而，“人的生活主要是靠运气而不是靠理性来支配的；它比较像一场暗淡的游戏而不大像一种严肃的事业；它较多受具体的性癖影响而较少受一般原则的制约”［英］休谟：《休谟经典文存》，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187页。。作为近代怀疑论哲学之集大成者，休谟的不确定性知识观不仅通过斯密间接地孵化了原生态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传统，而且，休谟本人就是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这一点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自不必赘言。
　　赫伯特?西蒙曾经对经济学中理性概念的演变作过深入的考察。他认为，《国富论》中的理性是一种“常识理性”，在斯密那里，理性只意味着人们的所作所为有其原因，并不假定任何东西的极大化，也不表示有一个单一且持续的选择标准，也没有一个效用作为所有决定的准则。相反，斯密往往根据人们在日常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经验性的常识，来说明经济活动的基本特征，《国富论》“只是把一种适度的理性视为当然”，这与此后的新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完备理性和建构理性有着根本的差别［美］赫伯特?西蒙：《基于实践的微观经济学》，孙涤译，格致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页。。
　　极为简略的思想史回顾向我们揭示出一个基本结论：与法国启蒙理性主义传统相比，苏格兰启蒙理性主义传统赋予经济人一个最本质的特征，这就是：原生态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观参见［英］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97页。。由此看来，原生态经济人并没有对人类知识持有一种非常自负的观点，相反，它承认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反对完备知识的僭妄。正是坚持了这样一种知识论和理性观，斯密意义上的古典经济学在考察人的选择行为和市场过程时，总是以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为前提的。不仅如此，在斯密看来，正是有限理性而不是完备理性、有限知识而不是完备知识，才是解释市场自发秩序的关键所在。
　　对此，哈耶克给出的评价是：“识别到当个人受抽象的价格信号而不是受直观的需要引导时，他的努力会惠及更多的人，从总体上说也会满足更多的需要，并且利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最好地克服我们对大多数具体事实固有的无知，能够最充分地利用广泛散布在千百万个人中间的有关具体环境的知识——这就是亚当?斯密的伟大发现。”⑧斯密用自己的语言从反面诠释了这个“伟大发现”：“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和情欲，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按照最适合于全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用途”［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99页。，而“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要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任何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了”［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7－28页。。
　　二、新古典经济人的完备理性和完备知识传统
　　经济学史上教训最深刻的一段历史，也许就是原生态经济人有限知识传统的蜕变史。这一蜕变史的主导者是新古典理性主义运动，但事实上，原生态经济人的蜕变自古典经济学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这其中，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和西尼尔均扮演了重要角色。威廉?斯皮格尔在其《经济思想的成长》一书中曾指出：“没有比李嘉图更抽象的思想家了”，他所倡导的抽象演绎方法“指出了通向现代经济分析的道路，并产生了最终转化为数学形式的定理”［美］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上），晏智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在客观上，这种被熊彼特称为“李嘉图恶习”的经济学抽象主义，极大地推动了原生态经济人从有限知识传统向完备知识观的蜕变。作为李嘉图的门徒，穆勒加速了这个蜕变过程。他曾说：“为使它成为一门完美的抽象科学，政治经济学假设了条件之间的各种联系，以便找出其结果。这些联系必须反映一切场合所共有的一切条件，同时必须反映任何一类重要场合所共有的全部条件。从这些假设中，经过正确推导而得出的结论具有数学真理一样的真确性，并且，作为抽象真理，它是具体真理的一个最为合理的近似。”［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方法》，载丹尼尔?豪斯曼编《经济学的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之后，西尼尔又进一步指出，“政治经济学所依据的一般事实”就是几个简单的命题，其中居第一位的命题是：“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该命题实际上是对理性经济人最大化假设的另一种表述。