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公报论国是_国共恩仇漩涡中的《大公报》
时间：2019-05-01 03:22:44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重庆谈判期间，王芸生建议“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半开玩笑地答：“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 1953年，毛泽东与梁漱溟争执过程中突然说，“当年有人不要我们另起炉灶！”王芸生立即站起来：“这话是我说的。”再没敢坐下
1949年2月27日，《大公报》天津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改为《进步日报》，改刊宣言这样写道：
“小骂大捧是大公报的得意手法……大公报实在是彻头彻尾的一张反动报纸，名为‘大公’，实则大私于独夫，名曰无党无派，实则是坚决地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做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
《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到今年整整110年，是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它是蒋介石、张学良、于右任等民国要人每天必备读物，胡适、丁文江、梁漱溟、老舍、钱钟书、沈从文、曹禺、胡绳等各路学者文人常年在此发表文章。这样一张报纸为什么在四面楚歌中进行如此激烈的自我讨伐？这要从1926年《大公报》复刊说起。
蒋先生不可以骂
北洋时代，《大公报》衰落以至停刊，曾担任过《大公报》总编辑的胡政之和新闻界“名笔”张季鸾，找到商人吴鼎昌投资，将《大公报》连人带设备一起盘下。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复刊。张季鸾发表著名的“四不”办报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声明言论独立，经济自存，不接受一切带政治性质的补助和投资。
《大公报》复兴与国共反目几乎是同步的，这张号称“不党”的报纸，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跌入党争漩涡的命运。1927年4月，国民党发起清党政变，《大公报》发社评呼吁，应当认识到赤化运动兴起是因“政治不良，经济困难”。“轻加杀戮，无异残害民族之精锐，将成为国家之罪人！”
这些社评，多出自张季鸾之手。蒋介石的办公室、卧室、餐厅各放一份《大公报》，唯一同享此待遇的是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蒋读后者是以控制者的身份，读《大公报》才是作为一个读者，想了解真实的舆论。张季鸾越是骂蒋，蒋越把他尊崇为“国士”，张季鸾可以不经预约通报直接面见蒋。 起初张季鸾对蒋介石只是一种士遇知己的相惜之情，日军侵华使他们的关系发生了质变。张季鸾说过，“蒋先生有很多地方也不尽如人意。但强敌当前，而且已侵入内地了，没有时间容许我们再另外建立一个中心。所以，我近几年，千方百计，委曲求全，总要全力维护国家这个中心。”为了 “国家中心论”，张季鸾不惜牺牲自由主义的办报理念，他对编辑主任王芸生说过，“任何人都可以骂，只要不碰蒋先生”。
只有《大公报》拿共产党当人
日军侵华之前，国民党军对红军发动围剿时，《大公报》就抵住各方压力，文章中一律称共军，绝不称共匪。张季鸾等人虽不赞成共产主义，但他们把共产党视为在野党，给予应有的尊重。十几年之后，中外记者团到延安参观，毛泽东坚持让《大公报》记者孔昭恺坐首席，还对他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1935 年秋天，红军长征途中无意间得到一份《大公报》，毛泽东看到刘志丹建陕北根据地的消息，决定结束长征，在陕北落脚建立根据地。这则消息，出自《大公报》特派记者、26岁的北大哲学系学生范长江。1935年7月开始，范长江历时十个月，穿越川、陕、青、宁等地，给《大公报》发回大量旅行通讯，报道红军长征和西北民生。《大公报》出版部将这些通讯汇集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此前，没有任何报社愿意给范长江砸下考察西北的钱，更不愿冒政治风险。只有《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欣赏他的文笔和计划，还预付稿酬给他当作盘缠。
