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米尔斯的中产阶级“政治后卫”说_国家靠什么7亿中产阶级

　　摘要：米尔斯的中产阶级“政治后卫”说是指中产阶级具有机会主义的投机倾向，不可能是政治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只能是参与者和追随者。一些学者误读该学说，认为“政治后卫”的重要表征是“政治冷漠”和政治“平衡轮”。实际上，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米尔斯用“政治冷漠”一词来描述二战后美国民众的普遍社会心理，而非单指中产阶级，而政治“平衡轮”亦系转引其他学者的话，并非他本人的观点。今天，正确解读米尔斯的中产阶级“政治后卫”说，对于廓清认识、引导中产阶级有序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米尔斯；中产阶级；政治后卫 ；政治冷漠；政治“平衡轮”
　　中图分类号：D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3?0005?05
　　
　　对于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表征，最常见的说法是：政治后卫。这个观点来自于美国社会学家 C?赖特? 米尔斯，其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学名著——《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①一书中，提出了中产阶级政治行为“后卫”的观点。今天，这一观点被国内很多学者引用并阐释，然而多有误读之处，甚至以讹传讹，造成了理论研究和认识上的混乱。本文试图追溯和探究米尔斯“政治后卫”说的原始语境及本来面目，以期廓清认识。
　　一、“政治后卫”说系指中产阶级在
　　政治运动中的“后卫”
　　米尔斯是美国的社会学家，文化批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米尔斯深受德国古典社会学和美国实用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在政治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领域多有创见，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社会学家之一，代表作有《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权力精英》《社会学的想象力》等。因米尔斯曾参与“新左派”思想启蒙运动并主张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故被誉为“美国当代文明的批判先驱”“美国最后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1]
　　19世纪后期，美国发展成为以大生产、高消费为特征的工业化社会。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阶级结构随之发生变化，依附于传统产业的自主自业的老中产阶级(拥有一定生产资料的农场主、小商人、小企
　　
　　业家等)增长缓慢，而从事非直接生产性行政管理和技术服务的新中产阶级(处于雇佣地位、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管理者、工薪专业工作者、销售员和办公室职员等，即“白领”阶层)却增长迅速。据统计，1870年至1940年间，老中产阶级的人数增长135%，工薪阶级增长255%，而新中产阶级则上升1 600%；新中产阶级从占中等收入等级的15%上升到56%，而老中产阶级则从85%下降到44%。[2](83?85)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壮大引起了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新划分和社会责任、功能在社会成员间的重新配置，并随之引起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的结构性变动，对国家生活产生全面的影响。
　　米尔斯敏锐地意识到了美国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及影响，于1951年出版了《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以独特的视角对中产阶级②进行了全方位的描写，分析了新中产阶级的职业形象、生活方式、利益诉求、消费观念和社会心理等，被誉为“具有远见卓识的启迪之作”。他本人也非常看重此书，将之比喻为苦心经营的“艺术品”，是“写给人民的书”，强调描写的是新中产阶级“生活的世界”“不得不生活的世界” “不想生活的世界”。[3]也就是在描写新中产阶级政治生活的世界时，米尔斯提出了中产阶级的“政治后卫”说。
　　在分析了老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的职业构成、工作状态、社会心理以及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之后，米尔斯以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决定的政治意识为切入
　　
　　
　　收稿日期：2011?12?25；修回日期：2012?03?31
　　作者简介：刘建伟(1978?)，男，山东日照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专业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发展政治学.
