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白云心情舒畅句子 沈从文：痴恋蓝天，碧水情长

　　一 　　 　　有一滴水，在高高的、寂寞的山顶，无忧无虑地生活了许多年，它快乐天真，懵懂痴顽，不知道长久的时间对它意味着什么。忽然有一天，一束阳光照在它身上，它不自觉地伸了伸懒腰，舒活舒活筋骨，就是那么不经意的一仰头，它被头顶深广幽蓝、丰富明净的天空牵住了目光！它只觉得全身充满了要奔流的力量，它要前行，它要投入天空的怀抱，它要一如天空的深广、明净――它开始了它的行程，不管路途有多少奇花异草，多少坎坷跌宕，它只管一路向前。就是凭着那份痴劲，它终于有了天的宽厚明澈，而沿途的一切，又造就了它的平静、超脱、谦逊甚至卑微，但也造就了它以柔克刚的韧性、温文尔雅和极度节制的忍性。它也有做云时的欢快，也有从天空跌落后粉身碎骨的痛楚，但这都不能改变它的行程，直到它化成了雾，化成了气，化为了无形。
　　无形，正是形之最高境界。老子说，大象无形，大音稀声。唯无形，才能容纳一切，获取一切；唯无形，才能以更细密的形式渗透进山川草木、鸟兽虫鱼，使天地万物皆能享其滋润，受其启迪。
　　我在很多年前，因了一个湘西男人诗意的描述，就开始向往给予一滴水生命精华的峰顶。
　　那是在很多年前一个春天的晌午，我的一个朋友从外地带回一套二十本的《沈从文别集》送我。我一边喝着红酒享受春天的阳光，一边静静地享受着文字的无形美感，那些水里的石子打动我，那些活在文字里的人物打动我，一切都比大学讲堂里老师的讲解来得更为真切实在。沈从文的文字给人形象的震撼（这种震撼不如别的作品一般来得迅疾、有力度，但缓慢中自有渐入骨髓的牢固），真正使人身临其境，心生爱慕，当时我的四周一片寂静，唯灵魂欣悦的声音依稀可闻。他的文字如水汽般在四周发散，给你天空的深广与素朴之感，也给了在闹市中挣扎的人们一个憩息的园地――那是湘西古老神秘的土地，那里写着美丽的忧伤与温厚的民情。
　　沈从文，他的作品是一种人生，他的人生又何尝不是一部杰出的作品？
　　黄永玉先生在《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和我》一文中，回忆并记录了沈从文跟他谈的三种工作经验：
　　一是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是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是永远地，永远地拥抱着自己的工作不放。
　　看着他前三十年创造文学的辉煌、后三十年创造文物研究的辉煌的一生，仔细思索他的“工作经验”，我们不难看出，“痴”，如一滴水对蓝天的向往一般的执着、专注，正是他抵御一切外在阻力，奋力前行，走向“朴素”与“无形”之“至美”的法宝。
　　沈从文说，我不相信命运，却相信时间，时间可以克服一切。
　　沈从文还说，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因陈代谢，有华屋山丘。智者明白“现象”，不为困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火煜煜照人，如烛如金。
　　
　　二
　　
　　沈从文在《边城》《湘行散记》等文字里，为我们展开了一个神秘奇异的湘西。那里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达到了美丽的极致。他运用某种技巧，在这些作品中将理性与情感、节制与放纵、古典与浪漫、平淡与华丽高度和谐地统一起来。从他的文字里，我们感受到的是远离道德政治的纯粹的艺术。那么，是什么给了他创作的原动力？――当然，是湘西，是孕育了他的故土。他以一个“乡下人”的身份经历着都市文明时，故土上的一切，更加令他魂牵梦萦。于是，在遥遥地看着生他养他的故土时，美感产生了，富有独特美丽的作品随之而诞生。
　　他就是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度过他的童年时光的。童年的沈从文，叫沈岳焕，是个聪明的孩子，但正因为他的聪明，他也顽劣得令人头痛――这自然与后来温顺和甚至表面上看去有些软弱的沈从文相去甚远。很多人看了童年与少年时沈从文的相片，无论如何也无法与成年后的他联系起来，倘若看了他童年的事，岂不更