1936年，范长江在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决定留下参加革命，但毛泽东希望他回《大公报》。归来后，范长江把他的政治主张写在社评中，措辞激烈，编辑修改他的稿子，他年轻气盛，屡有冲突。据王芸生之子王芝琛说，范长江1938年离职的导火索与政治无关。范长江要求当要闻版编辑，张季鸾同意了，可是他刚刚坐了两夜就受不了，在办公室吵：“我不能这样出卖我的健康！” 这句话触犯了张季鸾的职业原则，一向平和儒雅的他气得说不出话，半天才说出：“我们已经熬了几十年的夜了！是的，我们是在出卖健康！他不乐意出卖健康让他走！”
中共方面对范长江的意气用事并不满意。抗战爆发后，一批地下党员“潜伏”进《大公报》，较著名的有杨刚，李纯青，徐盈、彭子冈夫妇等。周恩来惋惜地对他们说，范长江离开《大公报》，看来已经不能挽回了，希望你们继续安心在大公报工作，很好地利用这个舆论阵地。《大公报》领导层对这些地下党员的身份心中有数，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仍然根据才能委以重任。
《大公报》严格执行一条规则，无论是谁，只要当了官，就必须脱离报社，凡有党籍的人—概不录用。1935年12月，复刊三巨头之一的吴鼎昌当了国民政府实业部长，马上就辞去社长职务。三十年代初，天津《大公报》某主任被发现是国民党，还是帮会头目，胡政之立即用巧妙手段将他逼走。相比之下，大公报对共产党员倒格外宽容。
蒋介石周恩来杜月笙痛悼张季鸾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大公报》同仁立誓不在日寇铁蹄下出一张报，从天津日租界迁至法租界。何梅协定签订后，华北名存实亡，《大公报》迁至上海；南京沦陷后，迁至汉口；武汉会战爆发，迁至重庆，并在香港和桂林设立分馆……六迁社址，历尽艰辛，但在此过程中，《大公报》遍地开花，成长为真正的全国性大报。
在重庆期间，张季鸾肺病加重，下不来床，每逢空袭警报响起，只得连人带床将他抬进防空洞。1941年，张季鸾住进重庆中央医院。蒋介石坐在床前，握住他的手，眼眶湿润。同时陪护在旁的还有周恩来。这个平静场景，就像是一幅油画：两极对中间势力的激烈争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共之间争夺人心的暗战已经打响。张季鸾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名流之一，毛泽东五十年代对《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作为总编，应该学学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胡适、杜月笙都是张季鸾的好友；张酷爱昆曲，常和梅兰芳、俞振飞讨论词典；他是无神论者，却和西藏达赖和班禅也结成笔友，互通书信。因此，与张季鸾保持亲密友谊，对于国共高层领导来说，具有特别的政治意义。
1941 年 9月6日，张季鸾逝世，时年53岁。国共都派出了最高规格的吊唁团：蒋介石率孔祥熙、宋子文、张群、张治中、于右任等；周恩来携董必武、邓颖超等。杜月笙也赴重庆悼念至友。当年，《大公报》初迁上海，上市头三天，发多少报纸被地头蛇买走多少，读者一张拿不到。是杜月笙出面请上海各大报老总吃饭调停，《大公报》这才在上海立足。丧礼上，杜月笙抚棺痛哭。身边人说，很少见杜老板如此伤心。
不给戴笠陈诚面子的王芸生
张季鸾去世后，王芸生接替总编辑之职。王芸生1929年为张季鸾慧眼识得，当时他屡次写文章批驳张季鸾的观点，打了几场笔仗，倒让张季鸾对这个年轻人十分欣赏，将他聘请到《大公报》。
王的才华不逊色于张，但性格比他的恩师激烈得多。他对国民党官员极为不屑，连大公报前辈吴鼎昌他都不肯与之来往，只因吴已做了官。因蒋介石喜欢看大公报，各路军政要员都想在《大公报》上露脸，不少人带红包来“买”有偿新闻，戴笠也派人来过，王芸生照例毫不客气把人轰走，把礼物扔出家门。1938年，陈诚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欲请王芸生任宣传处长，陈布雷亲自打了电话，说“这是委员长的意思，请勉强收下吧，好在只是个空头衔。”到了月底，军委会送来高额薪水。王芸生非常生气，连钱带聘书一并退还。陈诚也火了，说：“芸生先生，你不要太清高了！”
1941年12月，王芸生写社评痛批孔祥熙家二小姐用逃难飞机运洋狗和私产，并揭批外交部长郭泰祺“用六十五万元公款买了一所公馆”。此文一出，激起遵义和昆明大学师生示威游行，喊出了“打倒孔贼”、“打倒国民党”的口号。蒋介石一怒之下罢免了郭泰祺，让宋子文接替外交部长之职。至于飞机洋狗事件，后来证实是误传，《大公报》刊登了交通部寄来的辟谣信函。但当时国民政府不得人心，人们都认为这是编造的官样文章，根本不相信。陈布雷请求下，王芸生又写了《青年与政治》规劝游行的学生，文章不仅未能有效平息民愤，还在若干年后，为身在新中国的他添了一条反动罪状。