他自信地称：这个命题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与万有引力在物理学中的地位一样，离开了它推理就无法进行，其他一切经济学命题只是对这个经济人最大化假设所做的注解［英］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6、49页。。毫无疑问，西尼尔的这些观点对原生态经济人的蜕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到了新古典时期，边际主义革命原本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一个是瓦尔拉斯和杰文斯代表的完备知识传统；一个是门格尔代表的有限知识传统。即便是在新古典革命之集大成者马歇尔那里，这两种传统也还存在着。马歇尔一再强调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物学进化论的，一个是经典物理学的，而且他更看重前者——“经济学家的麦加在经济生物学中，而不在经济力学”Marshall, Alfred 1890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 London: Macmillan, ppⅦ－Ⅷ。但是，门格尔和马歇尔经济哲学中的“有限知识革命因子”很快就被新古典理性主义运动的浪潮湮灭殆尽了。赫伯特?西蒙对这场运动的评价是：“古典理论讲的是全知全能的理性，其简洁和漂亮，令人赞叹。此外，那种理性使我们不用站起来实际观察人类行为，便能坐在椅子里预测它们……所有这些预见能力都来自一个源泉，即对人类行为所处的环境形态所作的刻画。体现完美理性的那个环境，完全决定了行为。”［美］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杨砾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 　　在谈到新古典经济人被赋予“完备理性”的特质，并由此导致正统理论将经济学中的知识问题虚无化的真正原因时，沃尔德罗普也曾指出：“他们的理论把具有动物本能的人描绘成了像粒子那样的东西：‘经济人’——像神一样的存在物。这些存在物的理性思维永远是完美无缺的，永远是冷静地追求可以预算的自我利益。”［美］沃尔德罗普：《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陈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页。这说明，在以新古典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环境中，经济动因是充分理性的，经济人能够对环境变化作出乐观而即时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考虑知识问题已成多余。换言之，在新古典世界里，经济行为者不需要关注知识问题，他们既没有学习的欲望，也没有学习的动力，实际上也没有学习的必要。因而，新古典世界是一个没有知识约束的世界，它没有给研究知识问题留下任何空间。
　　不容否认，正是新古典理性主义运动彻底改变了原生态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特征。按照哈耶克的说法，经济人的这次“知识论转向”无异于策动了一场“知识骚乱”，他慨叹道：“我不知道经历了这场知识骚乱之后，那个古老的传统还有多少被保留下来，尤其是还有多少能够被传给曼德维尔” ② ③ ［英］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78、605、598-599页。。显然，哈耶克从原生态经济人的知识论蜕变史中，洞察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危险，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人们不对苏格兰启蒙理性与法国大革命孕育的启蒙理性做出明确的界分，并对后者保持足够的警惕，那么这样的“理性恰如危险的炸药”，如果“使用得当可使人获益甚大，若粗心大意，它也足以毁掉一个文明”②。
　　哈耶克的论点准确地击中了新古典理性主义运动的要害。经济人理念发展至新古典阶段，新古典经济人与原生态经济人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相似之点了；不但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古典经济人恰恰是作为原生态经济人反叛者的面目出现的。在理性传统上，新古典经济人坚持完美理性和完备知识的假设，这使它越来越具有建构论理性主义的特征；在伦理传统上，它日益表现为一种“建构论的看重实效的功利主义”。这两个传统的核心之点就是，它“相信理性能够直接操纵复杂社会的全部细节”③。
　　在这里，哈耶克针对启蒙运动以降伴随自然科学不断进步而生发出来的种种“伪科学主义灾变”，向人类发出了警告。在他看来，如果不对“伪科学主义”切实加以防范，那么科学领域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有可能演变成为对人类自由的一种威胁。原因在于，伪科学主义会劫持科学知识不断攫取权威力量，助长人类理性控制的欲望，从而造成一种“致命的自负”。事实上，一切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严密计划的企图，不管他是出于何种高尚的动机，都是建立在这种危险的“知识自负”的基础之上的。
