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小说研究的个性化叙述】联通美丽乡村app

时间：2019-04-08 03:15:33　来源：柠檬阅读网本文已影响人

　　乡村是20世纪中国文化裂变的阵痛中心，也是20世纪整个中国巨变的缩影与核心。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过程中，两种文明的激烈碰撞使人们获得了对传统农业认识的新视野，乡村由此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话语资源，乡村小说由此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生长点，而乡村小说研究，自然也就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
　　郑恩兵新著《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叙事》（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以下简称《叙事》）是众多乡村小说研究成果中颇具特色的一部著作。作者撷取了20世纪几位有代表性的乡村小说作家，以时间为线索，组成一个20世纪乡村小说研究专题系列，这种专题论述既体现了文学史的撰写理念，又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作者对所论述的作家充满了情感，但对他们的评论却不囿于简单的感性体会，而是以深度的理论阐释、独特的研究视角、新颖的研究方法和开创性的论点为基点。
　　在探析沈从文的小说叙事过程中，作者彻底摒弃了西方文论术语、方法和评论模式，而是深入到沈从文自我的话语情境中去，“回到沈从文那里去”，找准沈从文作为“乡下人”的身份定位，结合他因为憧憬“都市”而逃离湘西，因为对“现代”失望而批判都市，由此选择“乡村”作为表现对象和想象空间这样一种心路历程和创作思路，来探讨沈从文乡村小说特色得以产生的内在原因。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没有简单局限于文学层面的论述，而是提升到一种文化的批判，将沈从文定性为一种文化守成主义，并由此对其思想局限做出深入剖析：“沈从文的这种思想局限，使他的人性批判难以获得一种整体的哲学文化理性眼光，从而削弱了其文化批判的力度。同时，也因为沈从文无法客观理解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冲突，而以‘乡下人’的心态仅仅依凭道德尺度一味地否定现代文明和都市文化缺乏理性观照，因而对现代文明和都市文化造成了一种片面化的审视。”
　　对于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最高成就的赵树理，研究界总体上都是把他的社会角色定位于政治阐释者和农民代言人，本著则认为赵树理绝非简单的农民作家，其作品的价值也绝非对政治的简单解读和农村生活的通俗再现，而是复杂的、含混的、多义的，赵树理及其作品所具有的强烈政治性、民间性、农民性、批判性和独立性只有放置在知识分子文化话语圈内才能找到更合理、更有效的解释，因为“赵树理自身积淀了传统意味浓郁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性、‘泽被于民’的民本性、‘养吾浩然之气’的独立性以及‘不默而生’的批判性”，他的创作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具有“明道救世”的政治关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批判色彩和“舍生取义”的独立个体人格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性。基于此，作者独创性地判定赵树理具有典型的知识分子性。只有认识了这一特性，人们才能理解赵树理因何能够始终坚持理智的现实主义态度去认识、判断事物，因何不被时代潮流冲昏头脑，不去违背良心顺应损害农民的政策，这也是他后期一些创作被视为“问题小说”的主要原因。
　　对莫言的研究，作者跳跃性地选取了叙事学和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从声音叙事、感官叙事、文化叙事等层面对其作品进行深入探讨，认为：“莫言以自己梦幻般的想象力和激情洋溢的创造力对小说的叙事艺术进行着大胆而执著的探索、变革、创新与实践。他以对话理论和复调结构及杂语狂欢的语言实验建构起了叙事的‘声音诗学体系’。他以生命感官的本能与本真体验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小说叙事的艺术空间。并为叙事注入了强大的生命气息。他以对民族与民间文化形态和生命文化体系的自觉建构与彰显，传达出了对生命、文化和历史内涵的哲学阐释，并坚持了自己基于深沉的人文关怀与文化救赎的省思与批判立场。”这就将莫言小说在叙事技巧方面的深层次特点揭示了出来，让人们看到了作为乡土小说家的莫言在叙事技巧方面的创新性和现代性。
　　研究乡土文学，无法规避文学的民族性问题。长期以来，文学的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困扰现当代作家创作的核心问题之一，然而，这样一个关系着中国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回应的重大命题，在不同时期都进行过争论和探究，争论者主要从社会学、文化学角度进行大而无当的“空谈”，很少以文学民族性作为主体进行具体而深入地探究。《叙事》通过对具体文本的分析，对这一敏感而难缠的问题做了创造性地解答，认为在文学范畴中，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关系不是历时的对抗的而是共时的同构的，它们共同融合地存在于同一个文本之中，对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的无视或漠视对于作品都是灾难性的。《红楼梦》与《少年维特的烦恼》所写的人物和事件虽然距离我们现在已经久远，但谁也无法抹杀这两部描写爱情的小说所具有的强烈的现代性，因为都张扬了人的生命的自由状态，抒写了人类共有的普遍的瞬间永恒，最终定格为一首生命与爱的赞歌。同时它们各自又显现着鲜明的民族性，前者是一曲哀而不伤带着中国特有情趣的爱情悲歌，后者有着德意志民族特有的为爱不惜焚烧自身的剧烈和具有宗教意味的忧悒。二者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名著，原因无非是把文学的现代性与民族性集于一身的结果，从而既使作品拥有普遍性（现代性）又不失独特性（民族性）。所以，在全球化语境中，一个生长在特定地域和种族的作家，无论怎样积极或消极地抵御和排斥外来文化的影响，只要作品充溢着鲜活的民族性，它一定具备世界性；反之，无论做出怎样的努力进行“洋化”，作品终究也无法逃脱民族性的影子。
　　新时期先锋小说是以突出的现代性而崭露文坛的，《叙事》从文本细读入手，揭示了在其貌似现代的背后所隐含的民族性和乡土性。认为其先锋性，只是表现在形式上，而不是内在的精神层面，作品不仅没有弱化传统的民族精神品格，而是更加凸显和强化，其先锋性仅仅是一种态度，一种建立在同以往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叙述模式对抗的激进态度之上的。在他们对文学本土化的理解中，这种“高尚”的命题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同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先锋派文学都指向了全球化进程中独一份的“中国经验”。它们的情感、观念和思维方式，无一例外都是典型的中国的、本土的和文化的，是与全球化趋势冲突和互动的“地方性”。看似远离民族文学传统的先锋派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却更加接近文学民族性的内核，他们的作品拉近了我们与古典美的距离，从中我们依稀嗅到了更多久远而绵长的民族气息。因此，可以下这样一个可能更接近文学真实的判断，20世纪80年代后举着反叛传统大旗的先锋文学，恰恰是重构文学民族性潜在的主控和主导力量。
　　诚如上文所述，《叙事》独到之处，除了采用理论阐释与作家评论相结合的独特论述架构、新颖深刻的观点外，该著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新的突破，如独创性地运用知识分子理论研究赵树理运用叙事学理论和文化学研究方法研究莫言。然而，任何一部学术著作由于受编排体例、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等因素的制约，都会或多或少地给人们留下一些遗憾。《叙事》编辑体例上还可以做得更细致，将废名编排在第一章第二节，显得很突兀，如果将第一章设计成理论表述，那么废名论可以单列一章更好。该著以“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叙事”为名，其正文中多数提及的却是“乡土小说”且作者并未对其加以说明，难免让人产生不惑之感。
　　尽管该书尚有不足之处，但它独特的论述架构、角度新颖的作家论以及理论阐述上的新意，一定能够给乡土文学研究界吹进一股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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