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与守望,大学出版的方向_守望先锋手游
时间：2019-05-14 03:28:18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深秋的一个午后，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发呆。一缕斜阳从窗外洒进，在满墙的书柜上婆娑。我追随着光影，用目光去触摸那些书脊，去查阅那或明或暗的书名，追忆那或长或短的故事。对于一个出版人来说，这应是一份惬意，还带着些许的自豪，因为在那一本本饱含他人成果的著作背后，悄悄记录着我们的名字。
可是这个午后与我的图书两两相望，却是一个失意的邂逅。这些宝贝图书，从过往到今天，给我呈现的却是一个文化价值日益单薄、印制册数逐年下降的过程。满目的样书中，令人珍视、值得馈赠的良品佳作已寥如晨星。可是这些年编辑的任务涨了又涨，出版补贴的门槛高了又高，要上缴的利润多了又多。于是我的耳边骤然回荡起编辑们的无奈、教授们的牢骚，还有领导们的不满……
我们心中那寄托理想、视若生命的大学出版，究竟怎么了？
当前中国的出版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变革时期，转企改制给出版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但经济改革与制度创新并非万能，出版显现的问题终究要回到文化的母体中去寻求答案。
大学出版作为出版中的出版，面对的是文化中的文化。大学出版人应当以深刻的文化自觉，去认识大学出版的本质，担当大学出版的重任。大学出版人的这种文化自觉是对理性与思辨的回归，对激情与创新的守望，是引领大众在高尚与媚俗、进步与倒退之间科学抉择的一股内在力量。
大学出版应该是文化的
文化是民族之魂魄，国家之根基。文化一旦生成，它对个体的生存将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像血脉一样构成人存在的灵魂；同时它构成了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从深层制约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发展。文化看似柔弱，实则刚强，因为它总是以无形的精神意识和观念，深刻影响着有形的存在与现实，深刻作用于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
我们的出版自诞生以来，历经千年演变、百年沧桑，其载体从甲骨的、简帛的、雕版的、印本的，到电子数字的，已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其受众从王权专享到普世共有，已遭遇颠覆性的推动；其社会功能从政治的、教育的，到经济的，甚至娱乐的，也已得到全方位的开发。无论载体、受众、功能如何变迁，出版的本质是文化，始终如初。没有思想的图书是一堆废纸，没有内容的互联网是一片死海。没有文化的出版，言语苍白、精神颓废，它又如何教化育人，又怎样推动经济发展？因此，是文化给出版以血肉、是文化给出版以骨骼、是文化给出版以魂魄。离开文化，出版将烟消云散。
大学自其诞生以来就对社会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大学是文化发展的区域中心。它包括众多学科领域，集学术研究、科学发现、人才培养及精神建构于一体，成为新文化的孵化器。它有科学、民主、创新的精神理念，有开放、平等、自由的文化氛围，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文化积淀。大学出版根植于大学，更应该回归文化，守望文化，致力于构筑大学的文化精神。所以柳署长说，大学出版理应努力营造高雅的文化氛围，坚持引领社会文化的批评精神与超然态度，追求大学的社会责任之大，追求大学的学问之新，以大气魄、大气派，引领社会的文化潮流。
大学出版应该是服务大学与学术的
大学出版的特点在于，它是办在大学里的出版社，即背后有大学母体作为依托。这一特点几乎是天然地造就了大学出版服务大学、传播学术的特殊使命。中国古代大学的雏形——国子监，既是封建时代最高的教育管理机构，也是重要文献典籍的编纂刊印场所。真正以大学出版社命名的，是1929年成立的南开大学出版社，后因日本侵略华北而停办。之后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大学出版事业一直与中国无缘。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适应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适时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到1959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因国家对出版事业的调整而暂停，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随着中国人民大学的解散也被迫停办。以此为起点，直至“文革”结束，我国大学出版事业一度陷入停滞。到1978年，随着各行各业的拨乱反正，为适应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以及科学发展的需要，大学出版在我国得以恢复和发展，大学出版体系一步步建立成形。
我国大学出版事业一波三折的发展历程证明，政府对出版资源的行政配置决定了大学出版服务大学的生存目的；大学对大学出版的客观需要决定了大学出版传播学术的自身价值。大学出版的使命和高等教育的性质及其基本职能由此紧密相连。高等教育旨在培养精英，研究学术，以此发展科技文化，推动社会进步。大学出版作为大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以自己独特的内容和方式践行服务大学、传播大学学术的使命，与生俱来，唯我独尊。