　　
　　
　　点，分析了在政治异化背景下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行为特征，指出：中产阶级不可能开启和领导任何政治运动，他们只是参与者和利益分配者，不是组织者和先锋队；中产阶级参与政治的行为具有机会主义的后发性，以自身利益为价值坐标动态选择跟进策略；选择和跟进“资方”还是“劳方”，取决于双方力量的对比和演化进程以及自身利益的需要，基本原则是跟着“看上去最有可能取胜的集团和运动”[2](394)尾巴后面跑，只会“在他们‘选择’的对象已经赢定了之后才去选择”。[2](394)总之，在政治运动中，中产阶级“是合唱队，既不敢开口，在掌声中又太歇斯底里。他们是后卫。”[2](395)这就是米尔斯“政治后卫”说的主要观点。同时，对于中产阶级为什么充当“政治后卫”的角色，米尔斯做了深入阐发。
　　首先，中产阶级难以形成共同的政治目标。中产阶级内部具有差异性、异质性和不均衡性，利益诉求和价值倾向多元化。从基本构成上看，中产阶级中有自主自业的老中产阶级，也有处于雇佣地位的新中产阶级；从职业构成上看，有小企业家、小农场主和小商人，亦有政府职员、知识分子和白领工人；从信仰上看，有信仰自由主义的，也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具有什锦拼盘特征的中产阶级内部分化、整体孤立，缺乏向心力和凝聚力，利益诉求多元甚至互相矛盾。比如，农场主要求更高的保护性关税和价格补贴；白领职员要求廉价的消费品；政府雇员要求增加薪水；小店主则要求降低税收。[2](392)另外，老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在工资和社会政策方面的要求也不一致。因此，可以说“中产阶级无论是整体还是其两翼，都没有什么共同的忠诚的象征，也没有共同的要求和希望”，[2](393)他们或许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但是由于内部的差异性和利益的多元化，也很难组织起来进行负责任的斗争。
　　其次，中产阶级缺乏权力上的独立性。内部分化、利益多元的中产阶级在规模化、集团化和科层化的社会制度架构中缺乏权力上的独立性，具有政治上的依赖性和妥协性。由于“各中产阶层的社会形态不同，物质利益互相矛盾，意识形态不一，他们之间没有形成共同政治运动的现实基础”，[2](392)所以在整个权力结构中，中产阶级仅仅是依赖性的变量，不可能形成独立的集团或政党，并通过统一的行动为整个阶级谋利益。二战后，尽管中产阶级的规模不断扩大且在官僚体系和技术体系中不可或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产阶级权力的增长，因为将规模和技术优势转化为权力优势需要有统一、可靠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组织，而中产阶级在这两个方面都没有达到充分的程度。所以，他们只能或者依赖“资方”，或者倾向“劳方”，成为“其他更有权力、更有声势的压力集团的别动 队”，[2](393)在政治运动中推波助澜，在实现压力集团的利益中达到自己的目的。 　　最后，中产阶级缺乏理性和自由的精神。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普遍存在着白领工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生产活动甚至自身相异化的现象，这最终导致了白领工人对工作的异化感，缺乏工作的热情和满足感，过着抑郁的社会生活。他们有着改变不满现状的幻想和想象，但是缺少理性和智慧，他们经常会产生对“地位的恐慌”感和现代人忧虑的痛苦，却缺乏对自由的向往，不可能成为政治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米尔斯强调中产阶级“政治后卫”，是针对中产阶级的政治行为而言的，是政治运动中的“后卫”，而不是政治想法和愿望的“后卫”。同时，他是以二战后美国中产阶级的存在生态为考察对象，得出的中产阶级政治行为“后卫”的结论。
　　二、“政治后卫”不包含“政治冷漠”
　　一些学者认为米尔斯“政治后卫”说的应有之义是中产阶级的政治冷漠。的确，米尔斯在书中很多地方提及中产阶级参与政治的热情不高、对政治冷漠，但他是将之放到战后美国人民普遍对政治冷漠的大背景下讨论的，也就是说，他认为战后美国人整体呈现出对政治冷漠的姿态，而中产阶级也不例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对未来的信念和信心不如战前，对政府在大战中的做法不满意，认为其违背公众的意愿参与战争，漠视公众对政治决策的选择权和知情权，践踏民众的民主权利，进而对社会秩序产生了“精神上的幻灭”感，慨叹“和我们生死攸关的决策却是背着我们做出的”。[2](369)民众由此产生心理上的失落感和无家可归感，对政府行为失望进而滋生对政治的厌恶、疏离，宁愿做政治的“局外人”，做“逍遥派”。而中产阶级同普通民众一样，认为自己的生活和自己所生活的世界里没有多少政治意义，他们回避政治上的失望与满足，政治意识淡漠化。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米尔斯认为：
　　首先，大众传媒选择性地反映社会现实，且千篇一律，决定了民众接受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单调、乏味。米尔斯指出：“不了解这个由大众媒介创造和维持的世界，就无法了解政治意识的内容和形式，以及这种内容和形式缺乏的原因。”[2](373)大众媒介已经成为美国人体验社会、形成信仰和孕育情感的渠道，其传递的信息融入到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中。然而，大众媒介对政治活动进行有限的报道时，采用或删减、或强化的方式公式化地报道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过分强化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符号，缺乏对社会“丧失感和不稳定感”的集体意识以及主流之外信仰的关注，使得“伪政治”充斥在大众媒介之中。结果是，一方面，大众媒介将主流意识形态僵化为空虚的政治记录，使政治变得既枯燥又陈腐，弱化了民众对之的关注；另一方面，大众媒介行业中的优秀人才将精力投入到了体育和娱乐领域，制造出大量的具有个人主义、流行主义色彩的看点，转移了民众对政治的注意力。最终，大众媒介强化和扩大了民众与政治之间的疏离。
