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的“说话”和亘古的“孤独” 孤独中有无尽繁华
时间：2019-05-12 03:30:2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句顶一万句》是作家刘震云200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力作，2011年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本文从作品形式入手进行探讨，发现其对“说话”格外关注，所有人物关系都可以用“说不着”和“说得着”来分类，而对“说话”探讨的背后是对人孤独的生存本相的写照。
一、说话：寻找“说得着”的人
在这部近40万字的小说中，“说话”无疑是一个核心词汇，据统计，小说中“说话”出现了316次，除在本词中以外，“说”出现了2387次，“话”出现了858次。小说中所有复杂的人物关系其实都可以归为两类，即“说不着”和“说得着”（小说中“说不着”出现了18处，“说得着”出现了33处）。每当交代人物关系时，总要特别说明他们是否“说得着”，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关系的发展。
“说不着”的人物关系有朋友、父子、师徒、夫妻等，可以说涉及到了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关系。在刘震云的眼中，“无话”是人与人关系中一种普遍存在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忙忙碌碌、吵吵嚷嚷，但在本质上人是一个个孤独的个体。
再看“说得着”的人的社会关系，大致有三类：朋友、父女、情人，这三类需要分别解释。
第一类“说得着”是因为朋友之间有共同的爱好：杨百顺和李占奇都爱看罗长礼喊丧、杨百利和牛兴国都喜欢“喷空”（类似瞎白话）、老史和男旦苏小宝“手谈”（影射同性恋），老韩和老丁都爱听上党梆子，他们共同爱好的特点就是“虚”。现实的严肃生活让人感到疲惫乏味，这些爱好可以让人暂时脱离眼前毫无新意的生活，展示生命自由自在的状态，与虚拟的人物达到心灵沟通。但是因共同爱好而聚在一起的朋友关系是极不稳定的，现实生活中的一点干扰、压力都可能让这种理想化的关系崩溃。
第二类“说得着”的人物关系很特别，他们是上代人和下代人，而且下代人是个懵懂的孩子，如吴摩西和巧玲、曹青娥和百慧等。为什么和周围懂得事理的大人“说不着”，单单和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说得着”？孩子天真烂漫，还没有受到各种世俗礼仪、教条的束缚，当人们在复杂的现实社会中四处碰壁后，在孩子那里可以找到暂时的寄托。
第三类是小说重点描写的人物关系，即在不合法的偷情者之间“说得着”，比如吴香香和老高、庞丽娜和小蒋、牛爱国和章楚红。这些在现实生活中困顿的人在和情人约会时恢复了生命的活力，甚至敢于抛弃一切去私奔。小说中的情人在一起不仅是因为情欲，根本原因还是“说得着”，情人之间一夜比夫妻之间一年说的话都多。刘震云为何把“说得着”设置在这类人物关系上，而且为这种不合法的关系找到了一个合理的理由——“说得着”？这就要换个角度思考，所谓的合法与不合法是依据世俗社会的价值标准规定的，按照小说中人物的标准，“说得着”才是人生最高的标准。
小说之所以对“说话”情有独钟，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说话非常普遍。这种借助于声音传播的“无形之物”具有实实在在的力量，且往往是破坏性力量。为什么说话可以产生如此复杂的效果？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区分了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能指是语言符号的声音形式，所指是语言符号的内容和意义，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没有必然联系，也就是说所指是被创造出来的。而说话即言语，是人们运用语言符号进行交际的具体实践。常言道“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一个能指对应着几个所指，不知道说者说出的是哪重意思，更不知道听者记住了哪重意思，而往往人们记住并传播的是它的负面意义。小说中秦满卿就是被一句话毁了婚姻，“世上啥最毒？就是人的心。人心毒不是说它狠，是说大家遇事都不往好处想，盼着事坏。”[1]（P80）
为什么说话能给人带来祸害？即在语言的能指和所指之间，为何往往是负面意义占据主要地位？这就涉及到中国乡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儒家实用理性。儒家思想注重日常人伦，不关注超现实的世界。在中国乡土中，缺乏西方社会中的“神——人”关系。在“神——人”关系的社会中，人可以向神（上帝）倾诉自己的内心，神是无所不在、全知全能的，因此人可以毫无顾虑地忏悔内心的阴暗面，以此获得心灵解脱；而在“人——人”关系的社会中，人内心有了郁结，只能对其他人倾诉，与人交谈需要特别小心，因为人与人之间会涉及利益关系。在说话的背后藏的是人心，过心的人才能说过心的话。过心的话自然不同于日常生活中客套的交际语，往往表现为凶险的话和无聊的话。凶险的话是一般不说的重要的话，如老裴问老曾：“能因为一句话去杀人吗老曾？”[1]（P14）无聊的话则并不那么重要，它更多的是一种声音，一种说话的感觉，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得以相互慰藉。由找人说话难就可以看出中国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不仅因劳动而身体疲劳，而且因缺乏缓解使心灵困顿。