　　历史和现实也在不断提醒着人们，在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革命以来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理性的主要缺陷就是，它未能对社会组织的限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当下，这场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差不多已经摧毁了自由市场的神圣形象，深度干预已成为一种世界性共识。在此历史当口，我们有责任提醒人们，当今人类面临的主要危险不是来自别的什么学说，而恰恰是被奉为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所坚守的具有浓厚建构主义色彩的完备理性和完备知识传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坎南深刻地洞察到人类在新时代面临的危险处境：“在我们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阻止政治化的手伸得过长，或许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利维坦式的国家是本世纪的最大特征。如果这头‘怪兽’的成长不受到限制，其生产潜力不被用于确保秩序框架不受损害……那么我们就将打碎我们所有的梦想。”［美］詹姆斯?M布坎南：《宪法秩序的经济学和伦理学》，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27页。
　　三、向原生态经济人的复归：经济学知识问题的重要意义
　　在新古典经济学革命爆发一个多世纪之后，哈耶克以其深邃的洞察力敏锐地捕捉到知识问题对整个经济学发展所具有的革命意义。他说：“整个经济学的问题，就是利用没有人能够全部掌握的分散知识的问题，这决定了我们对经济学的整体看法，并且它已经得到证明是极其富有成效的。”［美］布鲁斯?考德威尔：《哈耶克评传》，冯克利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50页。透过这个“分散知识问题”，哈耶克实际上是提出了经济学研究范式向原生态经济人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传统复归的历史任务。我们认为，当代主流经济学要想真切地回答时代向它提出来的问题和挑战，它就必须迷途知返，拨新古典经济人之乱，返原生态经济人之正，从而开启从新古典经济人的完备理性和完备知识传统，复归于原生态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传统的历史进程。这样的复归，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重新树立起基于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的经济学观，将有助于从根本上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定式。新古典经济人范式是一个以寻求确定性为目标的研究框架，其本质就是科学哲学中亨普尔和奥本海默提出的“科学解释覆盖率模型”的翻版Hempel,CG and Oppenheim, 1948 Studies in the Logic of Explanation,Philosophy of Science,April, pp135－175。该模式认为，所有科学解释都是按照“如果……那么……”这一命题结构展开的，“如果……”部分界定了命题成立的初始条件，它通过界定初始或边界条件的方式把无法处理的不确定性因素排除在研究者的视界之外；“那么……”部分则是由初始条件演绎而来的一般结果，它确保通过正确的逻辑演绎获得确定性的定律。这一模型最脆弱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以不存在不确定性为前提的，它无法对不确定性事态给出合理的说明；或者说，它以放逐不确定性的方式逃避了对不确定性问题的研究。
　　在当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自觉地利用后现代哲学的某些观点来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并指出：在一个人的认知能力受有限知识规约的经济世界中，经济学方法论在本质上应该是“非基础主义的”和“非笛卡儿主义的”。所谓基础主义的，就是指“存在着所有研究必须建立在其上的某些首要的原则、实质或其他永久存在的事物”，也就是说，基础主义认为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一套必须遵从的绝对标准。基于有限知识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拒绝这种基础主义的研究框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系统具有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演化性的特征，而不确定、复杂和演化“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也就是说，“经济和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使知识发生了变化，在知识上的每一变化开启了在活动上变化的条件，因此进一步导致了在知识上的无限变化” ③ ［瑞士］库尔特?多普菲编：《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页。。知识生产和经济活动的这种相互创生的关系，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和开放性提出了新要求。所谓非笛卡儿主义的，就是基于有限知识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拒绝哈耶克所谓的笛卡儿式建构论理性主义的知识观，要求回归原生态经济人固有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传统；与此同时，它否认存在着所有研究都必须追求的最终目的，认为科学研究既是非决定论的，又是非目的论的。