　　其次，具有移民文化标签的社会结构使民众在心理上“系统地形成并且维持对社会和自我的异 化”，[2](380)造成了对政治的疏离。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阶层流动性的加强以及相对完善的移民制度的设立，加快了不同文化、语言和宗教信仰的人群对美国的移民，加上美国存在的地区、行业、职业流动的自由性，导致社会成员因缺乏角色认同而与社会相异化，难以形成心理凝聚力和政治聚合力。同时，社会的多样性和流动性造成了人们基于社会出身的自我异化，难以形成对自身合法权益的理性预期，而“对地位的恐惧和推销术般的自我保 护”[2](382)进一步使民众远离政治要求和政治行动。
　　最后，政治机构在社会组织中的地位决定了民众对政治的需求不高。在美国，经济机构比政治机构更为重要，政治仅仅是保护经济目标和经济活动的手段，政治原则服从于经济利益。所以，民众对经济利益的兴趣和需求远远高于对政治的兴趣和需求。况且以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为核心的美国政治结构固化，具有妥协性和非竞争性，选举制度选出来的是一些不被选民所熟悉的平庸之辈；政党制度使得各政党为照顾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而导致纲领不明确，难以真正满足为之服务的社会阶层的愿望；操纵权力的两大政党和联邦政府的官僚结构，垄断了政治和权力。这样，普通民众感到在个人与权力中心、政治希望和政治现实之间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2](388)最终导致政治官僚化、大众冷漠化。
　　米尔斯指出，民众对政治的冷漠是对美国政治形势最中肯的判断，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归根结底是由美国的社会制度决定的，在美国这样一个以人和金钱为标准、为个人和金钱而活着的社会里，“对政治漠不关心倒应该是一个意料之中的心理现象”。[2](391)而中产阶级与其他阶级的民众一样，对政治现象不关心，也缺乏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和热情。从对政治冷漠的程度来看，在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排序中，米尔斯认为中产阶级就如其收入、社会地位和声望在社会阶级结构中的位置一样，居于中间地位。他指出：“在政治上异化的程度不比他们(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引注)重，也不比他们轻，根据能够找到的数字来判断，他们好像处于中间的位置上。”[2](370)也就是说，并不是中产阶级比其他阶级更冷漠政治，或者说冷漠政治不是中产阶级自身具有的属性和特征。
　　那么米尔斯为什么要论述美国民众的政治冷漠问题呢？他强调，“不解释清楚为什么如今美国各阶层人民多少都存在着对政治不关心的问题，就无法理解新中产阶级的政治作用”。[2](371) 也就是说，他详细剖析美国民众政治冷漠的表现及原因，只是为了揭示新中产阶级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目的是说明新中产阶级的政治行为。所以，“政治冷漠”与“政治后卫”两者是土壤和花的关系，“政治后卫”并不包含“政治冷漠”。
　　三、“政治后卫”不意指政治“平衡轮”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认识到中产阶级的存在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的作用，认为最好的政体应该是由中产阶级广泛参与的共和政体，因为中产阶级掌权能够推动民主政治、协调阶级矛盾、维护政权的稳定性，强调“僭政常常出于两种极端政体，至于中产阶级所执掌而行于中道或近乎中道的政权就很少发生这样的演变”。[4](207)同时，他认为最好的社会应该是由中产阶级公民组成的社会，因为中产阶级“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4](206)因而比其他阶级在政治心理方面理性、稳重，在政治倾向方面中庸，能够缓和奴隶制城邦国家中富有奴隶主阶层同自由贫民之间的阶级冲突，实现社会良性循环和阶层利益的合意平衡。亚里士多德关于中产阶级是民主政体稳定基石的说法可以说是中产阶级“平衡轮”观点的发轫。 　　很多学者认为，是米尔斯正式提出了中产阶级的“平衡轮”“稳定器”说，依据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的一段话：“他们(中产阶级——引注)是阶级利益的平衡轮和稳定器，是给社会带来和谐的使者。”[2](326)这段话出自该书，但却是米尔斯在论述新中产阶级政治方向时转述的其他学者的观点，而不是他本人的观点，很多学者在引用这句话时忽略了当时的语境和语气。在分析新中产阶级的政治方向时，以往学者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米尔斯对之进行了总结，概括出了四种典型的观点及其对应的新中产阶级可能的四种政治方向，其中“第二种可能”是：随着人数的增加和权力的增长，新中产阶级尽管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但却是阶级平衡的一支稳定力量，通过与“资方”和“劳方”的联系与合作，能够缓和劳资关系，阻止大资本垄断化和劳工无产阶级化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中产阶级发挥了“跨越阶级对立的桥梁”[2](326)作用，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但这仅仅是“四种可能”中的“一种可能”，而不是“全部可能”，更不是必然会如此。