当人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说得着”的人时，便去和死者说，这便是喊丧。喊丧是乡土社会中古老独特的礼俗。喊丧者把生者喊到死者面前，让生者对死者表示哀悼，同时又让生者正视死亡。喊丧是对死者的远送，同时又在规划着现实的人伦关系，因为所有的人都要走向死亡，都希望死后得到尊重，所有的仪式是为死者表演的，更是表演给生者看的。喊丧者在这一仪式中的地位很独特。一方面，他是这场仪式的总指挥，在场所有人像木偶一样在他的指令下哀悼或者节哀。只有他才有权去沟通死者和生者、阴间和阳间，他是乡土社会人伦关系的建构者和维护者，这种地位和权威足以让人敬畏。另一方面，只有喊丧者才有和死者对话的平等地位，他其实是死者的替身。喊丧者就是喊给自己听的，这就成了没有对象的呼喊。陈晓明认为：“‘喊丧’面对死亡的个人性，其本体论的意义则是一种巨大的孤独感。”[2]（P6）喊丧是为了摆脱孤独，但本质上却被越来越浓重的孤独感包围着。
二、孤独：人类的生存本相
现实生活中朋友、父女、情人等各种能够“说得着”的人由于时间和条件变化，最终成了“说不着”的人。“喊丧”看似沟通了生死，超越了孤独，实际上还是被一种巨大的孤独感包围着。人们越是寻找“说得着”的人，便越显示出内心的孤独。孤独是千百年来中国乡土社会无法摆脱的生存之相。孤独不仅是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也是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如果说中国乡土社会缺乏“神——人”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缺少倾诉的途径，因而处在孤独之中，那么西方人虽然可以与上帝对话，也不过是暂时的解脱，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孤独感。小说中的老詹就是一个每天与上帝打交道，但仍处在孤独中的人。他有一肚子“主”的话，但说不出来，一生只在延津发展了八个教徒，不仅村民对他不在意，教会会长排挤他，地方官员也对他施压。
既然孤独源于人性，是无法摆脱的生存之相，那人类应该怎样继续生活下去呢？在漫漫黑夜中有没有那么一道亮光？吴摩西心中的那道亮光来自老詹，老詹一个人终生孤独地做着一件无人理解的事，但在另一个人那里得到了共鸣，让他在孤独中有了慰藉。“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三个问题伴随着人的整个孤独旅程，只能随着人生体验的不断丰富得到更深刻的认识，在人生最绝望的时刻变得明朗。
小说抹去了历史背景，书写生存的本真状态，这里的冲突不是政治，不是战争，而是源于人心的困顿。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误解，而且多是说话的误解，造成了人与人的隔阂。一个人说完话痛快了，却把另一个人逼上了绝境，他无法再找人倾诉，于是这个隔阂在内心郁结，直到产生杀人念头。老裴、杨百顺、曹青娥、牛爱国……这些乡土社会中的“贱民”也是良民，在心里皆动过杀人的念头，把一个个坑自己的人都“杀”了个遍。“杀人”（在小说中共出现53次）是个严重的、恐怖的、避讳的词语，但小说中人可以因为一点事儿去杀人。可即便是在心里杀人也是很可怕的，由此可见人在生活中被束缚得太深了，并且缺乏解脱的有效方式。人之所以会产生杀人的念头，是因为人心中都有一个“恶魔”，比话更坏的是人心，人无暇去照顾人心时，这个“恶魔”就会跳出来。这正是老詹的草稿上“恶魔的私语”和“不杀人，我就放火”的意思。
小说的两大部分“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都和“话”有关，罗长礼（吴摩西）生前留给巧玲（曹青娥）的话，曹青娥生前未说出的话，以及章楚红要对牛爱国说的话，牛爱国要告诉章楚红的一句新话，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是否就是那顶一万句的一句？抑或根本没有这句话？小说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谜团。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吴摩西和曹青娥能够见面的时候却没有见面，这是为什么？大概是由于时过境迁，原来的那一句已经并不重要了，所以小说中一直没有说出这句话到底是什么。后来苦苦寻找它，其实并不是为了知道这句确切的话，而是在漫漫漂泊的过程中去领略不同的人生，解开自己的心结，摆脱孤独。其实小说中也给出了一句话：“过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1]（P296）难道这就是足以顶过一万句的那一句？显然这句话的分量似乎达不到那程度。从这一意义上讲，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句支撑自己在艰难困顿的生活中活下来的话，这句话对他来说就是足以顶过一万句的一句。人生前进的力量是什么？或许就是那么一句简单的话，若果真如此，这句话也就不再是单纯的话了，而成了一种精神，一种信仰。小说中在无望生存中透露出的希望也正在于此，人总是会怀着孤独感在滔滔说话中继续漂泊着。
（本文系从学士论文《无尽的说话和亘古的孤独——形式美学研究》中析出，原文曾获2011届曲阜师范大学优秀学士学位论文。）
注释：
[1]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2]陈晓明：《“喊丧”、幸存与去—历史化——开启的乡土叙事新面向》，南方文坛，2009年，第5期。
（杨儒江苏南京南京大学文学院2100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