　　要惊讶于时间的神奇？
　　童年的沈岳焕，宛如一头山间的小兽，在纯天然的状态下生活生长。凤凰，这座有着各色鸟儿的古城，花草掩映，山石峭立，偏僻而美丽，素来是一个“野蛮”之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尚武重于习文。沈从文的祖父是一位卖马草的将军，父亲也一心想当将军，这使儿时的沈从文对念书一事也并不上心，读书时，他做得最多的事是逃学。有时逃学就只为在市集上蹲半天看手艺人做事，有时是去小赌一场，有时是上山下水去“野”，有时则是在阳光下无忧无虑地闲逛。他的生命在最自然的状态下卷舒，却也收获了许多社会与自然的知识。
　　顽劣的沈岳焕没有生活目标，也表现不出任何与众不同。这一时期他野蛮得随时可以与人干上一仗，被大哥拎回家教训一顿后只会变本加厉，下一次打架会更加用心用力。这样，他受到湘西一派清波的影响，既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又学了不少下流的野话和赌博的术语，早年在亲戚眼中的地位自然不高。谁能想到，多少年后，正是这样一个成天闲逛逃学在山上水里乱窜的少年，利用他幼时的经历，为他笔下的人物添了色彩与生命，把一个令人神往的湘西推到了世人面前？又有谁能想到，这样的一个少年，却又走上了“中国公学”的讲台，为高校学子们诠释现代文学的精髓？
　　是的，就是这个沈岳焕，发生在成年后的一件事却令人忍俊不禁。那是1933年，在他与夫人张兆和成婚之前的一个晚上，有几件生活必需品搬进了新居，被小偷就瞄上了。正好张兆和的四妹张充和看见了，大声叫喊：“沈二哥，起来，有贼！”沈从文闻言也大叫道：“大司务，有贼！”大司务也大声吆喝。呼叫声里，小偷早已爬上房顶一溜烟跑了。这时大家才发现，沈从文手里紧紧握着的武器，竟然是一把牙刷！
　　我们不得不感叹时光的力量！
　　时间这个神奇的雕刻手，把成年后的沈从文推到我们面前时，也许我们会说“因缘际会”，也许我们会说“早见端倪”――若没有生命中若干个巧合的偶然，时间成就不了沈从文；若没有儿时顽劣的心性里那贯穿始终的对大自然发自内心的痴迷，对人性展露发自生命底层的敬畏，时间也成就不了沈从文的若干个“必然”！
　　
　　三
　　
　　1928年，沈从文26岁，被聘为“中国公学”讲师。当时，他的学历是小学，之前也没有任何上台经历。
　　他为人生的第一堂课准备了很久，认为自己完全可以脱稿上课后，就从容地走上了讲台。谁知，当他抬起头望到下面黑压压的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无数条期待的目光，正以他为焦点汇聚，形成一股强大而灼热的力量，将他要说的第一句话堵在嗓子眼里。同时，脑袋里“嗡”的一声炸裂，原先想好的话语一下子都飞迸开去，留下一片空白。
　　他窘在那里，一窘就是十几分钟，学生们从议论到沉默，对台上这位年轻俊秀的先生既同情又担忧。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终于，他想起了准备的内容，开始讲了。可是，由于他的忙乱，十几分钟就将一个小时的内容讲完了，接下来又是沉默。他只好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从此，沈从文把他的文学思想搬上了讲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爱好文学的青年。这一年，距他走进北京已有五年，距他以《边城》走上文学巅峰还有三年。对于沈从文而言，这一年是标志性的一年，是他人生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的内心激流奔突，经历了一个觉醒了的生命对青春时代需要突围而又没有明确目标的痛苦与快乐；此后，他日益平和宽厚，成就日高，这是通过书本与生活经历的双重磨练达到的。
