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尤物崔氏到叛逆的封建贵族少女典型】 清河崔氏
时间：2019-02-09 03:23:00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从主要人物崔莺莺的形象塑造入手比较阅读唐传奇《莺莺传》与元杂剧《西厢记》。《莺莺传》中的莺莺是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弱者形象,而《西厢记》中的莺莺却是一个敢于反抗封建礼教的叛逆女性。形象塑造的不同追根溯源是作者的社会经历不同。
【关键词】形象 逆来顺受 反抗封建礼教 主题 社会意识
Transformation: Outstanding person Cui to rebel’s feudal aristocracy young girl model
Chen Ying
【Abstract】Obtains from the whole show Cui Yingying’s image mold to compare reads the Tang legend “Hawk Hawk Biography” and a Yuan zaju “Western Chamber”. “Hawk Hawk Biography” the hawk hawk is one is insulted and the weak one image which harms, but “Western Chamber” the hawk hawk is actually the rebel female who dares to revolt against the feudal ethics and rites. The image mold gets to the bottom is differently author’s society experiences differently.
【Keywords】 The imageIs resigned to bad conditionsThe revolt feudal ethics and ritesSubjectSocial consciousness
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是承唐代元稹的传奇《莺莺传》(即《会真记》)演变而来的,但是《西厢记》的崔莺莺以叛逆的封建贵族少女形象名垂青史。而未改变之前的崔莺莺默默无闻。
同一个人前后遭遇却不同,这引起了笔者的兴趣,故研究了一番,现将结果付诸笔端,与有兴趣者一起商讨。
唐德宗贞元末年,大约公元八0二到八0四年,和白居易同时的著名诗人元稹(字微之)写了一篇传奇《莺莺传》,叙述张生和崔莺莺的恋爱故事。其中崔莺莺是个出身封建家庭的女子。她家“财产甚厚,多奴仆”[1],然而由于父亲去世,家中只剩下孀母和弱子幼女,因此她的身份、教养以及现在的家境,形成了她“贞慎自保”[2]的性格。但同时,她又是个感情丰富的少女,内心深处存在着礼与情的冲突。平常无人处,她“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1]聪明的红娘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建议“一见春情重”[1]的张生“试为喻情诗以乱之”[1]。果然,在她读了张生挑逗她的《春词》之后,感情的波涛被卷起了。她约了张生,但当张生果真前来践约时,却又用封建礼教的一套责备数说了对方,使张生“于是绝望”[1]。可是,感情的波涛既已卷起,礼教的堤防再也经不起它的冲击:过了几天,她终于主动地去找张生,以秘密偷情的形式和张生结合了。当然,莺莺深知,在自己生活的社会,象这样未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合是没有什么保障的。事实上,她对未来也不抱什么幻想。果然,张生正是一个“以先配为丑行,以要盟为可欺”[1]的君子,终于将她抛弃了。“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为郎羞。”[1]莺莺尽管苦痛至极,她还寄诗给已娶妻的张生,要他“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1],即用过去对她的情意来对待他眼前的妻子。
根据上述分析,文章实际上塑造的莺莺形象是一个美丽善良而逆来顺受的女子。她为情所挑,冲破了礼教的堤防,最终为礼教所淹死,即便如此,她也怨而不怒,反要抛弃的男子真诚地爱他的妻子。
但是,在篇末,作为这场悲剧的直接肇事者张生,却反诬莺莺是所谓的“尤物”和“妖孽”,重弹了一通女人祸水的滥调,并且竟然能使“坐者皆为深叹”[1],当时人还多称许张生为善补过者。
从篇末作者表现出的这一露骨的封建士大夫阶级对待妇女的传统偏见,可知作者是有企图把张生打扮成一个“善补过者”,把莺莺污蔑为一个乱阶的“尤物”。
我们再来看元代的崔莺莺。莺莺出生于一个相国家庭,家里有着一个“治家严肃”的老母亲。她仍是在严格的封建礼教的熏陶和束缚下长大的。但是,正象所有当龄的深闺少女一样。她的内心深处也会萌发出爱情的嫩芽。她刚上场,她便唱了一段“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3]的伤春曲子,表明了她的心迹;紧接着,在游殿时,她与张生初次见面,又明对红娘而实对张生口诵了“寂寂僧房人不到,满阶苔衬落花红”[3]的诗句,并在临下场时做了一个“回顾觑末”[3]的动作,这也就是张生所说的“临去秋波那一转”[3]引得张生“意马心猿”[3],“风魔起来”[3].
这种非礼的言行举止,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元代莺莺不同于唐代莺莺的叛逆个性。
随之而来的联吟,是莺莺的一次接触张生并表露自己情感的时候。张生隔墙吟诗。莺莺作诗,然这一动作是红娘告诉她“这声音便是那二十三岁不曾娶妻的那傻角”[3]之后,即她明知对方是张生而有意“依韵做一首”[4]的,并且还称赞对方所吟是“好清新之诗”[3],特别是当张生“拽起罗衫欲行”[3]之时,她已看见了张生,但她的反应却是“陪着笑脸相迎”[3]!