重庆谈判埋祸根
日本投降后，1945 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应蒋介石之邀飞抵重庆。《大公报》派彭子冈全程跟踪报道。她这样写到毛泽东刚出舱门的场景：“‘很感谢’，他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当记者与他握手时，他仍在重复这三个字，他的手指被纸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的，这是他的新装。”走进张治中公馆，“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陌生，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这些极富画面感的生动记述，使彭子冈在新闻界声名大振，也为她埋下祸根。 1957 年，曾经的地下党员彭子冈被打成“右派分子”，理由是，她把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写成了土包子。
9月1日一场鸡尾酒会上，经人介绍，毛泽东紧紧握住王芸生的手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希望你们新闻界的朋友多为和平宣传。”一贯呼吁和平的王芸生在社评中兴奋地写道，两党领袖“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
9月5日，毛泽东邀请王芸生、《大公报》记者孔昭恺和采访主任王文彬长谈及吃饭。十几天后，《大公报》在李子坝报馆内设宴回请毛、周、王等。席间，王芸生以比喻的形式向毛委婉提出，“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也半开玩笑地答：“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大家一笑而过。这段对话为王芸生后半生的“反革命”罪名打下伏笔。
谈判结束后，周恩来到王芸生家，送给他延安的小米、小枣和一匹呢子布。王说：“小米、小枣可以收下，衣料太贵重，我不能收，我想恩来先生是知道我们的规矩的。”周恩来便收回了衣料。
与国共双方翻脸
抗战胜利后，中共抢先武力“接收”东北，王芸生愤而写社评《质中共》和《可耻的长春之战》，谴责中共“进攻的战术，常使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炮在后面督战。”“毛先生在重庆时，曾几度在公开集会上大声地说‘和为贵’，‘忍为高’；目前这局面，试问中共究曾和了几许？忍了多少？”《新华日报》立即发表《可耻的大公报社论》回应：“……社论作者，原来是这样一个法西斯的有力帮凶，在平时假装自由主义，一到紧要关头，一到法西斯要有所行动时，就出来尽力效劳”。 如果说张季鸾的温文尔雅让国共双方都想争取，那么王芸生的犀利孤傲则让双方都误会他是对面的人。国民党的腐败问题逐渐病入膏肓，王芸生的批评也愈发尖锐。蒋介石对陈布雷感慨：“张季鸾在世的时候，《大公报》还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还是比较友好的。王芸生当政之后，尤其是现在，是在恶毒地骂我们啊。”1948年，王芸生因激烈反对国民政府勒令《新民报》停刊，激怒蒋介石，《中央日报》在陈布雷授意下骂王芸生是“新华广播的应声虫”，王芸生与陈布雷就此翻脸。
胡政之香港创业保文脉
1946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一党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中共和民盟不参加，面子上挂不住，就软磨硬泡党外人士参加。蒋在南京召见胡政之，傅斯年也在座。蒋满脸怒气，一言不发；傅斯年发话道：“政之先生！你究竟是跟国家走，还是跟共产党走，今天该决定了。”胡政之只好硬着头皮到大会签到处报到。实际上他没有出席会议，签到第二天就直接返回上海，在大公报社评委员会上说，为了大公报的存在，我个人只好牺牲。没有别的办法。
不久，潘汉年主持的《华商报》上出现一幅漫画，题为《两“胡”于“途”》，画的是胡适背着自由主义的红十字药箱，挽着胡政之。胡政之一手拿着《大公报》，一手拉着蒋中正的无头僵尸，旁边有一首打油诗：“真‘糊涂’，假‘糊涂’，为何冒死去救护？可是‘将军’头已无，请问‘胡’里与‘胡’涂。”