在此意义上，“科学研究不是对确定的追求，也不是作为一种‘自然的镜像’发挥作用……科学研究是一种涉及改变研究对象存在特点的事业”③。 　　第二，重新树立起基于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的经济学观，将有助于推动现代经济理论实现新的变革。正是对确定性知识的盲信和对确定性的寻求，现代经济学才在不自觉中陷入了“完备理性”和“完备知识”的迷障，而它逐步察觉和缓慢走出这一迷障的历程，正是受人们知识观变革驱使的结果。如果深入考察现代经济学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经济理论变革史与人类知识观的革命史，二者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每一次大的经济理论变革，都伴随着一次知识观上的认识论革命。边际主义革命、凯恩斯主义革命、信息经济学革命和新制度经济学革命等，无不如此。
　　知识观革命驱动经济学变革这一基本结论已为历史所证实，而知识问题对当代经济学的影响则方兴未艾。在今天，它正在更广泛的范围和更深入的层次上推动着经济学的发展和经济理论的变革。一方面，经济现象的复杂性越来越为人们所认知和承认；另一方面，人们也认识到经济现象自身将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在此情况下，即便是面对一个最为人们所熟知的经济问题，何者为因，何者为果？即便是推行一项不大的改革措施，它对激励机制、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生态环境等在局部和整体上会产生何种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合理回答，无不受制于人们的知识水平和人们对待知识的态度。经济现象日益呈现出来的复杂性特征，为当代经济学变革和发展提供了机会，而要把机会变成现实，知识问题的革命性驱动力量必不可少，也不可忽视。
　　第三，重新树立起基于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的经济学观，将有助于准确把握和预测未来经济学发展演变的基本方向。随着20世纪新自然科学革命的兴起，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混沌理论已经向我们揭示出了一个不确定性的物理世界，打破了牛顿物理学铸成的确定性迷梦。与此同时，人类的知识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知识的不确定性成为新知识观兴起的代名词，由此，确定性知识的迷障也随之被打破了。从中人们再次看到了休谟怀疑论哲学所迸发出来的无穷魅力和时代价值，笛卡儿主义的唯理智论则再次成为世人诟病的对象。
　　在今天，这种知识观认识论上的革命越来越渗透到经济学领域。借助于混沌理论等分析工具，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市场经济系统是一个拓扑的、开放的和演化的复杂性结构。不确定性是经济系统最本质的特征，知识则是经济系统生成不确定性的动力源。这正如当代演化经济学所指出的，“从自组织的观点来看，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自动催化的（autocatalytic）：知识的自我繁殖以一种相当不可预测的方式产生新的知识。因此，经济行为者的关键性特征不是对效率的理性搜寻，而是对未来可替代的经济世界的想象性的构建。把完全预见作为经济推理的基础是没有意义的，相反提出无知怎样被克服的问题则是具有巨大成效的” ③ ［澳］约翰?福斯特、［英］J?斯坦利?梅特卡夫主编：《演化经济学前沿：竞争、自组织与创新政策》，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5、5页。。
　　在这种情况下，“未来、无知、甚至无意识（non-awareness）对人类行为和理性都不再是不可抗拒的威胁了。由于人类知识的性质，决定了不可能设计出一种完备的项目，将其转化为一种确定的封闭式组织，并针对未来控制的需要作出永久和彻底的反应，这也就为各种斟酌处理形式提供了空间”［美］约翰?克劳奈维根编：《交易成本经济学及其超越》，朱舟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7页。。这种经济学知识观的革命性转变，必然内在地要求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其原因在于，复杂经济系统的核心问题不再是存在（being），而是生成（becoming）③，与之相对应，现代经济学的核心任务不再是揭示均衡的实现机制，而是解释不确定性的生成方式。
　　经济思想的革新和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实质上就是世界观的根本性变化。随着不确定性知识观的引入，我们可以预期一个经济学发展的多元化时代。在不确定性知识范式这一认识论框架内，混沌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复杂性经济学、人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乃至后现代经济学、后殖民经济学和女性主义经济学等，都将会迎来一个宽广的发展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经济思想的图谱将会更加多彩斑斓，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种系也将更为丰富多元。
　　（责任编辑：周小玲 潇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