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子女的心声|民工子女学校
时间：2019-05-24 03:28:37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姓名：王红方 性别：女 年龄：13岁 籍贯：河南省周口 家庭收入：每月一千元 面临困难：交不起下学期学费 上学地点：海淀行知实验学校
年级：即将上六年级
家庭住址：五棵松金沟河阳光假日酒店地下室
家庭情况：父母在酒店打扫卫生，即将面临失业。大哥一个人在河南读了三年高中，今年考上了大学，但没钱交学费。二姐辍学打工，为哥哥和她赚学费。
愿望：再也不要生病，别再浪费爸妈交的学费。
哥哥今年考上大学了，我真替他高兴。不过他好像只高兴了一会儿。后来我才知道，哥哥的学费每年要一万块，家里没钱，他想自己贷款，但不知道银行给不给。为了考大学，哥哥一个人在老家读书，3年了，每天要自己做饭、洗衣服，要是不能去上大学，他一定非常伤心。
那天我听隔壁的阿姨说，爸爸妈妈上班的酒店要关门了，大家都会没工作。可是我和哥哥9月份都要交学费，怎么办啊。要是交不起下学期的学费，但愿老师不会赶我走，我会好好读书的。
5岁的时候，我刚上学前班，有一次感冒，爸爸给我买了点药，可没想到吃完药我就浑身起红斑，脸也肿了，一病就病了5年。我一直特别羡慕哥哥每天能背着书包，可是我才刚刚上学不到两个礼拜，就不能去了。
大概有5年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和药罐子打交道，手上脚上都扎满了针孔。不过每次生病，只要我还能坐起来，我就会让妈妈用车推着我去上学。其实我那时候身体特别难受，但我知道如果我老不上学，课落得再多一些，我这辈子都不能上学了。我想上学啊！
生病那几年，家里花了好几万块钱，我知道那是家里所有的积蓄。爸爸每次都走着去9公里外的乡医院给我买药，不管大雨大雪，他都不舍得坐车。他把辛辛苦苦省下的钱都给我交了学费，可我的身体老是不好，一学期也读不了几个礼拜的书，我真是恨死我自己了。
在老家的时候，看到我的人都说我的头发又黑又亮，就跟电视里明星的头发一样漂亮。可是有一次，我在床上一躺就是大半个月，头发都结到了一块，又脏又乱。大人们都说只能一刀铰了，我不肯，那头发我从小就留着，好多年了。后来是我哥哥救了我的头发，他一根一根地把我的头发抽出来，整整抽了一个下午，然后用湿毛巾替我擦干净。后来隔几个礼拜，他就会帮我把头发擦一遍（不能多洗头，害怕着凉感冒）。后来，我的头发留到了一米多长。
来北京前一年（2000年），家里真的是没钱了，学费差了几十块钱。我犹豫了好几天，可是看看家里都快没钱吃饭了，拉着哥哥带我去卖了头发。我记得，当时那收头发的人把我的头发拉得很紧，头皮疼得要命。他剪完后，给了我15块钱。我哭了，哥哥也哭了，因为15块钱根本不够交学费……
2001年7月，我跟着爸爸妈妈来到北京，身体已好了很多，我也从三年级继续开始读书。不过为了省钱，我每天中午回家吃饭，来回走着上学（在学校吃饭一个月60元，校车一月30元）。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就要4个小时（大概10公里），不过只要能读书，这些都不要紧。
刚开始上学的时候，每天4趟走下来，我非常累，腿上像有热钉扎，很疼。第一个礼拜的周六周日，我一觉睡了整整两天，什么都不知道。慢慢地，我也就习惯了。
在学校，老师和同学对我都非常好，我还当了班长呢。记得有一次，劳动课上老师教我们做纸花篮，那天正好是爸爸的生日。我长这么大，每年都是爸爸给我过生日、送我小礼物，所以那天我就想自己给爸爸叠个花篮。可能是第一次叠，我叠了好久都没叠好，下一节课上课了我也不知道。
我低着头正叠着呢，突然有人轻轻拍了我一下，我抬头一看是老师。我是班长，上课要喊起立，可我叠花篮给忘了。下课后老师狠狠地批评了我，这是我到北京上学第一次挨骂。我没有解释，因为我知道是我错了，就算是给爸爸做礼物也不能耽误上课。
姓名：陈小茜
性别：女
年龄：13岁
籍贯：重庆彭水普子区
家庭状况：被叔叔、婶婶收养，称他们为“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妹妹
面临困难：自己上学，妹妹就上不了学
上学地点：通州区立华小学
年级：即将升入六年级
学习成绩：数学80 语文96
老师评语：性格开朗，不怯阵，有冲劲儿，对集体的适应能力强，但基础课还需进一步夯实
愿望：配一副近视眼镜
我们家有一个秘密，一个只有爸爸、妈妈和我知道的秘密，两个小妹也不知道。但是这一次，为了让我和妹妹都能申请上学费，妈妈只好把这个秘密告诉了王老师和徐校长。这个秘密就是，我不是妈妈亲生的孩子。
我不怪妈妈，真的，一点儿也不怪。