　　小学毕业后，由于家庭受到辛亥革命的影响败落，沈从文只得服从母亲的安排参军。当时他还不满16岁，在军营里目睹了各种类型的生死，见到死的猛然就死去，活的又偶然地活了下来，感到了生命的莫测与自身的渺小。一些他本来完全没有考虑过的事，加上他经历的从乡野的将军梦到现实的士卒身份的跌落，使他产生了精神与心理的落差，使他从天真的想象里惊醒。他感觉到命运之手已将他从富贵温柔之乡攫出，扔进不可知的人生漩涡里，他开始用心去“悟”。由于有了悟，他不满足于现实的生活，他感觉到自身的欠缺，因此，在军队里，沈从文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蜕变：他从野蛮的小子变成了文静的青年，成天不是坐在河边山上沉思，就是呆在一旁练字，虽不知生命该何去何从，但却模糊感觉到绝不可再混沌下去。
　　八个月的行伍生涯，造就了他一辈子的坚韧。命运似乎特别垂青于他，在他需要知识时，首先给他带来了一个留学日本的学者文姬真，给他的生命掺进了一些特殊的东西。文姬真第一次听了他的名字后说：“焕乎，其有文章！不如取名从文吧！”于是有了他后来的名字。然而，文姬真在动乱的岁月里突然被杀害了，这给了他心灵沉重的打击。文姬真的出现，恰似专为点醒他沉睡的理性而来，而他的死，让沈从文再次深感生命的无常。
　　退伍后他又从川东到了保靖，做了一段时间的陈渠珍的书记，得以广博地阅览古籍，诵读芷江熊公馆的图书。他变得更为安静，但精神却急剧变动。他需要打开人生的另一扇门。这时，晚清以才学深厚著称的聂仁德出现了，他用哲学把沈从文带入了一个虚静寥廓的思辨领域，展现出用来疏解自然、人生及万事万物的不同因果链。
　　一场一场的谈话，如同一个武术宗师为徒弟打通经脉，沈从文的血液流淌得更为迅疾，直至使他的每一个关节膨胀起来。就像练武之人到了打通任、督二脉的关口，要么在这个关口上平息下去，做一个平静却永远迷惘着的人，要么冲出脉口，将全身奔突的能量泻入人生那一片汪洋大海之中，从此沉稳、阔大。
　　沈从文选择了后者。他的“痴”性决定了他不会就此放弃。
　　许多朋友的英年早逝，更明晰了这种选择，尽管他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他一日里要经历内心成千次的电闪雷鸣，他的耳边反复有一个声音在吼：“沈从文，你得离开这里，往山外走，到一个新地方去，到北京去！”
　　
　　四
　　
　　可以说，沈从文是中国旧社会的“北漂”。他身无分文地来到北京，在最艰苦的生活环境里学习、写作，并且修成了正果，这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悟性与智慧，更需要他那份对自己所爱好的事业、对自身向往的人生境界的痴迷。
　　当初沈从文来到北京，目标并不明确，他只是想获得更多的知识，去解答人生的疑惑。他经常啃着冷馒头，穿着极单薄的衣服，冒着极冷的寒风去北大旁听。北京的冬天冷时有零下十几度，沈从文竟凭着一股乡下人的憨劲，在房屋没有任何取暖设施的情况下，靠一身单衣两条棉被熬过了两个冬天！这在别人哪怕是十天半月也难以度过的。尽管如此，他却从不气馁，无论什么时候，他总是一派虎虎的生气！
　　与此同时，他在他的“窄而霉小斋”里，开始了无日无夜的伏案写作，因为在当时而言，他认为写作是唯一能让自己释放获得平衡的方式。然而，对于一个只读过小学，只能当大学旁听生的人而言，写作要想有所建树，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他把精心写好的文章寄到《晨报副镌》，却没想到遭遇了被当众奚落的结果：那编辑把他投的数十篇文章连成一个长条，摊开后说，这是某大作家的作品！随后把纸揉成一团扔在字篓里。尽管如此，沈从文也并没有消散热情，这个“乡下人”，虽外在温良柔弱，内心却坚定倔强，他认定了的事，就会沉下心不管成败地去做。
　　于是，来到都市两年多却对都市生活缺乏常识、憨态可掬的沈从文，终于凭着他对文学的“痴迷”，一点一滴地把他身上藏着的那个有血有肉并被他细腻感觉到的人生世界展现在了世人面前，征服着越来越多的读者。人们惊讶于他文字的素净之美，沉醉于他笔下氤氲着山光水影的各色人物事件。