1947年2月，解放军由防守转为反攻，内战形势大逆转。胡政之清楚地知道，国民政府命不久矣，而他参加过伪国大，新政权也不会容他。为了继续办报，他决定复刊香港。当时国统区金圆券以自由落体之势贬值，筹措外汇极其艰难，可以说是背水一战。胡政之铤而走险，保住了《大公报》的文脉，使其在香港绵延至今。
迁至香港时，胡政之带去了一名经过严格选拔新入职的翻译，他年仅24岁，名叫查良镛。他在香港《大公报》开武侠专栏，用了一个后来传遍整个华人世界的笔名：金庸。
超负荷工作和心理压力使胡政之健康崩溃，香港创业一年之后，他在报馆病倒，1949年4月逝世。令王芸生悔憾终生的是，他不仅未能出席胡政之葬礼，连封唁电都没能发，因他当时正在解放区。
改组“反动报纸”
胡政之去香港后，王芸生坐立不安，他把自己关在家里，苦思何去何从。恰在此时，女记者兼地下党员杨刚奉组织之命，来上海动员《大公报》投靠共产党。杨刚向王芸生保证，沪津渝港四地报馆不易名，不换人，照原样出版。王芸生终于下定决心，北上平津，拼老命把《大公报》的基业保下来。行前，他专门找来《解放日报》了解情况。
此时已没有回头路。1949年2月27日夜，王芸生与柳亚子、叶圣陶、郑振铎、马寅初、曹禺等人，在乔冠华、潘汉年等人的周密安排下，登上著名的“民主之舟”——挂着葡萄牙国旗的“华中”号海轮，从香港启程赴北平。在港期间，王芸生接到噩耗：解放军攻下天津，中共中央给天津市委的电报中说道：“大公报过去对蒋一贯‘小骂大帮忙’，如不改名，不能出版。”天津大公报改组为进步日报，杨刚为党组书记，创刊号发表同仁宣言，将《大公报》批为“彻头彻尾的反动报纸”。
王芸生说，如果当年他及时看到了这份宣言，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北上。仅改名一事，已使他万念俱灰。杨刚认为，她当初“策反”王芸生假意许下承诺，是工作策略，所以她再见到王芸生时，“连脸都不红一下”。《大公报》是中国第一份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荣誉奖章的国际性报纸，西方新闻界对改组事件也一片哗然。舆论压力下，中共中央决定，上海《大公报》不易名，不改组，王芸生仍任总编辑。
1949年5月27日，王芸生和杨刚随军进入上海，两人都穿着解放军军装，头顶“八一帽徽”，踏进报社时，一直在编辑部工作的老人说：“差点儿认不出是芸老了。” 就在这一天，当年与大公报在上海并驾齐驱的《申报》，出版了第25599号后宣布终刊。6月17日，《大公报》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这篇宣言虽然署名王芸生，但经过杨刚数度“审阅”，用词和文风与她为《进步日报》写的宣言如出一辙，只是语气稍缓。
大公报，你的阴影快散吧
1952年，重庆《大公报》完成公私合营，改组为《重庆日报》，成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大公报》在大陆只余上海一块阵地。王芸生认为一份全国性的大报不设在北京恐怕不行，郑重写了一封长信托陆定一转交给毛泽东。一周后，毛泽东召他进中南海，指示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报名仍叫《大公报》，负责报道国际新闻和财经政策。毛泽东拉着王芸生的手说：“大公王，恭喜你收复失地了啊！” 报社虽北归，但社会环境已剧烈变化，全新的《大公报》作为一张社会主义财经宣传报纸，没有可能恢复往日风光。当年粪土万户侯的王芸生，脾气也不得不改变。1953年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与梁漱溟发生争执，毛在斥责梁的过程中，突然说，“当年有人不要我们另起炉灶！”列席会议的王芸生立即站起来：“这话是我说的。”然后就再没敢坐下。
1957年，《大公报》群星陨落：采写日本投降仪式的朱启平，二战战地记者萧乾，早期党员李纯青、徐盈、彭子冈均被打成“右派”；1957年10月杨刚自杀身亡；1970年，范长江在河南确山干校跳井自杀……
1966 年秋天，《大公报》停刊，王芸生下放劳改。十几年后，“文革”中停刊的报刊纷纷复刊，王芸生说：“大公报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文人论政已是明日黄花，已经没有必要恢复。”
1962年，王芸生和胡政之继任者曹谷冰合著长文：《1926—1949的旧大公报》，将《大公报》和张季鸾批得体无完肤。王芸生至死不能原谅自己。张季莺病重时曾说，“能写我的传记者，惟王芸生一人耳。”1980年，王芸生走到人生终点，在意识模糊的状态下，他手里拿着一张白纸，不住喃喃地说：“寄给他，寄给他，我的白卷……”他还忿忿地喊道：“大公报，你的阴影快散吧！”