爸爸每月就三四百块钱，供我一个人上学已经没什么富余了，小妹们上学哪还有钱呢？妈妈是真心想叫我读书，可她也要为我的两个小妹考虑啊！妈妈说，我们三个都是她的心头肉，放弃谁她都不忍心。
这次终于有了申请助学的机会，妈妈给小妹和我都报了上去。老师说，学校困难的孩子多，一家最好就报一个，妈妈这才把我的身世和老师讲了，希望老师能通融通融。
听妈妈说，我六个月大的时候，我的亲生母亲就抛下我，一个人走了。不久之后，我的亲生父亲离开家去找她，去了就再没回来。他们两个长什么样，我一点也不记得。我只知道，从小到大，叔叔、婶婶最疼我，他们把我接到北京。
那一年我5岁，开始改叫他们为“爸爸妈妈”。
刚来北京的时候，我们家住在一个叫西北旺的地方。
8岁那年，爸妈帮我选了一所离家近的学校上学，叫海淀智灵小学。
整个学校只有一间屋子，从学前班到四年级都在这间屋里上课。每个年级的同学扎成一堆上课，算一个班，老师给我们讲完课就跑到教室的另一头，给另外一个年级的同学上课。
上课时大家很少说话，老师对我们也都很好。每当遇到不明白的问题，班主任胡老师都会一遍遍地给我讲，一点儿也不嫌我烦，也不会说我笨……
可是，到了二年级开学的时候，我们年级的人还是少了一半。
听同学说，离开的同学大多数是转到附近新开的一所小学里去了，原因是那里的条件比我们这好。听说，他们的厕所是用地砖做的，可我们连厕所都没有，平时只能蹲在学校里的花园（苗圃）边上……唉，看来他们学校是不错！
回家之后，我跟妈妈说，我也想去那个学校。她早就去那儿问过了，那里每学期要350块钱，比现在的学校还要贵50块。妈妈说，以后两个妹妹还要上学，爸爸挣得也不多……
我没有再向妈妈提过转学的事，可是不久后，我还是转学了，只是不是转到那所学校，而是转到了通州区立华小学。因为爸爸的工厂搬到了通州，我们一家也从海淀搬来了。
新学校的同学比过去的学校多出好几倍，单我们班就有30多人呢。我再也不用和几个年级的同学在一个屋子里上课了，再也不会蹲在草丛里拉屎、撒尿了。
王老师告诉妈妈，我的基础知识有点弱，上课回答问题的错误率很高。
过了一段时间，举手回答老师问题时还是我最快，但错误率比以前少多了。
所有课程里，我最喜欢语文。除了课本，我还特别喜欢课外书，最喜欢的就是《十万个为什么》。家里没钱买，我就跟邻居、房东和老师借书，一个暑假我能看好几本。不花钱，我照样可以看到好书。
可是，书看得越来越多，我的眼睛也近视得越来越厉害了。
其实，从转到新学校以后，我就发现自己越来越看不清黑板上的字了。有的同学说，我可能是得了近视，要配眼镜才能好。
我背着妈妈找邻居家的阿姨问了问，她说，配一副眼镜至少也要好几百。天哪，爸爸的工资一个月才几百，一副眼镜就是爸爸一个月的工资啊！我把配眼镜的想法咽在肚子里，没有和妈妈提过一个字。
我让老师把我的位置调到了前排，这样看黑板就不那么吃力了。眼镜，等我什么时候上班了，再攒钱配一副吧。
专家剖析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专家王春光：农民工子女有比较强的读书愿望，特别是其中有比较多的孩子想上大学，甚至读硕士、博士，这说明他们的家长对子女充满了期望，农民工子女对自身的期望值也很高，这反映了他们在城市中社会阅历有所增加。他们的这种要求是合理的，不能因为他们经济还不富裕，就忽视了这种要求。
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未成年人司法研究中心副主任马皑博士：他们一下子既融入不了城市，又不愿意重新回到农村。在这种环境下，孩子的身心发展会产生一定的阻碍，他们可能对城市环境有一种天然的隔阂，自身的环境更倾向于农村所属环境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对社会地位的认知很难形成。而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由于城市本身对这些孩子的社会排斥所造成的。从这个角度说，特别应该给这些孩子提供帮助，为他们提供学习的机会。对于这些孩子而言，最大的弱势是机会的弱势。
如此真实的两个故事，就发生在你我身边。不知这样的同龄人的遭遇让你读来是感伤还是感叹。
同在一片蓝天下，却有着如此不同的境况！
求学，对你我来说也许是最寻常，甚至是最不曾思索过的一种经历，可是对于他们来说却是如此的难得，如此的渴望而不可求！
2003年，北京市社科院韩嘉陵博士公布的一份对市里31000户流动家庭的调查显示，他们的月平均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其中20.2％的家庭每月少于500元，43.2％的家庭在500元至1000元之间。
