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念刘和珍君》的另一种读法:雨巷
时间：2019-02-19 03:27:09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历史的模糊背影 众所周知，人教社2000年版高中语文教材和传统教材相比发生了许多变化，人们谈论比较多的是其文学性、人文性等话题。而在我看来，有一些细小的变化似乎更耐人寻味。比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我注意到，《记念刘和珍君》中对杨荫榆的评价除了类似《鲁迅全集》中对其定性的“依附北洋军阀，迫害进步学生，镇压学生运动”等语言外，又加了一句“后因参加抗日活动，被日寇杀害”这样一句话。仅此一句，即可见教材编写者的一大进步――还原历史的真实，让本已模糊的历史背影逐渐清晰。
杨荫榆的死有许多版本，但因抗争日本人的残暴行为而遇害则是不争的事实。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写道：“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街坊上的妇女怕日本兵挨户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里去。”苏雪林亦在《杨荫榆之死及其他》一文中写道：“荫榆先生办了一个女子补习学校，苏州危急时，有家的女生都随父母逃走了一还有五六个远方来的学生因为归路已断，只好寄居校中，荫榆先生本可以随其亲属向上海走的，因要保护这几个学生，竟也留下了。”“有数兵闯入杨校，见女生欲行非礼，荫榆先生正言厉色责以大义。”似乎很难理解，这位被鲁迅称为推行“寡妇主义”，如“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般的在女师大风潮中肆意压迫女学生的杨荫榆晚年竟保护了许多女孩子，表现出难能可贵的人性之光和民族气节。
然而，我也注意到即使是刚修订的2004年版的人教社高中语文教材，仍保留传统注释，对陈西滢(陈源)的评价一字未易：“陈西滢在3月27日出版的《现代评论》上发表一篇评论‘三一八’惨案的《闲话》，污蔑遇害的爱国学生‘莫名其妙’‘没有审判力’，因而盲目地被人引入‘死地’，并且把杀人责任推到他所说的‘民众领袖’身上，说他们‘犯了故意引入去死地的嫌疑’。”我找来了1926年3月27日发表在(现在评论)上的这篇(闲话)，读罢几过，有些不安：陈西滢确实在文中提到了注释中引用的一些词语，但如果结合具体语境看，注释的理解和原意显然是有一些距离的。我们不妨举例来看。陈在原文中讲：“这次死伤者中，妇女小孩占了一部分。一可是对于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们不能不希望他们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对理性没有充分发展的幼童，勉强灌输种种的武断的政治或宗教的信条，在我看来，已经当得起虐待的名字，何况他们去参加他们还莫名其妙的运动，甚而像这次一样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的苦!他们还没有审判力，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的意志。”(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从以上引述的原文来看，课本注释中“莫名其妙”“没有审判力”的主体界定为“爱国学生”显然是不对的，陈西滢原文所指是“小孩”“未成年的男女孩童”“幼童”。更为重要的是注释摘取的词语只是《闲话》后半部分的内容，而在前半部分陈西滢对“三一八”惨案是有明确评价的：“三月十八日血案的真相已经很明了的了。在民众方面，那天参加的人都完全为了对外，并不是一党一系的运动。据我们所调查，那天死伤者之中，许多人非但没有党籍，并且是平常不轻易到民众大会的。群众到执政府，也不过是和平的请愿。他们最激烈的行动，不过是叫几声口号。政府通电所说的‘暴徒数百人手执枪棍’和‘并有抛掷炸弹，泼灌火油等举动’完全是凭空捏造，希图诬赖卸责的话。”“这主谋的是谁?下令的是谁?他们都负有杀人的罪，一个都不能轻易放过。我们希望特别法庭即日成立，彻底的调查案情，严正的执行罪犯应得的惩罚。”以上持论可以说是相当“公允”的了。
但是注释上为什么说他是“污蔑”，说他“把杀人责任推到他所说的‘民众领袖’身上”呢?鲁迅又为何将其称为“流言家”，将其言论称为“几个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呢?我认为，原因有二：一是陈西滢自身的原因。他的那篇(闲话)总共有1800多字，针对当局的文字不过700字，而“劝告”性的文字却有1000余字，虽有“关于以上的问题(指惩办凶手，笔者注)，本刊自有专文，用不着我来说外行话”的转语，但毕竟给人的印象是重在“劝”，而不是“刺”。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是有些书生之见、不合时宜的，客观上衰减了文章的批判力。第二个原因说起来要复杂一些。我查阅了有关史料，发现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前，围绕着女师大风潮，从1925年5月，鲁迅和陈西滢之间便开始了频繁的笔战。