实际上，新中产阶级在政治方向上还有另外的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新中产阶级成为政治上独立的阶级，发挥社会运转的中枢作用；第三种可能，新中产阶级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是更大规模资本主义运动的天然盟友和突击队；第四种可能，新中产阶级中的绝大部分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而加入到无产阶级队伍中。米尔斯最后指出，受政治立场、知识结构和资料积累等因素的影响，加上中产阶级本身界限的模糊性、职业的多样化和差异性，这些学者关于中产阶级政治方向可能性的判断往往以偏概全，比如提出第一种可能的学者本质上是对中产阶级上层政治方向的判断，提出第四种可能的学者是对中产阶级下层政治方向的判断。
　　从这四种可能的政治方向可以判断，新中产阶级的政治行为可能是温和和保守的，也可能是激进和革命的。而米尔斯在对美国新中产阶级的政治行为进行实际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中产阶级“不可能成为政治上的‘平衡轮’”，[2](394)原因是其内部具有异质性、分化性，不可能形成强大的、统一的力量去争取和实现本阶级的利益，而是“随时准备出卖自己；谁要是足够体面、足够强大，谁就可能占有它”。[2](395)也即是说，中产阶级在对抗的阶级冲突中，不可能发挥“缓冲带”作用，而是加入到“赢定了”的强势一方中，通过改变劳资双方博弈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所以，中产阶级不是阶级对抗和冲突的居中调停者，而是推波助澜者。米尔斯后来作为“‘新左派’运动的理论先驱”[5]经历了美国的“新左派”运动，对中产阶级中知识分子的革命倾向有了更新的认识，在《给新左派的信》中，强调青年知识分子可能取代无产阶级成为激进的社会变革力量。
　　四、结论
　　我们对任何思想和观点的学习、继承或引用，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尽量还其本来面目，而非采用实用主义的办法，随意篡改、加工，或者不经考证而直接奉行拿来主义。另外，任何思想和观点都具有相对性，是对特定时代社会实践的认识和思考，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演化，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检验、修正、完善、丰富和发展。“政治后卫”说是米尔斯以二战后美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为背景，针对大萧条以及战后美国人普遍厌恶政治、希冀民主、追求稳定和要求发展的国民心理而提出的，是对当时美国的社会现象和图景而做的描述，具有特殊性和具体性。
　　今天讨论中产阶级“政治后卫”说的语境已经和米尔斯当时的原始语境大不相同。米尔斯描绘了中产阶级政治行为的一种图式，或者说是美国版图式。之后美国、欧洲、东亚等国家的实践证明，中产阶级并不仅仅表现为政治上的“后卫”。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各国的中产阶级不安全感和被剥夺感倍增，因而对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释放出强烈的反弹情绪，一度充当主角掀起了罢工和抗议热潮。在法国、希腊等国纷纷爆发了中产阶级组织和发起的游行示威活动，一度引起公共设施瘫痪，甚至演变为暴力事件，中产阶级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政治前卫”。亨廷顿指出，在大多数现代化的社会中，“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阶级显然是中产阶级，它是都市中反政府活动的主要源泉。恰恰是该集团的政治观念和价值标准支配着都市政治”。 [6](282)实际上，中产阶级政治上的“前卫”或“后卫”、保守或激进，与一国的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社会矛盾的凸显程度以及中产阶级的形成历程紧密相关，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各因素力量的对比及演化，中产阶级的隐性政治行为转变为显性政治行为，采取不同的方式和途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而非固定地表现为“政治后卫”一种镜像和图式。
　　中产阶级对政治的态度，是热情还是冷淡，是关切还是冷漠，不是由中产阶级自身的社会属性和本质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架构是否给中产阶级
　　提供了平等、公正地参与政治的渠道，政府在制定和执行相关制度和政策时，是否充分兼顾了中产阶级的多元利益要求。如果一国政府能够拓展中产阶级参与社会管理的渠道，尊重中产阶级的社会声望、地位和利益，则中产阶级会采取规范而有序的方式参与政治，通过体制内合法渠道反映自己的利益和要求，最终在政府和中产阶级信息的互相反馈、矫正中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转和阶层利益的合意整合。如果一国政府堵塞中产阶级参与政治的渠道，漠视中产阶级的利益诉 求，中产阶级的政治行为要么表现为显性的政治对抗，要么表现为隐性的政治冷漠。