“很难想象，一个蹬三轮的农民工和一个北京城里人一块开家长会是什么滋味。”儿童心理学专家易本耀说。易本耀认为，本地学生对民工子弟的偏见，主要来自家长对民工的歧视，而这种歧视观念很容易转移到孩子身上。由于农民工子女一般比较敏感，自尊心很强，一旦遭受歧视便沉默寡言。一些本地学生也会从他们身上得到优越感和虚荣心的满足。
2003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教授史柏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农民工子女普遍存在自卑与自信并存的现象。正面的少，负面的多。
与在城市中的自卑和敏感相比，这些孩子与家乡的孩子相比仍然有着优越感，“我们见过世面”。
不少孩子对北京已经比家乡更熟悉，但是绝大多数人仍然认为自己是“农村人”“外地人”。“我很希望和北京的孩子交朋友，跟他们一起玩儿”，来自四川的10岁赵京梅用带着北京味儿的普通话说。
如今，我们国家正在从封闭走向开放，整个社会资源流动速度越来越快。每年涌动的民工潮只是社会资源加速流动的一个表现罢了。然而，由于我们现存的社会管理体制还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要求，出现了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不能按部就班，不能仅仅寄希望于政府资源的重新配置。各地出现的民工子弟学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的应急能力。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减轻农民工在子女受教育问题上所承受的负担，不让农民工子女成为社会转型期的受害者。
从根本上来说，农民工为所在的城市创造了财富，他们的子女有权利在这个城市中平等地分享福利。农民工子女就近上学不是城里人对他们的恩赐，而是他们固有的权利。让农民工子女和城里人的孩子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不仅仅源于宪法和义务教育法的规定，而且也是社会资源公平分配的必然要求。必须建立这样一种机制，让弱者不再贫困，让贫困者不再承受转型期的改革成本。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共同富裕。
当务之急，是要让城市的教育设施无条件地对农民工子女开放，让农民工的子女能够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和城市里的孩子一样接受义务教育。
首先，城市政府要尽快整合现有的教育资源，根据农民工分布情况，合理划分教学单位，在每个单位内根据适龄入学儿童的人数，调整教学设施和师资力量。
其次，在彻底贯彻义务教育法的基础上，根据农民工子女的实际情况，实行必要的“就学补助”制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减轻农民工的负担。譬如，在学校设施许可的情况下，可以安排农民工子女在学校就餐，中午也可以安排农民工子女在学校休息，各城区教育主管部门向学校发放相应的人头补助等。
第三，应当根据农民工子女流动性强的特点，灵活安排教学计划，保证农民工子女能够接受系统的义务教育。
第四，针对城市不同地区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的现状，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尽快实行教师“轮校制度”，提高少数地区中小学校的教学质量。
第五，应当实行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开化，增加教育资金投入和教师安排的透明度，保证农民工子女真正享有平等受教育权。
与此同时，建议政府组织社会各界尽快成立教育统筹委员会，统筹安排整个社会的教育资源。在教育统筹委员会中，应当有热心赞助教育事业的慈善机构、企业家、学生家长、教育界知名人士参加。他们按照法律和工作章程，具体负责整个社会教育善款的筹集和使用，为改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条件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解决农民工子女失学问题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其实，只要愿意，每个人都可以做点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