1925年5月27日，由鲁迅执笔在《京报》上发表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公开对杨荫榆开除学生自治会六位职员表示不满。而陈西滢则在三天后即1925年5月30日出版的《现代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闲话(粉刷毛厕)》的文章，认为“宣言”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平允。文末落语极重：“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鲁迅第三天即1925年6月1日便在《京报副刊》上对陈西滢进行了反击，文章反用其题――《并非闲话》，而且从此把“流言家”的“美誉”加给了陈西滢。至“三一八”惨案发生，两人笔仗往来十五六个回合，具体情形没有必要一一述及，仅从文章的标题便可大致感受到当时的剑拔弩张之势：这边陈西滢刚写了篇《闲话(一)》，那边鲁迅便写了篇《并非闲话(一)》；这边陈西滢又写了篇《闲话(二)》，那边鲁迅便又写了篇《并非闲话(二)》；这边陈西滢写了几篇《灰色》《做学问的工具》《管闲事》，那边鲁迅则写了篇《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在论战中，鲁迅最长的一篇文章竟写了近万字。难免的，论战中也有不太文雅的时候，甚至都动了粗口。所以当李四光、徐志摩出来“打圆场”，要论辩的双方“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尸的时候，鲁迅先生哪里能“带得住”，他紧接着写了一篇文章《我还不能“带住”》。于是，又是论战；于是，就到了1926年3月18日；之后，还是论战。不厌其烦地描述这段历史往事，无非是想说明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虽不是直接的论战文字，但毕竟受其影响。因此，在对陈西滢的评价上未必客观而全面。这在鲁迅不能算是缺点，因为任何人都有其时代性、局限性和他的个性。如果鲁迅能对陈西滢宽容一点、客观一点，那他也就不是鲁迅了。但是，作为我们，如果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则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如果再将之理所当然地告诉学生，又是对现实的不负责任。所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我认为关于陈西滢的那条注释是不够准确，最起码是不够全面的，应修订完善。
还有段棋瑞。段棋瑞也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长于玩弄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手，有人则说他“三造共和”，毛泽东同志也曾有“是功是罪，不是化敌为友了吗”的不是评价的评价。“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法性资源丧失殆尽，段棋瑞本人也颇受诟病，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有两个鲜为人知的细节：一 个是，据说，在卫队开枪打死学生后，段曾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一个是，段在知道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凶手，颁布了抚恤金，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①这到底是他惯用的“两手”，还是他人性中的一丝闪光呢?真是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段祺瑞晚年坚拒日本帝国主义拉拢，表现出了应有的民族气节：“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出击。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而段在弥留之际，留下的亲笔遗嘱中，所言“八勿”事，亦足可传世。他说：“复兴之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事，勿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本此八勿，以应万有。”②今日读来，遥想其人其事，不觉失语。正所谓“爱憎之间，所宜详慎，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魏征语)人事之复杂正需要我们有这样二种“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的慧眼，方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对杨荫榆、陈西滢、段棋瑞这样的历史人物是不能“憎而止知其恶”的。