　　沈从文成了现代中国文坛为政治而文学之外的另一道风景。在这道风景里，自尊与自卑奇妙地统一在一起。他以对正在崩坏中的古老乡土的悲悯情怀，来观照由人生卑微感激发出的内心痛苦，使文字里处处渗透出一种“美丽的忧愁”。在占有一半比重的乡村题材的作品里，沈从文描绘了对故乡风情绵绵不断的回忆，从往事中寻找友谊和亲情构成的人间温暖与同情，即便在那些不堪回首的行伍生活里，似乎也渗透着一种甜蜜。往事、乡土由于距离而美丽，这无形中化解了充斥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的某种戾气，使一直受到道德、政治的规范，以“风雅”“风骨”为尚的文学正统得到某种解放，这大概是沈从文一直独立于文坛之外，但他的创作又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诱人风致的原因。他想挣脱文学与政治之间那条默认的纽带，结果却适得其反，他越是挣脱，越是多次被卷入政治风暴之中，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让文学独立于社会、历史而存在都只能是一种理想，即使是某种独立在以后的历史中会得到认可，闪出自由的光芒最终成为岁月河底的金子，但那仍只能说是“距离”与文学本身的魅力，在产生这个作品的时代或许并不需要。沈从文从古老的湘西走到北京，从骨子里的向往讲，也只是为了追求一份独立，因此，他又怎肯让他的文学又走回依附于某一种政治或经济的工具的路上去？他的作品从“人”出发，最后回归到“人”，这样的作品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都是能触及“人”的灵魂深处的东西，但恰恰是这种东西软化了战争的刚性，在某一个时期，足以“麻痹”人们的思想。
　　沈从文的创作高峰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而低谷与绝境也很快到来，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因为在一个全民备战的时代，他的无党派，他的完全自由，他的远离政治（这当然不是说他不爱国，爱国与政治不能划上等号），他的文学地位，使他深陷各种论争与政治冲突。面对新的时代，面对思想要求完全统一的局面，面对来自于自身的寂寞、孤独，沈从文的痴顽、固执、善良和怯弱使他对现实的巨变极端地不适应，满怀着忧惧。他无所适从，甚至有严重的脱节感。他紧紧地锁上了自己的心门，并且不作任何议论。
　　但他显得无比平静。他容纳一切赞语与污言，任岁月静静地将它们自行化解。
　　
　　五
　　
　　一个执着痴迷的人，一个没有生活经验的人，正凭着他的那份憨痴，获得了爱神的青睐。从1928年在“中国公学”的讲台上第一眼看见他心中最美丽的“黑凤”，到1988年最后一眼看着守在身边送他离开人世的白发老伴，沈从文60年唯一的深深爱过的女人，是张兆和――这位《人民文学》早期的编辑，当年以她的美丽、优雅、文静、羞涩以及涵养，俘虏了“乡下人”沈从文的心，使26岁从未爱过的他为之癫狂。经过四年的苦苦追求，他方才喝上那口婚姻的“甜酒”，并且一辈子享受着这口“甜酒”的芬芳，创造了事业的辉煌。
　　我曾经被《湘行散记》里那些分别后思念的文字深深打动；我曾经对那些专致深情的情书感叹不已。沈从文为张兆和写下的文字，清丽、温婉，如一口口清冽的泉水、一首首淳朴的山歌。
　　他们风雨同舟，成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段佳话。
　　
　　六
　　
　　还是来看看沈从文对文学的态度吧：政治更多地需要目前，而文学，在注意目前外，似乎更值得向人类的远景凝眸。何况，人生的宽泛似乎不能全部被政治所涵盖。文学对于政治，既有其互相错综的一面，又有其相对独立的一面。如果文学与政治完全结缘，文学的相对独立性就会遭到破坏。
　　毫无疑问，拿到今天来看，这样的话近似真理。然而，在他所生活的年代，这无异于一个巨大而且威力无比的祸根，足以使他戴上“清客文丐”“地主阶级的弄臣”甚至于“反动派”的“桂冠”！
　　在全国人民欢欢喜喜迎接解放时，沈从文却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心里生长起恐惧的阴影。显然，他既有先见性，也片面地扩大了新的政治局面对他的威胁。面对新的政权，他手足无措。