大学教育与科研的发展催生并壮大了大学出版，大学管理体制的每一步变革也带动了大学出版的功能性转型。大学因知识密集、科研丰厚，为大学出版提供了永续不绝的选题资源；因人才荟萃、大师辈出，为大学出版提供了成熟稳定的作者队伍；大学为社会所重视、受百姓之敬仰，更为大学出版提供了卓尔不群的品牌效应。这些得天独厚的出版资源优势，是大学出版的安身立命之本，更是成长壮大之本。因此，大学出版以大学为依托，受大学之恩泽，服务教育、服务学术理当义不容辞。离开大学，大学出版将不复存在。
当今数字时代，现代科学技术的革新与传播方式的演变既丰富了大学出版，也向其适应能力提出了考验。但大学出版推动学术发展这一使命仍会薪火相传，彰显更加独特的专业价值。耕作于出版行业最精尖、最冷僻的领域，大学出版的长处和深度均得自学术出版的专业性。大学出版在内容过滤、开创品牌方面始终维持质量标准，它通过市场推广来提升学术科研成果的可见度，并资助供应链、投资未来。这些经过长期锤炼的真本事，是大学出版积累起来的无形资本，也是大学出版迈向发展升级之路的通行证。未来的行业格局多变，大学出版若能转化自身优势，一如既往地致力于知识、文化与学术的自由传播，不仅能够转型为知识产权潜在市场的投资者与创新者，同时也能成长为供应链上最终可以依赖的债权人和风险承担者。
大学出版即便为产业，也应该是现代的
我们今天的大学出版，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出版产业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转企改制后的大学出版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应当彰显现代企业的精神风范。现代企业发展到今天，已由纯粹的经济组织转变为既有经济责任，又有社会责任的二元组织。也就是说，对一己之利的追求已经不是现代企业的唯一目标，大多数成功企业是在一种远远超过对财富的渴望，同时兼顾其他利益主体的目标激励下，走向卓越的。
对现代企业而言，利润对公司犹如呼吸对生命一样，呼吸对生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并不是生活的目的；同样，利润可以决定公司的生存，但它并不是公司存在的原因。尽管那些与更广泛的社会道德目标联系起来的企业价值观，有时可能会抑制企业对获利能力的追求，但大多数研究结果和企业的发展实践反复证明，这些价值观实际上是可以长期地促进而不是阻碍利润和绩效的。
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的担当，直接影响企业的品牌和声誉，也逐渐成为社会对企业评估的重要指标。可以预见在不久的未来，企业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竞争。作为现代企业，大学出版社在追求经济利润的同时，必须担当起兼顾其他利益主体的社会责任。作为现代文化企业，大学出版社的社会责任必定是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助人的形式，来增进民族的精神幸福，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出版的企业身份，不仅没有远离文化传承与学术创新的本质，反而是以更加清晰、更加具体的方式去追求经济利润，从而实现自身的价值诉求。
更进一步说，出版可以产业运营，但绝对不能产业化。现代出版产业的本质目标，依然是文化。或者用老一辈出版家刘杲的话来说，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离开文化的出版经济不过是空中楼阁，随时都有可能坍塌。
大学出版，无论是从出版本质，还是从天赋使命的角度来追溯，无论是从传统出版事业，还是现代出版产业的眼光来看待，都具有鲜明的文化色彩、浓厚的学术气息。作为现代大学出版人，一旦我们明了，是大学给了大学出版以生命，是利润给了大学出版以呼吸，而文化和学术则赋予大学出版以生命的意义，则大学出版，分花拂柳，拨云去雾。路，就在不远的前方。回归大学文化，坚守学术出版的使命，守望文化与学术的品位，拒绝庸俗。这，正是我们大学出版人奋进的方向！
回归大学出版的文化本质和学术使命，离不开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大学出版作为学术出版的排头兵，对高尖学科、冷僻学科、濒危学科学术成果的出版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具有典型的正外部性，需要合理的政策支持，更需要建构起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或考核机制。即使在注重资本主义理性的英美国家，大学出版也是依靠政府扶持和社会资助，以非营利的出版方式存在、发展并壮大的。用大学出版的盈利所得来弥补教育投入的不足，只是权宜之计；大学出版过度的商业化，终将摧毁大学的灵魂和精神，伤害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将文化命题定为全会议题，之后的《决定》指出，要完善文化产品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在这一利好形势下，相信我们的大学出版也将迎来机遇。
坚守大学出版的文化本质和学术使命，更需要我们大学出版人的勇气和激情。
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总是涌动着一股不朽的精神力量。大学出版作为文化与学术的守望者，在低俗文化泛滥、拜金主义横行的今天，对科学理性、审美价值和社会批评的坚守，那是一种可贵的文化担当。这种担当饱含人文主义情怀，饱含自由与独立、引领与创新的精神，堪称一种文化英雄主义，即所谓以文化兼济天下，以文化普渡众生，舍我其谁？！
正如我们知道广西师大更知道广西师大出版社，相信有那么一天，我们所有的大学出版社，不仅是大学的附属和延伸，更是大学的一段佳话，一个品牌，一份荣勋！
（本文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蔡翔2011年11月17日在宁波“大学出版论坛”上的演讲，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