　　中产阶级能否发挥社会的“平衡轮”“稳定器”和“缓冲带”作用，首先要看中产阶级的规模，只有中产阶级人数占到本国人口的一定比例时，才有可能作为整体力量缓和阶级冲突和矛盾；其次，看中产阶级是否形成了独立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也就是说中产阶级对自己在社会阶级结构中所占据的地位、承担的功能是否有相对统一的主观认同、感受和评价，以及是否会为谋求本阶级的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它是衡量中产阶级成熟与否的主要标志；最后，看社会制度的弹性和张力，是否能够保证中产阶级有伸张利益、发挥作用的渠道和空间。只有满足了这三个条件，中产阶级才能真正承担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
　　注释：
　　① 严格意义上，要正确解读米尔斯的“政治后卫”说，必须要以英文版原著为据。本文作者比较了社会学领域的知名专家杨小东等(1987年)和周晓虹(2006年)翻译的该书的中文版本，发现除个别地方用语、修辞有差异之外，几乎无差别，应是忠实于原文原义。故本文选择他们翻译的中文版本作为引用文献，算是间接渠道以求达本意。
　　② 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主要描述的是“白领”(新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但是也论述了老中产阶级和整个中产阶级的情况，所以“中产阶级”“老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等说法都出现在书中，甚至在个别地方，其提到的“中产阶级”也即是指“新中产阶级”。
　　参考文献：
　　[1] 倪正春. 20世纪美国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 社会学家米尔斯[J].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5): 84?88.
　　[2] C?赖特?米尔斯. 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3] Kathryn Mills, Pamela Mills, C. Wright Mills. Letters and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4]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5] 张永红. 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左派运动历史背景之分析[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1): 54?59.
　　[6] 塞缪尔?亨廷顿.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8.
　　
　　Comments on theory of political guard about middle class of Mills
　　LIU Jianwei
　　(School of Humanity, Xi’a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71,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guard about middle class established by Mills pointed out that the middle class had speculative tendencies of opportunism, so it could not be the organizer and leader in political movement, in spite of the role of the participants and followers. Some scholars have misunderstood the theory, taking “political guard” as “political apathy” and political “balance wheel”. In fact, in the book of white-collar workers-United States’ middle classes, Mills applied the term of “political apathy” to describe the universal social psychology among American people after World War II, rather than referring to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view of political “balance wheel” he quoted was of other scholars, not his own. Today, it has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us to grasp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guard about middle class, in terms of clear understanding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middle class.
　　Key Words: Mills; middle class; political guard; Political apathy; political “balance wheel”
　　[编辑: 颜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