　　“恐惧常常比灭杀更有力量。灭杀只能消灭肉体，恐惧可以改换他的灵魂。”（胡发云语）从各种批判中感觉到的政治倾向，使这个“软弱的乡下人”心中的恐惧日益加重。他的灵魂陷入了茫茫迷雾之中，前不见灯塔，后不见陆岸，理智开始迷乱，神经高度紧张。于是，他选择了自杀！
　　但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
　　醒来时，一个声音对他说：“你这个不安分的乡下人，你可知道，你手中的一支笔已经过时，你所欲写的，对目前这个国家、社会，难道不是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你为何只醉心于与这个伟大的时代不相称的人生琐屑？”
　　从此，在众多作家于轰轰烈烈的时代大潮中改变自己的写作风格时，沈从文断然封笔！这需要怎样的决绝！他封起了自己的笔，也关上了一扇门！
　　但他没有沉沦。他不愿向时代妥协，所以他不写了；他不愿向自己妥协，所以他改行了。他一头扎进了历史博物馆！
　　从此，在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天安门通往历史博物馆的街道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老人揣着两个白薯，迎着寒风艰难前往馆中。他成天成天泡在博物馆的文物堆里，写标签做笔录，他再次陷入了对另一事物的痴迷！――对于他已经历50年岁月的人生而言，这又是何等壮丽的景观！
　　从此，历史博物馆里多了位精于讲解、记忆惊人的老讲解员，他不争名利，默默工作，埋头整理并撰写专著。《唐宋铜镜》《战国漆器》《中国丝绸图案》《龙凤艺术》等极具学术价值的书籍相继出版。文坛的沈从文消逝了，那些作品任人评说；“文物界”的沈从文显山露水，开天辟地。
　　尽管他把自己放在历史的角落里，文革中还是成为了“反动学术权威”。他在十年浩劫中被抄家八次，但他宠辱不惊，让他扫女厕所，他就兢兢业业地扫；让他下乡，他就安安心心地下乡，种菜、看鸟，他恪尽职守；让他回来，他又顺从地回来；得到江青的笼络，但他避而不就。他似乎任人摆布，但他仍旧悄悄地一张卡片一张卡片地写着画着《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文字与图片，凭着记忆里的残片，在寂寞冷清、生活艰苦的下放地，完成了二十多项课题的设想！
　　从这里，我们看出，沈从文的温顺里，藏着的是一颗不屈服的高贵的心，是一份无人能够攀及的骄傲。只有真正的大师，修为到了炉火纯青之境的人，才能在面对一切灾祸时，如老僧入定，泰然处之，淡然化之。
　　在这样的坚守中，一个可怕的时代过去了，让沈从文再次步向巅峰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了。这本书，“诗文与实物互证，文学的描述形容增加了服饰的色彩与生命。反过来，实物的具象性，又弥补了文学艺术的模糊性造成的缺陷，是足以破千古之惑的。”做到这些，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历史学、哲学、宗教、文学、文献学、绘画、雕塑及文物学等极为宽泛广博的知识学问基础，以及这诸多知识间融会贯通所培养的文化通感和悟性”。
　　说到底，沈从文的平和里藏着的是波澜万顷的宏大。宛如一滴水经历了跌宕，归入于无形，无形里正藏着万千气象。
　　
　　七
　　
　　沈从文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认得这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隐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之外，我并不夸口。
　　从对文学的痴迷到对文物的痴迷，从意识形态的主观感性到历史唯物的客观理性，从文字的虚妄里透显真实到古物的真实里满藏虚妄，沈从文以瘦小的身躯，囊括了人生所有的风云变幻。
　　不可否认，这一滴水已经化作了无形，溶入了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