接下来“闹道场”一节:莺莺这个“捻色人儿,可意冤家”[3],一会儿“看时节泪眼偷瞧”[3],一会儿又与红娘讲“那生忙了一夜”[3](可见她是整夜都在注意张生),并称赞张生如何“青春年少”、“冠世才学”;这一切正如张生所感觉到的:“那小姐好生顾盼小子”[3]。
以上所显示是莺莺对爱情的大胆主动追求,因为篇幅关系,不能一一列举。
还有,元代崔莺莺对待封建家长(主要代表是她的母亲)的专制有着激烈的反抗。在寺警前,当她得知老母专派了红娘跟着自己时,便非常的反感,埋怨“俺娘也好没意思”[3],“这些时直凭般堤防着人”[3];以后老夫人赖婚,极力地维护封建婚姻制度,她更是从埋怨发展到了怨恨、以至内心痛骂的程度,把母亲骂作“口不应的狠毒娘”[3]。
此外,元代崔莺莺还有轻视功名、重视情感的性格侧面。且看她在十里长亭送别时嘱咐情郎[3]:
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
【幺篇】你与俺崔相国作女婿,妻荣夫贵,但得一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
【二煞】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
明显的地,她是重别离轻功名。
当张生得官消息传来,她也未消减愁闷,而是让琴童转达她“如今‘悔教夫婿觅封侯’”的思念。
要而言之,《西厢记》的崔莺莺作为一个出身贵族的叛逆女性形象,在情节发展中得到了合理而充分的展现。
最后,她与张生在红娘和杜确将军的帮助下终于突破了相国夫人为代表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大团圆了。水到渠成,作者在篇末大声地喊出了历史第一声:“永志无别离,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3]!点明了主题。
从上述分析来看,崔莺莺形象的不同源于服务的主题不一样。唐《莺莺传》的主题是一个书生的艳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得很直接:“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元代的《西厢记》尽管秉承《莺莺传》的小说模式,但主题上,作者描写张生和莺莺通过自己的斗争(当然是在别人的帮助下)获得了幸福的爱情,突出了反抗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精神,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理想。
元《西厢记》与唐传奇《莺莺传》相比在作品主题上有质的飞跃。法国批评家伯纳德说:“文学是社会的表现。”文学表现的是作家体验、感受到的社会。由此可观察各自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比较得出两部作品不同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从文学的发展情况看,唐代的人多奋发向上,志存高远“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科举制和其他用人之路造成的文化氛围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企盼的梦想,给他们造成了潜在的或现成的优越地位,给男人们的心理以一种莫大的优势。外在社会的立身现名、安邦定国;自然的瑰丽风光、奇景异象;历史的巨大变迁、家忧国患充盈在唐代文人的眼界心间。他们自觉地担负起家族兴旺、国家稳定、社会进步的历史重任,没有时间和心思审视灵魂深处的情感欲求、倾诉心灵的空闷彷徨。因此,唐代是开放外向的社会,唐代文人是功名现实的人,唐文学是干预时政的现实主义文学。
作为唐代流行的文言小说――唐传奇,发展至中唐,是兴盛期,名家名作蔚起。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元稹、白居易、白行简、陈鸿、李绅等以诗人兼传奇作家的身份将歌行与传奇配合起来,描写事件,如元稹《莺莺传》有与之相配的长篇歌行,从而提高了传奇的地位,也扩大了传奇的影响。二是中唐时期,通俗的审美趣味由于佛教的变文、俗讲的兴盛进入士人群落,传奇是伴随其他文学样式由雅入俗的浪潮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很大程度上成为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时尚爱好。
因此,在传奇兴盛时期出现的《莺莺传》正满足开放国度里雅俗文学交汇时期功利文人们的一种新的审美要求和一种传统心理迥然不同的期待视野。
然而,产生《西厢记》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异常沉闷和痛苦的时代,是征服者用铁骑取得统治的宝座,然后又用严酷的高压手段窒息一切美好感情的时代。元代文人失去了干预社会的途径,社会形象的卑微与孱弱的内心对感情的执着追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外在的社会形象越难树立,对内在情感的需求就越强烈。
怀着对这一时代的不满,文人们只有沉浸在文学世界里,以谈情来对抗名利的幻灭,慰藉自己的怀才不遇。“情”成为冲破现实束缚、追求自由理想的载体。“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热情呼唤者王实甫是以张生状元及第、夫妻恩爱的大团圆的结局结束全剧,这一“情”的礼赞正是由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美丽憧憬的幻灭,是对严酷现实的控诉与逃逸,是对自由心性的渴望。
“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列宁)[5]《西厢记》就是我国人民在封建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之一,理应成为中国的一份历史遗产,而勇于反抗封建礼教的贵族少女崔莺莺也理应成为中国文学天空中一颗耀眼的星星。
参考文献
[1]元稹著.周锡山编校.《会真记》
[2]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3]金圣叹著.周锡山编校.《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
[4]《五大名剧评述――董西厢和王西厢》,上海古籍出版社
[5]列宁.《青年团的任务》,《中国文学史(第三卷)
[6]百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