二、一份不该被遗忘的历史文献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中国知识分子和各大媒体表现出极大的社会良知，许多著名知识分子如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闻一多、傅斯年，就连刚动完手术、尚在住院的梁启超等人都纷纷慷慨陈词，愤然谴责段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更是在京城传唱一时。《语丝》《国民新报》《清华周刊》《现代评论》《京报》等在惨案发生后的12天内，连续发表了200余篇相关报道、评论等。
在众多的文章中，除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外，我以为还有一份历史文献弥足珍贵，它就是发表在1926年4月3日《京报》上的《京师地方检察厅致陆军部公函》。说它弥足珍贵，原因有二：
一是它能帮助我们了解那段真实的历史。人们解读《记念刘和珍君》时可能不大会注意到第五部分这样一处细节描写：“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人。”一般的理解无非是看做历史镜头的回放，使读者对段政府的凶残有更感性的认识。这种理解是不差的，但总感到隔了一层。其实，鲁迅的这一细节描写是有其深意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政府曾肆意造谣说是学生袭击制造了事端。而这一细节即可戳穿政府谎言：如果是学生发动袭击，子弹当迎面射入，怎会从背部射人?子弹从背部射人只能说明学生是在无防备或奔跑过程中中弹的。鲁迅的这一笔可谓是春秋笔法，体现了说出真相的勇气和历史责任感。北京地方检察厅的司法调查正好印证了鲁迅的这一说法：“查验断书所载，仰面枪弹伤痕，多系皮肉向外，足见从后身穿入者居多。此枪击行为，似不生防卫问题。”“公函”中类似的地方还有很多，如“学生方面除木根所粘旗子、号筒、传单外，别无凶器及放火物件。反复质讯，众口一词。”又如“侦缉分队侦探赫良玉供称：我从天安门跟着学生赴执政府，混在学生队伍中间，只见学生拿着喇叭、旗子、传单，没有别的东西。”这篇文字用铁的事实证明了学生的无辜，段政府的凶残；同时，也说明了鲁迅为人的良心，为文的正直。历史毕竟是公正的，在历史的烛照中，虚假的东西自然无所遁形。
二是它能激励我们敢于言说的勇气。“公函”中议论部分不是很多，但每有议论，辄发人深省。如“据此，当日铁狮子胡同东栅门外大街巷口，把守部队，似有开枪围击情事。”真是一语道破天机，段政府反诬群众为有预谋，实则自己是有预谋。鲁迅所说“诱杀”“虐杀”绝非妄语。再如结论：“学生人等少不更事，平日言行容有轻躁失检之处，然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击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字里行间充溢着浩然正气。最后甚至提出应追究当时总理贾德耀之刑事责任，其不顾强权、秉公行事、独立司法的勇气让人感佩。这对我以往的阅读经验有所矫正，过去读《记念刘和珍君》时，总为那句“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而黯然神伤；如今，却有些安慰，毕竟80年前，除鲁迅的文字外，还有这样的“有血痕的文字”在，有这样的文字在，民族就有希望，中国就有未来。
三、其余的话
上课时，我曾问学生：为什么纪念“三一八”惨案的文字很多，留下的却似乎只有《记念刘和珍君》?有学生答曰：因为它是鲁迅写的。
不禁莞尔。
这个因素存不存在呢?也许有吧。但仅仅是因为如此吗?主流话语、权威人格真的这么重要吗?也不尽然。我给学生们介绍了美国记者罗森塔尔的一篇曾获普利策奖的名文：《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我告诉他们那篇文章给人印象深刻的其实是这么一段文字：“他们表情木然，但是，在一排照片的中间，有一张特别引入注目，发人深思。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长得丰满、可爱，皮肤细白，金发碧眼。她在温和地微笑着，似乎是为着一个美好而又隐秘的梦想而微笑。当时，她在想什么呢?现在她在这堵奥斯维辛集中营遇难者纪念墙上，又在想什么呢？”学生们很快发现了这个姑娘和刘和珍君竟有着惊人的相似，不仅仅是年龄相仿，更重要的是刘和珍“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而这个姑娘则是“温和地微笑着”。她们都是对生活充满憧憬与梦想的适值青春韶华的温婉美丽的女子，然而却被邪恶的力量摧残了，这是一种怎样的惊心动魄!举凡纪念“三一八”惨案的文章没有如此写的，只有鲁迅如此。还有，你读过葛兆光的《阴晴不定的日子》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吗?那样截取一个人或一个时代最关键的一天或一年作为横断面考察一个人物或事件的写法，你了解吗?你知道鲁迅之所以不选择当日写悼文而在两周后写就是为了寻找这种审视的距离的良苦用心了吗?如是，你方能认识到《记念刘和珍君》流传至今，并不仅仅因为它是鲁迅写的。
上课时天是阴沉沉的，有意思的是，快下课时太阳却出来了。刚走出教室便被阳光刺痛了眼睛，不知为什么，心中一动，忽又返回充盈着温暖阳光的教室，问学生：现在有什么感受?学生沉默了一会儿说：幸福。
①江长仁《三一八惨事汇编》，北京出版社，1985
②沈飞德《段祺瑞：在上海的最后岁月》，《上海滩》20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